会宁一代人的青春岁月！

  

五十年前，甘肃省会宁县曾因毛主席的批示，而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策源地。作为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因为各种机缘，我有可能成为最了解这段历史者，今天觉得很有必要作一番回顾。

一、屈曲上山下乡路

1968年11月25日，兰州火车站锣鼓喧天，万头攒动，来自全市各中学的高、初中66、67、68三届毕业生集聚广场，参加“兰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誓师大会”，随后，分别乘坐列车各奔东西，离开城市将要到陌生的山乡村寨插队落户。我们兰州大学附中的200多位男女同学一起登上了东去定西的车厢，在汽笛拉响即将启动，送行的人们和车上的同学挥手告别时刻，有几个女生已经忍不住泪水哭出声来，于是和传染一样，车上顿时哭成一片，连乘客也跟着流泪。因为这些被学校工宣队定为下乡的同学，基本上都是被认为家庭出身不好，父母在历次运动中有问题，或者是被定为保守派站错队的人，我们中以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中科院甘肃分院等家属子弟为多，总之都是需要接受劳动改造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此在送行的人群中几乎就不见父母们的身影，同学们都有被驱赶下乡，从此再不许回城的感觉。出发前只听说是去会宁，但却不知道具体地点，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命运，忍了许多天的眼泪和悲伤，此刻全都宣泄出来了。

火车于傍晚到达定西后，大家被安排在临近公路的定西饭店。第二天同学们便按班级分别登上地区运输公司所派的七八辆解放牌大卡车，载着人和行李准备出发。车子正在发动时，只见几个客房女服务员气喘咻咻跑来拦车，说房间的暖瓶、脸盆、枕头等等不见了，认为学生们偷走了，要追赃。带队的工宣队员和老师很是生气，便和她们一起挨个查房。原来同学们走前搞了一些恶作剧，把房间的东西都藏到柜子或包在被子里了。不知为何，似乎和事前约定一样，许多房间都是如此。大家的行为显然是有气没处撒，要故意制造点麻烦。带队领导或者说押送的工宣队员本是选派的某厂工人，为此对同学们的这一行为十分反感，觉得这些“狗崽子”真是需要到农村劳动改造，非杀杀他们的反动气焰不可。检查完毕，公物毫无缺损，饭店放行。汽车便在地区接应干部带领下，朝着会宁县城方向驶去。同学们互相搀扶着，挤在卡车后车厢里，在坑凹不平的道路颠簸中，缓缓前行。一路黄尘扑面，等到会宁县城时，个个都成了土人。

汽车停在县城一处废颓的老城墙脚下，下车洗脸成了大家的一致要求，负责接待的县革委会领导只好安排，但再三强调会宁缺水，建议几个人用一盆水，大家也还听话，只是洗完的混水把会师楼前泼洒得湿漉漉一片，让接待的干部连连咂舌。这么多学生涌到当时已经拆得到处是残垣断壁的小县城，吃饭成了大问题。好在县上已有准备，早在院里支起了七八口大锅，炖好了白菜洋芋猪肉粉条，每人盛一碗，再发一个大馒头，算是午饭。难得的是每人碗里还有一两片薄薄的猪肉，饥饿的学生们此刻都如风卷残云，吃得很香。

此刻，县革委会的领导和领队师傅、老师正在研究这些学生的分配方案。据后来参加会议的人透露，县上原计划把我们安排在会宁关川河一带，考虑这些公社吃水问题不大，离县城较近，交通也方便一些，并已向下面作了安排，但工宣队领队和老师却对县上安排十分不满。他们说这些学生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家庭出身的黑五类子女，必须让他们到最艰苦的山区接受劳动改造，这是阶级感情问题，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问题。县上为此也不敢坚持，只得改变主意，决定让这批学生到离县城100多公里外的会宁西北角，土高山、刘寨和新塬三个公社插队。那里与靖远县和宁夏接壤，属最边远的干旱山区，植被稀缺，吃水困难，全靠挖窖收集雨水为生，生活环境十分艰苦。

同学们在大院里听带队老师宣布了这一安排，原则上高三去新塬，高二去土高，高一去刘寨，要求大家5、6人一组，自愿结合，迅速报名选择去哪个公社。同学们顿时乱作一团，因为出发前兄弟姊妹或要好的同学都已有约定，只有那些还没有伴的同学着急，但也很快被同学收留，组很快分好。只是大家对选择公社不知所措，又无处打听，群情很是激愤。带队者估计也感到了这种紧张气氛，态度缓和了许多，不再坚持，比如高一和初中一组女生和两组男生坚持去土高，他们也同意了。经过此番安排后，他们就此完成任务，就回兰交差去了。

于是，车队经过一番调整，满载着男女同学和行李箱包再次上路，在尘土飞扬中驶向群山。这时车上还不时唱起歌来，等车队在河畔分路而别后，歌声便戛然而止。因为我们去土高的只剩下三辆车，并离开公路钻进了一条山沟，沿沟底前行。天色渐晚，而沟里其实就没有路，带路的向导也时常犯迷糊，不得不下车在前探路。如此荒凉迷惘，车上有同学开始掉泪，天很快就黑了。汽车打开前灯，紧紧相随，前面带路者我后来才知道是土高十百户大队的文书老唐，而我们走的就是今天会宁和靖远交界的黑虎岔，那时就没有路更不通汽车。

汽车开始爬坡上山，因为天黑路窄坡陡，司机只好让大家下车，尾随而行。到无法拐弯时，还须用铁锨挖几下，才敢紧擦悬崖而过。后来因坡度太大汽车开不上去，正犯愁时，十几个社员打着手电火把扛着镢头铁锹赶来。说快到塬上了，知道这里车上不来，大队王书记让来接迎的。于是大家又一起推车，总算把车开到了叫十百户的塬上。十百户大队王凤歧书记在队部前面的场子上负责接待大家，同学们便按组分派到各社员家吃饭住宿。同时，近处的大队也已派人牵着毛驴或架子车来接，有些同学当晚或第二天就离开了十百户。

