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克骥将军 开辟曹甸地区片断回忆 孙克骥 （一） 194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巨大事变的一年。 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1939年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原注），对苏联进行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 12月7日（北京时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美、英宣布同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这个时候，直到这个时候，重庆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而自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侵华日军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 在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我们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自爆发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以后，以德、日、意为轴心结成了法西斯阵线；美、英、法与苏联同盟，中国抗日战争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结成了反法西斯阵线。因此，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不管美、英、法主观上怎么想，客观上这场战争已成为反法西斯和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性质的变化，使我们更加意识到当前现实斗争同世界革命紧密联在一起。 （二） 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处于不利地位。在头三四个月内，苏联的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维亚的大部地区即为德军占领。德军并包围列宁格勒，直指莫斯科。苏联已经号召保卫莫斯科，情势非常危急。 当时党中央曾发出电报，向全军团以上干部通报战况并作指示。我还清楚记得其基本内容，主要是二条：一是苏德战争形势很危急，社会主义的苏联可能遭受严重损失以致失败，世界革命的胜利因而可能推迟若干年。二是要求我各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必须从思想上到具体部署上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在当时人们心中，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灯塔。莫斯科的危急，牵动着大家的心；同时也激励着我们的革命斗志，同仇敌慨，坚定抗战到底，为反法西斯，为世界革命添砖加瓦。 我们着眼于坚持长期斗争，立足于壮大自身力量。以武装斗争为主，加强军事建设，健全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日伪；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坚决贯彻三三制，进一步巩固民主政权；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反法西斯阵线；认真做好精兵简政，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减轻人民负担，开展拥政爱民、拥干爱兵，增强部队内外团结，用我们切实细微的工作，艰苦奋斗，壮大革命力量。 （三） 按照中央精兵简政和武装力量三结合的指示，主力部队大部要地方化。1942年秋，苏中军区部队进行整编，一旅、二旅、三旅和十八旅（1941年8月起，第六师师部和十八旅陆续自苏南转移到苏中一分区。1942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六师番号不变，统一由第一师指挥。10月26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第一、第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原注），每旅只保留一个主力团，其余统统分别与地方军整编为各县的警卫团或独立团，担任地方警卫任务，坚持原地斗争。一旅一团、二旅四团、三旅七团、十八旅五十二团4个主力团执行全军区的机动任务。 经过整编，各主力团也得到了加强和充实。1942年10月下旬，一团开赴四分区南通以北的石港一带活动，向南通警戒，以保障南坎会议（1942年10月下旬至11月11日，苏中军政党委员会于南坎镇举行第三次扩大会议，习惯称这次会议为南坎会议。——原注）的顺利进行。 在这前不久，报纸上发表了《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的文章，是延安解放日报的署名文章还是社论已记不清了（1942年7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中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的口号。