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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本文一万五千字，不懂宗法礼制者和不看长文者慎入） 濮议，是影响北宋政局的大事件之一，从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由宰相韩琦首倡尊礼濮王事宜，到治平二年四月初九英宗下诏讨论，再到治平三年正月二十二曹太后手书执政表示同意，历时十八个月，实际争执九个月。 所争论的内容，简单说就是过继给宋仁宗赵祯的嗣子宋英宗赵曙，该如何称呼他的本生亲父濮王赵允让，是该叫爹（皇考）还是该叫伯父（皇伯），就是这件在现代人眼中看着极其无聊的问题，让宋朝人吵翻了天。
濮议从事态发展的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治平元年（1064）五月二十八、宰相韩琦提出尊礼濮王开始，到治平二年（1065）三月二十九仁宗大祥为止，属于暗藏汹涌的平静期。 第二阶段是从治平二年（1065）四月初九、英宗诏礼官讨论尊崇濮王典礼开始，到六月二十六曹太后手书诘责执政、英宗下诏罢议为止，属于双方都浅尝辄止的克制期。 第三阶段是从治平二年（1065）六月二十九、英宗下诏有司博求典故、引起台谏官的反弹开始，到八月开封大雨后台谏官们进入更为强烈的舆论攻势为止，属于一方强攻一方不应战的僵持期。 第四阶段是从治平二年（1065）十月英宗收买台谏官搞釜底抽薪开始，到治平三年（1066）正月二十二曹太后手书执政表示同意尊崇濮王为止，属于汹涌澎湃的跌宕期。 第五阶段则是从濮王称亲开始，到台谏官被贬黜、执政官丧失士林公议口碑为止，属于两败俱伤的余韵期。 皇考派的幕后是宋英宗，主要骨干是执政官（中书）韩琦、欧阳修；皇伯派的幕后是曹太后，主要骨干是台谏官司马光、吕诲等人。 简单介绍完毕，让我们走近濮议，去近距离围观这场对大宋朝影响深远的辩论赛吧！
01，濮议进行时之第一阶段大宋治平元年（1064）五月十三，垂帘听政的曹太后被宰相韩琦逼迫还政。五月十六，大权在握的宋英宗赵曙问执政大臣“积弊甚众，何以裁救？”俨然一副准备大干一场的明君模样，群臣无不欢欣鼓舞。 五月二十八，宰相韩琦代表中书执政官，向英宗呈递由参知政事欧阳修执笔的《中书请议濮王典礼》，奏疏从天性、人情出发，提出英宗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德高位尊，应该给予尊贵的称号，建议英宗诏有司商议如何尊崇濮安懿王以及二妻一妾事宜。
执政的提议让群臣惊呆了，这前脚才逼迫曹太后撤帘，后脚就建议皇帝尊崇本生，这是执政要否定先帝仁宗的节奏么？是不是有点丧心病狂啊？ 特别是台谏官们这时还正如老母鸡一般，为调和两宫关系奔波的时候，我们这边努力让太后和皇帝打破僵持、尽释前嫌，你们执政却添枝加叶、火上浇油的教唆皇帝破坏礼法？是生怕两宫关系会和睦吗？ 由于宋英宗不是宋仁宗的亲儿子，而是过继来的嗣子，早在嘉祐八年（1063）四月二十七，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就在上疏英宗劝谏他孝顺母后、关爱幼妹时，特意提出自己的隐忧，提醒英宗要遵循典礼，不要听从小人撺掇，枉顾大义去追尊私亲（亲爹）。 司马光在奏疏中，还特别列举汉宣帝和汉光武帝，不给私亲加上尊号，被时人称赞、后世传颂；又列举了哀、安、桓、灵诸帝，追尊私亲犯义背礼，不但被当时讥讽，还被后世批评，提醒英宗要以史为鉴，杜绝过度尊崇亲生的行为。 虽然司马光的提醒在当时看着有点杞人忧天，但绝对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他察觉两宫之间的紧张气氛，也看出英宗对曹太后毫不掩饰的怨恨。 果不其然，英宗这才亲政半个月，执政就公然上书提议皇帝尊崇本生，对遵纪守法的士大夫们来说，这个提议实在是不能接受的。 英宗又不是傻子，自然不会利令智昏的立即表示同意，毕竟才故去一年的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群臣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这时候就讨论尊崇亲爹，恐怕很多人在情感上都受不了，于是，英宗下诏说等仁宗大祥（两周年）祭典之后再行讨论。 曹太后肯定知道中书的奏疏，也意识到白眼狼嗣子不会就此罢休，两宫关系更是降到冰点，大臣们就在调和劝谏两宫和睦中，让时间滑进治平二年。
02，濮议进行时之第二阶段治平二年（1065）三月二十九，仁宗大祥，祭典结束后的次日，司马光和傅尧俞就前往中书去见执政官，提醒宰执们要遵循“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的礼法，不要教唆皇帝尊崇私亲。 面对两位台谏官的慷慨陈词，宰相韩琦、曾公亮、参政欧阳修、赵槩gai不置可否，但在随后，韩琦就再次向英宗提出崇奉濮王典礼，已经在位满两年的英宗就顺水推舟。 四月初九，英宗把欧阳修的《中书请议濮王典礼》下发，诏礼官商讨尊崇濮王典礼，要求大家集体讨论，该给他亲爹濮王一个什么名分。 经过礼官和两制的讨论，很快得出结果，英宗既然从小宗过继给大宗，就要以大宗为尊，对待亲爹的礼节就要降一等，亲亲原则要服从尊尊原则嘛。 讨论的时候，礼官们都很踊跃，但等到起草讨论文书时，大家就集体失声，因为大家都明白，皇帝既然让讨论给他爹名分，内心深处自然是想尊崇亲爹，大家集体否决了皇帝的想法、皇帝肯定不高兴，这会儿谁愿意起草文书去触皇帝的霉头？
