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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贞观政要》历代影响较大，学界向来重视关于该书的研究。目前关于《贞观政要》对高丽和朝鲜王朝的政治影响相关考察较少，本文以此角度切入，对《贞观政要》的既有研究进行了补充。高丽初年，《贞观政要》传入朝鲜，在末年多次用于经筵，但并未达到劝诫君主、复兴高丽的目的。到朝鲜王朝，该书逐渐成为朝鲜君臣重视的经筵进讲典籍，是英祖和正祖时期其时治国理政的思想源泉之一。最后作者认为，透过《贞观政要》被阅读、注解、刊印和传播的过程，能够观察中国史籍和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深入理解东亚视域内书籍的阅读与知识的传承。 摘要 高丽初年，《贞观政要》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重视，高丽国王令大臣对其进行注解，后来多次用于经筵。朝鲜王朝时期，《贞观政要》更受青睐，成为国王经筵进讲的重要书籍，并被注解、刊印。英正时代，《贞观政要》成为帝王教育的教材，英祖和正祖借其讨论君臣之道、评价贞观君臣，以反思朝鲜王朝存在的问题，将书中的“任贤”“纳谏”等治国理念用于指导政治实践。《贞观政要》在朝鲜半岛的际遇，既源于贞观之治的影响，也与英正时代的政治诉求有关。 作者简介 袁昆仑，河南项城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中韩史学交流、历史文献学。 关键词 《贞观政要》；高丽王朝；朝鲜王朝；英正时代；中朝文化交流 文章来源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54-63页。 《贞观政要》成书后，最初未受重视，后渐渐被推崇，宋朝时已用于经筵，辽、西夏、金、元等政权又将其翻译成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和八思巴文后进行刊刻。四库馆臣评价称，“太宗为一代令辟，其良法善政，嘉言微行，胪具是编，洵足以资法鉴。前代经筵进讲，每多及之”。因此，该书历代影响较大，备受研究者重视，但对其在高丽和朝鲜王朝政治影响的考察，则较为缺乏。笔者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略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贞观政要》传入朝鲜半岛 《贞观政要》在唐玄宗时未受重视，至唐文宗时，始有一定影响，史称：“初，帝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受其影响，“文宗读《贞观政要》，思(魏)征贤，诏访其后”，魏征后人壡被荐为右拾遗。宋元明时期，《贞观政要》更受重视，被多次刊刻，并用于经筵。传入辽、西夏后，被翻译、重 刻。元吴澄评价该书称，“圣世亦重其书，澄备位经筵时，尝以是进讲焉”。《贞观政要》随着中外文化交流传入朝鲜半岛，受到当地人青睐。 《贞观政要》具体何时又如何传入朝鲜半岛，因史料缺乏，无法确知。据《高丽史》记载，光宗元年(950)，“春正月，大风拔木，王问禳灾之术。司天奏曰：'莫如修德’。自是，常读《贞观政要》，建元光德”。这是《贞观政要》在朝鲜半岛文献中的最早记录。此处将《贞观政要》与“禳灾之术”“修德”及“建元”相联系，表明该书在当时的政治效用。成宗元年(982)，上柱国崔承老又仿《贞观政要》，摘录高丽“五朝政化善恶之跡，可鉴可戒者，谨条奏以闻”，劝诫成宗。 高丽末年，《贞观政要》多次用于经筵。忠穆王昕(1344—1348年在位)即位后，“赞成事朴忠佐讲《贞观政要》，又言燕昭王筑黄金台，迎郭隗之事”，受到忠穆王赏赐。王昕统治时期，高丽既要应对元朝的干涉，也需缓和国内日益尖锐的矛盾，因此他积极改革弊政，以图中兴。《贞观政要》是“贞观之治”的反映，黄金台是燕昭王为招贤纳士所筑，二者所反映的政治状况正与王昕诉求相契合。