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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特别提出“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作为强化古籍工作保障的新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意见》提到的“古籍学科专业建设”，是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重要环节，而且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有着特殊作用。有助于统筹古籍工作和人才培养两个大局的协调发展，反映了新时代如何深化和推进古籍工作的新认识，也是对古籍内涵和时代意义的新把握。 《意见》明确指出，新时代的古籍工作聚焦古籍的“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三个方面，目标之一是让古籍工作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发挥古籍资源在配置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价值优势。“整理研究”是实现古籍工作目标的重要途径，因为古籍的保护和揭示，最终目的还是要集中展现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古籍资源，并进而阐发古籍所蕴含的丰富内涵，阐释深刻哲理，阐述优秀思想，讲述文明故事，让这些优秀的中华文明赋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这就要求“整理研究”需具备应有的深度和广度，而这又直接决定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状况，“古籍学科专业建设”提出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背景恰在于此。实际情形是，古籍工作存在着不同职能主体之间的条块分割，导致学科设置相应地局限化，人才培养与古籍事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存在明显的学用、供应不相协同的现象。如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的整理研究，可能会忽视古籍保存保护和编目鉴定方面的知识体系，而以出版利用为主体的机构又难以及时关注或引导古籍整理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方向。 这就客观要求以“古籍”的整体范畴统观学科建设，既要注重古籍学科所具有的系统性、专业性，同时向学科体系的交叉性和兼容性延伸，又要赋予古籍学科以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前者属于古籍学科和学术体系建设的层面，即努力构建囊括古籍保护、编目鉴定、整理研究、出版理论、信息技术和普及传播等为一体的综合型学科面貌，积极探索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设置古籍学科的可行性预案；后者属于古籍话语体系建设的层面，坚持不忘本来、古为今用的态度，激活优秀的传统古籍资源，守正创新，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和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上谋创新篇，切实发挥古籍工作的培根铸魂作用，体现古籍资源的价值引领特色。 “古籍学科专业建设”的提出，还体现出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内涵式发展特点，不仅要加强和推进古籍基础性工作，还主动进行顶层设计，谋划学科建设，培养新型的复合型古籍人才，提高古籍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的地位。 如何开展古籍学科的专业建设，《意见》也有明确的要求。 首先是优化我国古籍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完善涵盖古籍保护、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和数字化的古籍相关学科专业体系。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科目录，古籍相关的二级学科主要有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以及古代文史哲各专业。就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而言，主要是系统讲授文献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学术方法，存在重知识教学而轻具体实践的倾向。课程内容的设置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古籍的编目、修复和保护等方面的内容较少涉及，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业务技能和知识也有待于重视，特别是像数字人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应用于古籍工作的重要性，使传统的文献学走向数字文献学，更是需要补充在课程体系里。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本来着眼于培养古籍整理人才而设立的古典文献学专业，由于缺乏实操性质的古籍工作实践，课程内容设置的前瞻性不足，导致毕业生不能适应古籍工作的要求，甚至存在眼高手低的倾向。所以，《意见》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古籍相关的学科，也就是整合各学科的优势，调整课程设置，构建综合的具有统摄性的古籍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深化古籍学科理论构建，编写专业教材，强化实践教学。理论体系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的根本标志，古籍学科同样需要理论体系的支撑。传统的看法是普遍将文献学视为工具性学科，制约了文献学基本理论的提炼和总结，既不利于古籍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确立，也不利于发挥古籍学科在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方面的价值担当。所以，这次《意见》不仅强调古籍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也特别强调古籍整理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即总结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古籍整理理论和方法，完善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范式，构建古籍整理出版理论研究体系，目的还是为构建古籍学科的学术体系服务。古籍学科的理论体系构建，应着眼于政治属性、学科性质和学术前沿三方面。中华民族创造的古籍资源，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坚定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因此古籍学科需要承担一定的塑造价值观、构筑中国民族精神的责任。古籍学科还要自觉融入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里，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还要积极探索融入国民教育体系里，培养有志于从事古籍工作的实用性和阐释性人才，让中华文化永葆生机；还要瞄准学术前沿。《意见》在这方面特别强调加强学科交叉融合，推动古籍学科与材料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科融合发展。 另外，古籍学科体系与教材建设密不可分，否则课程教学无从谈起，古籍学科体系便会流于空洞和形式。教材的编写，要有助于实践教学的强化，遵循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学与用的协调，兼顾价值引领与职业道德的双向促进，打通分散在各职能主体里的学科壁垒，发挥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专长，发扬集体攻关的学术精神，基本的目标是将古籍保护、编目鉴定、整理研究、出版利用、信息技术等各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为古籍学科的知识系统、课程体系和教学机制。有中国特色的古籍学科的形成，离不开扎实的教材体系建设。《意见》还指出，在文史哲、中医药等相关学科专业教学中增加古文献相关教学内容，这就要求古籍学科教材的编写，还要处理好专业与通识的关系，增强古籍学科的感召力，在文史哲等领域广泛培养古籍工作的从业能手、述学之才和资深专家。 《意见》还特别指出，鼓励有条件的院校设立民文古籍与汉文古籍兼修的学科专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全国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这就要求古籍学科建设要体现民族性，构建中华古籍学科体系，教材编写也要贯穿该理念。 《意见》的印发，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要求，对新时代古籍工作作出了一系列的决策部署，激发出古籍事业发展的新活力、新动力和新魅力。古籍春天的号角再次吹响，每一位古籍领域的科研工作者，都应该勇挑时代赋予的重担，坚持理论创新，为探索和构建中华古籍学科体系而贡献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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