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学术价值和读法[1] 各位师友！ 文史共通，匪特文史，文史哲亦共通。 章学诚先生所谓“六经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史记》有感而发的。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文且哲，亦文亦史。下面，我从史学与文学和哲学相结合的高度，向同志们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孔见不敢妄是，恳请大家批评。 发凡起例,创为纪传之体 史者，记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录下来，就成历史，就是文章。《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三年 (公元前101年)，是我国第一部通史，第一部关于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思想文化、社会风貌以及各个阶层人物群像的“百科全书”。 《史记》贯通古今，包罗万象，既包括历代帝王兴衰以及中国古代认为与帝王兴衰相对应（关连）的自然变化，又提纲契领地介绍了足以反映某一时代文化思想的诸子百家学说。举凡历法星象，地理天文，上自天子、诸侯，下至游侠、监者、剌客、屠夫，乃至倡优医巫之人，“天下遗闻亡事，靡不毕集。”全书130卷，每卷1篇， 52万言，计有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5种体制： 本纪，12篇，有五帝、夏、殷、周、秦、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后、文、景、孝武。按照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政迹和言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上记轩辕、录秦汉，下至于兹”，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纵观历代兴亡、历史发展大势的撰述宗旨，也是全书表述历史进程的总纲。 表，10 篇，按照年代谱列各种重大事件，自三代迄于司马迁本人生活的汉武帝时代（当世），有世表、年表，还有秦楚之际月表。反映“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头绪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及其发生的年月。 书，8篇，有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涉及礼乐制度、历法、天文、地理、重大祭祀、经济财政等社会生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诸多方面。以明其“损益”、“改易”之迹，“承蔽易变”之状。 世家，30篇，记载各国诸侯事迹，以及王朝辅拂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事主上”的史事，与乎朝廷与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 列传，70篇，为古往今来各个阶层和各个方面形形色色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包括日者、游侠、剌客等下层社会人物）立传。 这种贯穿古今，包罗万象，“纪以叙其大端，传以委曲叙事”，表述生动、丰富的历史内容的史书，是以纪和传为主体的，后世史家称之为“纪传体”。 用纪传体编写史书，不能说是司马迁的发明。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就曾经在他的《史通》里说过，《史记》的“本纪”和“世家”，分别是仿效《禹本纪》和古“世家”；“十表”仿自《周王谱牒》；《平准书》和《货殖列传》，脱胎于《管子》；《准南子》里的“天文志”，可以说是《史记·天官书》的前身。但是，成功地把这5种文体巧妙地结合起来，各有侧重而又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表述历史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则是司马迁的再创造和杰出的贡献。 《史记》以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系统而完备的方法，典型而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代以降，以它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被称为“正史”。而编年体史书，则被称为“古史”。从此“历代因之，遂分正副，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现在我们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学者编写《清史》，也仍然采用的是这种纪传体。确如清人赵翼所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有人说，项羽不是皇帝，列入“本纪”是“为例不纯”，“自乱其体”。其实，项羽是实际上领导了当时各支起义力量，推翻秦王朝的统治并在秦亡汉兴之际的5年之间号令天下的。为项羽作本纪，正是太史公实事求是和进步历史观的表现。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又作了《吕后本纪》而不为刘邦儿子刘盈这个只是名义上的皇帝（汉惠帝）作本纪。 刘知几轻通史而重断代；魏禧说司马迁“仅工于文，班固则密于体”。其实，通史和断代史各有千秋，何况班固《汉书》本是拟《史记》而作，记述汉武帝以前的史事，基本上是照录《史记》原文，虽然说“史学家事必有据，唯恐一言之由己出”，但是，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史记》确实是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还是赵翼说得好：“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语也。” 