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日本第27任首相浜口雄幸在病床上写下的一段话，真实地记录了1930年11月14日他遇刺时的感受。 那一天，60岁的浜口首相来到东京站，他将从这里出发去数百公里外的冈山参观陆军演。原来政府有规定，首相乘车时车站要戒严。但为了避免扰民，浜口雄幸取消了这一措施。正当浜口在月台上步行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身穿短褂的年轻人突然跪地，在不到三米的地方向他扣动了手枪扳机。  行刺者当场被捕。这个青年名叫佐乡屋留雄，是右翼团体“爱国社”的成员。他在接受讯问时理直气壮地说，浜口雄幸“缔结屈辱的伦敦条约，干犯统帅权”，他是出于义愤而采取行动的。 1、被刺杀的缘由——伦敦会议两年前，英国邀请日本同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代表齐集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会议期间，纽约股票市场暴跌，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本来经济就不景气的日本更加雪上加霜。刚上台一年多的首相浜口雄幸是有名的财政专家，向来主张优先考虑国民生活。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浜口内阁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压缩军费。伦敦裁军会议进展并不顺利，交涉一度陷于停顿。因为日本海军要求，日美双方辅助舰比率保持在7∶7，英美两国均不接受。后来日本代表做出妥协，同意把辅助舰拥有量对美比率降为6.975。浜口从减轻国民负担立场出发，对缔结此条约表示同意，并得到了天皇、元老西园寺公望等的支持。 于是，1930年4月22日，5国代表签订了《伦敦海军条约》。如果日本执行条约，在今后6年间，将节省8.2亿日元的军费开支，这对于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日本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日本代表团并没有为此而感到高兴，反而感到不安和忧虑，因为就在签约的前一天，他们还接到军令部的通知，反对签约。  代表团随员中的军人在条约签字后的慰劳晚餐会上，当面向首席代表若槻礼次郎提出强烈抗议。 2、干犯统帅权按照宪法，条约必须经过天皇的咨询机构枢密院的批准才能生效。就在签约后的第二天，东京召开第58次特别议会。浜口首相原来以为，反对党会集中指责政府在军舰数量上的让步，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对党却绕开了这个问题，指责政府违犯宪法，严重“干犯统帅权”。 这个罪名让许多与会者感到意外。“干犯统帅权”最早是军国主义者北一辉提出来的，但是从来没有人以此罪名指控政府。可是反对党征引《大日本帝国宪法》，似乎颇有道理。 这部在1889年制定的宪法第11条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这意味着陆海军的统帅权属于天皇，不属于国务大臣的管辖范围，俗称“统帅权独立”。 后人评论伊藤博文说：
这个“口子”被反对党利用，大做文章。反对党认为，《伦敦海军条约》涉及军队事务，内阁不顾军令部长反对而同意签约，就是“干犯统帅权”之举。 眼看着问题就要政治化，政府请教了著名法学家、东京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博士。美浓部发表文章，支持政府的立场，认为“内阁违背军部的意见，仰请天皇裁可伦敦条约并不违犯宪法”。  这种观点也有法律依据，因为宪法第12条规定“由天皇确定陆海军的编成与常备军员的定额”，与裁军相关的军队编制和舰艇整编以及与之相关的预算纯属“国务”或“政务”，理应由内阁负责处理。许多宪法学者持同样意见，报纸也给予支持。 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都于法有据，揭示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由来已久，只是由于明治维新的元老们在世时，既担任首相，又对军队保持强大的控制力，政治对军事终始占有优势，“统帅权独立”的说法在现实政治中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 3、右翼团体的正当理由到了1930年，元老们凋零殆尽，再加上政府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生丝价格暴跌，国民生活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萧条的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宪法的矛盾促使政治矛盾激化。 在右翼看来，裁军会议是英美两国削弱日本实力的阴谋，日本是被英美两国逼迫签署条约的。早在伦敦谈判期间，右翼团体就出版印刷品、举行演讲会，在各种重要场合散发“埋葬亡国的海军条约”等檄文，开展反对活动。 “裁军国民同志会”在东京的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做出决议称“日本国民认为裁军答复方案陷我国国防于危殆之中，我们坚决反对”。他们还游说政府官员、枢密顾问官、军部首脑全面展开反对运动。在议会里发生“干犯统帅权”争论之后，右翼分子利用“干犯统帅权”猛烈攻击政府，极力将反对缔约运动扩大。军令部的一位少佐参谋为抗议条约，竟然在东海道线的火车上自杀。 参谋本部认为，浜口内阁“无视或轻视统帅部”就是“干犯统帅权”，必将“破坏建国之基础，危及帝国之生存”，“现政府显然正一心一意要使普遍的国防兵力之决定权归于政府，即使背离建军之精神，危及建国之基础，仍企图扩张党派利益和党务，此乃无可争辩之事实”。  