面对此等情形，迂夫子司马光走向前去，奋笔立议，书写《上英宗议乞依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 首先引经据典、开宗明义，指出按照礼法制度，一个人是不能同时为两个父亲服斩衰之丧，小宗过继到大宗的孩子，就要以所后（继）父母为尊，为所后父母服斩衰（三年），为小宗本生服期年（一年），为人后者为之子，不能过于顾念私亲，因为“圣人制礼，尊无二上”。 然后，指出秦汉以来，从旁支小宗入继大统的帝王，追尊亲生父母为帝后的，都受到当时和后世的讥讽批评，提醒英宗不要效法这些不当行为。 接着，又指出前代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多半都是先帝晏驾之后，由母后或者大臣援立的，都比不上仁宗皇帝在生前就秉承天地之意，在众多宗室中选择陛下你，所以，仁宗对你有超乎一般的大恩德，提醒英宗不能辜负仁宗。 又简洁明了的指出关键，提醒英宗继承皇位的法理依据，是来自仁宗，如果陛下你不承认自己是仁宗的儿子，就没有继位的合法性。 再苦口婆心地提点英宗，虽然濮王于陛下你有天性之亲，但陛下你所拥有的四海天下、可以由子子孙孙万世相承的大宋江山，则是先帝仁宗赋予你的，在这么大的利益之下，血缘亲情的亲亲，就该向尊尊低头的。 最后还体贴地给英宗建议，可以给濮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三位夫人也可以改封大国太夫人。
虽然这篇奏疏被司马光写得有理有据、情理兼备，但因为结论和英宗的预期相去甚远，皇帝陛下当然不满意了，执政们也很惊讶，他们以为执政和皇帝的态度都这么明显了，礼官们不是该顺水推舟给皇帝捧臭脚吗？ 怎么讨论了半天，礼官们不但回避尊崇皇帝亲爹的问题，就连怎么称呼都没提，实在太扫皇帝和执政们的面子了。 于是，欧阳修再次执笔书写《中书进呈札子》，对司马光的奏疏提出批评，让他们讨论皇帝该怎么称呼濮王的问题。 礼官们再次讨论起来，参详真宗尊崇皇兄楚王元佐、仁宗尊崇皇叔荆王元俨诏书不名的例子，濮王是仁宗堂兄，皇帝可以称呼濮王为皇伯而不名。 有人觉得皇帝不就想称亲爹为“考”么，可以在濮王皇伯之后加个“考”字，称为“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著立即反驳，真宗皇帝以太祖皇帝为皇伯考，濮王有何功德可以和创业之主的太祖一样称皇伯考呢？ 就这样，礼官很快呈上《两制礼官再议称皇伯状》，认为英宗应该称呼亲爹濮王为皇伯。
面对这样的结论，英宗很不爽，执政就再次为皇帝出招，仍由大文豪欧阳修执笔，书写《中书请集官再议进呈札子》。 很善于诡辩的欧阳修，引古今经典条例，拿礼法中那句“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为依据，声称礼法规定出继之子于所后、所生都可以称父母，所以前代的汉宣帝、光武帝都称其父为皇考，而礼官们商议的皇伯称谓，不但是典籍上没有记载的，在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因此提议把两派意见下发百官，让三省及御史台官集议，想通过扩大讨论范围，来获取支持。 欧阳修这份奏折把皇帝和执政们的意图直接亮了出来，就是英宗也可以效法汉宣帝、光武帝称呼亲爹濮王为皇考。中书执政们乐观地认为，只要扩大讨论范围，必定会有人迎合他们力挺皇考派的，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消息传出后，朝野是一片哗然。 大家都吵吵说朝廷想背弃仁宗的恩德，要尊崇濮王，街头坊间的谣言更是离谱，甚至传出皇帝要将濮王神主奉入太庙、去替代仁宗神主的流言，整个开封城都是议论汹汹。 面对此情此景，英宗和执政们有点傻眼，这种情况下还敢大规模讨论称呼濮王为皇考么？不怕被舆论的口水淹没？ 有个叫孙固的太常博士，刚流露出附和执政的意图，就被蜂拥而上的台谏官们喷成翔，孙固的下场就在眼前，谁也不愿意落个“媚上”的名声。 就在皇考派骑虎难下的时候，六月二十六，曹太后手书宰相韩琦，诘责他不该议称皇考，韩琦为此还上奏太后辩解说皇伯的称呼才是无稽之谈。 眼看形势于己方不利，英宗也只得出面取消集议，暂时停止讨论怎么称呼濮王的问题。在如此缺乏理论和舆论的支持下，自诩为濮王孝顺儿子的英宗会善罢甘休吗？