文史共通，文史哲亦共通 深厚的文学造诣和鲜明的个性特色，是《史记》成为史家绝唱的又一重要原因。文史共通。匪特文史，文史哲亦共通。《史记》是历史书，是文学书，也是考究“天人之际”的哲学书。这部鸿文巨制，对于历史学科的重要性，自无待言，从语文学科的角度看，我们小时候，是把它当成文学书读的，现在的中学生，不也是在语文课上读《史记》的吗！ 从立意上看，可以明显地看出《史记》亲民、求实、通变、不以名位、成败论英雄。 亲民。司马迁在感情上接近人民，重视民心的向背，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对封建统治者的憎恶。他满腔热情地为出身下层的侯生、荆轲、朱家、郭解、司马季主等剌客、游侠、日者乃至倡优滑稽之徒立传；在翔实记述秦汉之际农民大起义的同时，他实事求是地肯定了陈涉、吴广诸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明明白白地为百战不得封侯的李广鸣不平；淋漓尽致地揭露酷吏的专残和佞臣们的丑恶嘴脸；实事求是地从政治上和社会经济上揭露了汉武帝“承平盛世”下所掩盖着的阶级矛盾，嘲笑这位不可一世的汉家天子一再受骗于方士妖人。一部《史记》，是以司马迁自己的是非观念来善善恶恶的。班固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其实，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肯定文景之治，否定汉武帝多欲所造成的衰败；述货殖为商人立传，是肯定商人促进生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作的贡献；颂扬游侠，是肯定他们牺牲自己，救人之急。通过颂扬他们来表达司马迁自己对于开明政治的向往，对于人民追求物质财富和反抗强暴的同情。正是这种“是非颇谬于圣人”的精神，才使得他这部《史记》闪灼出夺目的光辉。 求实。是说这位太史公继承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实际，诚如班固所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通变。司马迁清楚地认识到：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息的过程。他重视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力求通过对于这种发展与变化的探讨，揭示历史事件的规律，并且用历史变化的观点记述历史。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详细地讲。 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足迹半中国，到过很多地方进行调查，广泛阅读了皇家石室、金匮收藏的各种秘籍、档案文书，广泛采录诸子百家典籍，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有价值的史料都尽可能地写进了书中，从而使得《史记》在相当广阔的范围里，生动地展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他搜集材料的途径和方法主要是： 1、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通计《史记》引用之书，计有103种。其中，“六经”及其训解注疏之书24种，诸子百家之书52种，历史地理以及汉家朝廷档案20种，文学之书7种。 2、取资金石、文物、图象和建筑物。《秦始皇本纪》著录了“泰山石刻”、“琅琊石刻”和“之罘石刻”；适鲁观孔子庙堂车服礼器；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观蒙恬所筑长城、亭障和直道。等等。 搜集得来的史料，司马迁不是有闻必录，而是认真地综合、分析、鉴别和筛选。作“纪”，他从比较信而有征的黄帝写起；人物列传，也从确有事迹可考的伯夷、叔齐写起。一时无法弄清的问题，他择善而从，或者多说并存。一时难以断定的问题，宁肯阙疑，也不武断地下结论。 《史记》选用材料入书，有明确的义例，这就是： 《史记》书中细节的描写，往往有合乎情理的想象与加工。比如《孔子世家》对所引《论语》材料进行时间和场景的定位，以形成连贯的编年史料，显然是文学构思的运用；《太史公自序》引古人自况，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特别是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是皆遭遇不平而发愤著书。这些，并不都是事实，但是这样一加工，就阐明了只有经受得起磨难的人，才能做出大事业。 材料有了，便要谋篇。谋篇，就是定格局。《史记》在格局布置上的最大特色是“五体并用，详今略古，夹叙夹议，寓议论于记叙之中。”刘知几说它“虽叙三千年史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12本纪，包括《秦始皇本纪》在内，写当时“七十余年以来”的，就占了7篇。10表，夏殷周三代，只有1表；春秋战国，只作了《六国年表》和《十二诸侯年表》；《秦楚之际月表》以下7表，都是“当代史”。30世家和70列传，就更主要是秦汉以来的内容。 设立河渠、平准、货殖等经济专篇，是《史记》谋篇的一大创举。司马迁重视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力求从经济生活的背后，寻找道德产生的根源乃至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他翔实地记载了汉兴以来的国民经济概况与经济政策的演变，把经济发展与社会治乱兴衰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肯定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不可更易的客观存在，正是这种需要，推动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的发展与流通交换的出现。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这个关于经济和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重大命题。这是古代中国史学观的一大进步。 