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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立金，原总参某部副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诗词学会理事、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发表散文、诗词、楹联上千篇，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其作品有的被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有的被列入学生和党团员学习辅导材料，有的被多家报刊和电台连载或连播，有的还被外国出版公司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迎七一 学党史 任弼时的留苏生涯（下） 文/武立金 莫斯科的春天姗姗来迟。经过漫长的冬季，被冰雪塑封的山河、树木和建筑终于解放，开始有了生机。太阳施放着久违的暖光，河水唱着歌在欢快地流淌，白桦树摇动着少女般洁白的腰肢，鲜花与野草也不失时机的展露新姿。 四月二十八日，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大会。支部书记罗亦农就“训练”问题作专门报告，经大家讨论后形成了决议案： 我们来此是研究共产主义，养成自己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去替中国的无产阶级服务。我们本是由经济落后的国度而来，自然一定要受到这经济落后所产生出来的恶劣影响。对此须以集体主义去纠正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规律主义去纠正自由主义和知识阶级的心理。 决议案要求每一个党员都要参加到小组中，接受团体的共同训练，党员之间在理论上行动上须随时随地互相训练与纠正。 在上述总的原则基础之上，旅莫支部制定了训练工作的三十四条具体方针。在思想、组织、纪律方面要求的都极为严格，从方方面面树立对未来的信心、对集体的忠贞热情，同时彻底破除个人主义、乡土观念及宗法意识等旧的思想观念。 同时，就连个性也要求集体化,生活和意志要绝对团体化、群众化，绝对无个人生活和个人自由意志之可言，并将平时互相帮助监督基础上的批评作为“达到培养我们认为铁一般的共产党党员的手段”。 接着，支部将所有党员按新旧同学混编成几个小组，每组四五个人。每星期开一至二次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些要求及安排，今天看来是极其苛刻的，苛刻得没有了自我。然而，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之初，这又是非常必要的。 一个革命的政党要实现它的政治主张，首先要建设一支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不屈不挠的战斗韧性的队伍，他们是打破旧世界的勇士，是开创新世界的先锋，他们必须具有为无产阶级奉献一切的精神和遵守铁一般纪律的自觉意识。这些素质的养成是一个痛苦磨炼的过程，仅仅凭着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弼时是一个内心世界热情活泼又性格坚定的人。在他的世界观形成时期接受了这种严格的训练，这对于他性格渐趋内敛和政治上颇为稳健不能说没有影响。其实，坚定的革命者更是情感丰富的人，区别在于他们能够为了信念、为了事业努力克制自我、牺牲自我罢了。 九月二日，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和苏联商谈关于援助国民党和建立黄埔军校事宜。除“全权代表”蒋介石外，随行的还有沈玄庐和张太雷。任弼时参加了由东大中国班举办的欢迎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演讲。 十月十日，蒋介石在住地宴请全体中国学生，欢迎中共党员和团员参加国民党。此时，国内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国共合作的局面初步形成，因此蒋介石说起话来显得非常革命，比谁都左，这也是国共合作初期局面的真实写照。 学习是人成长的必由之路，但如果一味地学习，不加思考或梳理，就像往一个口袋里不停地杂乱无章地塞东西，口袋之中因为塞满了无序的东西，空间会因之变得狭窄，无法运转，沉重的负担使人不得不屈膝弯腰，头脑昏沉。 在以无产阶级理论学习为主的东大课堂学习中，任弼时是一个勤于学习又善于思考的青年。他对俄语掌握得很快，不但自己听得懂，还能翻译给大家。他像一块干燥的海绵，尽情汲取着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营养。 任弼时崇敬列宁，他坚信列宁一代革命者创造的事业同样会在中国成功。尽管列宁身体不好的消息时有传来，但是他却没有料到列宁会那么快去世。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一个噩耗从莫斯科郊区戈尔基村传出一一列宁逝世了，终年五十三岁。 在“东大”的中国留学生们顿时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和苏联人民一起沉痛地哀悼这位无产阶级导师。任弼时拾起搁置多年的画笔，满怀崇敬与爱戴之情描摹列宁肖像，庄重地将它安放在自修室和宿舍，供大家瞻仰。 为了满足人民的要求，苏共中央决定将列宁遗体移至莫斯科工会大厅并存放三天，以便机关、厂矿、学校等各界人士向列宁告别。