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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下老中农

 阿里木杜 2022-08-30 发布于广东

贫下老中农

梦萦秦望山系列十四

《梦萦秦望山》是我早年的作品集,记叙了我少年、青年和晚年的生活状态。在亡妻郭敏琍支持下曾经印刷了150本。还有少量留存。现在敏琍离我而去,倍感凄凉孤独,意欲把作品集的文章分别发布到公众号“梦萦秦望山”上,以寄托我对敏琍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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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落户回杭探亲路径哈尔滨

毛泽东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一次屯里开会,张队长说:“贫下老中农们。”把大家都逗乐了,从此我们知青就把“贫下中农”喊成“贫下老中农”。

初到东凤阳大队,队里党支部就召开了知青会议,其中重要一条是叫我们认识队里的“地、富、反、坏”。当晚在队部把屯里叫“老井家”的地主喊来让我们知青认识,以便和他划分界线。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所谓的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并不特别的仇恨,在讲到阶级斗争的公开场合,地主们是要低头的,但是在平时,一概称兄道弟。当时“老井家”并不当一回事,在台上东看西看毫不在意,我气愤之下上去打了“老井家”一下,日后屯里就传来知青“邪火”的说法。

东北的阶级划分和南方不同,不是以土地的多少计算,原因东北的土地实在是太多了,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开垦。阶级成分是按财产计算的。我们的房东周跃文因为在土改前,家里有六七匹马被土匪抢走了,所以成了贫农。前面讲到的李文义也是因为父亲抽大烟抽穷了,成了贫农。

东北还有一个怪现象,划分成分是看爷爷而不是看父亲的,这是因为土改时间太早,那时的爸爸辈还没有到划分成分的年龄。因此我们有些知青虽然父亲是革命干部,爷爷却是地主,所以在当时也被划入地主子弟的范畴,对他们来说是受到了奇耻大辱。不过那些干部子弟最后还是因为父亲的关系大都调入部队,离开了农村。

我们东凤阳大队有位支书姓王,据说是土改时的带头人,屯子里对他很尊重。我们得知王支书时他已经生病得不轻了。我们一队和二队的知青筹划以后,决定用我们自己的钱送王支书到哈尔滨去治病。我们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由同学徐小棣送他到哈尔滨治病。但是由于他病得实在不轻,最终医院说治不了了,再接了回来。不久王支书去世,王支书的三哥,人称“三大爷”对我们知青非常感激。三大爷住在福利屯,是铁路的最后一站,许多知青回家时都到他家借宿,回来时的包裹也寄到他家,有便车再去他家取。

东北人实在,对知青也很关心。我的房东大嫂常常和我拉家常,有时候一拉可以拉几个小时。秋收时,我因为生得瘦小割黄豆落在队伍很后面,有几个屯里的小伙子会帮我把剩下的黄豆割完。到了端午节,房东大嫂会把几十个煮鸡蛋送给我。

有一次,拉高粱秆的马车突然抬起来把我压在车尾,再压下去就会把我压死。这时被队长徐贵看到了,他大喊:“快赶马车!蒋遂被压住了。”车把式大鞭甩起,马车朝前一冲,车尾抬了起来,我才免于被压,想起来非常后怕。

夏天铲地,队里说南方人会挑水,就安排我干送水的活,其实也是照顾我。

实在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并无多大的意义。首先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在屯里并无明显的区分,有些地富子女在屯里还是人才,往往干一些技术活,如木工、瓦工、播种等等,有些地富子女因为有些文化,还担任小学的教师。

农村人由于受小农经济的影响,一般比较贪小。有时他们看到我们手里有他中意的东西,会开玩笑说:“给我吧?”,如果你也笑说:“给你吧?”他就毫不客气地把东西取走,我就上过这样的当。

上面说到的三大爷,当包裹寄到他家后,往往会掉东西,其实也是被他取走了。不知道其他的知青是否这样认为,反正我是从来不寄东西到他家的。有一年他说要我回家给他带几双皮鞋,我情知他不会付钱,就没有给他带,回来后他很不高兴,嘴里骂骂咧咧,我暗自好笑。

知青中有许多人为了和贫下中农搞好关系,常常到他们家串门,我生性腼腆,不喜交际,从来是不去串门的。有贫下中农在知青回家时要知青带这带那,但是钱总是一概不给的,带的东西有吃的也有穿的,最多是的药品“镇痛剂”。起先我们不知道,原来“镇痛剂”里含有吗啡,多吃了会上瘾。东北农村直到1949年后抽大烟的人还是很多,多吃“镇痛剂”可以代替大烟,有的知青就不知不觉成为传播“毒品”的人。前面说到的王支书就是抽大烟把身体抽坏的。

南方的小吃比较多,知青带去后也给当地农民品尝。最有趣的是他们吃山核桃,说是那么好吃,怎么就咽不下去?原来他们把山核桃的壳和肉一起吃下去了。牛肉干他们叫不上名字,就叫“那个越嚼越有味的”。

农村文化生活贫乏,有一次屯里的军放电影《红色娘子军》。男女老少都去观看。看到女兵们穿着短军裤,大姑娘小媳妇大惊,说:“哎哟妈呀,怎么穿大裤衩子?”

农民在田间地头劳动,最喜欢说黄段子,现在叫“性骚扰”,是一种原始的发泄吧。有时也动手,一次一群小媳妇把一个老农摁在地头,扒下裤子,撒了一把土在他裤裆里,老农嘿嘿地直笑。

农民好赌,屯里治保主任的家里就设赌局。田间地头,休息的农民就用纸牌赌博,但是一般输赢不大。有一位农民说那年他赢了七八百块钱,到北京等地做了一次旅游,算是物有所值,不义之财做了正当的用处。

说了这些,也许有的知青会有不同看法,给我带上个“污蔑贫下中农”的大帽子。但是我这人从来是报忧不报喜的,说实在的我并未感觉到贫下中农再教育给我留下什么精神财富。有的知青反倒是偷鸡摸狗,被村民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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