《史记》人物列传的每位传主，都是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每篇文章都有深意，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和《仲尼弟子列传》代表学术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苏秦张仪列传》，代表造致战国纷争局面的纵横游说之士；《孙子穰苴列传》、《田单列传》和《白起王翦列传》，代表知名将帅；而孟尝平原“四公子”列传，则代表了战国时期的新贵族。 具体到每篇文章，那可真是千红万紫，各各不同。写萧何、曹参、张良，历叙生平，首尾完具。因为他们是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关系秦汉之际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而且事迹具在，可以得而书之；写《孟轲荀卿列传》，则藉他们以叙当时之人，记述了齐国“三邹子”，记述了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等众多的齐国“稷下先生”，实际上是写了一篇先秦诸子列传；《扁鹊仓公列传》，记述他们的医案，因为这两位名医没有著作流传；《管晏列传》，但载其遗文逸事，至于治国之道等等，只要已经见诸他们的著作，一概不录，这是因为管晏之书具在，毋须再讲；而写伯夷、叔齐，那就几乎全是议论了。为什么记叙之文写成了纯议论？因为传主只有不食周粟一事可以得而记述，而且厥事体大，值得大议论而特议论一番。 文以载道，郁郁乎文哉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史记》的文笔是优美而生动的。《史记》文章，一是简明，二是善于抓住人物的主要特点，寥寥几笔，一个个活鲜鲜的历史人物，就跃然纸上。殷盘周诰中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被改写为平直易解的词句；新鲜活泼的民间口头语言，被大胆吸收，与各地的方言土语并列；当时极为盛行的辞赋文章的骈偶形式被大胆扬弃，从而大大扩展了长短相错的散文领域。 状人物。完璧归赵的蔺相如，舍身剌秦王的荆轲，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而又不拘小节的刘邦，指鹿为马的赵高，自作孽、不可活而又其为人也小有才的李斯等众多人物，莫不栩栩如生。为什么栩栩如生？司马迁写人注重写个性。为文学家立传，总要转录其作品，同样，为政治家立传，也一定转录他的奏议和著作。能够代表人物个性的言行，再小也要叙述，不足以表现个性的言行，再大也要放弃。以廉颇为例，写他8次胜仗的赫赫战功，不过“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於诸侯”这样寥寥数语，然而对于他如何与蔺相如呕气，如何负荆请罪，又如何表示不服老这些琐事，却用尽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为什么这样写？战术战功，每个良将莫不尽有，不足以表现廉颇的人格，到是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廉颇的忠诚、气量虽小却又能识大体的个性。 这种细节的描写，文笔上也是很精彩的。比如写“项籍少时，读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短短60个字，就写出了这霸王的志大才疏。 记事件。写重大事件，司马迁言简意赅，准确而生动。比如记述钜鹿之战：“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於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有声有色！ “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9个字，打赢了这场战役；“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14个字，道尽了这场战役的赫赫战功。 写张良为长者拾履，韩信入人胯下这类细节，同样也入木三分。不仅入木三分，同时把人物也写活了。 记言语。一篇《仓公列传》，只是皇帝对仓公的策问与仓公的对答。这种特殊手法，历代史书绝无仅有，因为实在是太难以仿效。更妙的是，司马迁善于攫取历史人物的精彩语言，恰到好处地写进他的《太史公书》，惟妙惟肖地为历史人物画相，为他的文章生色。比如《滑稽列传》里齐宣王所说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淳于髡关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妙论；飞将军李广引刃自杀时所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谁能不与他的将士和百姓们一起哭泣！读到万石张叔之子张建发现奏事文书写错字时所说“误书！‘马’（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的诚惶诚恐，又有谁能不解颐？ 品图书。关于儒家“六经”，司马迁一语中的地说道：“《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言简意赅，千载至今，遂为定论。他对《春秋》和《离骚》的点评，就写得更精彩：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矣。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这种观点，我们当然不能苟同。但在当时，这无疑是一锤定音的。关于《离骚》，司马迁说：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谤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剌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义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淤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游于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千古至今，遂为定评。 篇末论赞。