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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和苏德战争的爆发，直接影响着皖南事变后紧张的国共两党的关系。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意缓和两党之间紧张、对抗的局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在约见周恩来时，郑重地告诉周恩来，准备一周后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见面，请周恩来电告延安。毛泽东对此表现出少有的热情，可是，周恩来却频频去电延安，极力劝阻此次会晤，这又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 1941年12月12至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蒋介石决定“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即先由军事解决改为政治解决。也就在这几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起草太平洋战争后的战略方针，指出：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因受制于客观形势，不得不有所限制，因此，两党关系不致决裂。国际形势影响中国，有利于改善国共关系，所以，“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止其反共为辅”。 尽管蒋、毛都有改善两党关系的愿望，但是，并非所有人、尤其是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认同，这些人继续给共产党泼污水，对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栽脏诬陷。在重庆的周恩来拒理一一驳斥，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周恩来的言论惊动了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他对周恩来的言论很不放心，于1942年6月16日，给毛泽东发来电报指出： “目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做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蒋介石的相互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向共产党发起挑衅，妄图诋毁和孤立共产党，但如果我们不巧于周旋，而屈服于挑衅，那我们就是错误的。另外，有消息说周恩来在重庆未意识到这一点，有时助长了挑衅者的气焰，……请认真对待这一情况，采取紧急措施，……改善共产党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必须同蒋介石一起澄清解决。” 和平解决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是共产国际的基本态度。早在半年前，季米特洛夫就给毛泽东发来电报，指出：“毛泽东必须直接和蒋介石联系，以消除国共间的误会。”共产党人对此“应当表现出最大程度上的理智和果敢”。 中共中央作为回应，于7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承认蒋介石是抗战的领导者，表示无论是抗战中还是抗战后，国共两党均应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商讨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及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蒋介石得此承诺，于8月14日在约见周恩来时说：“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好好解决。”他让周恩来转告，一周后，他将去西安视察，希望在那里与毛泽东会晤。 毛泽东得此信息后，立即作出反应。指出由于英、美不愿中国内战，国民党的态度才得以改变。更由于“我们坚持合作政策”，蒋介石才不得不对共产党“改取政治解决的表示”。毛泽东本欲立即去西安，无奈正在感冒之中，不能启程，只得将实情转告蒋介石。8月1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可见毛泽东对此会晤的期待与重视。 周恩来：以林彪为代表见蒋，先打开谈判之门 周恩来向中央转达蒋介石邀见毛泽东的电文时，已经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认为蒋介石“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其目的未可测”。提出以林彪为代表去西安见蒋介石的意见。在毛泽东急欲见蒋的情况下，周恩来仍认为现在毛见蒋“似嫌略早”，还是以林彪来重庆见蒋为宜，“先打开谈判之门”，“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 周恩来之所以提出林彪先与蒋介石会晤，是因为林彪在此之前已经与国民党上层有过接触与交谈。林彪原在莫斯科养伤，他的回国恰在太平洋战争后，而更重要的是林彪在莫斯科除却养伤，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使命，他与斯大林、季米特诺夫等苏共、共产国际负责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此人物选择在历史转折关头回国，不能不使蒋介石高度重视。蒋介石给沿途的党政军下令，林彪所经各地，不得为难。林彪所经各地无不受到当地大员的欢迎和接待。 中央政治局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林彪担任毛蒋见面的先行官，并于9月17日到达西安。蒋介石因急事返渝未遇。行前，他让胡宗南捎话，到重庆再面谈。林彪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西安逗留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与李宗仁、胡宗南、范汉杰、谷正鼎等洽谈。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四天后，蒋介石通知林彪，将在13日会见他。 林、蒋见面时免不了一番礼貌性的寒暄，接着便谈到正题。循着抗战建国、团结统一的话题，林彪侃侃而谈，足足用了一个小时。林彪向蒋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这已是“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因此，就中共言，不仅现在决不采取违反此种思想之畸形政策，即到将来亦必如此；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员长，即到将来亦必拥护”。 林彪见蒋介石不言不语，不时颔首，话锋一转：“我们认为，尚有一种思想影响抗战，这就是有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如果真发生这种惨剧，抗战建国必前功尽弃。委座高瞻远瞩，当然早看到此之危险，并尽力抑制其蔓延。中国不可内战。”蒋介石听到这里，已面露不悦，不太耐烦，打断了林彪的谈话：“汝离渝之前，余再定期招汝谈话。” 一个月后，蒋介石再次召见林彪，表示国民党是诚意的，而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大家在政令下工作等等。林彪向蒋请求实行“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和允许中共军队编两个集团军。 