因此，朴忠佐在经筵中进讲，有明显的政治指向，借书和人以支持王昕改革。此后王禑( 1374—1388年在位) 和王瑶(1389—1392年在位) 时期，《贞观政要》都用于经筵，朝鲜王朝开国功臣权仲和、郑道传等曾在经筵中进讲该书。 作为朝鲜开国国王的李成桂，也非常喜欢《贞观政要》。高丽末期，他将是书献于国王，令经筵官进讲。在取代高丽后，四年(1395) 令儒臣校进《贞观政要》，七年，“令侍讲官裴仲伦讲《贞观政要》”。睿宗(1468—1469年在位) 时，工曹判书梁诚之请求睿宗开经筵，先讲《通鉴》，后讲《大学衍义》《自警编》和《贞观政要》。继其后的成宗(1469—1494年在位)，多次在夜对中令经筵官讲《贞观政要》。如成宗三年(1472)的一次夜对： 御夜对，讲《贞观政要》，至“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上曰: “炀帝固为无道，然当时人臣知其非而不言，岂得为无罪?”侍读官郑徽对曰: “表正则影直，君明则臣忠。裴矩之忠佞，足为明鉴。”检讨官蔡寿对曰: “其君虽恶闻直言，人臣当不避鼎镬，敢言可也。若何曾之退言于家，岂人臣之道哉? 然人君不好闻其过，则人人争为谄佞，折槛、牵裾者鲜矣！” 此次进讲从何处始，《成宗实录》未载，但终于《贞观政要》卷三“论君臣鉴戒”篇“贞观四年，太宗论隋”节。主要内容是讲炀帝时的一桩盗窃案，该案致二千人被捕，并被判斩决。后虽查明仅九人可疑，但监斩官认为炀帝已令斩决，遂全部“并杀之”。此处重点在于太宗告诫魏征等人，希望他们善始善终，敢于匡谏，如此君臣勠力同心，以达致治。从讨论可以看出，朝鲜经筵官将重点转移至君主身上，认为“表正则影直，君明则臣忠”，若“人君不好闻其过，则人人争为谄佞”。因此，经筵官是借《贞观政要》劝谏君主，指明其应有的品行。成宗时期，“日三进读经史”，“夜又召对，终始不倦”，“国有大事，必与大臣详议处置，令朝臣轮对，问以朝政得失”，史臣认为其“深仁厚泽洽于一国”。成宗处理政事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受到《贞观政要》等史籍的影响。成宗时代，政治较为宽松，文化获得进一步发展，这应与《贞观政要》等经史书籍所传递的为君之道有一定关系。 壬辰战争后，为尽快恢复生产，经筵官曾建议宣祖仿《贞观政要》例，于朝鲜王朝实录中，抄出“祖宗朝良法美规”，用于“修举废坠”。仁祖(1623—1649年在位) 时，崔有渊上疏劝仁祖，“《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罢朝之暇，拱手而读”，则“一政一令，无不体认”。但左议政李景奭疏中则称“惜乎此书，今无传焉”，据此推断，官方所藏可能毁于壬辰战火。随着后金崛起，出现频繁战事，朝鲜与明朝之间陆路交通被阻断，严重影响双方的人员往来，《贞观政要》此时很难再传入。因此，17世纪前期的《朝鲜王朝实录》和《承政院日记》等史料中，未见进讲《贞观政要》的记载。 随着清朝建立及其与朝鲜宗藩关系的稳固，双方人员往来渐多，至肃宗(1674—1720年在位)时期，有关《贞观政要》的记载渐多，故该书可能在清初再次传入朝鲜。肃宗元年十二月，“上下《贞观政要》一帙于政院。仍教曰：'太宗之从谏弗咈，闻过必改，善始克终，可观于此，予未尝不再三拳拳也。令校书馆，以活字刊进’”。政院即承政院，有承旨六人，是朝鲜王朝负责上传下达的重要秘书机构，除此之外，承政院还有劝谏国王、监督百官等职责。肃宗将《贞观政要》下于承政院，表示“予未尝不再三拳拳”，是希望承政院诸臣像贞观诸臣一样敢于劝谏，而自己要效法唐太宗，闻过能改，以实现朝鲜王朝的复兴。同时，儒臣也认为“《政要》中，多有可法者”，希望肃宗能够效法，并以太宗“惭德为戒”。经筵参赞官丁昌寿在读《贞观政要》后，以唐太宗虚怀纳谏、魏征知无不言为例，劝肃宗不能仅有“好谏之名，而无用谏之实”，对于忠言应“纳而用之”。因此可知，《贞观政要》在肃宗时期受到君臣重视。 综上可见，《贞观政要》在高丽初年已传入朝鲜半岛，并在末年多次用于经筵。其目的应是借贞观之风劝诫君主，以实现高丽复兴，但因当时君主或年幼、或昏庸，并未达到目的。