好些篇章后面，都有司马迁以第一人称发表的议论，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太史公曰”。这些论赞，议论宏阔，笔势纵横，旨义深微，言词精练。或考证古史，或叙游历所得，或提求取材义例，或明其作述之旨，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者隐含讥剌。要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构成系统的历史科学理论。从写作手法上看，这些论赞，无不都是从大处着眼，恰如其分，而又多是从小处着手，顺手拈来。《项羽本纪》的论赞是如此，《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众多篇章的论赞，也莫不如此。 从形式上看，这些论赞整齐而又灵活。所谓整齐，是说《史记》篇前为序，篇后作赞，并在文中夹叙夹议以为史论。考虑到十表、八书和类传都是贯通古今的，把大段恢宏议论放在篇首作为序论，进行贯通性的概括，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色彩；本纪、世家、列传三者均叙人物，故在篇末作为赞论，褒贬人物，具有鲜明感情色彩；论传提示义例，《自序》集中阐明作述之旨，是为全书总纲。 所谓灵活，是说在整齐之中又有变通。《外戚世家》和《孟子荀卿列传》两篇，实质是类传，故作为序论以明其类。以孟、荀作为列传的标题，只是为了突出这两位儒学大师的历史地位，而其内容则是一篇先秦诸子类传。《剌客列传》作为一篇类传，本应编在《循吏列传》之后，却被有意安排在辅秦人物中间，与吕不韦、李斯、蒙恬诸人并列，以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安排，是太史公反暴政思想的委婉展现，因为剌客就其实质来讲，都是反暴政的。 要而言之，破体为例是《史记》的一大特色。全书五体，无不都有破例。质的规定性需要通过格式进行反映，但必须要有变通，才能曲尽其妙。历史丰富多彩而又变化万端，只用死板的格式，是不能对之进行形象反映的。立例又破例，充分展现了司马迁的卓越史识。后世书生轻议冢中人，孰知冢中笑尔书生气！ 《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蔚成了一脉相承的主流。唐代，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就是效法司马迁提倡古文。后来宋元诸大家，明七子和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的古文，都是《史记》主流中的波澜。它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以及诸如此类的笔记小说等等，无不都是受了《史记》的影响。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哲学；通古今之变，是史学；成一家之言，则主要是属于历史编纂学的范畴。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其一家之言，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科学所已经达到的水平、最高的学术成就。 《史记》八书究天人之际，十表究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就是研究天和人的关系。天人关系、古今变化，前人多曾道及，而把它们综合起来加以考察，使它们获得历史的形式，成为一家之言，则是司马迁的伟大创举。 “天”和“人”是先秦人们历史观念的两个基本范畴。古代的“天”，指至上之神；“人”，指人君，而不是普通民众。古代人们信守天命，并以此来说明天与人的关系。所谓“天人之际”,就是天与为国者（人君）之间的关系，就是世间治乱、家国兴亡与“天”的关系。那时，人们认为“天”是至高无上之神，世间的一切，都是由“天命”所决定的。在这个看不见而又摸不着的“天”面前，诚惶诚恐。所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一开篇就说“臣观天人之际，甚可畏也。” 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作为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最重要的命题是倡言“天人感应”。司马迁一反乃师家法，倾向于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是人类自己，而不是天神。他怀疑“天”有意志，把自然现象与阴阳五行的迷信进行了区别，在肯定阴阳五行学说对于自然规律描述的同时，明白指出“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批判了这种“使人拘而多畏”的迷信禁忌学说。对于秦始皇和汉武帝的求仙，他更是无情揭露、讽刺揶揄。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乃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天”，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司马迁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楚亡汉兴不是天意，人心向背才是事业成败的根本原因。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说项羽的失败，不能归结于“天亡我”。伯夷叔齐有善行而不得善终，司马迁说：“所谓天道，是耶非耶？”如果说他只是批评项羽荒谬，那么，这就是直端端地批评“天道福善祸淫”的传统观念了。 当然，司马迁并没有最终否定天命，《天官书》中，他也人云亦云地记述了“长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见，兵起”；“亢为疏庙，主疾……氐为天根，主疫”；“狼角变色，多盗贼”；南极“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以及诸如此类的“天人感应”之言。在《高祖本纪赞》里，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并以此证明汉得“天统”；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赞叹汉得天下是“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又说“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毋容讳言，这位太史公，只是怀疑“天命”而已。