——原注）。头版头条，大大的标题，很醒目，读来令人兴奋。这个气氛不能不影响到南坎会议。会后，部队对坚持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有所放松和淡化。 可是事隔不久，却得到一个情报，说是日军将有3个师团来苏北（泛指长江以北，含苏中）清乡。这使大家又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赶紧采取应对措施。主力部队都在苏中显得过于拥挤，决定向周边疏散。除留七团在苏中坚持反清乡外，二旅南下与苏南十六旅合并。我团奉命转移到淮南，从四分区出发，经三分区到达一分区，已是1943年3月间。正准备在扬州地区过运河的时候，原来盘踞在凤谷村、车桥、曹甸一带的顽军韩德勤部，在日伪军“扫荡”下，一触即溃，投敌的投敌，逃窜的逃窜，曹甸地区已成沦陷区。领导上就改变计划，把收复、开辟曹甸地区的任务交给了一团。 （四） 团里决定，先歼灭兴化西北沙沟之敌，打开缺口。再由我带领二营以及从机关抽调的部分工作人员，加上少量地方干部，挺进曹甸地区。这个地区位于宝应同淮安两县交界处，南临大溪河，北有涧河，东近射阳河，西靠运河。曹甸、西安丰、车桥、泾口、流均及稍大一些的村镇都是日伪据点。我们经过短期集训后，从扬州附近出发，穿过江都、高邮进入这一地区。从初步摸底情况看来，这个地区除敌情严重外，还有以下特点：1、过去长期国民党顽军统治，反动基础较强；2、不仅有顽军残余，而且有土匪出没；3、是水网地区，河流密布，湖荡众多，环境较恶劣。 韩德勤在此期间，所部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当官的和基层乡、保、甲政权更是腐败透顶，民怨沸腾。当地流传的一些民谣是对这些丑恶的真实写照。如“会说泗阳话，就把皮条挂”，说韩德勤是泗阳人，只要是泗阳人，只要与韩家沾亲带故或同窗老乡，就能把军官当。如“到了兴化心就花，到了盐城不想家”，形容那些政客官僚的花天酒地。如“乡长赌吃嫖窑，保长烧饼油条，甲长两头奔跑，百姓鬼哭神嚎”。“妞儿妞儿快点长，长大嫁给乡保长，吃香啦，穿光啦，后面跟着挎枪啦”。讽刺乡保长的贪污腐化和作威作福。 广大群众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日伪据点林立，顽伪乡保甲长互相勾结，土匪恶霸横行一方，顽军散兵游勇骚扰滋事，而我们党的工作还很薄弱，只有极少数的党员和党组织，还不足以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从实际出发，我决定开辟工作分三步走：第一步，借用旧乡保甲长，稳定基层局面。我们召开乡保甲长会议，约法三章，当众宣布只要做到：1、拥护共产党；2、服从民主政府法令；3、不给敌人办事，就既往不咎，职务不变，你原来是乡保甲长的，仍然当你的乡保甲长。违背者则严惩不贷（考虑到临近敌人据点的乡保长有特殊的难处，允许不追究其与敌人的某些来往，甚至允许在我部队离开后向敌人送去失却时效的情报。）第二步，派出工作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从机关抽来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文工团员和连队的支书、副支书，以及地方干部，组成若干工作组，分别到大一些的重要的村庄去发动群众，组建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工抗会。这些组织带有半政权性质，一方面牵制那些旧乡保长，一方面支持群众发动。第三步，搜剿土匪，安定社会秩序。有一伙以孙华堂为首的匪众，长期盘踞在射阳河，一 贯残害百姓，群众对之既恨又怕。我们指派专人搜集其情况，掌握其活动规律。四五月间侦得孙匪聚集于涧河口一带，立即命令二营蓝阿嫩营长和孙伯威教导员分别率四连从西向东，五连由南到北包抄进去，我带六连从涧河口上岸控制其退路，一举将匪首孙华堂和几十名匪徒擒获。 这三步棋一走，全盘就活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 国民党曾散布谣言说：“共产党是三头主义：先磕头，后摇头、再杀头。”这当然是胡说，但杀头则倒也是有的。在此期间，我主持杀过三个人。一个是叫祈鑫五的恶霸，此人依仗日伪顽无恶不作，有血债，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块大石头。一个是望直港以北靠近鲁家大舍的一名顽乡长，他违背诺言，勾结敌人，公然向敌人送情报，我们抓住了他的送信人，证据确凿。再一个就是匪首孙华堂，民愤实在太大。这三个人该不该杀？我们枪毙他们对不对？现在隔了半个世纪来回顾，依然可以评说，我想，后人自有公论吧。 经过3个月左右的努力，曹甸地区的局面基本打开了，各方面的工作也有了眉目。在向一地委韦一平书记和一分区刘先胜司令员汇报时，我建议及时建立县级机构，并推荐吴伯文为县委书记、刘烈人为县长，5月，宝应县政府在安丰开成立大会，吴、刘两位与群众见了面。至此，开辟曹甸地区任务告一段落。一团将防务交给五十二团接管后转移到二分区集训。 1943年粟裕司令员经过曹甸地区时，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这一地区很重要，既是敌军两个部队的结合部，又是我盐阜、苏中、淮北、淮南四战略区的结合部，很有军事价值。他从战略上考虑，于1944年春打下了车桥，并以此地区作为前进基地，于1944年底率部南下苏浙皖，这是后话了。（徐充整理）（选自《儒将孙克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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