由于任弼时俄语学得好，与苏联同学交往较多，加上他曾担任中国班团支部执行委员，与“东大”党支部局的同志也很熟悉，因而得到一个可以提前和“东大”支部局一起去工会大厦的机会。 那几天，中国班宿舍里的灯火通宵不熄，同学们谁也没有睡觉，谁也睡不着。深夜十点多，一个苏联同学找到任弼时，通知他马上和东大支部局的同志一起去瞻仰列宁遗体！ 能和斯大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等和九十多万苏联各界群众一起，为伟大导师送上最后一程，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而且机会难得。但不可能招呼所有的同学一起去，所以任弼时悄悄来到萧三的床前，用手捅捅他，低声道：“萧老师，快起来，看列宁去！” 听说要去瞻仰列宁遗容，萧三高兴极了。和衣而卧的他蓦地翻身下床，披上军大衣，登上毡靴，立即跟随任弼时下楼。他俩汇入东大支部局的队伍中，举着红旗，向工会大厦走去。 任弼时与萧三在国内是师生关系，任弼时读湖南长沙一师附小时，年长九岁的萧三是他的英语老师和童子军的辅导员。他俩很谈得来，成了忘年之友。 在萧三赴法勤工俭学的第二年，任弼时到了莫斯科“东大”。此时任弼时常常挂念“萧老师”,前年春天专门致信萧三，向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他在“东大”学习的情况，并问萧三“有无意思前往苏俄一游”。 萧三当时在德国柏林，收到从巴黎转来的信后，经过一番周折，直到年底才得以只身前往莫斯科，成为中共旅欧支部早期转入莫斯科“东大”学习者之一。任、萧异国重逢，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萧三先在“东大”法文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转入中文班。在尔后的一年半里，他和任弼时在一起学习和生活，由“五四”前的师生关系变成现在寻求革命真理的同窗学友。 通往工会大厦的各条街道及广场上，到处都是等候向列宁告别的人。有城市里的工人，有乡下来的农民，还有学校的学生。人们有的站在长长的队列里跺脚活动，有的则散聚在广场上燃起篝火取暖。火光中只见人影晃动，不见高声喧哗。此时，队伍中突然传来低婉的吟唱： 伊里奇， 您长辞我们去了。 我们永远， 永远怀念您…… 寒夜中，等候瞻仰的队伍像一条长河，不见源头地流向灯火通明的圆柱大厅。人们为了最后看上一眼他们崇敬的领袖，不惜冻坏耳朵、冻麻手脚。有的人要等候一天一夜才能轮到，就是东大支部局一千多人不要排队的小队伍，已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未获准进入大厅。 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通知：“请进去吧！” 走进了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只见黑纱缭绕，哀乐低沉，气氛庄严肃穆。任弼时和萧三随着缓缓行进的“老头哭得象孩子，孩子哭得像老头”的队伍，几乎是下意识地移动着脚步。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安卧在鲜花丛中的伟大导师，多么想稍稍停留片刻！然而，后面的人们也以同样的心情催拥着前面的人，他俩不得不含泪而去。 在走廊里，东大支部局的这支队伍荣幸地被指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护灵”。这是葬仪中一种特殊荣誉性的任务。参加护灵的人分若干批，每批四人，每次五分钟，四人分别站在距列宁遗体周围六七米远的四角。 任弼时和萧三刚好轮在同一批，萧三在任弼时前面，是这一批的第三个，位置是列宁的右脚方向；任弼时是第四个，位置是列宁的右肩方向。 在强烈的灯光下，任弼时透过朦胧模糊的泪水，看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在百花丛中安祥地躺着，眼睛紧闭，胡子还有力地翘着，额头比普通人要宽出一些，高出一些。他嘴唇虽然闭着，但好像又能开口，像平时那样说出激动人心的话来。 任弼时仿佛觉得列宁并没有死，还活在人们心中。他牢记着这位伟人曾经有力地宣告：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他相信列宁仍在挥手指引着千军万马，向旧世界浩荡进军…… 就是这位伟人，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历史上的新纪元；也是他，高瞻远瞩地看到了中国、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作用，并预言他们有伟大的前途。 他，现在永远睡着了。但他的预言正在实现！ 五分钟，只有五分钟！但这是多么珍贵的五分钟啊！在列宁遗体旁边默默肃立的任弼时，心中暗暗向这位巨人立下了誓言：我要高高举起您的旗帜，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终身。 在此之前，任作民曾问任弼时：“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了吗？” “决定了！”二十岁的任弼时简短而明确地回答。 春风荡漾，从远方的祖国飘来一个好消息，中国近代史上的两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外敌入侵民族危难之时，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先携手合作了。东大校园里一片欢腾，犹如一石击起千层浪。 