分到十百户大队有两个组，一组是以我为首和高一的三位同学，一组是高一和初中的4位女生。第二天一早，大队王书记就来找我们征求意见，他说：“这次分到十百户就你们两个组，考虑到四个女生需要照顾一下，安排她们就近在十百户塬上插队，你们四个男娃就到离大队远些的阳沟坪去吧？”我表示没意见，书记很高兴，便随即带我们启程，他赶着两匹毛驴驮上我们的行李，带领我们沿着一条曲曲折折的山路去阳沟坪。

王书记身材高大，约有一米八几，能说会道，人很精明，待我们很亲切。从大队到我们要去的阳沟坪要走30多里山路。我们一路边走边说，他向我们介绍情况说：“这哒吃水都比较困难，如果不下雨窖里灌不上水，就比较麻缠。”我们顺着一道道曲曲弯弯的山沟，好不容易走到仅有两户人家的一个地方。书记说这就是阳沟坪生产队的上沟，这附近有眼苦水泉，虽不能吃但可以洗用，窖里水也多些，不行就安排在这里吧！我一看周围再无人烟，两边都是高山，十分偏避荒凉。便说：“书记，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应和大多数贫下中农在一起，是不是到人多的地方好一些啊！”其他几位同学一时不太理解我的意图，说：“既然书记说了这里好一些，为啥不留在这里啊？”我不好明说，只是借口要和大多数贫下中农住在一起，便于学习请教。我因为是老大哥，他们也再没坚持。

于是，书记又带领我们爬上一个长坡继续朝前走，约莫有七八里路，就看到路两边稀稀拉拉有三处人家，前面小山梁后面隐隐约约还有两家院子。只见几块不大的坡地夹在高耸的山塬之间，周围土苍苍的没有一棵树，这就是阳沟坪，也是生产队所在地。据说翻过山临近沙河还有三户人家，叫头涝坝。这时队长李应海和一些社员正在队部的破窑前晒太阳，见书记领着我们走来，都跑了过来，顿时有了些人气。经过书记介绍并安顿，我只得同意在这里安家，因为也别无选择。突然至此，没有现成的居所，经队长分配，我们四人就先在社员叶树合家住宿，说等天暖后再建知青点。老叶四十来岁，夫妇两个带着四个孩子，有一个院子和三孔箍窑，是这里家境较好的人家。我们在他家吃住，晚上就和他挤在一个大炕上睡觉，他妇人带着孩子们在另一处窑里休息。

刚来几天，因为还不熟悉周边情况，尚须添置些日常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等，于是便在队长带领下，翻山越岭，到唯一的公社供销社去采购。我们下沟上塬需要走十几里，到了大寨子塬上又得走十几里，通过一个涧沟才能到公社。公社所在地叫陈家塬，院子紧邻一座破败土堡，供销社就在土堡里。我们一行在队长参谋下买了背斗、锄头、铁锨、镰刀、铁铲等，以及盆盆罐罐一应生活用品，等背上回到村里天就快黑了。一开始队里先没有派活，我们就各处走动，熟悉周边环境，并到附近知青点看看。后来队里把我们和婆娘娃娃们安排在一起，给地里背粪，其实也不是什么正经粪，只不过是牲口圈或羊圈的垫土而已。队里很穷，强劳力一天挣十分工，年终分配时才值八分钱。我们初来也不熟悉农活，只能跟着妇女娃娃们打杂，每天只能挣六七分工，这还是照顾呢！

因为根据政策，上面按知青人头给各队拨了安置费和供应粮，所以我们开始的日子也没有什么大的困难。老叶夫妇待我们如宾客，吃住虽简单但都没什么不适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炕和老叶一起天南海北的聊天。因为大家都一身疲惫，早早就吹灯睡觉了。

一周后，队里把原来放农具的两孔旧窑腾出来收拾一下，一住人，一当厨房。队里还派了一位女社员给我们做饭，按出工给她记工分，还真解决了我们几个秃小子的生活难题。稍一安定我们就给家里写信，用所带贴好八分钱邮票的信封装好，交给去公社办事的社员，让他带去投到那儿的邮箱。大约有一周左右家里才能收到我们的信，一来一去就得半个多月。

所以，等我拿到家里回信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父亲信中说，我走后大妹妹中学的分配方案下来，要让她去河西农建师建设兵团，家里考虑她还不到16岁，觉得还是设法让和我一起插队为好，这样也好互相照顾，校方也已同意，让尽快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等。另外街道也动员居民下乡，因父亲是黄埔军人，虽是起义人员，但也属历史反革命，是这次下乡的重点对象，他们让自己联系农村尽快下乡。父亲说如果你们那里接收，请务必联系妥当，并让在当地开好证明，速请假回兰州接妹妹并商定家里下乡等事。我是老大，母亲是教师，父亲当工人，还有姥姥和四个弟妹，真要下乡，七八口老小都得走，此事非同小可。我便去找大队王书记，说明妹妹和家里要来插队等情，没想到他一口答应，并开据了同意接收我家来此落户的证明。还说我们欢迎你和你家老人弟妹来我们这哒安家，这是好事，你快去快来，我们队上需要你们来一起建设新农村哩！

按规定，我又去公社请假，并开具介绍信，以防路上盘查。在公社见到了革委会主任徐存儒、秘书郭维堂和会计曹菊福等人，见到我进来都连忙起身倒水冲茶，很是热情。听我说明请假原因，他们都表示支持。徐主任说：“按县上要求，一般是不准你们随便返城的，刚来还不到一个月，你这是第一个请假的，鉴于你情况特殊，也就破例了。”路过大寨子知青点时，有三位同学听我一说，也以类似理由请了假，于是我们便约好一起结伴同行。12月18日，我们一行四人离开了土高，越过段家河上到草滩塬上时，大雪弥漫，只得顶着凛冽寒风前行，沿公路走了70多里路到河畔，再坐班车解放大卡去定西，转火车回到兰州，经过两天折腾，虽一路艰辛，总算于20日晚上又回到兰州的家。

二、一夜成名扬天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通讯报道。在介绍甘肃省会宁县城镇部分居民，包括我们这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后，在右上角毛主席语录版块中发表了伟大领袖的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又作为头条整版发布了主席的这一号召，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奔赴农村。

