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北榆林风光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 （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 结合文章的背景来分析，是说启在位第 11 年时，启把小儿子武观派放到西河驻守。后来，随着启年事渐高，其继任问题进一步被提到日程上时，武观终于坐不住了，在西河起兵，悍然发动叛乱，企图用暴力夺取继承权。这场皇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几乎瓦解了夏王朝的统治，幸而有彭伯寿率师出征西河，才平定了武观的叛乱。 从文献记载看，西河和夏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多次出现，譬如今本《竹书纪年·夏后氏帝廑》就说夏后氏帝廑是在西河即位的：“（帝廑）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 《太平御览》卷八十二皇王部引《纪年》，也有类似的说法，帝廑即位居西河：“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天有妖孽，十日并出。” 此外，成书在唐朝开元年间的《开元占经》、北宋刘恕所撰《通鉴外纪》引用《汲冢书》和《汲冢纪年》，也有几乎完全一样的说法。 西河不单单是帝廑在位所都，也是后继其位的孔甲之所都。古本《竹书纪年》云：“帝孔甲，元年乙巳，帝即位，居西河。” 今本《竹书纪年》也有相同的记载：“帝孔甲即位，居西河。” 孔甲执政是夏晚期政衰的转折点： 帝孔甲……废豕韦氏，使刘累豢龙。三年，王畋于萯山。五年，作东音。七年，刘累迁于鲁阳。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乱，诸侯化之，夏政始衰。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见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又曰：“不胜也，之子必有殃。”孔甲闻之曰：“以为余一人子，夫谁殃之？”乃取其子以归。既长，为斧所戕，乃作《破斧之歌》，是为东音。刘累所畜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阳，其后为范氏。九年，陟。殷侯复归于商丘。 《吕氏春秋·音初》《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以及《史记·夏本纪》等也都有大同小异的记载。 大意是说，帝孔甲继位后，迷信鬼神，淫乱无度。夏政日渐衰微。上天降下两条神龙，一雌一雄，孔甲喂养不了它们，也没有找到能够饲养的人。陶唐氏已经衰败，有个后代叫刘累，从会养龙的人那里学会了驯龙术，就去侍奉孔甲。孔甲赐他姓御龙氏，让他来接受豕韦氏后代的封地。后来那条雌龙死了，刘累偷偷做成肉酱拿来献给孔甲吃。孔甲吃了以后，又派人去找刘累要肉酱，刘累害怕了，就迁到鲁县去了。 《史记·夏本纪》还给出了少康至孔甲几代“夏后”的世袭表：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 就以上文献记载来看，西河当是夏帝廑和孔甲在位期间的都邑。 还不仅如此，联系到今本《竹书纪年》的说法：“（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表明西河存在的时间应该已经很长了。 按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王朝“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共历 471（2）年或 431（2）年。帝廑和孔甲在“十七君”中按继位顺序排，分别处在第十三和第十四位。“十七君”中，“禹立四十五年”，“启即位三十九年亡”，“后芬立四十四年”，“后芒陟位，五十八年”，这四位夏王在位总年数达 186 年，其他 13 位在位 285 年，平均每位在位年数不足 22 年。 如此算来，自夏建立至帝孔甲时，已经有二三百年了。这期间，夏王朝已经多次迁“都”，但西河却自始至终屹立不倒，说明西河应该是夏王朝一个代表政治或祭祖意义的非常重要的所在。 当然，这些文献记载的帝王及在位年限也不一定准确，前后差个几十年，也有可能。但即便如此，仅从文献看，西河的存在对于夏王朝南下“逐鹿中原”而言，也是其末都斟寻建立之前唯一一个贯穿夏早中期的大都邑。  晋陕高原黄河峡谷 几千年以来，关于西河的地望问题，学究们聚讼不已，争执不休。 主要原因还是学人们受夏滥觞、发展于晋南、豫中、豫西的影响，先天性地在脑子里形成了西河只能居于中原的固有思维观念。这样一来，关于西河最明确的一个地望概念，即古称西部地区山陕交界南北流向的黄河为西河，就被完全忽视了。 《尚书·禹贡》说：“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至于龙门西河……” 这里明确指出了冀州和雍州交接处的黄河，亦即山陕交界南北流向的黄河就是西河。《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等书均是照搬直录。 在古代，至少是唐以前，黄河大都是被称作“河”或“大河”，而且根据黄河流经的区域、方向不同，古人把黄河分为南河、北河和西河，如《史记·夏本纪》：“逾于洛，至于南河”; 《辞海》“南河”条：古称黄河潼关以下东西流向的一段为南河； 《史记·秦本纪》：“五年，王游至北河”，注云：北河即黄河流经内蒙境内河曲一段； 《水经注》卷三“河水”：“北河又南，合南河，南河上承西河”。 如此等等。不但如此，战国时魏国在今陕西东部的沿河地区就曾设置西河郡。 魏文侯时吴起曾任西河郡守。周显王三十九年（秦惠文王八年，前 330年），秦国攻取西河，郡废。 此后的西汉、三国时魏国、两晋等时期，又先后在这一流域设置西河郡、西河国，治所分别在平定县（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东南）、离石县（今山西吕梁离石区）、隰城（今山西汾阳）等地。 石峁古城东距黄河之“西河”只有区区 20 公里，4000 年前的龙山晚期遗址在整个所谓的“西河”流域，也只有 400 万平方米的石峁古城才能配得上作为夏王都邑的级别。它从公元前 2300 年建城，直至500 年后的公元前 1800 年才由于夏末都二里头古城的崛起而被废弃，这和上述文献中提到的西河在时间上也是趋于一致的。  石峁皇城台遗址（马鹏飞 摄） 关于夏都，《史记·夏本纪》和《水经注》都记载“禹居阳城，启都阳翟”，考古发现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和禹州瓦店遗址在时间、地点以及出土文物方面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同上述文献的记载都趋向一致，所以很多学者就认定王城岗遗址是“禹都阳城”，瓦店遗址是“启都阳翟”。 但问题是，王城岗遗址小城面积才1万平方米，大城也不过35万平方米，瓦店两座城址的面积加起来也仅100万平方米左右。而在之前作为良渚古国都邑的良渚古城面积是290万平方米，陶寺城址是280万平方米，石峁城址是400万平方米，即便是和它同时代的三苗古国都邑石家河城址面积也达到了120 万平方米。 作为建朝已经100多年，且在不久之后就统一了中原大地的夏王朝，怎么可能就用一个面积不足35万平方米、两个加起来面积也仅100万平方米左右的城址来盛放他们一统天下的勃勃野心呢？何况，不管是王城岗遗址还是瓦店遗址，都没有挖出作为早期国家都邑所必需具备的“硬件”建筑设施。显然，“禹居阳城”和“启都阳翟”所说的都不可能是禹和启真正的都城，而是指夏代早中期统治者南下中原所建立的辅都或临时的驻跸之地。 事实上，夏商周三代都有“圣都”和“俗都”，如张光直先生就说： 三代虽都在立都前后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再换个说法，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之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治、经济、军队的领导中心。 如果考虑到夏中晚期都邑、面积达 300 万平方米的二里头古城崛起时，石峁古城几乎同时被废弃；考虑到二里头文化在精神信仰方面同石峁文化有诸多渊源关系，考虑到上述王城岗、瓦店作为禹都或启都面积过小，都可能是他们的临时陪都，再联系到文献上的夏朝西河故都方位所在，那么，我们就大致可以推出一个结论： 中后期的石峁古城极有可能就是夏朝的西河故都遗址，乃夏朝早中期的“圣都”所在。（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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