自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方针后，年初国民党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革命出现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 大批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很多被选在委员会里，这的确是中共的胜利。然而，这也造成中共党内的事务因缺乏得力人手而无形中出现某些停顿现象。实际上，我们党内的工作已经丢开了不少，如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薄弱，对外宣传的杂志《新青年》、《前锋》等都不能按期出版。因而，国内急需大批干部去改变这种状况。 为此，旅莫支部常委会决定选派赵世炎、萧三、萧劲光等十五人回国。任弼时听说又有人要回国，虽然上月刚刚寄回一封信，他仍不想放过这次机会，便又给父母和妹妹们写了一封信。 屈指算来，父亲已五十四岁了，母亲也近五十岁了，三个妹妹都还没有自食其力，为生活所累的父母健康自然是任弼时最为记挂的。无法帮助父母分担家庭经济担子，这早已成为任弼时内心的隐忧，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对自己在外情况的报喜不报忧。 任弼时写道：“我在莫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饮食起居自当谨慎，你们尽可放心。”他以欢快的笔调向家人报告莫斯科的早春信息，“莫城的天气渐暖和了，街衢的积雪渐融化了，树木快发芽了，春天快到了，一年最快乐的时光天天接近起来。我现在正筹备着怎样好好地度过这种时光。” 莫斯科的早春引发游子对家乡春景的美好回忆与无比的眷恋，“我记着我们乡下的春景，鲜红的野花、活泼的飞鸟，何等的有趣！可恨远隔异土，不能与你们共享这种幽乐！” 至此，任弼时终于流露出想家、恋土、念亲的心绪。但是他并没有沉溺于此，为了他选择的事业，不惜牺牲眼前的一切！他笔锋一转，又写道：“但我不惜！因为我们以后共享的日子还多。” 任弼时对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他从来也没有忘记事业有成时与父母共享天伦！ 五月二十日，旅莫支部召开大会，决定再加派“真正有认识能做事的同志”任弼时、彭述之、陈延年、红鸿、尹宽、郑超麟六人回国。 任弼时结束了在莫斯科东大的学业，旅莫支部委员会给他的评语是：“用功，思想有进步，但对实际问题还须特别注意。” 行前，正值共产国际“五大”和“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相继召开，根据团中央通知，任弼时和卜世奇、王一飞、彭泽湘四人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四人中除卜世奇由国内派出外，其他三人都是旅莫支部同志。 共产国际五大根据对当时世界形势的认识，对各国共产党提出了任务：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前提下，整顿组织，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要把民族革命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结成联盟，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据此，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提出，为便于发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青年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东方各国应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领导青年作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争取青年切身利益的斗争。 面对“青共国际”的这一倡导，鉴于中国国共两大政党合作已经形成，并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四年历史的实际，任弼时等以三比一多数反对在中国另建与共产党并立的带政党色彩的青年组织。 这一反对，得到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中国党代表团的认同，并责成任弼时等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代表回国向党中央作详细陈述。任弼时遂起草了《在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之讨论》一文，准备刊发在《团刊》上。 七月下旬，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夏天。任弼时结束了在“东大”三年的学习生活，告别莫斯科，同另外五名同学一起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取道海参崴回国，开始了革命生涯的新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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