我是在刚从插队的会宁土高山回到兰州的第三天，忽然听到这个消息的。这使我为之一振，尤其对“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深感振奋，就像有了主心骨一般。我们上山下乡虽然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不是被遣送劳改，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谁敢不欢迎！

当年的宣传媒体，除了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是甘肃日报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所有的新闻和声音都来自这里，各单位的高音喇叭，每天反复滚动播放着同样的内容。毛主席关于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就是命令，为此配合宣传的新闻稿件连连播报，人们对听到的每一条新闻，每一个词汇和人名都出奇的敏感。父亲一天下班回来高兴的说，我们边强上广播受表扬了，厂里同志们都向我祝贺哩！插队前我曾在父亲厂里当临时工，所以大家都认识我。能上报纸并被广播电台表扬，当年很不容易，消息很快传开，我一时就出了名。

我正纳闷，邮递员老黑也在送信时高兴的对我妈说：“李老师，你们边强上报纸了！”当我打开信，才知道是王凤岐书记所写。他告诉我：“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发表后，县上十分重视，省上还在十百户大队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场大会，北京记者都来采访，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电影。你积极响应主席号召，去接妹妹和家里人下乡的事迹，新华社记者觉得很典型，准备最近到兰州采访你，让我给你打个招呼，请接信后不要外出。现在农闲都准备过春节，队里也没什么大事，你把家里安顿好可过罢正月十五再回来。”

我看完信又是高兴又是担忧，新华社记者真到家里采访，我说什么？那些广播和报纸上发表的我的所谓先进事迹其实都经过了夸大渲染，我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等豪言壮语皆非我所言，但又不能否认。人怕出名猪怕壮，父亲所谓反动军官的历史使全家备受牵连，一旦记者知道，岂不要受责难。再说我们正为家里下乡发愁，居委会时不时来催，虽然不愿走，但又不能明说，对记者怎么表态？经过一番考虑，我觉得还是在外面躲几天为好，若记者来就说去农村联系全家下乡的事情去了。父亲说他们厂正好有车要去靖远宝积山煤矿拉煤，司机老傅是他好友，可跟他跑车躲几天。于是我就坐傅伯伯的车出了门。当年从兰州到现在的靖远煤矿拉煤，因路况不好，途中须在白银区或靖远县住一宿，到矿上要连夜排队，顺利时来回也需要三四天时间。未料汽车在搓板路上颠簸，把滤油器连接柄给颠断了，只好临时用铁丝绑了绑，勉强开到了靖远县城。我们只得住店修车，我暗自高兴，这样在外就可拖延几天。这时旅店同房间住的是一位当地村干部，我便向他咨询下乡之事，请他介绍靖远条件比较好的农村，他便推荐我去他家乡靖安，并表示会关照我们，很是热情。第二天我又去县革委会找到县安置办，一位姓耿的同志接待了我，他听说我家想来靖远农村插队落户，很高兴的说：“这可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正缺少你们这样的带头人哩，非常欢迎，县上和公社一定妥善安排。”

就这样我在外躲了将近一周，当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家后，因不见有人来访，才松了一口气。至于全家下乡的事，因妹妹要和我一起走，居委会也再没来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从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后，下乡性质彻底变了，上山下乡就成了全民都要响应的号召，是件很光荣的事。加上我家姥姥是个很厉害的老太太，她对街道来催的人说，我两个孩子都下去了，只要你家和孩子也响应号召下去，用不着你催我们就走。我们抱定观望态度，家里也平静了很长时间。

利用回兰州这段时间，我找雁滩一位同学要了些菜种，又到我曾在那里画过主席像的皋兰忠和公社要了些西瓜籽等，准备带回去试种。1969年春，过完元宵节，我就带着妹妹回到了土高。这才听同学们讲起毛主席指示发表后在我们大队召开知青现场会等情。新华社和人报记者还专门到阳沟坪采访，当看到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社员们的贫困现状后，他们掏出自己随身所带的钱和粮票都送给了同学们，看到炕头的书籍，又悄悄对同学们说：再苦也一定不忘读书。从他们凝重的表情中，同学们感受到同情和怜悯，他们私下说从没到过这样荒凉贫瘠的地方。

我接着去了大队和公社，算是报到，也顺便给家寄信报平安，又到同学们知青点走走，了解我走后这里发生的事情。

原来，在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报道,并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后，会宁县城数千群众在会师楼前举行了庆祝大会，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再接再厉，努力把上山下乡工作做得更好，把斗、批、改各方面工作大大推进一步。”在土高公社各大队和知青点也都敲锣打鼓，庆祝了一番。

事后我了解到此事的原委是：1968年12月8日,《甘肃日报》在头版右侧,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一条报道，主标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引题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并在报道中说，“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对会宁县城部分居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表示赞同，给予高度评价。

结果报道登出来第三天晚上，新华社电话便打到甘肃日报社，说毛主席看了这篇稿子，认为很好，并立刻指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派人到甘肃会宁县，实地核实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准备转发全国。第二天，两名记者从北京坐飞机赶到兰州，甘肃日报领导顾立清接待了他们，便派当时撰写这篇报道的报社驻定西记者站的马振海陪同他们到会宁去进行了核实。经过一周多的调查，两位记者认为：“会宁工作真的很有特色，稿子真实反映了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就，写得没问题。”他们回到北京后，新华社就发了通稿，于是就有了《人民日报》12月22日的专稿和主席的最新指示。紧接着，在23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各省报刊都作了全文转载，全国顿时掀起知青上山下乡高潮。

1969年1月11日，根据上面指示，为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责成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在会宁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场大会，以总结会宁县知识青年、城镇居民安家落户的经验，迅速掀起上山下乡新高潮。根据新华社记者的调查和县上摸底，土高公社不仅有下乡的城镇居民和兰州知青，还听公社汇报说，有自己下乡还要带自己妹妹和家人下乡的知青，很有代表性，所以便把现场会会址定在了我所在的十百户大队。

后来我想，说过“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王秀兰大娘在白草塬四百户村落户，距县城只有60多公里，就在公路边，离河畔车站也近，为何会址不选她那里？另外，刘寨和新塬都有我们同学和下乡居民，并有公路可通，而土高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汽车无法到公社，只能开到十百户塬上，为何要选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呢？其中细节，只有当年筹备会议者知道了。

