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宋文人间称呼对方喜欢用昵称，用昵称称呼对方似乎是一件特别流行、特别富有文人情趣的事情，而且这个雅号往往出自对方的成名诗句。这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尊荣的称呼。 如唐代诗人郑谷因鹧鸪诗得到“郑鹧鸪”的昵称。唐朝诗人赵嘏《长安晚秋》一诗中的名句“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被人送上昵称“赵倚楼”；韦庄因为名诗《秦妇吟》得到昵称“秦妇吟秀才”。
唐代诗人因为诗句得到昵称，而宋代词人的昵称则来源于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词。宋祁因为在《玉楼春·春景》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得到“红杏尚书”的昵称；贺铸因《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中的名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而被同事送上“贺梅子”的昵称；张先因为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柔柳摇摇，坠轻絮无影”，而被朋友送上昵称“张三影”。 在宋代词人的昵称中，有一个是特别富有诗意的，那就是“樱桃进士”。宋末词人蒋捷因为在《一剪梅·舟过吴江》与《行香子·舟宿兰湾》两首词中，出现了同曲同工的名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而被人送上昵称“樱桃进士”。
蒋捷的这个“进士”头衔与昵称可是货真价实的，他是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甲戌科进士，搭上了南宋科举考试的最后一趟末班车。可仅仅两年之后，南宋就灭亡了，他的进士头衔也就光芒不再，他从此再也没有染指仕途。 蒋捷，字胜欲，号竹山，阳羡人。蒋捷生活在宋元之际，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中进士。入元后，蒋捷一度隐居在太湖之滨的竹山，自号“竹山先生”，著有《竹山词》，今存词94首。
蒋捷的生平资料有限，正史中也没有相关的记载。对于这样一位优秀词人，这与他在词作上取得的成就是极不匹配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与蒋捷生活的时代、他的性格以及他的词风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一点就是蒋捷所生活的时代。入元后，蒋捷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频繁的飘零寓居与不算安稳的生活，也造成了他生平资料的缺失。 蒋捷生活在宋元之际，入元后他没有进入仕途，一直以南宋遗民的身份自居。由于生活缺少来源，蒋捷一直流寓在江浙一带，过着清客的生活。 蒋捷一度落魄，甚至到了要靠给人家抄写书籍来换取生活费用的地步，如在《贺新郎·兵后寓吴》一词中，就有“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的记述。 这样的记述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词人难以为继的生活，他询问老翁是否要抄写一本《牛经》，这是一本古代兽医方面的专业书籍，可是老翁也拒绝了他。由此也能看出蒋捷生活的艰辛不易。
蒋捷生平资料匮乏的第二个原因还与他的人生际遇和性格有关。蒋捷与周密、张炎、王沂孙并称“宋末四大家”，四人为同一时代的人，都是由宋入元的遗民词人，都有在江浙一带生活的经历。 但周密、张炎和王沂孙三人彼此之间经常有诗词唱和，甚至连请客词人吴文英也是当时著名的“西湖吟社”的重要成员，但是在蒋捷的词作中唯独不见与其他人的诗词唱和往来。 宋元之际的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缙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 这一点非常重要，文人以诗词唱和，结社填词的风气在宋元之际是非常流行的事情，这是当时很有名的文化交流活动，亦可称之为宋元之际的文化沙龙。但在蒋捷的词集中，与他人唱和的作品少之又少，这也就是说蒋捷与同时代文人的生活圈子几乎没有交集。 由此可见，蒋捷不善于交际，他没有融入到当时很流行的文化沙龙中。也可以确切地说，蒋捷是一个自恃清高、特立独行的人。所以他的言行也就很少出现在他人的笔记中，这也导致了蒋捷生平资料的大幅留白。
关于蒋捷生平资料缺失的最后一点，那就是他的词风，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从蒋捷今存的94首词作来看，他的词作题材广泛，词风多变，蒋捷的词作之间没有一脉相承的风格，而是表现出多样化的写作风格。 他的词作《少年游·枫林红透晚烟青》中有“只把平生闲吟闲咏，谱作棹歌声”，从这种寄托人生写照的词句中就能看出蒋捷在隐逸山水、漂泊江湖中体悟到了独有的审美情趣，这也是他的词风中婉约的地方。 蒋捷的豪放之处又像辛弃疾，如在词作《水龙吟》的小序中，蒋捷开宗明义地写道：“效稼轩体，招落梅之魂。”他毫不隐晦地说出了模仿他人行文风格的事实。 蒋捷词有师承各家、杂合各家的特点。尤其是质朴俗语入词的现象也很多，所以他的成就得不到他那个时代人的普遍认可，并认为蒋捷没有自己的词作风格，所以当时的笔记或者词话中对他的记录就很少。