朝鲜王朝时期，该书继续用于经筵，成宗与经筵官有多次讨论，肃宗将其置于承政院，以期诸臣效法贞观之臣。壬辰战争期间，官方所藏毁于战火。清初，随着双方宗藩关系确立，《贞观政要》再次传入朝鲜半岛。总之，从高丽王朝至朝鲜王朝，《贞观政要》不断被用于经筵，成为朝鲜君臣重视的典籍。 二 对《贞观政要》的注解 随着《贞观政要》广泛传播，评论者渐多，由唐至元超过二十家。元至顺四年(1333)，戈直重新注释，并将唐宋元各家评论汇集起来，置于每一节之末。如卷一“论君道”篇“贞观二年”节后，将范祖禹对唐太宗和魏征问答的评论，以“范氏祖禹曰”的形式置于其末，又以“愚按”方式进行评论。此本刊刻之后，称“戈直集论本”，并成为流行本，传入朝鲜半岛。 在戈直集论本之前，高丽睿宗(1105—1122年在位) 已令大臣注解《贞观政要》，据记载： (王) 宴清讌阁，谓学士等曰: “朕尝览《贞观政要》，太宗曰: '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凤凰，何异于桀纣。’斯言至矣！庶几景行！”遂命金缘、朴景仁及宝文阁学士，注解《政要》以进。 睿宗名俣，字世民，是高丽王朝第16位君主，在位期间，以崇儒好学著称，清讌阁是睿宗与学士讲论经籍之地。文中《贞观政要》内容为卷十“论灾祥”第一节，是唐太宗对“盛世”与“祥瑞”关系的认识。王俣认为唐太宗“斯言至矣”，且“庶几景行”，于是命人注解《贞观政要》。此时为宋政和六年( 1116) ，因此，高丽对《贞观政要》的注解，早于戈直集论。高丽王朝的注解，乃国王直接指令，更直观反映该书的政治效用。此后又有仁宗元年( 1123) 时尹誧注释本，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时郑浑和张志道的校正本等，但均已不存。 至朝鲜世宗李祹(1418—1450年在位)时，又令人注解。“世宗因高丽金仁存注解，命集贤校理韩启禧等毕纂。”其过程以及与金仁存注解本的具体联系，笔者搜寻相关史料，也未见有记载。此次注解，并未完稿。而且，除韩启禧等人外，还有后来的朝鲜世祖李瑈(1455—1468年在位)。他即位后继续注解，并称: “《贞观政要注解》及《功臣戒鉴》《文宗实录》修撰，予尝掌之。若《政要》，予当考定，《戒鉴》《实录》，今方多事，未暇披阅，可令河东府院君主之。”可以看出，世祖本打算亲自考定《贞观政要》， 因“今方多事”，才交与河东府院君等人。河东府院君即郑麟趾，字伯睢，号学易斋，是朝鲜王朝初期著名的性理学者，曾参与撰修《高丽史》。李瑈发动“癸酉靖难”时，郑氏因功被封河东府院君。此后，他对注解事又作吩咐，“予尝受上王命，注《贞观政要》……但今注《政要》，与唐宗异也。然庶务甚繁，不暇及也，尔等其毕注以进”，足见世祖十分重视。此次注解成稿之后，很快被刊印，即“乙亥字”本。此本现存卷五一册，其中“论仁义”篇全失，“论忠义”篇缺“冯立，武德中为东宫率，甚被隐太子亲遇”十六字，其余内容全。 乙亥字本《贞观政要》，应是参考戈直本而成，以成化刻戈直集论本对照，可见二者注解多有相似之处。如对“论忠义”篇中“冯立”一节部分内容的注解: (前接缺字) 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叹曰: “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于是率兵犯玄武门，苦战杀屯营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数之曰: “汝昨者出兵来战，大杀伤我兵，将何以逃死?” 此段乙亥字本共注三处: “难”后，“难，去声”； “敬君弘”后，“敬，姓也。《唐书》: 君弘以屯营兵守玄武门，与中郎将吕世衡出战，皆死”；“何以逃死”后，“数，上声”。戈直本亦注三处: “难”后，注“去声”；“敬君弘”后，注“绛州人”；“数之曰”后，注“数，上声”。经对比发现，乙亥字本和戈直注解之处几乎相同，内容略有不同，其中第二处差异最大。而通观两本对卷五注解，此类现象不在少数，因此，世祖注解时应是参照戈直本而成。 