当蒋介石听到新四军时，便极为不快，说：“你们既然拥护政府、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蒋也似乎觉得话说陡了，又和林彪唠起重庆的名胜、掌故，以缓和谈话的气氛。蒋还向林声称，只要他活一天，就决不会让中共吃亏。 毛泽东：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 美、英、苏三大国反法西斯力量的空前团结，逼迫蒋介石必须要转变以前的思维，变反共为和共，以维护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这一点，西方的英、美大国有过明确的表示。罗斯福总统曾转告蒋介石：中国在三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后又进一步表示：美国所给予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丘吉尔首相的态度也十分明朗，英国赞赏中国五年抗战“坚持统一战线”。西方大国的态度，是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所必须顾及和遵循的。 正是这种形势，让毛泽东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在中央政治局决定林彪先去见蒋时，他服从了这一决定，但是，对于见蒋仍持保留态度。毛泽东认为，新的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为国共的高层会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毛泽东相信，只要苏、美、英三大国结盟，尤其是美国的参战，战争将会很快结束。那么，中共在战后必然面临着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现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多少冲淡了意识形态的冲突，国共两党的紧张、摩擦也将得到遏制和改善。因此，他与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直接会谈，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毛泽东在党内的一次谈话中说，苏德战争后，蒋介石才下的“亲苏、和共决心”，“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为表示诚意，他致电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设法与周围国军改善关系，其他部队，请加以注意。”“苏北报纸刊物请抓紧，务使他们的宣传服从党的当前政策。”致电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山东方面凡可避免的国共摩擦，均须避免。”“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均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策。” 苏联和英美西方大国的日益接近，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统一，使毛泽东着急了，因为随之而来的国共关系必定会发生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应采取主动积极的姿态。在他看来这种姿态的最积极、具体的表现就是立即去见蒋介石。8月29日和9月3日，毛泽东相继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再提见蒋的意见： “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能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在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显而易见，毛泽东的这封指示电，是在营造一种气氛，以利林彪与蒋介石的会谈。同时，他还在准备着与蒋介石的会晤。在致周恩来并转林彪电时说：“第一次见蒋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时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 周恩来：看蒋的态度，再定毛是否出来 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面对面的谈判，自然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有着更真实的感受。他认为，蒋介石在国际形势的压力下，虽对政治解决国共关系有所表示。但是，到目前为止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国共关系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一个也没有涉及。 蒋毛会晤地点选在国民党第八战区所在地西安，也是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与蒋会晤的重要理由。从胡汉民到张学良，蒋介石也不知软禁了多少政治对手。周恩来坚持毛泽东不要急急见蒋，建议：“最好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周恩来之所以得出与毛泽东截然不同的结论，是因为在与国民党的接触中，真切地感受到蒋的所谓“和共”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想让蒋真正“和共”，还有一段相当艰难的路。所以，周恩来指出毛泽东见蒋的“时机尚未成熟”。9月5日，他给中共中央发去长长的电文，详细地陈述其理由： “（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领导，尤其对毛、朱，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众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一）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的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留渝，不让回延（此着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周恩来的这些话不能不是肺腑之言，不能不是经验之谈。毛泽东也认为周的意见不无道理，服从了政治局的决定。但是，他见蒋的心情仍是挥之不去。9月11日，他又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再次强调见蒋的愿望。 直到1943年夏，蒋介石还对张治中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他们都在做着彼此会晤的努力。只是由于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上，尚有着巨大的分歧；只是由于繁杂的历史原因，他们之间的会晤终未成行。但是，其间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诚如当事人张治中所说：“这却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 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张家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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