古代文学的研究是建立在大量占有古典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的。要想对蒋捷的生平词作有一个了解，那就要从一些古人的词话或者笔记中寻找蛛丝马迹，蒋捷的生平事迹仅仅在后来的一些词话、笔记中有记录。 明末汲古阁老板、著名藏书家毛晋编纂的《宋六十名家词》中选取了蒋捷的《竹山词》，并对他的生平有记载：“竹山先生出义兴巨族……先生其貌不扬，长于乐府。” 正是从这个重要的记载中，得知了蒋捷是义兴人，并且是一个精于词律的词人。义兴、宜兴、阳羡，都是同一个地方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叫法，其实就是今天的江苏宜兴。 毛晋之所以将蒋捷的词作选入《宋六十名家词》，也可见蒋捷的词作在宋词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宋六十名家词》的编者毛晋认为：“竹山词语语纤巧，真世说靡也；字字妍倩，真六朝谕也。”
清代胡薇元在《岁寒居词话》中评价蒋捷的词：“捷炼字精深，音韵谐畅，为倚声家之矩。”明代文学家杨慎在《词品》中评价蒋捷的词“可为用韵之式，不独绮语之工而已。” 清末著名词作家刘熙载在《艺概·卷四·词曲概》中也评价蒋捷的词：“蒋竹山词未及流动自然，然洗练缜密，语多创获。”刘熙载肯定了蒋捷词作的价值。这一点可以与蒋捷词中对音律的灵活运用相佐证。 从历代词话可以看出，蒋捷是一位精于词律的词人，而且能在词作中灵活自如地运用了音律技巧。 从以上可知，蒋捷既是一位傲世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位精通音律的词人。入元后，他没有进入仕途，而是飘零江湖、隐逸山水，他在这种独有的审美情趣中得到了人生的自由。他的生活阅历丰富，对生命的感悟深沉真切，因而他的词作才会有多样化的写作风格，才会出现多种的词风。
辛弃疾的词作在语言技巧方面自成一家，广泛地引用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汇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辛弃疾的词作因为博大精深，思想超妙，刚柔兼有，众体皆备而被称为“稼轩体”。 所以作为后来人的蒋捷在词作上效法“稼轩体”，是一件不难理解的事情。如这首词作《尾犯·寒夜》：
词作以“夜倚读书床，敲碎唾壶，灯晕明“”开篇。在寒屋深夜读书，在昏暗的灯光下，蒋捷守着“竽火”和朋友对谈，谈到心事激动时，也有击节高歌、敲碎唾壶的愤慨。凛冽的风吹响屋角的风铃，一星烛火忽明忽灭。
而室外就是一片萧寒，室外景物的描写渲染了自然界的清冷淡远，也为词作定下了悲慨清峻的基调。全词以“浩然心在，我逢著、梅花便说”收结，一种豪放悲壮的情感贯穿词尾。词人的志向不能当众倾吐，只能对着梅花去诉说。凌寒而立的梅花不正是词人的写照吗？ 蒋捷于南宋度宗咸淳十年( 1274 年) 中进士，由宋入元时，蒋捷三十多岁，正是“而立之年”。他生于“义兴巨族”，是名门之秀，少年时期的蒋捷过着优裕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并考中进士。 正待他一展才学抱负的时候，南宋就灭亡了，他由宋入元，成为了南宋遗民。入元后，蒋捷拒绝了征召，以南宋遗民自居，所以他将自己在宋元易代之际的感情、个人的命运，故国故土难离的情怀融进词作中，这是词人爱国情思和气节的体现。
蒋捷追慕辛弃疾，词风效法稼轩体，其中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呢？如果将他们两人的人生际遇和生活时代做一个纵向对比的话，这个问题也就不言自喻了。 辛弃疾是力主收复的，但是他的想法并未得到采纳；虽然辛弃疾一生壮志未酬，但是他初衷不改，始终高唱爱国最强音，始终关心家国命运。 反观蒋捷，对故国故土的人文情怀与不同时代的辛弃疾是一样的，辛弃疾的思想对蒋捷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共鸣。辛弃疾去世四十多年后蒋捷才出生，但是辛弃疾的事迹和人格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所以，蒋捷将辛弃疾视为异代相逢的知己，他追慕辛弃疾的人格，词风效法辛弃疾的稼轩体，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
辛弃疾的词作有很大一部分是表达这种情怀的，不管是词作内容，还是思想表达上，都为时人所重。在辛弃疾生前，就已经有人将辛弃疾的词风称为“稼轩体”了，辛弃疾的学生范开在出版刊行辛弃疾的词作《稼轩词甲集》中，就首次提出“稼轩体”的说法，后来南宋词人刘过、戴复古在词作中都效法辛弃疾的词风，并大力推崇。 但蒋捷又不能像辛弃疾那样大声疾呼，直抒胸臆，只能以独特的方式抒发心中的悲愤：要么借咏物写景和描写其他生活场景；要么以比兴手法，偶然吐露一些。 蒋捷只能把同样的情怀寄托在韶华易逝的悲叹中，寄托在思归念远、飘零江湖的词作中。因此，蒋捷的词作里才会有豪放磊落，悲慨清峻，飘逸洒脱的特色。
蒋捷曾考中南宋最后一科进士，那时的他有才子的意气，有名士的喟叹。由宋入元，时代和他自身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他以遗民自居，没有再进入仕途，而是选择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流寓江浙一带，飘零江湖，终老一生。 诚如清代词学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对蒋捷的评价：“词不必足法，人品却高绝。”蒋捷精通词律，他能灵活自如地运用音律技巧进行创作。他有独有的审美情趣，所以他的词作展现出了多样化的风格，他与辛弃疾“异代相逢成知己”，他崇敬辛弃疾的人格，他在词作上效法“稼轩体”。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