在内容和注文上，两注本也有诸多不同。首先，存在文字不同现象，如乙亥字本“天下为心”，成化刻本则是“天下为公”。“冯立”一节中，“秦府护军尉尉迟敬德乃持元吉首以示之”一句，乙亥字本为“秦府官属乃传元吉首以示之”。最多一处为“论公平”篇“贞观十一年，时屡有阉宦充外使”一节，乙亥字本少“事发，太宗怒”及魏征进言等七十字。据韩国学者统计，此类不同之处达74条。“戈直对吴兢原书所作的'手术’不仅只是简单的'合之’'分之’，他还做过较多的增删。”因此，可能世祖注解的底本与戈直本不同，才有这种差异。朝鲜王朝后期的印本，以戈直本为底本，便再无此现象。 其次，乙亥字本的一些注解，不见于戈直注释。如“论忠义篇”第三节： 贞观二年，将葬故息隐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征与黄门侍郎王珪请预陪送，上表曰: “臣昔受命太上，委质东宫，出入龙楼，垂将一纪。 此段中戈直本无注，乙亥字本注两处: 一在“曰”后，注“预，通作与”；另在“一纪”后，注 “太上谓高祖也。建成为太子时，魏征为太子洗马，王珪为太子中舍人，迁太子中允，垂几及也。十二年曰纪”。乙亥字本对字、词、人物和史实进行补充解释，这种情况较多，也注解地理、官制等，其目的应是补充史实，利于朝鲜君臣理解。同时，乙亥字本还详注经典出处。如贞观十一年，魏征称赞唐太宗“天姿英睿，志存泛爱”，朝鲜儒臣对“泛”的字音和字义进行解释，然后将《论语》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注于后。又如卷五最后一节，有“人无信不立”句，戈直本仅注“并孔子答子贡之辞”，乙亥字本则将全文注出。 乙亥字本之后，朝鲜王朝未对《贞观政要》再作注解，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与中朝之间文化交流日益加深有关。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渊源已久，新罗曾派遣大量留学生入唐学习中国文化，唐以后，中国虽进入五代十国及宋、辽、金对峙时期，并未阻断高丽王朝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学习。但是，高丽王朝延续新罗的崇佛之风，使得佛教在当时占据重要地位，史学并未引起重视。儒学作为高丽治国的指导思想是逐渐发展的，至 12 世纪迎来兴盛期，但存在重经现象，刊经与讲经盛行，史学发展缓慢。至12世纪中期，金富轼编纂《三国史记》，将儒家历史观融入其中，突出史学的自主意识，朝鲜半岛史学逐渐发展起来。崇佛、重经及史学意识的淡泊等，造成高丽王朝对中国史实了解不足。朝鲜王朝初期，虽与明朝确立宗藩关系，双方交流增多，但朝鲜仍处在学习和吸收阶段。因此，为便于理解《贞观政要》，高丽和朝鲜初期需要对其进行注解，且需详注史实。高丽末期，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相关史籍如《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一并传入，随着朱子学的发展而受到重视。李氏王朝建立后，对史学非常重视，史臣地位得以提高，因此，李朝五百年间，史学非常发达。相关史书如《史记》《资治通鉴》等，成为经筵史籍，在朝鲜王朝产生重要影响。朝鲜王朝中后期，借助相关史书，其对中国史实的了解渐多，不再需要靠注解去理解《贞观政要》的内容，所以后来虽多次刊刻，却未再注解。 从高丽至朝鲜《贞观政要》被多次注解，在同类著作中无出其右者，这应与此书的政治效用有关，也表明对其重视。在这些注解活动中，多是国王直接下令，反映了《贞观政要》作为“帝王学”书籍的重要地位。朝鲜世祖之后，因朝鲜王朝对中国史实了解加深，未再注解，乙亥字本也几乎失传。可见，高丽和朝鲜王朝对《贞观政要》的注解，是中国和朝鲜半岛文化交流逐渐加深的重要见证。 三 《贞观政要》与朝鲜的“英正时代” 1720年，朝鲜肃宗去世，景宗继位四年也病逝。李昑( 1724—1776 年在位) 、李祘(1776—1800年在位)相继成为国王，此即英祖和正祖。