03，濮议进行时之第三阶段上治平二年（1065）六月二十九，英宗下诏让主管礼仪的太常院去博求典故，寻找合乎经义的理论支持，时判太常寺的翰林学士范镇，就率礼官上疏《乞如两制礼官所议》。 范镇在奏疏中批驳了欧阳修称濮王为皇考的理论依据： 汉宣帝是继承汉昭帝的皇位，汉光武帝则是继承汉平帝的皇位，在辈分上，宣帝是昭帝的孙子，而光武帝则是平帝的祖父，所以他俩勉强可以称自己的亲爹为皇考，但仍然被人议论不当，因为大宗之统不可绝。 陛下你既然称仁宗皇帝为皇考，又想称濮王为皇考，那就是两统二父，比汉宣帝、光武帝更为失礼，所以，陛下你应该依据《尔雅》及本朝故事，称呼濮王为皇伯而不名，如两制礼官的前议，像汉朝那样称皇考、称帝、称皇、立寝庙、序昭穆的行为，都不是圣明的陛下可以效仿的。 中书执政官们对范镇的上疏很不高兴，就责备他一通，结果被台谏官们知道了，对执政官的蛮横很愤怒，纷纷上疏，请求英宗发布诏书明确称濮王为皇伯。
侍御史知杂事吕诲的《上英宗论不当罢集议，乞别降诏以王珪等议为定》首先批评英宗不该朝令夕改，朝廷既然知道大家对濮王称亲事宜议论纷纷，就该参合众人意见，辩证是非，怎么能下诏停止集体讨论呢？你既然停止讨论，为何又诏有司寻求典故？这不是反复无常吗？ 接着又反驳欧阳修奏疏中“所后、所生皆称父母”以及宣帝、光武都称亲爹为皇考的论点：汉宣帝、光武帝都是上承本宗，昭帝是宣帝祖父，光武也没有过继给元帝，所以他们才称亲爹为皇考，他们并没有两个父亲。 陛下你想称呼濮王为皇考，那就和仁庙相同，是与礼律相背的。陛下你能够从藩邸入继大统，南面称尊，都是先帝的恩德，诚心奉养孝顺太后都不足以回报先帝，怎么能枉顾大义去偏顾私亲呢？ 最后着重建议英宗，应该早日降下诏旨，按照两制礼官讨论的结果，以濮王为皇伯而不名，这样才能让朝堂内外汹汹的议论停止，并杜绝邪论。
随后，吕诲又接连两次上疏，不但提醒英宗尊礼守法不要枉顾私亲，还把中书执政的“皇考”论，定性为惑乱人情的“邪佞”之说，建议英宗早日确定“皇伯”的称号，以免坊间议论有损圣明，不但会被后世讥讽，还会被四夷边陲小国看不起。 从吕诲的奏疏内容，让猴格不禁想到网络上的辩论，有些激进的人辩论着辩论着，就偏离了辩论的初衷，开始在辩论的过程中进行道德攻击，吕诲就是如此，从忠奸、正邪在道德上去否定执政，这种风气在网络上不好，在朝堂上更不好。 面对吕诲的咄咄逼人，无言可对的皇帝只能留中不发，和执政们一起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议。 侍御史赵瞻的《上英宗论不当罢集议，乞别降诏以王珪等议为定》则开篇点明仁宗早年鞠养英宗的恩德、以及过继的事实，又按为人后者为子之礼法，质问英宗身为仁宗嗣子，称呼仁宗的兄长濮王为伯父有什么疑问？ 接着也反驳欧阳修“所后、所生皆称父母” 以及宣帝、光武都称亲爹为皇考的观点： 执政说典籍记载所后、所生都称父母，典籍还记载出不为母呢？身为子女的又能用什么词语来代指出母？直截了当的批评欧阳修是在搞文字游戏、祸乱典籍。 执政只知道汉宣、光武追尊父亲为皇考，却不知道宣帝、光武都是继承远祖，并不是给昭帝、元帝当儿子，居然以此歪理邪说误导圣朝。 昔日魏明帝曾告诫公卿，谁敢引诱过继皇嗣尊崇私亲者，即便是股肱大臣也诛之无赦，难道陛下认为魏明帝的诏令不贤吗？最后强烈要求英宗让提议“皇考”论的人出来和他对辨邪正，以建正论。
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的《上英宗乞行礼官所奏典故》则建议英宗屈情尊礼，让濮王位极人臣之典足矣，这才不失孝思之义、四方之望。 而司马光更是递上他的终极绝杀奏疏《上英宗乞行礼官所奏典故》，开篇就剑指政府（执政）：参加讨论的两制礼官都认为濮王应该尊称皇伯而不名，唯独政府的意思要尊濮王为皇考，简直是“巧饰词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之大典，蔑弃天下之公议。” 政府援引仪礼丧服、以及本朝典章制度，说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都称父母，这是政府欺负天下人都不识文理啊！又声称汉宣、光武都称生父为皇考，人家汉宣帝上承昭帝，是以孙继祖，所以称其父为皇考，却不敢尊其亲祖父为皇祖考，那是因为和昭帝同昭穆的缘故； 光武从布衣起家，亲冒矢石打的天下，虽然名为中兴，实为创业，就是自立七庙也不为过，人家却以旁支上承大宗，只是称生父为皇考，实在是谦逊退让太过了。 而陛下你是以仁宗儿子的身份继承大业的，国无二君、家无二尊，如果尊崇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 如果仁宗还在治理天下，濮王也在颐养天年，命陛下你为皇子，不知道陛下你称呼濮王为父亲还是伯父呢？如果先帝在就称濮王为伯父，先帝不在就称濮王为父亲，这岂不是背信弃义、反复无常吗？微臣以为陛下绝对不会如此，那么，称濮王为皇伯又有什么疑问呢？ 满朝大臣都知道不应该称呼濮王为皇考，偏偏政府坚持此议，就不怕陛下失去四海之心，受万世讥讽？如此，群臣的忠佞、邪正就是显而易见了，请陛下上稽古典、下顺众志，称濮王为皇伯而不名。
高手出招就是如此，司马光这波强势质问直击要害，即便诡辩如欧阳修，也是接不下来的，哪怕英宗再想称亲爹为皇考，也不敢顶着司马光的质问而上。 司马光这篇奏疏也不再只从历史典籍中寻找支持，而改用道德和士人公议为攻势，这和吕诲的行为有本质上的类同，于长远来讲，这种超越政见之分的论辩并不是好现象。 当看了吕诲、司马光的奏疏后，不知道欧阳修是否会想起这其实是他惯用的论辩方式，当初他就是如此对狄青的，如今却被吕诲、司马光娴熟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 但不管台谏官如何群情激昂地轮番上疏，英宗统统留中不发，和执政一起继续装聋作哑。 时间很快来到八月，开封大雨，台谏官又发起更为强烈的舆论攻势，把濮议事件带入高潮。