当然，他讲的“天命”，主要还是指历史变化的事势，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不相同的。 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命题，与董先生也针锋相对。他认为万事万物莫不在变。只有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才能探究事物的规律和本原。为了认识历史之变，他提出了详今略古，详变略渐，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等一系列研究方法和理论，以“通古今之变”。 变是历史的本质。司马迁说道家“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没有永恒存在的形体。他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的历史，提出了“变”、“渐”与“终始”诸名。他所说的变，指社会在不断地进化和发展；渐，是进化和发展的过程；终始，是指因果关系。《十表》的结构和内容，鲜明地反映了他“详今略古”和“详变略渐”的历史观点，对三代作“世表”而秦楚之际作“月表”，就是详今略古，就是突出这个“变”字。《秦楚之际月表序》云：“太史公读秦汉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内，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讲的是这段剧烈变革的历史经验应该认真总结。其《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混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讲以古为镜，同时又讲古今不同，他对历史的总结，是要给当时和后代作“镜子”的。 当然，司马迁的“变”，不是承认历史是由社会内部矛盾的斗争推动向前发展的辩证法的“变”，也不是认为社会只是循着自然规律渐进的庸俗进化论的“变”，而是认为历史是以一定时间为周期的循环往复的“变”，这就是贯穿《史记》全书的“三统循环论”。《史记·高祖本纪》说：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薄，故救薄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这段话，是司马迁对于汉之所以能够代秦的总结，因而也就最能反映他那个“变”的本质：首先，历史是按照“忠— 敬—文”这样的顺序，周而复始地“变”的。其次，不管怎样变，都越不出儒家的社会伦理范畴，只有形式的不同，而无质的飞跃。第三，秦之所以暴亡，是因为推行法家之治，“酷刑法”，“任力政”。第四，所以汉朝“承敝易变”，改行“王道”，“卒践帝祚”，“得天统矣”。 忠、敬、文都是儒家社会伦理范畴，为什么又要变来变去？司马迁认为，这些社会伦理范畴，作为当国者的思想武器，是各有利敝的，因而必须交替使用。关于这种循环的时间尺度，司马迁说：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载，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治乱兴衰既然是因果相联、循环往复的，所以，就需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追原其始，察究其终，了解和把握历史变革的全过程，从而审视其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在事物兴旺的时候，看到它开始转化的起点。这就要对整个历史进行贯通性研究，而且要划分为若干段落进行考察。因为前一段历史是后一段历史发展的原因，而后一段历史是前一段历史发展的结果。为此，司马迁创为了历史年代之学，把三千年中国史划分为3段： 一、殷周时代（古代）。从传说中的黄帝到周召共和元 年，亦即公元前841年。 为什么只从共和开始纪年，司马迁在《三代世表序》中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厝谱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周召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为《世表》。 二、春秋战国和秦代（近代）。从公元前841年到公元前207年。这段历史，又分为两个时期： 1、春秋时期。《十二诸侯年表序》：“自共和讫孔子（从共和二年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即公元前841年到公元前477年），表见《春秋》”。 2、战国、秦时期。《六国年表序》：“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从周元王元年到秦二世三年。即公元前476 —— 公元前207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 三、汉兴以来七十余年（当代）。从秦王子婴素车白马，背舆自缚向项羽投降的公元前207年算起，至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1年）。 “言”，就是议论，就是理想和主张。成一家之言，就是要创设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启迪后人，影响社会。编写历史著作，要阐明自己的思想，不应只是史料汇抄和事实的堆积。《史记》书中，司马迁融会贯通诸子百学说建立起来的历史学体系，就是他的“一家之言”。这种历史科学体系，表现为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伦理各个领域的认识与观点。他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种形式表述自己的一家之言：一是创立纪传体通史以寓义例；二是剪裁熔铸史事、寓史论于记叙之中以明其理；三是通过论赞以直抒胸臆。 