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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42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沙场上，曾出现过非常的诡异画风。皇家海军的风帆战舰常以蒸汽轮船为先导，逆流突破清军的孱弱防御。后者也是痛定思痛，很快搬出靠踩踏驱动的人力轮船。虽无法在正面交锋中挽回颓势，却依旧让自诩见多识广的英国人感到大为惊讶。以至于判定清朝拥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只用极短时间便可依葫芦画瓢般复刻各类先进武器。然而，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人力轮船，其实早在千年前的南北朝时代就已粉墨登场。只不过到明清阶段急速衰微，才没有被晚来许久的西方人所见识。若非鸦片战争带来的巨大压力，恐怕难以从故纸堆中获得重生。事实上，这种思路奇特的车轮船技术，直接起源于古老的水车灌溉系统。尽管原始的技术先导已不可考，但最迟到公元前3-1世纪间已成功在东西方两头开花结果。只不过在当时普及率较为有限，也没人会想到将这项技能用于船舶驱动。稍后又经过罗马与汉朝这两大帝国的数百年推广，才得以靠许多偶然因素走上跨界发展之路。例如在公元4-5世纪间，古罗马人在军事著作《论战争之事》中就有提及一种牛力轮船。不仅是用类似水车的转轮替代传统划桨，还尝试以气力更大的牲畜增强加速效率。而且通常会把牛成对套上绞盘，再利用来回转动所产生的机械力带动船体两侧桨轮。当然，如此复杂的机械装置，势必更容易在潮湿环境下出现磨损。加之牛本身也需要耗费大量给养，还容易因突然状况受惊且难以控制。所以，这种脑洞巨大的轮船并没有在地中海世界获得推广。但读者只要考虑下晚期罗马帝国的具体困境，就不难理解为何有人站出来“出此下策”：首先是大量的蛮族由多瑙河-莱茵河北岸南下，劫掠、破坏和占领帝国的内陆省份，严重消耗掉宝贵的陆军兵源。其次，还有环地中海城邦区域的公民社会退化，不再能为海军有效提大量良船只、熟练划桨手与合格水兵。加之陆上交通经常要为持续不断的战争所阻断，蛮族君主又能以各类手段发展山寨舰队，从而在根本上削弱了罗马帝国各南方省份间的有机联系。晚期罗马帝国 因蛮族入侵和社会凋敝而处在四分五裂状态于是，这种尝试以畜力替代人力、轮桨代替划桨的设计才会孕育而生。但罗马人也非常清楚这类新技术的潜藏风险，只要还能靠沿海地区的总督们完成海军任务摊派，就不会考虑全面推广牛力轮船做法。等到西帝国的半壁江山彻底沦丧，东帝国又能以经济优势维持现状，便彻底将这类不够靠谱的奇淫巧技雪藏。与此同时，远东地区也正深陷纷繁复杂的南北朝乱世，遭遇到许多类似晚期罗马帝国的现实困境。作为汉魏正统的衣钵继承者，以东晋为首的南朝势力一直在江淮流域苦苦支撑，仰仗大江大河的自然禀赋维持攻守平衡。但与之为敌的北方蛮族却发展更为迅速，很快就渡过了只看重弓马娴熟的惺忪岁月，力求以征服区的本地人口塑造全方位优势。因此，过去只有南朝水师垄断的各主要水道，逐渐被对岸竞争者所侵蚀。此外，南方本就是丘陵居多的山地环境，几乎成功将各平原地带完美阻隔。所以，大股部队走水路的后勤成本远小于翻山越岭。但长江一直因地势落差而存在严重的由西向东流向，让下游船只的逆流航行颇为艰难。北方政权则往往能以联通关中汉水的为快车道，对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俯冲之势。哪怕水准相对于南朝而言还有所欠缺，依旧能靠地形和数量达成整体性弥补。另一方面，南朝各政权虽经常以建康或荆州为核心要地，集团骨干却多为衣冠南渡的北方难民。这些人既没有长期生活在江淮水域的习俗传统，又对真正熟悉水性的土著抱有征服者心态。故很难为水师招募到足够的熟练桨手，迫切要以额外办法应付长江水战的日益激烈。最后，南北朝水战的核心装备，是源自汉魏时期的高大楼船。换言之，谁建造的船只体型更大、塔楼层数更高，就能在浮动的沙场上拥有更多胜算。但与日俱增的舰体重量，也直接加重了驱动负担，使每艘船的机动性能较以往来说更为不堪。正是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促成了车船在长江中游水域的异军突起。由于主要是靠人力踩踏，所以任何没有划桨经验的男丁，都可以在需要时被派遣上阵。况且轮桨的机械结构并不负载，几乎与普通的农业用水车无本质区别，维护起来自然是较为便捷。即便是异常笨重的巨型楼船，也能依次获得更好一些的机动性。至于美中不足的航海能力缺失，则根本不在当时人的考虑范畴之内。公元418年，车船首次被东晋水师用于北方战场。当时，由匈奴后裔建立的北方政权大夏国，正为夺取关中盆地的控制权向东晋王朝开战。