他们推行“荡平策”，重视学术文化发展，朝鲜王朝出现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局面，被后世称为“英正时代”。重视史籍的教化、鉴戒作用，是“英正时代”得以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贞观政要》作为反映“贞观之治”的重要典籍，具有很强的政治效用，也受到重视。 英祖三年(1727) ，进讲《皇明通纪》时，经筵官即认为《贞观政要》一书“善者可师，惭者可戒，不害于实德为政之道”。四年，检讨官申致谨以《贞观政要》和《陆宣公集》为人君鉴戒之书，劝英祖“间或留意而澄省”。此后，经筵官多次提及《贞观政要》，认为它是“贞观之治”的真实反映，希望英祖能常读。在此情况下，《贞观政要》很快被纳入经筵进讲书籍中。十年四月，英祖令刊印《贞观政要》，七月定《历代名臣奏议》进讲后，“以《贞观政要》继讲”，并吩咐芸阁快速印出。十一月，因召对《历代名臣奏议》中有误字，英祖对刊印事再叮嘱，“《贞观政要》进讲时，如有误字，则当依旧典论罪之意，各别申饬于芸阁”，月末，侍读官金尚星请以“悬吐”方式讲该书，英祖从之。十二月二十日开始正式进讲，至十一年二月进讲结束，侍讲官吴瑗劝英祖，“其中有可取者，有可戒者”，希望英祖“此心常存，俾有实践”，使“言不归于空言”。之后奉朝贺李光佐又建议进讲《贞观政要》，英祖也认为“其书多有可观处”，并言“予每愧今日治道，视其时，远甚矣”。二十一年，副校理洪益于疏中认为，“听延英之论，莫如读太宗之《政要》”，劝英祖常读。 英祖二十五年二月，以世子代政，期间多令儒臣读《贞观政要》。三十八年五月发生“壬午祸变”，世子被囚禁致死，英祖重新理政。此后英祖又令进讲，因其年逾七十、年老体衰，使得进讲过程较长、讨论较少，多令“悬吐”，且多次出现令儒臣“复读”的情况，如卷二“纳谏篇”复读二次，卷四三次。“纳谏篇”二次进讲与英祖重视纳谏有关，而卷四内容多鉴戒太子，与“壬午祸变”后英祖更加重视后继者的教育有关。 《贞观政要》还被用于英祖时期世子、世孙的教育。“壬午祸变”后，英祖经筵时常令世孙陪伴，并亲自为世孙讲解其中的治国之道。受祖父影响，正祖也非常重视《贞观政要》，从十三年(1789)五月至二十四年(1800)去世，该书多次用于正祖经筵。有一些篇章，正祖令召对之臣反复进讲，如卷二“论任贤”“论求谏”“论纳谏”共进讲三次，足见正祖非常重视。英正时代进讲《贞观政要》，君臣会详细讨论，所涉内容十分广泛，笔者将其归纳为四点。 第一，借《贞观政要》以自省、自恧、自励，并与贞观君臣对比。英祖“在东宫时，常非太宗”，认为太宗假借仁义，但即位后“观《政要》”，认为太宗“盖有爱民之实心”，因此，“反省于身，实愧唐宗”。《御制自省编》是英祖所著一部反映其读书心得的书籍，其言“览贞观之政要，考凉德之御国，其不及者多矣！自此以后，心自恧焉，不敢更非也”，此种“心自恧焉”的心境贯穿于英祖读《贞观政要》之始终。晚年进讲时，英祖常与唐太宗及“贞观之治”相比，并感“自恧”，“唐太宗，即唐之中主，而其致此。今予近五十年临御，刑措之效漠然，予自恧焉! 唐宗岂不笑我”。在为刊刻《贞观政要》作《序》中，英祖不仅表达惭愧之意，还以作《序》“表予自励之心”。 讲“慎终”篇时，面对唐太宗南征北战的事迹，英祖将自身经历与唐太宗相比，“予则虽无太宗亲冒矢石，戊申讨乱，何异于此”。“戊申之乱”发生于英祖四年，少论派和南人党部分士人认为景宗之死与英祖有关，他们对英祖实行“荡平策”亦不满，于是李麟佐等人发动叛乱，企图另立新君，但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英祖的地位得到稳固。英祖将平定此次叛乱与唐太宗“亲冒矢石”对比，太宗的南征北战成为英祖平定朝鲜内乱时形象塑造的参照对象。 经筵官也会将英祖、正祖的为政之道与唐太宗进行对比，副修撰李德福称太宗纳谏乃是“得为治之要”。但英祖“终始之工”“克迈唐宗”，他认为英祖能始终如一，已经超越唐太宗。正祖时检讨官徐配修将“今日廷臣”与贞观之臣相比，劝诫正祖思考“导言之方”，则“今日廷臣”也能“诚意恳挚，进思尽忠”。 