且说接到省上要在会宁土高十百户大队召开现场会的通知后，县上立刻指示公社组织民兵抢修黑虎岔到十百户塬的土路，并作了会议部署和食宿安排。会议召开前夕，十百户塬上一下开上来几十辆大大小小的汽车，老乡们头一回见这个阵势，四邻八村都来看，跟过节一样。这里老乡大都没见过汽车，还是去年冬天定西运输公司曾来过一辆拉洋芋的卡车，才见到汽车。许多老人不信司机一个人就能把那么大的车子弄上来，于是司机就请老汉娃娃们坐上车，在村里转了一圈，老汉们感叹：“还是今儿个的人能啊！”听说汽车靠油，便提来清油让车喝，惹得师傅哈哈大笑，遂成了当年这里流传的一个笑话。

随后，新华社、中央两报一刊和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等八大媒体，还有甘肃日报、兰州军区等新闻记者们汇聚到这个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的黄土塬上，省革委会和县上各级领导也光临会场，在会上发出号召，希望全国全省各地认真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积极学习会宁经验，动员广大城市毕业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并做好接待安置工作。听说所选的会宁下乡居民和知青代表，是一个随家在红湾插队的小女孩，因文化程度和紧张，教了半天连发言稿都念不下来，后来也就销声匿迹了。而大队王凤岐书记的汇报却很精彩，添油加醋把我说成了一朵花。当时甘肃日报抽调的一位工农兵通讯员就据此以《搬家》为题写了一篇报道，说我不愿在条件稍好的地方安家，坚持要和贫下中农在一起等等。文章后来发表在1969年1月22日的人民日报开辟的专版，作为回应主席月前最高指示批复地的跟进报道。篇幅虽短小，但在当时能被最高规格的党报采用，也很了不起。这位通讯员便被调到甘报社成为正式记者，直到1975年我赴西安参加全国美术创作会议时才和随行的他见面相识，听他说起这段故事。他已于90年代末在甘肃少儿出版社总编任上退休。后来，我竟然从网上搜索到这篇报道，已被北京某搬家公司放在首页，似乎作了广告。

又听同学们讲，为了拍摄电影，当时还通知刘寨和新塬的同学来参加，在临近红湾大队的一处山坡上搞了一次知青和社员们挖土造田的模拟劳动，镢头高举，铁锨挥舞，拉着架子车飞跑，一时尘土飞扬，场面很是壮观，导演一宣布停机，大家就都累得直不起腰来，躺到了地上。

在报纸掀起轰动效应的同时，各地广播、电影等舆论工具，都开足马力宣传上山下乡。会宁县由于那篇报道的原因，一夜之间变成了推动上山下乡的典型，老大娘王秀兰也因为那句豪言壮语，成为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核心人物。当时上级要求还必须树立一位知青先进代表，县上经过考察，后来将三代贫农出身的回乡知青杨光辉树为典型。后来他还成为中共“九大”代表，荣获许多殊荣，还担任了省知青办主任。“四人帮”下台后，杨曾被作为“三种人”受到审查，但鉴于他比较本分实在无什么劣迹，最后安排在省乡镇局任副局长直到退休。我曾在兰州邀请他一起相聚，说起当年他也感慨万端。

此后，我常常被公社和县上推荐出席各种会议，还参加了定西地区组织的赴临洮、会川等地参观考察科学种田等活动，成了知青先进代表。那时会宁作为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模范，县革委会专门成立了负责报道知青动态的报道组，当时有名的笔杆子毛发祥同志又专程来到阳沟坪，和我住在一起进行采访。又以《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青年》为题，在甘肃日报以半版多的篇幅，对我和妹妹插队的事迹进行了报道，于是我更出名了。

那时，我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最多的就是表示向我学习的、请教的，也有个别来信是不满或质疑的。有一封来自四川某地知青的信中说：“接受什么再教育！我这里看到的是他们的自私、愚昧、粗俗和不讲卫生，我怎么没发现他们有什么优点？”这类信我看完就烧了，省得引火上身。我也自觉没那么先进，对来信也很少回复，而这些信件后来竟然积攒了一麻袋。在那个物质极端贫乏的年代，这些纸张却解决了如厕和烧柴引火的大问题。

1970年夏，我调到公社加工厂后，因为和公社干部们吃住在一起混熟了，郭维堂秘书才悄悄告诉我：“我翻看了你们的档案，你们这些学生娃的老人家，过去都发麻的狠啊！”我才明白，原来我们档案里的黑出身材料，决定了这批兰州下乡知青谁都不可能被树为全国先进典型。我也暗自庆幸，好在当时开知青现场会时我不在场，否则又不能不说些违心的豪言壮语，是福是祸，后来如何还真不好讲呢！

三、逃荒要饭不觉苦

我和妹妹回到阳沟坪后，我仍和同学们住在一起，妹妹则去近旁饲养员老曹家，和他女儿巧巧作伴，胖乎乎的巧巧比妹妹大一岁，是老曹两口子唯一的女儿。所以队上派活她们也在一起，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我这次回乡不仅带来了各种蔬菜西瓜种籽，还带来了我在兰州置办的木匠工具，锯子斧头刨子凿子等等。因为下乡前在父亲厂里当临时工时，就想着今后谋生得学一门手艺，最终选择了木工，觉得这门手艺城乡都适用，也很感兴趣。刚好我家邻居山东人大老李就是个到处揽活的个体木匠，于是又虚心请教，通过自学摸索，掌握了一些基本技术。

天气转暖，队里开始犁地耕种，并专门安排有经验的几位社员，种下了我带来的菜籽，还在头涝坝沙河边选了一块地试种西瓜。我则承揽了队里的农具修理任务，诸如安镐头铁锨镰刀把，修补断犁残杠架子车等等，因为活计干得不错，队长和社员们对我这个戴眼镜的学生娃顿时刮目相看，都说：“这还是个匠人，今后村里木活再不用到外边求人下话了。”但是这里木料奇缺，我问队长为啥不组织社员多栽些树，他说找阴阳算过，说他是火命，试着栽过一些树都没活，就再没动过这个心思。我开玩笑说：“怪不得这里看不到一棵树，都是你迷信，我可是水命，种啥啥活，不信咱们就试试看。”