历史记述既应无所不包，就必须“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历史科学既应概括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化现象及其变化发展，就必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编之中。于是，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史书，条理包罗万象的人类文化历史，“究天人之际”讲自然和空间，划分天人关系；“通古今之变”讲时间流变，阐明人类社会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演变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就是在古与今的时间流变中上演，并且不断演变。作为太史公，他所要捕捉的，就是这个“变”字。在历史变革中考察历史，把握人类社会演变的进程和内容，探求成败兴衰的规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为大一统的西汉王朝寻求长治久安的“治道”，这就是太史公的一家之言。 高山仰止读奇书 《史记》写成后藏诸名山，副在京师。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惲祖述其书，乃流行于世，而10篇未成，有录无书。三国·魏人张晏说：“元、成之间，褚先生更补其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史记》一开始便无足本，或者是还未发布，就已有散失了。 褚先生名少孙，今本《史记》中，凡是他所补的，大都标明了“褚先生曰”，很易识别。赵翼说：“少孙补史，皆取史公所缺，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以当乙者也。或晋以后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耳。”要而言之，今本《史记》确有后人补缀的文字，但并不都是褚先生的手笔。 《史记》文词古奥，汉代典章文物，又与后世多有不同。于是，就像汉儒注经一样，有不少人为之作注，主要的有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3家，习称“史记三家注”。最初，各自单行，与《史记》卷数不合。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北宋年间，曾把这三家注散刻在《史记》正文之下，合为一编。这个本子，而今也已不见，目前最早的，是南宋黄善夫本，已由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纳本二十四史》中。此外，有明代嘉靖、万历之际南、北国子监所刻“二十一史本”（监本），毛氏汲古阁“十七史本”和清代乾隆年间武英殿本。其中，武英殿本最为通行，后世多有翻刻和影印。 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印《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130卷（即金陵书局本）。1959年，中华书局以之为底本进行整理，由顾诘刚先生主持校勘并且分段、标点后出版发行。这是目前我们较为容易见到的一个好版本。 1955年北京大学王伯祥教授选注出版的《史记》，代表了当时《史记》研究所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兰州大学张大可教授新注的《史记全本新注》，发展了王先生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另一位王利器教授，也对《史记》做了很多工作，出版有《白话史记》。这是3个真正由专家整理，注释（其中王利器甚至是翻译成白话）出版的好版本。今天我的这个讲稿之中，就包含有他们的辛勤劳动。 读《史记》，版本要择善而从，建议最好选用中华书局的标点本；要识字义，通训诂。过这道关，可以借助工具书。要明句读。明其句读，才能通晓义理，才能明其章法。此外，还要先作些入门准备，先读《太史公自序》，读班固《汉书》里的《司马迁传》，了解司马迁其人其事，再读一些关于《史记》的评论，诸如《汉书·叙传》论史记的段落；刘知几《史通》的“六家”、“二体”和“古今正史”诸篇；《隋书·经籍志》；郑樵《通志·总序》和《四库全书》之史部正史类关于《史记》的评论和记述，粗略认识《史记》在史学上的地位和学术价值。 读书目的不同，方法也就应当有所区别： 1、以研究《史记》著述体例及宗旨为目的而读，就须提高眼光，鸟瞰全书，以究其文体； 2、以研究古代史迹而读，就需要首先通览全书，以观其大略，寻出每个时代的关键要点，最后精读与这些要点相关的事项； 3、以研究文章技巧为目的而读，那就着重选读其中最精彩的一些篇章。 梁启超先生从考据学出发，提出了所谓专究读法，亦即通过读书，对《史记》进行整理。为此，他提出了5项任务： 1、辩识后人窜乱部分； 2、考证先秦史实； 3、为《史记》作新注； 4、编制《史记》古今地名对照手册； 5、于《史记》十表之外，补作一个总的大事年表。 几十年来，有很多学人围绕这5个方面开展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并不是说对于《史记》的研究已经完成，学海无涯，不管是文学问题还是史学问题，都还有很多没有弄清楚，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梁先生这种专究读法，属于乾嘉考据学派的范畴。我们今天读《史记》，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追求文史共通，文史哲共通，既为汲取历史经验而读，又为研习文章与哲理而读。通过学习，丰富自己，提高自己。我曾经向青年教师讲：教书莫要教成“教书匠”；教师应当是学者。我高兴地看到，一年多来，天立学校的文史教师，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断进步。在这里，我再送同志们一句话：刻苦、深入地研读《史记》，就是一条使自己尽快上升到学者水平的途径。宋代理学大儒朱熹曾经深有感触地吟唱过：“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埋头钻研，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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