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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公元前645年）即管敬仲，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年少时，与鲍叔牙是好朋友，鲍叔牙很欣赏他的才能。后来鲍叔牙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齐国公子纠。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即位，是为桓公，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禁。后经鲍叔牙推荐，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任管仲为相，主持国政，辅佐齐桓公40年。 管仲相齐之后，顺应春秋时期社会发展趋势，突破周礼的垄断地位，反对旧传统，首次提出法的概念，成为中国历史上首倡“法治”的法家先驱者。管仲不仅重刑事立法，而且注重用行政法、经济法、军法为富国强兵、发展经济服务。其以赏罚为后盾的“法治”思想，被战国时期法家所继承、发展。《管子》一书是先秦一部思想理论典籍，内容丰富，包括政治、法治、经济、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礼义道德，等等，几乎把治国的方方面面包括在内。其中，论述法治思想内容的部分占相当大的比重，仅关于“法”的篇目就有8篇（全书86篇）。因此，《管子》一书，可以说是一部法学典籍。书的作者是谁，学术界一直无定论。不过，根据一些学者的意见，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管子》一书既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书中论述的内容，主要是管仲相齐时的思想和言行，但也记有他死后的事。第二，管仲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史记·管晏列传》曰：“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管仲死后，其思想确实流传下来，且影响广泛、深远，管仲的思想、言行集中保存在《管子》一书中。《管子》一书论述的内容极其广泛、深刻、精辟，现择其几个主要问题作粗浅阐述。 （一）以法治国之要，“治莫贵于得齐”，齐则宽严适度，做到宽严相济。《管子》认为，治国如不以法治国，而是以君的随心所欲治国，则国没有能治好的，总有一天要垮台。《管子·版法解》曰：“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乱。”《管子·明法解》又进一步解释：“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罚，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措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由此看来，以法治国非常重要。但是，以法治国也不一定能治理好国家。从历史经验看，实行法治，一般容易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法”过严，这种情况居多。过严，法成为严刑峻法，百姓怨声载道，易起义反抗。国家失去人民支持，就要灭亡。另一种是“法”过宽。吏民失去法律约束，容易出现违法犯法，屡禁不止，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国家也易走向混乱。因此，《管子》主张：“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 （二）既要重视法治，又要重视德教，实施法教结合，做到法教并举。先秦时期，孔孟宣扬崇尚道德，而不言法治。后来，商鞅、韩非主张法治，而否定道德教育作用。管仲则主张法治与德教并举，实施法教结合。《管子·形势解》说：“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此盛满之国也。虽已盛满，无德厚以安之，无度数以治之，则国非其国，而民无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虽满必涸。”《管子》认为，法律有规范性，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管子·七臣七主》曰：“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管子》竭力主张“以法治国”，同时又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强调为了政令的推行和国家的安定富强，必须进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四维”之教。《管子·牧民》曰：“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且指出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管子·权修》曰：“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既重法治，又重德教，两者并用，相辅相成，才能收到治国的良好效果。 《管子》之所以重视法、教统一，是因为他认识到二者对治国有相互补充、互相促进的作用。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要靠教化，也要靠法治。当道德规范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时，法治要承担起惩治违法犯罪的责任，从而震撼人们的内心世界，纯洁人们的心灵。正如《管子·权修》所言：“明智礼足以教之”，使人们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以法治促使“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生矣”。可见，《管子》作者已经认识到离开法治，道德教育是不能卓有成效的。因此，从治国大计出发，《管子》主张法教并举，实施法教结合，使人们的行为既符合道德规范，又符合法律规范。 同时，从法治与德教实现的目标看，也是二者殊途同归，相辅相成的。《管子·立政》曰：“期而致，使而住，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一人服之，万人从之，训之所期也……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这就是说，实施教化、推行法治、颁布政令都在于使人民同君主在意志和行动上保持一致。所不同的是教化以温和的方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法治、政令则是凭权威、靠强制力而推行。 (三)以法治国，必先富民，富而易治，民富则安。管仲虽然非常重视礼与法的作用，但他反对空谈礼法，把发展生产、先富而治视为立国的根本，实际上揭示了经济与法律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推行以法治国，首先要注重发展经济，使人民富裕。这是管仲有别于儒法两家独具特色的法治思想之一。《管子·牧民》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意思是说，统治者只有注意农时，发展经济，使国家财物充足，才能使远者愿意迁来，本国人民愿意留住。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粮仓充实，衣食无忧，才能谈得上礼义法度。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这对当时一味剥削压榨而不管人死活的奴隶主贵族，是一种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种思想也是管仲在齐国进行一系列改革的理论基础。《管子·治国》更加明确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反之，《管子·版法》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这就清楚地说明民富是推行法令，实施以法治国的先决条件。那么，怎样才能富民呢？在经济立法方面，管仲首先打破了井田制限制，对当时大量发展起来的私田采取了“相地而衰征”的措施，即按土地的优劣，分等级征收赋税，这实际上是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这一措施既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又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管仲还主张对自然资源要合理利用，即“山泽各致其时”；主张不侵占农民的生产时间，“勿夺民时”，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养牛羊牲畜等不乱宰杀，以发展畜牧业。同时，注重发展工商业。齐国地处海滨，土地比较贫瘠狭小，但海产资源丰富，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自姜太公时起，便确立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方针。管仲年轻时曾经与鲍叔牙一起经商，富有经商经验，所以，为相之后，很重视发展商业，把发展商业作为实现富国强兵的一个重要手段。管仲利用齐国有利的自然条件，大兴渔、盐、冶铁业，设置盐官和铁官，管理盐铁业，并由国家垄断经营，同时还采取了渔盐出口不纳税的办法，促进了渔盐贸易的发展。 （四）以法治国，必须统一，做到公正。一是要统一。管仲认为，首先要以法治作为统一天下的手段；其后要以正确执行法律的前提条件实现法治的统一。