后者从南方调兵北上的唯一途径，就是由蓝田流向荆州的汉江。虽然这场战争的结局，是以南朝溃败、北府兵遭重创而收场，但能迅速将重兵投送至西北前线本身，已算得上是后勤保障领域的重大胜利。此后，刘宋著名理科学者家祖冲之也投身相关事业，在都城建康附近的水面建造“千里船”。实际上，依然是之前建造于荆州的车船翻版。但能用更大体积容纳更多轮桨，所以在逆流航行上优势显著。宋军水师乘坐这类特殊船只，可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径直去往上游部署。不过，最能体现车船性能与其社会面属性的案例，还是象征着南朝由盛转衰的侯景之乱。公元548年，这位来自北朝的判将突然发难，企图以武力劫持年末的梁武帝。随后便对人口稠密的建康城展开全面围攻，造成100000居民仅剩4000人的旷世惨案。到了公元552年，以陈霸先与王僧为首的联军开始大举反攻，很快就与对方水师在长江上遭遇。侯景的战舰多为传统桨帆船，主要就是靠招募来的越人土著操纵，反应速率明显优于官军同行。但梁军并不准备在该领域同他们一决高下，转而以更为稳健的车船充当主力。先是故意分散停泊于岸边据守，放体型细长的划桨船通过。继而再利用对方后撤时的脆弱期行动，从两翼实施包夹策略，将气力衰竭的对方彻底击溃。当然，这类复杂结构与特殊社会属性，注定了车船未必会被所有的统治者所采用。比如取代南梁的陈朝，就因为是江东本地豪族政权而不再需要如此“舍近求远”。后来南下的隋朝征讨军，则能顺利运用巴蜀到汉江一带的上游优势，同样对源自荆楚的车船并不感冒。直至公元784年，唐朝的宗室名臣李皋才将之重启，用于镇压擅自称帝汴州节度使李希烈。但车船本身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却非常有限。真正让能让车船重出江湖的剧变，还要是公元12世纪的靖康之耻与宋金战争。原先对水军并不重视的宋人，因金兵的强势入侵而被迫开启历史上的“第二次衣冠南渡”。但比较讽刺的是，这些依古代图纸建造出来的飞虎车船，首先被用于对付洞庭湖一带的杨么义军集团。奈何搭载的兵丁太不给力，将坐拥两车四轮、共32片翼桨的新船都拱手献给对方。远在杭州的偏安朝廷只能再度下血本扩军，建造更多20-30丈长、可容纳700-800人的大小车船。得到消息的义军同样不愿坐以待毙，纷纷扩建车船来充实抵抗队伍。因而等名将岳飞将起义彻底扑灭，这类船型已几乎成为整个南宋水军的最主要载具。公元1161年，金国的篡位者完颜亮大举出兵南下，意图补完先祖未能成功的灭宋事业。宋军一方面派水师北上黄河阻击金人的东路军，同时也不忘调重兵把守下游的重要渡口--采石矶。由于女真人从未尝试学习相关技艺，因而在遭遇车船时表现的极不适应。宋军水师则利用其在江面上来回巡弋，成功吓阻对手的快速渡江计划，为陆上友军的大规模集结争取到充足时间。稍后更是在水流不利的情况下策动反击，迫使海陵王绕道前往其他渡口去重新部署，最终因哗变而兵败身死。进入13世纪，南宋方面再度因端平入洛行动的失败而被迫严守长江防线。只不过这次的对手，换成了在整体兵力、勇武程度与科技积累层面都完胜自己的蒙古帝国。原本从未重视车船技术的北朝，通过俘虏和变节者获取到相关技术。加之本来的上游优势，彻底将南朝的水战优势都消磨殆尽。很多时候，两军都在以几乎相同的装备相互比拼。宋人也就再也无法靠局部领域的技术落差，弥补整体层面的先天不足。蒙古人也在灭宋前后，开启还先后对越南、日本和爪哇发起过多次远征。但都非常务实的放弃车船，转而采用更适合航海的其他船型接替。因此，这场由南宋特殊国情带动的车船狂潮，便在丁家洲之战的溃败后也跟着烟消云散。至于取代蒙元的明朝人，则更没有将车船的功效放在眼里。因为帝国的主要压力，已经从内河水域转向沿海，根本没此类内湖战舰的发挥空间。因而在成书较早的《筹海图编》等典籍中，甚至已见不到相关插图和介绍。反倒是王朝倾覆前夕的《武备志》作者，考虑到内外交困的惨淡现实，才重新将其收入战舰行列。但无论是据江而守的左良玉和史可法，还是屡屡突破天险来犯的农民军与满清，都不曾想过为己方阵营填补这么一款如此诡异的上古神器。奈何鸦片战争的爆发，还是让车船的古代神话被再次续写。当时的清军已经因屡战屡败而陷入多重危机，既需要有一种能够不受风力、水流影响的舰船急用，又不用花大力气招募和训练划桨手。于是，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派人将神器从故纸堆中搬出，希望能与装备蒸汽动力的英军轮船一较高下。这类期盼与南北朝时期的先贤可谓如出一辙，最终收获的结果同样充满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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