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原创 青涩 名满历史 2019-08-15 09:12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要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封禅，是指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之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古人认为群山中泰山最高，是“天下第一山”，因此作为人间的帝王应到最高的泰山去祭拜天帝，才算受命于天。这次大典，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的司马谈却病倒在途中，他的儿子司马迁匆匆赶来，拜见弥留之际的父亲。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这几百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君明臣贤，我作为太史却不能一一记述，中断了国家文脉，对此我深感不安！”司马迁低下头流下眼泪：“我虽然愚笨，但是一定把父亲修史计划完成。”

生于书香门第的司马迁，早年就受到董仲舒这样的名儒点拨；长大后，他漫游各地，博采传闻；初人仕，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司马迁任太史令，继承父业，开始修史。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甘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未竟的修史宏业。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完成。全书130篇，52万余字，包括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是“二十四史”正史之首。《史记》开创的纪传体通史的方式影响远及东亚各国，日本的《大日本史》、朝鲜的《高丽史》、越南的《大越史记》这些正史，都遵循这一体例编纂的。司马迁也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初成书时并未流传，而是由他的女儿珍藏。后来，他的外甥杨恽初读此书，便爱不释手，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汉宣帝时，杨恽已封为平通侯，他看到当时政清人和，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分享这部伟大的著作。

司马迁被东亚史家奉为“正史之祖”；比司马迁早200多年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也写了一本同样伟大的史书《历史》，被西方史家尊为“历史之父”。司马迁写《史记》，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是通过历史时间的追溯，自我认知；希罗多德写(历史》，是花费大力气记述了他所知道的世界，“只要是我们能够听得到关于这些边远地区的确实报道，我是会把它们全部传述出来的”，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是通过历史空间的探索自我肯定。

自《史记》问世后，中国对自己历史的记述绵绵不断，形成一个庞大的著作体系，这是一个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一文化传统，也许与东西方不同的认知方式有关系。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如同没有母亲的孤儿，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直是无法回避的困扰。东方是通过历史时间回顾来确定自身的价值，所以东方对祖先神的崇拜远远大于对自然神的崇拜。西方是通过历史空间的探寻来确定自身的价值，所以西方对自然神的崇拜远远大于对祖先神的崇拜。明白这些道理，我们就清楚了中国现实社会的历史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