《管子·任法》曰：“圣君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民而从之。”如果朝令夕改，“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返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不仅执法失去依据，而且百姓抱怨日深，结果，“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法的统一还包括对法的解释的统一，《管子·明法》曰：“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这叫做“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二是要公正，这是关系到有法必依的一个重要问题。管仲认为，要以法治国，立法权必须归君主掌握。但又强调君主立法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坚持公正，做到“法天”、“法地”、“法四时”，像天地施惠于人那样公正无私。《管子·明法解》说：“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管子·版法解》明确提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立法要公正，执法也要公正。《管子·任法》曰：做到“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不任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可见，“任公”就是坚持法，做到有法必依；“任私”就是弃法违法而导致有法不依。“任公”，国必治；“任私”，国必乱。《管子·明法解》曰：“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可见执法者“任公”与否，不仅关系法律能否实行，而且关系到国家兴衰安危。如何做到执法公正呢？《管子·明法》认为：执政者在“择人”、“量功”方面，务必做到“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不自举”、“不自度”，就是强调依法办事，不凭个人好恶去择人，不以私意搞赏罚，而以法制作保证。同时，要求执法者必须树立良好的作风，《管子·明法解》认为：壅塞是实现公正之大敌，因为下情不上达，必然造成“美恶之情不扬闻，祸福之事不通彻，人主迷惑而无从悟”，这就会形成判断错误，冤案产生。因此，“兼听独断”使“下得明上（下级提醒上级），贱得言贵(卑贱者可以向尊贵者提意见)”，此乃打破孤立办案的基本途径。做到执法公正，执法者还必须自觉抵制官场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面对贵臣、富人、亲近者的干扰，财货、美色、玩好之物的诱惑，执法者必须坚持《管子·任法》所要求的，“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做到行法无私，秉公执法。 （五）以法治国，贵贱从法，依法治官，严以治吏。《管子·任法》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这是《管子》法治思想极为重要的一点，它体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这就是说法律高于一切，即法律至上。无论是君主，还是官员；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无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无论是官吏还是平民百姓，都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违反了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管子》的这一法治主张虽然在等级严重存在的社会中难以实现，但其理论价值是重要的。“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强调了君主立法自正的重要。由于君主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威者，君主的从法与否直接影响着官吏、百姓。《管子·明法解》曰：“明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之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反之，《管子·君臣上》曰：“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公道不违，则是私道不违者也。行公道而托其私焉。”《管子·君臣下》又曰：“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可见，君主的从法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治、乱且具有上行下效的巨大导向作用。因此，《管子·法法》中主张，君主立法而从法，“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行法修制，先民服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还体现在《管子》以法治官、严以治吏的思想。各级官吏对于法律的推行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官吏的本分，就是《管子·明法解》所说的：“奉主之法，行主之令”。奉公守法，廉洁勤政。各级官吏的执法与否，同样影响着国家的安危。因此，《管子·明法解》强调必须以法治官，指出：“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管子·正世》又说：“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可见，以法治官对于官吏奉法守职，廉洁勤政的重要作用。对于种种违法的官吏，则严厉处罚。如：为政无治绩，土地荒废，办案骄横轻忽，《管子·大匡》提出：“凡三者，有罪无赦告”。“断狱，情与义易，义与禄易，易禄可无敛，有可无赦”。《管子·明法解》指出：“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对于贯彻法令不力的官吏，更要杀无赦，《管子·重令》提出：删减法令者，处死；增添法令者，处死；不执行法令者，处死；扣压法令者，处死；不服从法令者，处死。五者死而无赦。“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这对于督促官吏奉公守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验告诉人们：官吏的守法与否，官吏队伍的廉洁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存亡，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的清明。由此看来，以法治国，严以治吏，确为强国治国的正确途径之一。 （六）以法治国，以民为本，令顺民心，为政之要。管仲继承了周公保民思想，认为统治者要想得天下，必须得民心，要得民心，必须在立法上，如《史记·管晏列传》所言：“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管仲认为这是为政之本，因而《管子·牧民》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从顺民心思想出发，管仲在齐国所进行的经济立法、经济改革措施，都带有民本思想的因素。管仲的民本思想对后人影响甚大，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倾公时，为了增强国力，开放御花园及养兽田为农田，减轻赋税，帮助孤儿，慰问民间疾苦，倾府库中聚集的钱粮救济百姓，百姓都很高兴。直到倾公去世，百姓亲附，诸侯都不敢来侵犯。从民本思想出发，晏婴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尚节俭。晏氏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时代，为了争取民心，他采用了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出现了《左传·昭公三年》所言，使民“归之如流水”，齐景公与晏婴发出了“齐其为田氏矣”的感叹。 据《曼子春秋·内问上三》记载：为了巩固齐国的统治，晏婴要求齐景公“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取其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晏婴本人则非常节俭，《史记·管晏列传》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他的住宅是破旧的，用的车也是旧的。这种民本思想为中国开明的封建统治者所继承，如汉初统治者规定减轻税赋，汉文帝时规定实行什伍税一，汉景帝时减为三十税一，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减少了犯罪，稳定了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以管仲法治思想为基础的《管子》法律思想体系，不仅在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遵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的精神，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实施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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