04，濮议进行时之第三阶段下治平二年（1065）八月初三，一夜大雨，由于降雨量太大，引起房屋倒塌，人畜溺死无数，官府所知死亡人数足有1588人。 因此，英宗在灾后就下罪己诏求言，让群臣上书讨论政治之失，以应天变，台谏官们借此机会，指出水灾是因为濮议引发的，不但批评英宗，还抨击执政。 吕诲引经据典的通过“水不润下”的灾异理论，指出水灾就是因为过度尊崇濮王引起的，这是老天爷的警告，提醒皇帝称濮王为皇考是不可行的，还指出满朝新进都出自权臣之门，抨击执政专权，剑指韩琦，用天灾暗示皇帝，这是执政不称职才引起天怒人怨，并暗示执政效法汉朝制度引咎辞职。 吕大防也上书陈述八事，指出“臣权太盛，邪议干正”；就连被英宗提拔的潜邸旧臣、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抗，也再次上疏指出京师大水都是因为濮王之议，才导致天谴。 在所有的奏疏中，仍然以司马光最为直言不讳，他直截了当指出自从英宗即位以来，灾异甚重，这都是因为皇帝在即位后丧失人心导致的，提出英宗有三件事让天下人失望： 其一，皇帝你身为过继子，却对先帝留下的一后五女失于照顾，太后不但对你有抚育之恩，还有策立之功，更有为你临朝摄政的苦劳，先帝更是在众多侄子中选择你，让你从防御使升为天子，你却苛待先帝遗孀幼女。 民间乡里的过继子继承嗣父产业后，不孝嗣母、忽视妹妹，还要被邻里唾弃，又会怎么看待同样行为的惶惶天子之尊呢？ 其二，先帝天性宽仁，晚年因为疾病把天下之事都委托给两府，两府执政处事未必都妥当，皇帝陛下即位就该进贤退愚，赏善罚恶，但陛下却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对国事沉默不语，坐视执政专权。 其三，听不进忠言逆耳，国家设置台谏官，就是充当天子耳目，以免被大臣蒙蔽，皇帝却无视台谏的批评，不但落下拒谏的名声，还让政府继续专权之事，致使四方忠义之士失去批评的动力。 最后给英宗提出建议，希望他侍奉皇太后孝顺恭谨，对诸位长公主时加存抚，亲理政务，杜绝专权之臣，选拔英才，赏功罚罪，自然天道祥和，圣德日新。
面对蜂拥而来的上疏，英宗都表示无奈，唯独对老部下蔡抗非常不满，当初英宗提拔蔡抗同知谏院，就是希望他能站在皇考派，没想到老蔡是坚定的皇伯派，实在让英宗不能忍，就率先拿蔡抗开刀。 八月二十三，命蔡抗知制诰兼判国子监，你不是喜欢逼逼吗？我罢免你的谏官职务，看你还怎么逼逼。 罢免蔡抗后，英宗就积极地为南郊做准备，司马光再次上疏，请求他取消原定于十一月举行的南郊典礼，改在大庆殿恭谢天地就足以展示天子对上天的纯洁之诚，还能节约开支，安抚灾后的人心。 司马光的建议英宗当然不会听，这可是他即位后的第一次南郊，怎么可能取消？别说只是下雨导致水灾，就是下冰雹也不行。 但该有的姿态还得有，进入九月后，因为霖雨不断，英宗两次罢宴，遣使赴名山大川祈晴，并以雨策试举人，判都水监韩贽也因治水不力被罢免。 士子范百禄的对策也以“水不润下”理论来批评濮议，并引经据典指出历史上那些小宗入承大宗的哀、安、桓、灵，都因为尊崇私亲引发大水；陛下过继给先帝继承宗祧，对待私亲就不能过重，不然就会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就会不得天意，不得天意就会遭到天谴！ 为了显示自己如同大海般宽阔的胸怀，英宗咬牙升范百禄为秘书丞，也仅此而已了。 另一位皇伯派权御史中丞贾黯，眼看英宗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应对台谏官的上疏，重病的贾黯心灰意冷的上表称病求去，在奏疏上还批评执政称濮王为皇考，是违背经义、建两统二父之说，所以赵家祖宗的神灵才震怒，老天才降雨示警，让无辜的百姓遭殃。 面对贾黯的辞呈，英宗则是顺水推舟，以其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十二日后，贾黯病卒。 在整个第四阶段，都是皇伯派的台谏官强势进攻，皇考派则装聋作哑概不应战，就是你随便蹦达、理你算我输的态度，让濮议之争陷入僵持之中。
05，濮议进行时之第四阶段上治平二年（1065）十月初四，英宗给皇伯派的主力吕公著和司马光升职，把他们从天章阁待制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 待制和直学士都是荣誉头衔，带上这样的头衔就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进入高级文官行列，以后可以出任很多重要的职位，这可是皇帝对他们的恩典。 这突如其来的恩典，显然是英宗收买皇伯派的手段，这也是赵官家们的老传统嘛，给大臣好处表示不求你支持，只求你闭嘴不反对就行。 司马光当然明白英宗的意图，性格忠直的他对英宗的收买并没有欣喜若狂，而是很冷淡的上疏推辞，并请求外放为官，表示拒绝皇帝的收买，英宗不理会他的辞呈，司马光再次上表辞谢，英宗就授意中书宰执出面不允许司马光推辞。 坦荡的司马光第三次上疏，表示不让推辞也行，反正自己在谏官的位置上，就会履行谏官的职责。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我在谏官的位置上，立场就不会改变，濮王只能是皇伯。 收买无果的英宗，眼看司马光真的是油盐不进，干脆釜底抽薪，罢免司马光谏官的职务，把司马光体面的赶走，调离谏官岗位挂起来当吉祥物，给皇帝当专职侍讲去了。
