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辜鸿铭半身坐姿照
1辜鸿铭初为世人所知，是因为翻译。 他的翻译和严复的翻译正好相反：严复是把西方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而辜鸿铭是把中国的作品翻译成外文。 让辜鸿铭一战成名的，是《论语》的英译本。1898年，辜鸿铭翻译的英文版《论语》问世，一下子就轰动了西方世界。 由此一发而不可收，辜鸿铭又将《大学》和《中庸》翻译成了英文。后来同样翻译过《论语》的林语堂——他去莱比锡大学读书的时候，辜鸿铭的不少文章已经成为教材了。而在翻译一系列中华经典的过程中，辜鸿铭自己也渐渐完成了一个转变：从相信东西方文明能够互补，到相信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甚至可以拯救西方文明。 这一点，在他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本书的英译名，就是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他对“中国人的精神”的第一个定义是“温良”：“中国人的精神第一个就是温良。温良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 当时正值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西欧各国不少人对自己国家的前景感到失望和悲观，开始反思自己曾经自以为先进的文明制度，而辜鸿铭关于“东方文明”的观点恰好横空出世，让很多西方人眼前一亮，感触颇多。 在辜鸿铭声名鼎盛的那些年里，他成了西方了解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托尔斯泰曾和辜鸿铭互通书信讨论“道”的问题；泰戈尔和他一起合影；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毛姆到中国来想拜访辜鸿铭，第一次还被拒绝了，第二次才见到——辜鸿铭认为不能让西洋人觉得想见谁就能见到谁。 但是，辜鸿铭并没能一直站在舞台的正中央享受鲜花和掌声。因为他也陷入了矛盾——其实他自己也无法回答一个问题：既然中华文明如此先进，为什么却总是落后挨打呢？  2对于这个问题，辜鸿铭选择了一条极端的认知：中国必须要有帝制，必须要保持传统，所谓“共和”之说，就是祸国殃民。 而在辜鸿铭看来，也不是谁都能当皇帝的。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辜鸿铭是最激烈反对的人士之一，他撰文直接骂袁世凯是“无赖”，是“贱种”。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但辜鸿铭请了个戏班，天天在家中搭台唱戏，以示庆贺。 其实，辜鸿铭不是反对皇帝，而是反对袁世凯这个“篡位”的皇帝。 这也就不难理解1917年张勋率5000“辫子军”复辟，辜鸿铭为何会欢天喜地了：张勋不是自己做皇帝，是请11岁的宣统皇帝溥仪重新登基——那是正统的皇帝。 当然，辜鸿铭对所谓“传统文化”的一些近乎偏执的维护，并不仅仅局限于皇权。 比如，他坚决反对中国妇女从“缠足”中解放出来，因为他对“三寸金莲”有特别的爱好，据说他曾去朋友家，抱着人家婢女的小脚把玩不已。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当他的女儿辜珍东哭诉缠小脚跳舞不便时，他却允许女儿不恪守他视为“妇道”的这一传统。  影视剧中的蔡元培形象。图片来源：《觉醒年代》 3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请辜鸿铭任教。 辜鸿铭特别认可蔡元培。蔡元培虽然是进士出身，却辞官搞革命推翻了皇帝，但辜鸿铭认为他这是“一以贯之”：“他搞革命就一直搞革命，我保皇就一直保皇。……当下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就是我。” 辜鸿铭在面对北大学子时曾有过一句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但诸位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他其实还有段比较完整的话：“诸位也许笑我痴心于清室，准确来讲，我并非忠于王室，而是忠于中国的政教，忠于中国的文明。我留着辫子，这是一个标记，我是要告诉世人，我是老大中华未了的一个代表。” 这段话在当时提倡“兼容并包”的北大，其实也成不了什么大问题，真正触及一批北大学生“底线”的，是辜鸿铭在“五四运动”时的举动。 1919年，以北大学生为先锋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与当时社会各界声援学生不同的是，辜鸿铭在当时日本人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撰文，指责北大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在辜鸿铭看来，中国根本连宪法都不需要，只要大力弘扬儒家的道德观，国人自有道德感和廉耻心来约束。 其实，对“五四运动”的指责与辜鸿铭一贯提倡和主张的“道德与秩序”并不矛盾，但这却彻底触怒了当时的北大学生。一向尊敬辜鸿铭的学生罗家伦在第二天拿着《北华正报》怒气冲冲地冲进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质问辜鸿铭：“你既然讲春秋大义，就应该知道'内中国而外夷狄’，可是你却在夷狄的报纸上发文章骂中国人，你怎么解释？” 一向能言善辩的辜鸿铭愣在当场，气得说不出话，最后只能一拍桌子：“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1923年，蔡元培最终还是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 没多久，辜鸿铭也宣布辞职。 他在最后一堂课上对学生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教诸位学习英文，是希望培养对中国有用的人才，而不是美国化或英国化的洋奴，望诸位同学知我苦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影视剧中的黄侃、蔡元培与辜鸿铭。图片来源：《觉醒年代》 4辞去北大教职后，辜鸿铭把寄托转移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他才发现，虽然同为他架构的“东方文明”，但日本人骨子里是非常看不起中国人的，这让辜鸿铭非常恼火。 1927年，辜鸿铭对日本这块“东方文明最后的绿洲”的寄望完全破灭，从横滨搭船返回国内，临行前几乎无人相送，场面甚是冷清。 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辜鸿铭晚年过得颇为拮据，也很孤独。他常常一人走出家门，到河边的一棵树下，点燃一根烟，长久思考。到了后来，他也不太去了，因为买不起烟了。 1928年4月下旬，军阀张宗昌派人来请辜鸿铭去担任山东大学校长。他欣然应允，然而，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了。4月30日，71岁的辜鸿铭在北京逝世。当时《大公报》发了一条关于辜鸿铭逝世的简短报道，最后一句是：“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 辜鸿铭选择的是一条孤独的道路，最终他也只能在孤独中走到尽头。而这些矛盾和复杂性，也恰恰让辜鸿铭成了一个注定会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一笔的人物。他的不少观点和言论，现在看来是非常荒谬和可笑的，也是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他对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理解也近乎天真。但只要你愿意认真了解他的出发点，愿意做出一些思考，相信他的观点对你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尤其是在东西方文明冲突可能加剧的今天。 摘自 | 《领导文萃》2022年7月下 稿件来源 | 《历史的温度6》 本文作者 | 张玮 责任编辑 | 井宁 微信编辑 | 少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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