打着这个耸人听闻的旗号，军令部长要求彻底保卫“3000年来我国体之精华，即军政分开之根本原则”，提出奏折弹劾政府，同时向天皇提出辞职。 6月18日，日本代表团回到东京。首席全权代表若槻礼次郎从车站的窗口向群众发表演讲称，这个条约有效期限到1936年12月31日，“在此之后，日本便不再受其束缚”。代表团还不知道，围绕“干犯统帅权”的争论正如火如荼，浜口内阁正遭受围攻。 4、雄狮首相的斗志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浜口雄幸没有屈服。这位相貌严肃、威风凛凛的政治家雷厉风行，有“雄狮首相”之称。从他被任命为首相到新内阁开张仅用了8个小时，是日本近代史上组阁时间最神速的高效内阁。上任之初，他就对一位阁僚说：“我已经做好了将这条命献给国家的精神准备！” 他很清楚，所谓“干犯统帅权”争论不过是右翼和军方妄图削弱政治对军部的控制，谋求走上军事控制政治的道路。假如他们得逞，日本正在形成中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必将荡然无存。因此他一边毫不退让地坚持，一边争取天皇和西园寺公望等重臣的支持。两个月后，枢密院审查委员会开始对条约进行审议。 反对党从政党利益出发，继续愚蠢地攻击浜口内阁“干犯统帅权”。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于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来说，这是自杀行为。面对故意拖延审议时间的枢密院，浜口首相采取了强硬姿态。 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交涉破裂，日本不但会重新开始参与大国间的造舰竞赛，导致国内财政负担加重，而且将陷于国际孤立，与英美发生冲突。  当时国民和舆论支持裁军，内阁也得到了天皇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鼓励。于是浜口宣称，如果枢密院不批准条约，他就直接上奏天皇，请其裁决，并开始讨论撤换所有枢密院顾问官。枢密院不得不改变强硬立场，决定无条件批准条约。 1930年10月1日，在五国签约近半年后，日本终于批准了伦敦条约。10月27日，在伦敦举行了交换批准书的仪式。这是继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后的一个和平条约，维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现状，为世界带来了和平。 浜口发表广播讲话说，该条约给人类的文明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并祝福时代的发展从列强对立的“冒险时代”进入国际协调和国际和平的“稳定时代”。 5、刺杀——好战者的借口可是右翼因此对浜口恨之入骨，认为他执行“软弱外交”，有损日本的声誉和国力。最终在东京站发生了那惊人的一幕，倒在血泊中的浜口低声吟诵诗句“夜深同看千岩雪”，逐渐失去意识。 浜口被送往医院，手术成功，但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从住院第二天起，仍然担任首相的浜口每天口述两三次重建经济应采取的政策，叫人写下来向阁员们传达。 由于代理首相币原应付不了政局，内阁失去凝聚力，身体尚未康复的浜口执意出院上班。 医生表示不能保证生命，浜口慨然道：
1931年3月9日，浜口雄幸身着正装，出现在官邸。可是他的身体过于虚弱，在前来采访的记者镜头前倒下昏迷，只好再次被送进医院。 20天后，他又强撑病体，坚持参加国会，决心推动社会改造法案的通过。该法案提出降低税收，将国家财政进行更合理的分配（军费预算的削减让这成为可能），将男性选民最低年龄限制从25岁降为20岁，并在地方选举中给予女性选举权。  过去结实强壮的浜口现在却异常消瘦，穿着一双看起来像普通鞋子的棉拖鞋（因疼痛而无法穿皮鞋），跌跌撞撞地走上讲台，他以嘶哑微弱的声音回答提问，进行答辩，使政府提出的72个议案全部通过。 此后，耗尽体力的浜口雄幸病情急剧恶化，又经过两次手术，但都没有奏效。1931年8月26日，一代刚正不阿的政治家撒手人寰，享年61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日本宪法的“黑洞”吞噬了浜口的生命。 随着浜口的病逝，他推动的那些影响深远的改革也无疾而终。 6、时代的宿命后来人们才意识到，浜口是20世纪30年代第一位遭遇暗杀的政治家，他的悲剧是协调外交破产的前兆，也预示着血雨腥风的时代刚刚开始。 在浜口之后，那些同意批准伦敦条约的政治家，如铃木贯太郎等都在连续发生的恐怖袭击、政变中遭到攻击。就连从学理上驳斥“干犯统帅权”的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也遭到疯狂的右翼分子枪击。 至于那个射出夺命子弹的右翼分子佐乡屋，起先被以杀人未遂罪起诉。浜口死后，一审法院以杀人既遂罪判处其死刑。 二审虽认定为未遂，但仍判处死刑。佐乡屋又上诉至三审法院，仍被驳回，死刑生效。恰值皇太子诞生，恩赦犯人，佐乡屋遂被改为无期徒刑。此后这个杀人犯两次减刑，并在1940年11月被批准假释，服刑不到十年。 在杀人犯不断被宽纵的背后，是宪法的漏洞越来越明显，右翼和军部势力不断扩张。军部和右翼成功地把“干犯统帅权”当成旗帜，一边进行军国主义宣传，一边加强军事独裁统治。庶人政治家对于战争完全失去发言权，内阁会议只能按军方要求批准庞大的军费支出，不能过问战况和军队方针。 1937年七七事变后，近卫首相和其他阁僚们对战争的进展情况和今后的计划全然不知。在内阁会议上，拓务大臣向陆相询问“军事行动何时结束”，陆相不予理睬。海相刚要代其作答，陆相便怒斥道：“那些事情可以在这种地方说吗？”  国家可以拥有一支军队，但是军队不能拥有一个国家。可是随着日本政治极速下滑，军部在“统帅权独立”的旗号下垄断国政，军国主义将日本带向了苦难的战争深渊。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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