司马光是继蔡抗之后第二位离开谏院的谏官，此时，谏院只剩下傅尧俞一个谏官，还被朝廷派了外交差事出使契丹，也就是说，看上去声势浩大的台谏官，只剩下御史台的御史了。 而御史台也没有几个人，御史中丞从贾黯死后就缺员，当时在职的只有副长官知杂侍御史吕诲和范纯仁、吕大防等五个御史，这五人中又有三个被派了长差在外，也就是说，在治平二年十月中旬，整个台谏官只有吕诲和范纯仁、吕大防三人撑着，曾经一度制衡执政的舆论监督机构，几乎要成为空架子。 宋朝的谏院定额为六员，御史台官常有二十员，即便有所减少，也不下十数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种情况、缺员如此严重朝廷还不补人，可见英宗为了减少反对派真是费尽心机，已经不惜破坏体制和传统，也是蛮拼的。 十月十七，吕诲上疏请求朝廷添置言事官时说，御史中丞缺员，御史五人又出差三人；谏官二人，司马光迁他职，傅尧俞出使契丹，台谏缺员严重到只差没有废除掉了，自古以来，言路的蔽塞就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实在让人替圣朝羞愧！ 在吕诲的请求下，十月十九，英宗命知制诰邵必权知谏院，又在十月二十八命给事中、天章阁待制彭思永权御史中丞，从整个濮议事件看，这二位多数时候都是尸位素餐，并没有看到他们像吕诲等人那样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 十一月初二，英宗朝景灵宫，初三享太庙，初四举行南郊大典，南郊之后，例行大赦天下，普天同庆，不但给皇太后、皇后奉上册宝，对宗室以及百官也各有恩赐。 但在长长的恩赐名单上，依旧没有濮王的名字，可见，即便英宗一直避而不谈尊崇濮王的问题，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死心。
皇伯派当前主笔吕诲当然也意识到皇帝的小心思，因此，在郊祀完毕后的十二月初，就再次上疏，请求皇帝按照之前礼官讨论的结果，尊濮王为皇伯，给予高官大国，以谢濮王的生育之恩，以正朝廷之典礼。 英宗和执政们依旧如吕诲批评的那样，“恬然自安，如不闻知”，就跟没看见吕诲的上书一样，吕诲前后上了七道奏章，全如泥牛入海，气愤的吕诲只能祭出言官的杀手锏，以辞职要挟朝廷。 然而，连上四道辞职奏疏，都和前面七道同样的命运，怒火中烧的吕诲就把火烧向执政，转头去弹劾宰相韩琦五罪。 先是抨击韩琦自恃勋劳，日益专恣，广布朋党，破坏法度，朝廷提拔一个官员，人们都说是韩琦的亲戚朋友，每罢免一个官员，人们都说这人肯定是韩琦的冤家，韩琦安插亲信到重要岗位，致使门下趋之若鹜，天下人只知道韩琦的恩德，而不知陛下的威福。 然后又提醒皇帝，嘉祐中议立皇嗣，本来就是先帝和太后属意陛下，可不是韩琦的功劳；他又用汉宣、光武故事引诱皇帝陛下走上越礼非法的道路，永昭陵土还没干，先帝遗音犹在，韩琦就已经背叛先帝，还导致两宫嫌隙日生，引得天下人都猜疑陛下，让皇帝遭受不仁不义的指责，这就是韩琦的忠诚吗？ 接着又拿韩琦和前代权臣相比，批评韩琦的功劳不如霍光、李德裕、丁谓、曹利用，但骄恣之色却过于他们，直接建议英宗罢免韩琦，把他赶出朝廷。
吕诲攻击韩琦的力度还是蛮大的，他把韩琦和汉、唐、宋初那几位挟持皇帝的大臣相比，可谓诛心之论，诱导英宗对韩琦产生不满，这和当年欧阳修攻击枢密使狄青意欲谋反的莫须有之辞如出一辙，用心绝对的险恶。 从而可见吕诲已经有点失去理智，明知道韩琦的为人不可能成为霍光，但为了战胜对手，就无所不用其极，只求胜利而不管是非。 遭到弹劾的韩琦立即上表请求罢相离京，英宗当然不答应，就让翰林学士范镇代笔批示，结果范镇把韩琦比作周公，让英宗很不高兴。 韩琦是周公，那英宗是谁？孺子成王吗？结果，范镇就以引用不当的罪过，被罢为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陈州，时为治平三年（1066）正月。 吕诲的强势攻击，非但没有搞掉韩琦，反而误击友军范镇，让皇伯派又少一个支持者，真是让老吕生气。 正月初七，吕诲和范纯仁、吕大防再次上疏《上英宗乞正宰执怀邪诖误之罪》，弹劾全体宰相、副宰相：斥责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典籍，媚惑人主、辜负先帝；斥责韩琦“固欲饰非”，诖误上听；斥责曾公亮和赵槩尸位素餐、“苟且依违”。 最后给皇帝放狠话，不正韩琦等人的罪过以谢中外，他们绝不会和欧阳修等人同朝并列，情愿被贬黜远谪。 皇考派依旧采用拖延大法，沉默以对，正月十三，吕诲又上《上英宗再论宰执懐邪之罪》，把火力重点瞄准欧阳修，弹劾他“希合上意，内营己私，移过于人君，失望与天下”，“原修之罪，安得而赦”？请求皇帝正濮王之礼，以慰群臣之心，铲除首恶之臣欧阳修，以正朝廷清明。 正月十八，吕诲又奏请英宗奋然独断，去惩治倡导邪说、违礼乱法、不顾大义的欧阳修，和包庇邪恶、阻止公议的韩琦，以及不辨正、没有辅弼能力的曾公亮、赵槩的应得之罪。 吕诲的连番弹劾，可谓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执政们也不好继续装死，就把欧阳修去年十月撰写的《论濮安懿王典礼札子》，以执政的名义上奏英宗。