我妹妹跟着社员下地干活，不仅学会了赶骡子磨地，还学会了摇耧播种麦子，当地妇人女娃是不学这些农活的，所以她的表现也倍受社员们称赞。

因天旱无雨，一冬没下雪，队里仅有的几口水窖很快就见底了。每家只好一早就出门，担着水桶，爬坡过涧沟走几十里山路，到临近的大寨子塬上的一口窖里挑水，供做饭饮用。这时每天担水成了最大的挑战。开始我一担水要沿途休息七八次，因为在羊肠小道上无法放平水桶，休息时还得扶着捅子，防止水洒出来，再累也不能大意。每天咬牙坚持的结果，后来竟然能一口气不停步，换换肩膀就可挑到家了。我为此感慨，人命真贱，不逼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潜力。

大寨子供我们挑水的窖很快也没水了，全村顿时发生水荒。老天不下雨，看着地里引种的大辣椒、茄子等都已破土钻出地面，却因缺水有些发蔫，我在心疼中对靠天吃饭和水荒第一次有了切身体会。社员们各有应付的办法，或者去周边几十里亲戚家背些水自用，或者干脆投亲靠友，而我们只有投靠其他知青点了。此时刚好有同学返城，我就让妹妹和他们结伴回兰州了。

队友李仁俞比我低一级，是兰大子弟，我们因为在校都爱好书画成为朋友，于是他就带着初中的弟弟和我结伴一起插队。另一位丁同学则与他同班，在会宁临时分组时因为落单，被我们收留，我起先并不认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就成了患难弟兄。我因为年长又比他们高一级，自然就是老大哥了。面对水荒，仁俞说他们班在刘寨插队的同学知青点条件比较好，不如先到那里看看，先住几天再说。于是我们便过沟上塬一路打听，走了约五六十里山路，总算找到了他们知青点，但却铁将军把门，这些同学也因为水荒回了兰州。

只得打道回府，本来走了半天已经筋疲力尽饥肠辘辘，这阵更是脚步沉重，仁俞弟弟也才十六七岁，更是叫苦不迭。等路过一个村子时，实在走不动了，就靠在大路边一堵矮墙根休息。作为大哥我说咱们不行就到旁边人家要点吃的，但他们都张不开口。我只好硬着头皮敲开一家的门，只见一个媳妇正哄孩子，那孩子有一岁多，手里正拿着半块干饼子啃。我对她说：“我是插队的学生，因为饿得走不动了，有没有吃的给上些？”她一听就说：“我今儿个再没烙下吃的，就剩下这些哄娃哩！”只见她犹豫了一下，就从孩子手里夺过饼子递给了我。这时孩子顿时哭起来，我趁她转身抱孩子时，就含着泪赶紧离开了。接着又走到另一家，站在院里喊了一声，走出一个老大娘，听我说完也进屋给我拿了一个糜面馍馍。当我回到路边时，先前那个媳妇也抱着孩子过来了，见我们狼吞虎咽啃着要来的东西，她说你们慢慢吃，我再看看有没有吃的。随后，身边来了四五位大娘大嫂，有的端着酸菜，有的拿着饼子，还提来一罐水。她们说：“这些学生娃们可怜者，这会儿男人们都下地没回来，家里都还没做下吃的，先喝上吃上些，不行就住下，一起吃晚饭吧！”我们也顾不上多说什么，抱起罐子轮着喝水，手撕着酸菜就着啃馍，吃了个净光。有了力气，我起身再次表示感谢。她们说：“这没啥，现在日子难畅，家家也没有存下吃的，出门人谁没难处啊！”我们心存感激，匆匆告辞，路上谁都不说话。至今想起那一幕幕，我仍然热泪盈眶，多么善良淳朴的会宁妇女，多么让人终身难忘的经历啊！

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供应粮，虽不缺吃，但因缺水却备受煎熬。三位同学随后也借机请假回兰州了，这时队里就剩了我一个。他们走后不久，阳沟坪就下了一场大雨，老乡们叫白雨，只见黑沉沉的乌云下面，山塬白茫茫一片，雨丝像皮鞭抽打着干旱的土地，山坡沟壑溅起的尘土和雾气混合在一起，一股浓浓的土腥气扑鼻而来。队长和五六个社员提着铁锨，似乎同时冲出家门，冒着喘不过气来的风雨，跑到一个个水窖前查看进水的渠道是否畅通，并把其它地方的流水引导过来。我也加入了这抢水的战斗，对水是生命有了深刻感受。

窖里有了水，地里的活也都干完了，建知青点箍窑的事就提上了日程。其实队长已早安排两个社员在我们住地旁边挖土打了不少墍子，即用石杵夯实木框里的泥土而成的大土坯。接着全队社员集中一起，既分工又合作，先干打垒筑起三面墙圈，再采用砌碹的方式贴着后面高出的山墙，用泥巴粘附土坯砌成抛物线形的半圆环，再顺势一圈圈延伸箍出半圆形的窑顶。这样不用木梁支撑，就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居室空间，再在穹顶内外和墙面都抹上草泥罩一层细泥，在前面砌墙安上门窗，窑屋就建成了。没几天，就在原来旧窑东侧箍了一排三孔窑，我们可以各住一间。但是因为尚须一段时间阴干，加上没有门窗，也还搬不进去。

因为上面有供应知青建点的木材指标，为了制作门窗，队长、会计和我拉着一辆架子车，跑了一趟草滩塬上的物资站。我相中一根松木，直径有半米5米多长，装到架子车上把车胎都压扁了，我们硬是从塬上连拖带推从崎岖的山路上拉了下来。过沙河时，李队长脱鞋淌过还有冰碴的苦碱水，小腿被石片划破血流不止，但要借下坡之势冲过河，只见他头也不回狠命拉车，直到平处才随便包扎一下就又爬坡上路，圆木总算运回了住地。这些情景让我至今想起仍很感动，在艰难的环境中，吃苦已经不算啥了。