第二，对君臣之道的理解。君臣之道的重要表现即“君臣相得”，具体而言，君须勤政爱民、选贤任能、知人善任、虚怀纳谏等，臣则尽忠直言、明达吏事等，君臣各当其任、和睦相处而致治，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受到英祖和正祖重视。讲《贞观政要》时，君臣常以此互相劝诫。但朝鲜儒臣更强调君主品德，认为“君理于上则臣下自然理矣”，将“君心理”作为治乱兴衰的标准，劝谏英祖得人选官、俯纳臣言等，并警惕太宗晚年“交修之心”松懈的现象。经筵官也多次劝诫正祖，人君要有容谏之德、导言之方，这样才能广开言路、益于治道。 奏疏批复中，英祖也强调君臣相得。如知事郑亨复上疏，认为英祖虽“殚心典学，积有辑熙之工，迥臻高明之域”，但“涵养”却有所欠缺，且“乍有触激，不禁暴发，以致有种 种过举”。他劝诫英祖勉饬群臣、广开言路，“绍隆先烈”，“慎动作省思虑”，以身作则并使东宫效仿。英祖对奏疏进行嘉奖，原因正是取《贞观政要》中“官师相规”之意。 第三，进行汉唐比较，评价贞观君臣。英祖时期，尤重汉唐比较，主要表现为将汉唐君主对比得出“汉胜于唐”的认识。如讲“征伐篇”时将唐太宗与汉光武帝进行比较，侍读官吴瑗称唐太宗不如“汉光武推心置腹”，才致辽东之败。又说唐太宗“英气有余，学问不足”，“欠于涵蓄之度量”，因此不如汉文之治。此后，英祖令读《自省编》时又提及《贞观政要》，再次认为“汉文胜于贞观”。受《贞观政要》及汉唐有别观念影响，英祖认为唐有太宗及《贞观政要》，而汉高祖、汉文帝等皆是古之明君，却无专门反映其时代的史籍，于是指令编纂成《两汉辞命》，认为“又一《贞观政要》矣”。在《两汉辞命》的御评中，英祖又将汉唐君主对比，认为汉高祖是“汉唐第一主”，“文、景、昭、宣、明、章皆胜于唐之诸君”。 评价贞观君臣时，英祖君臣认为唐太宗假借仁义，房玄龄则“胜于常人”，魏征能“劝仁义”，但二臣“终不能以正心诚意，道达其主”，才致太宗与李建成不能善处。总体而言，他们肯定贞观之臣的独特价值，“魏征、房、杜，若以古君子责之，则虽有不足者，而自是一代名人也”。正祖时期有所不同，不再将汉唐对比，对贞观君臣评价更加中肯。他们更注重将正祖之治与中国盛世对比，认为唐太宗是“三代以后明哲之主”，“三代以后，为治之盛，莫隆于唐太宗贞观之治”，而正祖治世“过唐宗远矣”。 第四，反思朝鲜王朝存在问题，以《贞观政要》指导政治实践。如英祖令进讲卷二“论任贤”和“论求谏”时，侍读官俞健基认为，如今“荐才之道绝无，故不能收得人才”，劝谏英祖“分付两铨，必以求才为先”。参赞官郑必宁又陈奏“门阀用人”现象，“门阀之害，实为近来痼弊”，且校书馆、成均馆中以门阀得官的情况较为严重。英祖听完，感叹“世道之不公”，将他们所陈“开言”“取才”等措施传于各处。讨论“纳谏”篇时，经筵官称唐太宗有“优容开纳之量”，才致贞观时出现“语多峻激”的局面，而今上疏“捃摭文字，构成罪案”，使群臣上疏莫不审慎。英祖听后对“太宗明达，过而能改”的行为进行赞扬，希望其臣能“随事仰陈”。 正祖也效仿唐太宗与魏征等贞观之臣的相处之道，出现君能广开言路、臣则尽忠直言的局面。当儒臣据理力争而正祖非常气愤时，乃言“《贞观政要》中许多好说话，无非可言，而何敢于此等不欲听之事，烦奏乃尔乎”。这种氛围的出现，正是《贞观政要》对正祖朝政治生活产生影响的反映。 总而言之，英祖和正祖时期《贞观政要》仍旧是经筵进讲的重要书籍，君臣从中汲取治国之道，这应是“英正时代”出现的原因之一。但英正时期对《贞观政要》的讨论又有不同，英祖侧重汉唐对比，评价贞观君臣; 正祖则将当时社会与中国盛世对比，此种差异是英正时代政治、思想状况不同的反映。朝鲜王朝以朱子学立国，非常注重君臣义理、名分等。唐太宗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即位，贞观之臣对太宗“僭越”行为又有推波助澜之功，这有违朱子义理观。因此，为维护统治合理性，英祖君臣多从义理角度评价贞观君臣。正祖时期，朝鲜实学思想发展至顶峰，此时多讲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正祖是一位以朱子学为体，以新学问或科学技术为用的学者君王”，而且其以王世孙身份即位，也合于义理。