06，濮议进行时之第四阶段下欧阳修在奏章中，把台谏官攻击皇考派的三条论据逐一批驳： 其一，说濮王应该称皇伯，是无稽之臆说。 不管是仪礼丧服，还是开元开宝礼、国朝五服年月、丧服令，都说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那是因为恩莫重于所生，所以父母之名不可改，义莫重于所继，所以降等所生的丧服。这是圣人所制的万世之法，也是中书执政们皇考论的依据。 而台谏官所谓的称皇伯，考遍六经、以及国朝典章制度和律令，都不见有皇伯之名，从三代以后、秦汉以来，从藩邸入继大统的，就没有称呼所生为皇伯者，所以说称皇伯是无稽之臆说。 考古论今，皇考之号都只是尊称，父亲去世的都可以称之为皇考，所以，称皇考并没有损害帝统的纯正性。 （猴格说）这就是典型的欧阳修式诡辩，他的确是聪明人，能找出典籍中的漏洞、去钻典籍的空子，抓住典籍中父母可以称父母的字眼，表示过继子也应该称亲爹娘为亲。但其实早在他第一次提出时，就已经被御史赵瞻批驳过那只是文字游戏（见第三章节），所以，这条明显是毫无力度的车轱辘话。 后来朱熹也批评欧阳修这个强词夺理的说法，礼经如果不称所生作父母的话，“别无个称呼，只得如此说也”。（ 朱子语类卷87）
其二，简宗庙致水灾，水不润下灾异说，是厚诬天人之说。 濮王之议，是因为两制礼官违经弃礼，用无根臆说来定皇伯之称，中书执政因为疑惑皇伯的称谓，才考据典礼，并没有自信自专，陛下也谦虚的下诏集议，但还没有讨论出结果，怎么能说是两统二父导致天灾，这是厚诬天人也。 （猴格说）这一条其实也是欧阳修强词夺理的避重就轻，不承认两统二父，还否定水灾和濮议有关，当初他阻止狄青出任枢密使、劝谏仁宗立储时，可是把灾异理论运用的贼溜贼溜的？许自己用灾异论攻击别人，却否认别人的攻击，实在双标。 其三，认为不该引用汉宣帝、哀帝为法，则是不原本末之论。 引用汉宣、哀之事是因为宣帝生父悼皇考，最初就被称亲，置奉邑、寝园而已，后来改为皇考，立庙京师，可见皇考就是亲的异名，都是儿子称呼父亲的名称，汉朝儒生最初并不认为宣帝称皇考有错，只是因为后来宣帝立庙京师，乱了祖宗昭穆，才被认为非礼。 哀帝尊崇亲父为定陶共皇，在本国立庙，当时也没有被汉儒非议，也是后来立庙京师，有干汉统的嫌疑才被非议的。 如今台谏官不思考朝廷的本意，也不思考汉儒批评汉宣帝、汉哀帝的原因，就知道瞎比比，所以臣说他们不原本末。 中书执政的意思是称皇伯为无稽之谈，而礼经也有不改父母之义，濮王名号还没有定，尊崇之礼都没开始议论，台谏官就引用汉朝故事诬陷朝廷，实在是让人无语。 如果中书建议去濮王国号而立庙京师，乱祖宗昭穆，台谏官攻击臣等是奸邪之臣，臣等没啥辩白的，但中书并没有此议，我们只是称亲，怎么能说臣等是奸邪？汉朝人批评宣帝、哀帝也只是批评他们立庙京师，可不是批评他们称亲。 有天地以来，从来没有无父而生之子，既有父而生，就不能避讳其所生，无子的人以宗子为后，是礼法允许的，但不可能用无父而生之子为后吧？所以自古不称所生父为伯为叔，就是担心错乱人伦啊！ （猴格说）这一条依旧属于欧阳修式的诡辩，他并不敢明确颠覆宗法制度，让濮王升为大宗，只不过是在混淆宗子和亲子的不同含义，再把称谓和宗庙分开，变相承认父子之间的现实血缘关系，于宗法礼制来说，仍然是对制度的一种挑战。 最后，欧阳修建议英宗下诏明告中外，称濮王为皇考，以正名号，同时宣告立庙京师、干乱统纪之事，朝廷是不会干的。
欧阳修这篇反击台谏官的奏章，看着洋洋洒洒一大篇，其实毫无力度，远不及司马光、吕诲等人的奏章有劲道，但架不住人家背后有皇帝支持，台谏批驳的再有道理，皇帝当没看见你能奈何？（就像猴格总觉得自己写得还是不错的，但读者皇帝老爷们不喜欢看就没辙了哈哈） 中书执政也知道己方处于舆论劣势，为了改变不利的局面，几位宰相经过密谋，决定从曹太后那里下手，只要太后改变态度，台谏官就不足为惧。 于是，韩琦借着祠祭的机会，和英宗的特使商量一下，把欧阳修起草的诏书《奏慈寿宫札子》呈到太后面前，欧阳修在奏章中都写了啥呢？ 首先，欧阳修引经据典批驳皇伯派没有典故支持，有违礼仪；接着又委婉体贴但又明确的指出，太后之前支持皇伯派，怕是听信小人的离间，所以才会支持皇伯的无稽之谈。 最后又以先朝旧臣的身份威胁太后，如果太后想亲自召集两府及百官讨论这个事，恐怕有亏太后圣德，而我们也必然会依据朝廷制度不来见太后的。 这篇奏章是欧阳修以中书副相的身份，来向太后施压，很多人都以为或许是太后醉酒误签诏书，其实不然，她绝对是被欧阳修所代表的中书执政们逼迫屈服的。 从欧阳修这篇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奏章，就能想象太后看完的感受，绝对能想起一年前被韩琦逼迫还政的情景，在强大的中书面前，没有权利的太后能怎么着？只能怂了。 所以，当正月二十二，曹太后手书执政表示同意尊崇濮王为皇考、事态完全按照中书设想进行时，几位相公不由相视而笑，咳咳，欺负老寡妇真是好有脸啊！