圆木买来，我根据需要弹好墨线，队长专门雇请邻村木匠来把它剖开，但看到他们拉大锯往往跑偏，害怕我责备又偷偷刨去墨线时，我有些生气，这不是浪费材料吗？这点木材来得多不容易，岂能糟蹋！我就给队长告状，嫌他们技术太差，决定自己动手制作门窗，省得队里再花钱。辞去木匠。于是我就成了木匠，队里按正常劳力给我记工分，我就天天单干，有时也找社员打个下手，开始给自己做门窗。逼到这步天地，我功夫真没少下，每天挥汗如雨但却练出了技术，锯刨凿锛都不在话下，还给锅台边做了一个风箱，全村人都跑来看，对我的手艺大加赞赏。

这时公社通知，让我参加定西地区组织的科学种田考察活动，先后到会川参观了省农科院在那里试种的结籽洋芋，通过培育让洋芋开花后结籽，再采集成熟的种籽，来年播种。这样就可一改原来切块种植的传统方法，既节省劳力还节省了洋芋，这让我倍感新奇。还到临洮旭东公社参观了小麦和包谷、大豆等套种的试验田，人家都是水地，庄稼长势喜人，和我们干旱山区根本没法比。当时杨光辉作为九大代表刚回来，我们一路问这问那，听他说在人大会堂开会吃不饱，几位领导就身子挡住服务员，让他偷着往口袋里装小点心等等，很快也成了朋友。经过兰州我们住在兰州饭店，我趁机回了一趟家。我大弟弟这时刚上初中，当时学校上课就是读语录，并让他们暑假时自己联系到农村劳动锻炼，我便让姐弟两个一起回乡，刚好可参加队里的麦收。

等我们回到阳沟坪，地里种的大辣椒、茄子等都已开花结果，生产队第一次给社员们分了这里过去没有的蔬菜，为引种成功我更是高兴。当我们兄弟姊妹三人参加完紧张的麦收之后，沙河边上砂地里的西瓜也都挂满藤蔓，这是皋兰忠和公社老乡给我推荐的品种，叫乱秧西瓜，俗称癞母猪西瓜，因为种植简便，不用掐秧打顶，任其生长，蔓上结的瓜大小不一，但只要到成熟期没有不甜的。住在砂地第一次种瓜的老藤看着一个个瓜蛋从开花坐果到渐渐长大，高兴得合不拢嘴。一次晚上以为谁偷瓜，爬起来去看被瓜绊倒，月光下看着碎裂的西瓜，便伸手抓了一块放到嘴里，顿时眼泪就下来了。他说：“哎呀！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的瓜。”又说：“我估摸怕是瓜熟咧，可以摘了！”于是队长带着我来到瓜地，看到满地圆圆的西瓜说，我这个火命能吃上西瓜还得谢谢你哩，今天作为奖励，你就放开吃吧！我们三人各挑了一个用拳头砸开，掏着瓜瓤往嘴里送。李队长说我这个甜，老藤说他的甜，我说我的也甜，我们互相又掏着对方的瓜瓤，对比品评着，没吃两个就脹得走不动了。这时我砸开一个拳头大的小瓜，没想到瓤子红红的，沙甜沙甜，我递给队长说：“猪娃子也好的嚓大！”老藤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队里每家都分了两麻袋西瓜，我们知青点因三人不在，仍按五个人分，就占了大便宜。看到姐弟俩用勺子挖着西瓜吃得下巴流水，我心里欣慰极了。有付出就有回报，人生价值的实现让我无比自豪，初来时的压抑感一扫而光，我和乡亲们的喜怒哀乐已经紧紧连在一起了。

四、画像种树又锯木

1969年绝对是个不平静之年，虽然在深山沟壑，但我对外界的消息却无时无刻不密切关注，因为国家形势决定着自己的命运。我们之所以忍受一切困苦，就是怀着要离开的念头，绝不甘心就这样在山沟里呆一辈子。同学们也都暗自较劲，绝不能谈恋爱，如果在乡下结婚，就意味着再没希望回城了。那时队长总是缠着要给我说媳妇，让我变脸骂了一顿，就再没提这个茬。

队里虽然不通电但却安了有线广播，除了每天上工学语录、听广播，我又常被通知到公社参加会议，听取传达上级文件，当时有毛主席指示不过夜的规定，虽地处偏僻但似乎党的声音就没断过。这年开春后，苏联在东北边境抢占我珍宝岛，我军被迫自卫还击，消息传来，我们山沟里也举行了抗议，在地头上社员们打到苏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紧接着中共“九大”召开，从公社到大队再到小队都逐级转达了会议精神。社员们其实就记住了一条，就是林彪被选为主席的接班人，“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就成了社员们天天上工前念叨的口号之一。毛主席在“九大”号召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未料7月18日却在渤海发生7.4级地震,于是公社接到上级指示又连忙部署村民防震，各大队知青成为首选的地震监测员。当时家家夜不闭户，稍有惊动就裸奔跑出门，闹了不少笑话。还没消停，上面又要求加强战备。母亲来信说：兰州开始大挖防空洞，居民也必须因地制宜在自家院子里挖洞自保，以防苏修原子弹袭来没处躲。父亲作为高级技工参加兰州人防工事，因事涉机密不能回家，家里就剩了老小四人。本想让弟弟在乡下多呆几天，只好让返兰同学带他回去。

9月下旬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成功，紧接着在西部地区也成功爆炸了氢弹。乡亲们在山沟里欢呼庆贺，李队长高兴的对社员们说：“这下好啦！听说氢弹比原子弹厉害几百倍，美帝苏修胆敢日眼，我们下个蛋他们就怂了！”但没想到国庆节刚过完，就下达了“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连我们这个偏僻山乡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我便被大队抽去学习俄语战斗口令，然后再向所属各生产队的民兵传授。经过简短培训后，我便依次奔赴各山梁沟壑中的村子，把民兵也就是年轻社员们集中起来学口令。