因此，正祖君臣更多关注朝鲜社会问题，致力于实现中兴，对贞观君臣的评价更加中肯。 总之，《贞观政要》是英祖和正祖时期经筵进讲的重要史籍，是其时治国理政的思想源泉之一。纯祖(1800—1834年在位)时期，朝鲜王朝进入“势道政治”时代，王权削弱，《贞观政要》虽多次用于经筵，但其传递的君臣治国理念已经无法通过孱弱的君主来实现。纯祖之后，《贞观政要》渐不见于经筵。 四 结语 《贞观政要》传入朝鲜半岛后，因其反映贞观盛世，具有很强的政治效用，受到当政者重视，常用于经筵，并被注解、刊刻。英正时代进讲《贞观政要》时，君臣们不仅将书中传递的“听言”“纳谏”等观念付诸实践，还与唐太宗及贞观之世对比。经筵官讲解过程中，也受到贞观之臣直言敢谏等品行的影响，大胆陈奏存在的问题。 《贞观政要》在高丽和朝鲜王朝的际遇是史学经世致用的表现，它为何能在朝鲜半岛有 如此大影响，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贞观政要》是贞观之治这种开明政治现象的反映。贞观之治作为盛世之代表，在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均备受推崇，而《贞观政要》描述的君臣治国理念，是产生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贞观政要》被高丽和朝鲜王朝用于经筵，目的是希望其国王效法唐太宗，君臣和睦、以达至治。朝鲜王朝中后期，壬辰之乱后进入党争时代，此时急需稳定局面，实现中兴。面对政局和社会的不稳定，“反对党争、要求以国事民生为重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出现了荡平论、荡平策”。英祖、正祖作为荡平政治的推动者和实施者，他们的政治诉求与《贞观政要》传达的治国理念和君臣关系相一致，故受到特别重视。其二，英祖、正祖和朝鲜儒臣追求“至治”，使得该书在英正时代备受重视。英祖虽然施行“荡平政治”，并不意味着朋党政治的消失，只是追求朋党在国家治理中的平衡，以维持政治稳定。朋党政治客观上是一种党派林立的现象，但 “他们遵从的儒学学术渊源要求他们通过政治践行自身追求的内圣外王的目标”，“朝鲜王朝的朋党政治斗争就是不同派别对至治主义的道学政治进行阐释、实践、总结、调整和创造的认识和实践过程”。朋党政治的这一目标与英祖、正祖的政治追求是一致的，后者所追求的也是一种“圣人之治”。通过“圣人之治”，他们得以建立自己的君主权威，践行政治理想，从而巩固君权。尽管英祖、正祖基于不同的政治状况，而对《贞观政要》的理解及贞观君臣的评价等有所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作为“至治”典型的“贞观之治”及其开创者唐太宗成为他们共同效仿的对象。《贞观政要》作为反映太宗政治及贞观之治的重要文献，对太宗“创业守成”的记述“尤详尽矣”，因此成为二人施政的参考也在情理之中。 总之，书籍作为知识传承的物质形态，其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被刊印和阅读，更重要的是通过其所传承的知识、观念去影响读者，使读者思考、实践，并进行知识传承与再创造。随中朝文化交流传入朝鲜半岛的《贞观政要》，因承载的知识内容和价值观念具有实用性，受到高丽和朝鲜王朝君臣的重视和推崇。该书被阅读、注解和刊印的过程，也是其承载的知识体系被接受和再创造的过程。同时，其在不同时代所呈现出的不同效用，表明书籍能发挥作用更依赖于阅读者是否接受书中的价值观念并为己所用。因此，透过《贞观政要》，可窥知中国史籍和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深入理解东亚视域内书籍的阅读与知识的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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