就在曹太后手书下中书前，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就听到传言，此刻他虽然不是谏官了，但仍然无法保持沉默，上书英宗《上英宗论濮安懿王称安懿皇》： 臣听说朝廷准备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窃以为不可，陛下既然过继给仁宗，于礼就不该顾念私亲，臣实在想不明白陛下的心意，这么固执的坚持尊崇濮王，究竟是为了荣誉？还是为了利益呢？又或者是认为对濮王有益处呢？ 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继大统，尊其父为皇的，那都是汉代的昏君做法，陛下有尧舜禹汤圣明君主不效法，去效法昏君很光荣吗？ 仁宗的恩泽深入人心，百姓爱戴你就是因为你是仁宗的儿子，你过分的尊崇濮王，只会伤害百姓的感情，实在是无利可图。 政府就算是搬出皇太后，百般巧饰，总还是辜负了先帝的深恩，陷陛下于不义，政府之臣只能自欺欺人，还能欺瞒皇天上帝和天下之人吗？ 但司马光质问的奏疏递上去时，曹太后认怂的手书已经抵达中书，第二天，两道敕书同时降下，第一道敕书是太后手诏：
第二道则是英宗的谦让敕书，他表示称亲之礼就谨遵太后慈训，至于尊崇濮王为皇、夫人为后的典礼，实在难以从命，啧啧啧，好一个孝顺的嗣子。 终于解决了濮王称呼的问题，从此英宗称呼濮王为亲，以坟茔为园，即园立庙，并以兄长瀛洲防御使、岐国公宗朴改封濮国公，主持祠事。英宗和中书执政们觉得濮议之争可以尘埃落定了，但台谏官们会屈服吗？
07，濮议进行时之第五阶段虽然曹太后降下手书，但台谏官们并没有停止抗议，吕诲和几个同僚对太后前后不一的态度提出质疑，一边再次以辞职为要挟，一边继续攻击韩琦、欧阳修。 特别是范纯仁的《上英宗言母后不宜自出诏令》是又犀利又冷静，开始就对太后手书的真伪性表示质疑，之前太后还为濮议称亲事宜诘问政府，如今怎么突然降命追崇濮王为皇？前后不一，天下人谁敢相信？ 接着又否定太后诏令：太后自从撤帘后就深居九重，从来没有预闻外政，怎么可能降下诏书？显然是政府之臣所为。 并列举前代权臣假借母后诏令以行其志，所谓母后诏令，往往都是出于权臣逼胁。提醒英宗如果开了这个口子，以后一定会被权臣利用，恐怕会对皇帝不利，所以，皇帝陛下明明可以采取公议，何必用母后之命达此目的呢？ 小范同志这篇奏章的杀伤力之大，不亚于吕诲和司马光此前的奏疏，很容易引起皇帝对执政们的猜忌，在明显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范纯仁还能如此刨根问底，也的确是尽职尽责。 中书宰执们则因为小范这篇奏折而坐卧不安，特别是韩琦，很灰心地长叹说：我和老范情如兄弟，视小范亲如子侄，小范怎么能忍心如此攻讦我？
此时的濮议之争，已经演变成台谏官和执政官之间的对峙，吕诲一边上奏《上英宗乞追罢园庙指挥》，一边奏《上英宗黜责欧阳修》。 他从太后手书中引用的典故与中书相同，怀疑是欧阳修草诏的原文，由太后复制黏贴而成，因此抨击欧阳修欺君负国，表示要与他誓不两立，告诉皇帝一天不罢免欧阳修，他就一天不上班。 又抨击韩琦为臣不忠，辜负先帝，勾结宦官，罔昧母后，又岂能尽忠于陛下？接着又在《上英宗乞罢称亲》直接表明“所谓母后手书，非出慈寿之本意”。 显然，在尊濮王为皇考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吕诲想要代表台谏官翻盘，只能从太后手书的真伪下手，否定手书才能扭转局势，而否定手书的关键，就是太后对尊崇濮王事件前后不一的态度。 面对台谏官无休止地追问（先后上凡26状），欧阳修当然不能说是他上疏太后逼迫老太太，他只能推诿地说“事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俺也不知道太后为啥改变态度。 面对不讲武德的执政官们，台谏官是愤怒的，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都交出任命状居家待罪，以此来逼迫皇帝表态。 得偿所愿的英宗心情是轻松的，坐观虎斗的他把吕诲等人攻击执政官的奏状给执政看，并询问他们该当如何处理？ 相信韩琦和欧阳修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濮王称亲的事情虽然算是执政官胜利了，但他们同时也坏了名声、失去士林公议，倒是英宗万篇奏章过、片叶不沾身，依旧是明君。