我念俄语：“缴枪不杀！”“举起手来，跟我走！”“我们优待俘虏！”我要求社员们也跟着一起喊。但这对基本上都是文盲的社员们来说，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对这些带着卷舌音的洋话更是难于模仿。我中学学的是俄语，而且还是有正宗俄罗斯血统的老师所教，听了我的兵们嘻嘻哈哈喊出的号令，不由得笑弯了腰。同时，我还要再三耐心解释为什么要优待俘虏、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等等政策，当然这也是遇到的普遍问题，常常搞得我哭笑不得。例如一个民兵就说：“狗日的苏修打者来，额们一镢头一个刨死算了，这么麻缠的说啥里嘛！”还有的说：“边教练，你嫑生气，额们就是挖土的命，学这些不成，把你挣死了，还是个不会。”也有的出点子说：“上头的命令不完不成，你就糊涂麻利的教，我们稀里糊涂学，你把羊羔肉、油饼子吃着，就（蹲）给三天，就算完成任务，我们绝没人告状，好不？”“这难打整的，地里洋芋还急着挖哩，人圈者这哒学球的这洋话怕没处使，白浪费光阴！”

也只能稀里糊涂的教了。我们都是建国以来接受苏式教育的高中生，看过不少苏联小说和电影等，那些凶悍的顿河哥萨克骑兵、英勇的青年近卫军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保尔柯察金等等都印象深刻，心里暗想如果真发生战争，这些农民怕还真不是对手。好在可借此机跑遍大队各村，不仅混个脸熟，也因此出名，走到哪都有人打招呼，还有人管饭，俨然成了大队干部。

回大队交差时，忽见我们每次抬着去公社开会的主席头像已经残破，周边贴的一圈红纸因为雨水浸湿，流下一缕缕红道道，这实在有损光辉形象。我就对王凤岐书记说：“我给大队画一副主席像吧！不怕雨淋日晒还可以擦洗。”王书记一听很高兴：“你还有这个手艺，那太好了，需要啥尽管说。”考虑到乡下也没有油画颜料，我就说只要买点各色油漆，再让木匠做个框子，买些白布绷上就行了。因为下乡前我曾被紧邻兰州的皋兰忠和公社请去画过忠字壁，即专门在村口路边修筑的绘有毛主席画像或语录的墙壁。那时我不仅画了主席的几幅四五米高的立像，还在公社门前画过一面七八米长、五米多高的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走在红地毯上的群像，颇受好评。而插队时我也带着油画箱，画笔色盘等一应俱全，当年油画颜料奇缺，用油漆代替也已有经验，所以对我来说画一幅两米多的像不成问题。材料很快置办齐全，我就开始画像，是曾临摹过的一幅在东方日出时主席穿着呢子军装微笑挺立的棕红色调的画像。像不到一周就画好了，社员们都来围观，这成了我们大队在公社集会时最明显的标志，后来这幅画像被公社要去放在会议室里了。

这时我们队其它三位同学都通过各种理由和关系离开乡下回了兰州，队上就剩了我们兄妹两个。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有热炕的窑我让妹妹住着，我则在隔壁的厨房用木板支起一张小床。临睡前先用柴禾点一堆火去去寒气，再赶紧钻进被窝，但到后半夜就冻得伸不开腿，只好团结紧张当“团长”。早起时呼出的冷气结成了白霜，往往把头发和盖在身上的大衣绒领冻结在一起，好在年轻火气旺，硬是挺过了漫长的冬季。

过完春节后，大队宣布成立林场，其实是在没有一棵树的荒沟里植树造林，我这个自诩水命的小知青就被大队王凤岐书记调到了十百户塬上，妹妹也随我上塬和大队四个女生合为一个知青点。我和妹妹都在林场劳动，还封了我一个副场长的职务，场长则是家住附近的郭振江，一个面目清瘦，精明能干的中年人。我们在劳动中成为很好的搭档，每天带领着从附近各生产队抽调的六七个年轻人，改造大队部对面的大涝坝下面的一道荒沟。挖梯台，修水平沟，将长满刺蒿和因水土流失冲出的道道沟渠，填平整修出条条带状梯台，以栽种树苗。我们每天挖山不止，顺着山势向下推进，看着破碎荒凉的黄土深沟被我们整治得平整有序，也有了人气，十分欣慰。开春后我又去公社和土高山林场同学那里要树苗、要树种，大家满怀信心种下了绿色的希望。

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代表林场在公社大会上的发言稿。那时的豪言壮语，要让荒山披绿装的承诺尚未实现，我又被调到了公社正筹备成立的农业加工厂。不过后来听已经担任过县长和白银市民政局长的梁汝山同志说，他是十百户秦家梁的女婿，常去那里，涝坝沟的树长得很好，到处绿苍苍的，生态也恢复得不错，鸟很多，他还用猎枪在沟里打过野兔。可是，在80年代土地承包后，竟被砍伐一光，这让我很是惋惜感叹不已。

公社加工厂是一个集中了各大队手艺人的社办企业，其实都是些木匠，主要生产农具和日用家具等，卖给生产队或社员。在那个物质紧缺的年代，木材是计划供应，生产队没有指标，社员花钱也买不来一寸木料，因此农耕器具缺乏，尤其是担负农村运输任务的架子车十分紧缺，而家家日常必备的桌椅板凳和箱柜门窗等更是无处可买。公社觉得组建加工厂事在必行，曹家川的张师傅在当地名气最大，俗称“三张师”，担任厂长，我则担任副厂长兼会计，还有何、梁两位师傅和张师的徒弟苏功权。我们五人就在公社门前的一处旧院子里安营扎寨，成为土高公社历史上第一个手工业生产组织。三位师傅住在厂里的一孔窑里，苏住他附近的苏堡家里，我则在公社院里和机工站开拖拉机的傅师傅住在一起，我们和公社领导一起开伙吃饭，我第一次有了每月30多元的工资。

厂里首先翻修和加盖了公社的会议室，接着修建了陈塬学校的几排教室。乡里木匠都还兼泥瓦匠的手艺，砌墙箍窑建房都是行家，我虽是初学，但这都是花力气的粗活，也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当时每天最累的活就是砌墙，我蹲在用土坯一层层砌起来的高墙上，左手接着下面抛上来盛满泥的铁锨，右手的瓦刀再把泥刮下来，随即又接过抛上来的尺把长的墼子坐在泥上，就这样冲下面喊着：“墼子一片泥一锨”，反复不停一口气直到把一堵3米高的墙砌起来。除了吃午饭下墙能稍休息一会儿，一上墙就是三四个小时，等天黑跳下墙来腰疼的就躺在草堆上不想动了。

