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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后你们要将我埋在县委党校旁……我要面朝红军走过的路，永远看下去……” 这是1984年，河南卢氏县一位73岁的老人，在临终前给家人留下的遗言。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老人一直想要证明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但由于没有证人、没有证据，他始终未能如愿。所以他才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但值得告慰老人在天之灵的是，就在他去世后的次年，中央军委的工作人员几番寻找，终于辗转来到了他的家中。也就是直到这时，附近的邻居们才知：他生前说的竟是真的，他真的曾救过几千名红军的命。 
那么，这位老人到底是谁？他是怎么救下近3000名红军的？我军为了找他又动用了多少力量？ 这一切，都要从1934年开始说起。 1934年11月16日，在军长程子华、军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带领下，近3000名红25军的战士，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当他们到达卢氏县的时候，就准备按照组织制定的战略方针，继续西进，直奔豫陕边界开辟新根据地。 但谁也不曾想到的是，此时，国民党反动派早已侦察到了红25军的动向，并提前做了安排。 蒋介石早在半个月之前，就给驻守在开封的国民党十九路军第六十师发去命令，让他们到沿途去“堵截”红25军。 
而且因为知道红25军入陕，一定会经过卢氏西南关隘五里川和朱阳关，所以敌人还在这两个地方构筑了工事，就等着红25军“自投罗网”。 这样的安排，几乎可以说是掐断了红25军的前路。但这，还不是红25军面临的全部危险。 就在红25军后方，一直紧追不舍的国民党反动派数万兵力，也追到了距离红25军70里左右的栾川、庙子一带。唯一没有敌人部署的，就是北边了，但遗憾的是，北边是黄河天险，根本没有办法突围。 可以说，当时红25军面临的形势，万分危急！就连蒋介石，都认为红25军是“插翅难逃”。 这样的形势，也让红25军的很多战士，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受伤的战士们，联名给军领导写了血书。血书的正面是他们的诉求：希望军领导将担架队员调到连队，让他们这些受伤的战士集体断后。血书的背面，写的是他们这些受伤战士各自的籍贯。 
这已经不是血书！而是遗书！ 负责照顾受伤战士的7位女护士，也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她们在军领导面前，说出了她们的打算： 保证不拖累部队，誓死不当俘虏，万一冲不出去，就7个人抱在一起跳崖！ 可以说，当时整个红25军，都被一股悲壮的气氛所笼罩。但就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红25军的军领导们，却始终没有放弃带领队伍突围的希望。 既然敌人准备在我军原定前进路线上堵截，那么我们想要突围，就必须换一条路。而想要找到这样一条路，就必须动员当地的老百姓帮助，毕竟只有他们才知道那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羊肠小道”！ 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当地大多数人都害怕反动分子，我军侦察队压根找不到合适的向导。 
就在军领导一筹莫展之际，侦察队在距离卢氏县城20余里的一个村庄，找到了一个走街串巷卖糕点的货郎。 山里的货郎，平日里就是在十里八乡来回跑，对当地的各种山路了如指掌。 当货郎被带到军部后，军长程子华亲自和他交谈，两人共话家常。程子华知道了货郎过去的种种苦难经历，而货郎也知道了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同时也明白了红军此时所处的危险形势。 所以，没聊多久，货郎就从板凳上站了起来，说：“ 程军长……我给你们带路…… 就这样，在货郎的带路下，经过三天三夜的艰难跋涉，红25军的近3000名战士，终于顺利突出重围。 
临别之际，程子华给了货郎一张盖了印的证明纸条，让他保存好，并对他说：“ 从现在起，你就是共产党的人了！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日本鬼子的轰炸，这张原本的证明纸条，随同货郎家里的两间房子，化为了灰烬。 新中国成立后，货郎没有忘记那位军领导的话，他找到当地党组织，要求补交党费。 但由于纸条已经烧毁，他又不认识字，不知道纸条上写的什么。而且由于当时敌人围追堵截的特殊情况，红25军军长程子华也没敢告诉货郎自己的名字。所以，在没有人证物证的情况下，他说出自己救过红军，身边的邻居们也不太信。 而这，也成了货郎心里的遗憾，所以才有了本文开头他那样的遗言。 但货郎不知道的是，其实我军始终没有忘记过他。建国后，担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程子华，曾先后6次派人寻找过货郎。 
程子华告诉寻找的同志们：当年在带路过程中，那位货郎告诉我，他的名字叫“陈廷献”。但遗憾的是，这6次寻找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1985年军委的同志找到货郎的家人，才知道，他并不叫“陈廷献”，而是“陈廷贤”。由于货郎浓重的山西口音，他将“陈廷贤”说成了“陈廷献”。 其实，陈廷贤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正是有无数像陈廷贤这样的人，我们才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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