看着如同白莲花一样圣洁的英宗，满心苦涩的韩琦委婉的表白：臣等是忠是邪，陛下应该是心知肚明的。欧阳修则直接说：如果陛下认为我们有罪，就留下御史们，如果认为我们无罪，就听凭陛下处置。 英宗当然不能过河拆桥抛弃执政们，他只能选择执政把那几个蹦达的御史贬出去，但因为台谏官们在英宗继嗣的问题上也立有大功，所以他还补充一句：不要对御史们处分太重。 于是，吕诲三人就以不遵圣旨按时上班的罪名被罢职，吕诲出知蕲州，范纯仁通判安州，吕大防出知休宁县。英宗又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侍御史知杂事。 按照制度，罢免吕诲的职务应该有正式的官诰，官诰由知制诰官员起草，自从汉代以来，就允许起草诏书的官员在意见不同时可以拒绝执笔，谓之封驳。 在诏书写好后，负责送达的机构、即通进银台司，也可以因为意见不同而拒绝送达，这都是避免权力专断设置的多重预防举措，但此时，却成为执政官罢免政敌的障碍。 当时的知制诰韩维，同时还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也是铁杆皇伯党，执政们担心韩维拒绝起草吕诲的罢官文书，就直接把免除吕诲的诏书送达给本人，自然引起韩维的强烈怒火，老韩一边批评执政违法乱纪，一边上书英宗营救吕诲等人，他的奏疏当然无果。 司马光闻讯后也上疏英宗，为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人辩护，请求英宗收回成命，同样没有得到回应。
到了三月，出使契丹的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鼎、赵瞻回国，选择和吕诲共进退，一起上疏求贬，最后，傅尧俞出知和州、赵鼎通判淄州、赵瞻通判汾州。 司马光又连续上四状营救傅尧俞等人，均未果，心灰意冷的司马光上疏请求与傅尧俞同责，随后就居家待罪，英宗则下诏让他专任经筵侍讲，让他编修历代君臣事迹，政治失意的司马光同志只能回家修史去了。 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崇文院检讨吕公著在上书营救同僚无果后，就称病求贬，居家待罪百余日后，出知蔡州。 当台谏官被英宗置换一新后，一时之间再没人有勇气给皇帝和执政官们添堵，可以说执政官是大获全胜。而台谏官们一向同气连枝，一人因名节被贬，其他同僚必然一同求贬，不然就会被时人讽刺，君不见当年范仲淹被吕夷简驱逐，尹洙也请求同贬，而没有一起求贬的高若讷就被讽刺的事。 因此，去年十月出任御史中丞的彭思永为了自己的名声，也不能继续装聋作哑，由三女婿程颢的弟弟程颐代笔上疏《上英宗乞罢濮王称亲》。 程颐这篇奏疏很知名，被后世视为最合礼制的典范，首先，他推心置腹地表达对英宗天性至情的理解，肯定追崇濮王的合情之举，又点明因为过继的缘故，英宗和濮王的父子关系在宗法中已经被变更。 然后指出执政官和台谏官各自“非礼”的地方：执政官称亲论其实是对濮王不敬，还把英宗置于尴尬之地；台谏官虽然知道称亲不对，却不理解英宗的孝心，没有把濮王和英宗叔伯们区别对待，两者的行为都让英宗陷入两难之地。
接着提出自己的看法：英宗称濮王为亲是有损而无益，如按执政说的亲就是父亲，那称濮王为亲就和仁宗一样，属于两统二父，是违礼的，如果说称亲不算两统二父，那就表示亲不是父亲，更何况，宗室子弟不分远近都称皇亲，再把亲的称号加给濮王，就不是尊崇而是不敬了。 因此，程颐建议为濮王另立宗统，以濮王之子袭爵奉祀，英宗称之为皇伯父濮国太王，自称侄嗣皇帝，濮王从此由小宗升为濮国始祖大宗，和皇权的帝统互不相干，既实现天理人心、诚为允和，还满足英宗尊亲的私心，又不违礼法制度。 最后点明，称亲实属大义未安，陛下以仁宗之子却称濮王为亲，恐怕会让亿兆之口议论，濮王之灵也会不安的，假如仁宗在位、濮王在藩，陛下你过继仁宗，称濮王为亲，岂不是惹得仁皇震怒？让濮王惊惧？所以，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下诏取消称亲事宜。 据说英宗看了程颐的论濮王典礼疏后，“感其切至，垂欲施行”，然而最终无果，因为当年十月初三，他就开始生病，到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就崩于福宁殿，折腾了十八个月的濮议之争，就这么草草收尾了。 神宗即位后，第一个离开朝廷的执政官，就是欧阳修，而逼迫他离朝的，正是在濮议中附和他、因而被他赏识提拔的谏官蒋之奇，在欧阳修遭受蒋之奇攻讦时，整个士林公议都是漠视的，不管是司马光还是吕公著，没有一个人为欧阳修辩护，欧阳修就在绝望和痛苦中离开京城，五年后去世。 治平四年四月，新任御史、神宗潜邸亲信王陶，剑指政府，对执政发起攻击，宰相韩琦称病罢政，新任参政吴奎批评王陶陷害大臣，神宗把吴奎的奏章转给王陶。 王陶再次上疏攻讦吴奎依附韩琦欺凌天子，攻讦韩琦违背正义打击台谏，通过尊崇濮王来保全自己的地位，贻误英宗，致使无辜的英宗后悔不已，遂忧郁成疾抱憾而死，所以，濮议事件就是自私的韩琦挑起的，圣明的英宗是多么的无辜啊！九月二十六，韩琦罢相，判相州，八年后死在相州。 元丰二年（1079）五月十三，神宗下诏为濮议之争盖棺定论：濮安懿王已经即园立庙，由子孙奉祀，这事就到此为止不得再议，三位夫人可以并称王夫人，择日迁葬濮园。 可以说，英宗闹了十八个月的濮议之争，到底随着神宗的定论而成为竹篮打水。 就是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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