乡里匠人脾气犟，三张师脾气更暴，三句话不对就骂人，大家都怕他，但却对我很抬举，从来没说过一句重话，我对他也很敬重。我的手指头因为泥水浸泡，都裂口子淌血开了花，一握瓦刀泥抹就钻心疼，张师看见后从他家带来些猪油，每天收工后他点着刨花让我抹上用火慢慢烤，这样天天坚持，才有了好转。

在加工厂，匠人们互相都有点不服气，个性一个比一犟，三张师的话常常让大家受不了，意见很大，所以我就充当了和稀泥团结大家的润滑剂，遇事一起说说笑笑，虽然劳动强度大，但每天都很愉快。我们伐过树，运过木材，做过架子车、炕桌、箱箱柜柜，甚至棺材等等。但最磨人的是拉大锯，一次剖一根合抱粗的青棡木，因为木质很硬，是做架子车辕条的最佳材料，未料我和苏师两个锯了一天，还都没剖开。那时就想如果有台电锯多好，要省多少事啊！三张师对我说：“你说的电锯我见过，咱们这哒没电，只有牙咬上慢慢锯，没有锯不动的木头。”我硬是耐着性子坚持到底，总算把圆木剖成了一根根方木。在最无奈的坚持中，不厌其烦的重复着单调的劳作，我的性子因此磨练得柔韧执着，这使我受惠终生。

年关又到，我决定在乡里过年，春节期间公社灶房停火。周围乡亲们知道我一人看厂子，每天吃饭时候都有人来请，苏师家杀年猪也请我去吃肉，那年头有肉吃很不容易的。后来三张师又接我去他家过年，管吃管喝，对我和自己的孩子一样，让我这个刚二十出头的后生倍感亲切。

1971年春节过后，靖远煤矿来公社招工，点名要知识青年，因为我在公社，就顺理成章成为招工临时负责人，经我推荐，大部分同学都离开土高，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加工厂师傅们都舍不得我走，三张师拉着我的手说：“别走了！我给公社说说，把你的工资再提高一下行不？你一走，我们几个尿不到一个壶里，咋办呢吗！”看着老人家眼里的泪光，我心情沉重，但却只得告辞，我们苦熬不就等着这一天吗！

后来，听说我走后几个匠人打起来，加工厂解散，三张师不久也去世了。我在煤矿身不由己，也再没有回乡看看他们，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只有借此文表达深深的怀念，感谢乡亲们对我困难时的关怀；深深怀念土高山，那曾是我挥洒汗水，人生起步的地方。

五、难忘会宁情如故

虽然我在会宁土高下乡只过了三个年头，才两年多时间，度过了二十一二岁的青春岁月，但对我来说却是与劳苦大众相濡以沫，经受艰苦考验，磨练意志，坚定信念，终身难忘的生活经历。因此，会宁成为我始终牵挂的地方，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尽一己之力，回报第二故乡。

说来也巧，我在靖远煤矿参加工作后，因为绘画专长等常被矿上借调筹办各种展览活动，或参加省上的美术创作学习班等等，曾当过甘肃日报通讯员，也因此结识了省上很多文艺新闻界人士。文革结束后，曾写过“我们也有两只手”那篇报道的记者马占海同志因受到“三种人”审查，先被安排在兰州阿干煤矿报道组，随后又调靖远矿务局宣传部，在一起说起当年事，不尽唏嘘。写过我长篇报道的毛发祥同志后来调省委给领导当笔杆子，也仕途生变，曾在省上某银行任工会主席。正是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不少当年的内情，风云变换，人生浮沉的确令人感叹。

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到才恢复成立的白银市筹备文联，首先就到会宁县调查摸底，了解文艺人才。先后调两位会宁文艺青年到市文联，还协助指导各县区成立文联和协会组织。为辅导文艺创作，作为刊物主编，去会宁举办书画摄影展览，组织文艺演出，召开文学创作笔会等活动，通过举办讲座征文改稿，结交了一大批会宁的文艺人才，有些后来还成了省市著名的诗人画家等。

作为当年老知青，我曾和一起插队的女同学，时任兰州晚报副总编的马国璠重返土高山，在市民政部门配合下，向土高乡陈塬中学捐赠了一汽车的学生练习本、成套的音响设备、彩电等。多年来我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协调土高乡扶贫脱困，为捐资办学、通电架桥等提供支援，解决了一些村社多年的困难。我在白银市时，凡是土高乡上领导或乡亲们来访，我和老伴都会热情接待，对一些生活困难者定会解囊相助，协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同时，因为我老伴和大弟弟也都是插队知青，又先后任副市长，在分管的工作中，对会宁也情有独钟，能够体恤民情，为会宁经济振兴、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爱国主义基地建设等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扶持。

社会在变，人也在变，会宁也在时代文明的大潮涌动中，一步步走出困境。作为当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策源地，会宁如今似乎是作为一种补偿，成了全国闻名的高考状元县。那里的艰苦环境，可以坚定你改变命运的决心，那里醇厚善良的民风，总让人迷恋怀想，作为我人生的驿站，虽匆匆而过，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已化作我永远的情结。（边强）

——2018年10月6日于兰州

【作者简历】

边强 祖籍河北河间，1948年生于西安，曾是在会宁插队的兰州老三届知青，后招工到靖远煤矿当过木工、宣传干事、干部学校教师等，后考入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白银市，曾任市文联及市美协主席等。本世纪初调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副所长至退休。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省作家、美术家、摄影家、文学艺术评论家协会会员，省工艺美术协会名誉会长。

多年来在从事文艺宣传和文物考古工作中，坚持文艺创作和历史研究，诗文书画摄影作品等都曾入选发表于各级展览报刊，荣获奖励被国家收藏。曾任《中国工艺美术全集·甘肃卷》主编，编办《现代摄影》《甘肃摄影》《甘肃黄埔》等刊物，编拍过反映红西路军女战士题材的电视剧《远方星》，出版有《白银风光》摄影画册和学术专著《甘肃关隘史》等。

来源：知青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