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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无关。 《米继芬墓志》（806年）：“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祖讳伊□，任本国长史。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遐□（质）京师，永通国好。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孝以敬亲，忠以奉国。”[102]这是父辈来唐朝的粟特米国使者之子，且继续以质子身份，忠于唐廷。 《何文哲墓志》（830年）：“世为灵武人焉。公本何国王丕之五代孙，前祖以永徽初款塞来质，附于王庭。”其父何游仙曾任行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参予平定安史叛乱。何文哲则自德宗以来，一直在禁军中任职，屡立功勋，文宗大和四年（830）去世前，“策勋进封庐江郡开国公”。其长子公贲，也封“庐江郡开国公”[103]何文哲一家敢于继续声称为胡人后裔，大概因为他们确实是粟特何国国王的后裔，而且在安史之乱和以后的政治斗争中，一直与唐朝皇帝站在一边，因此不会受到歧视。 最后应当提示的是，与粟特同属于胡人的波斯人，大概没有参加安史叛乱，所以并不需要掩饰自己的出身。撰于元和十四年（819）的《李素墓志》，仍旧声称是“西国波斯人也”[104]。而且，根据墓志，我们知道李素及其诸子不仅都入仕唐朝各级政府，并且一直保持着自己家族的景教信仰[105]。咸通十五年（874）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也表明萨珊波斯遗民不仅保持着本民族的祆教信仰，而且还继续使用本民族的婆罗钵文[106]。 三、河北地区成为胡人的新家园 安史之乱以前，河北地区已经陆续有胡人进入，有的可能是随着贞观年间东突厥败亡而迁入的，有的则可能是零散的胡商或者跟随任职于河北地区的粟特裔官员而进入的。其进入河北地区的路线，除了从北边南下外，从笔者根据各种史料所勾勒的粟特人迁徙路线图来看，他们也可以走从灵州经并、代、蔚州进入河北之路，还可以走从洛阳，经卫、相、魏、邢、恒、定州，而达幽州，甚至远到营州的一条路。在河北地区的卫、相、魏、邢、恒、定、幽、营州，都有零散的粟特移民[107]。其中，有些地方可能还有胡人相对聚居的地方。譬如，如意元年（692）立于恒州城内开元寺的三门楼石柱上，就集中记录了一组相互婚姻的安、曹、史、何、米、罗、石、康、毕的粟特胡人，表明他们是在相对集中的地方居住的[108]。另外，中宗景龙年间（707-710）立于恒州获鹿县本愿寺的石幢，上面也比较集中地记录了史、安、石、毕、罗、翟等姓的粟特胡人[109]。 玄宗开元四年（716），由于契丹的内属，唐朝重建营州地区的统治秩序，《旧唐书》卷一八五《宋庆礼传》所记开元五年（717），“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110]，就是唐朝的一系列措施之一，这必然吸引了一些粟特人前来。天宝初，突厥第二汗国内乱，又使得一些原在突厥境内的粟特胡人归降到河北地区，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颜真卿《康公神道碑》所记康阿义屈达干的事迹：“公讳阿义屈达干，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为北蕃十二姓之贵种。曾祖颉利，部落都督。祖染，可汗附马、都知兵马使。父颉利发，墨（默）啜可汗卫衙官，知部落都督。皆有功烈，称于北陲。公即衙官之子也。天宝元年，公与四男及……等部落五千余帐，并驼马羊牛二十余万，款塞归朝。……属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潜怀异图，庶为己用，密奏公充部落都督，仍为其先锋使。”[111]既然康阿义屈达干仍然任部落都督，则其所率五千余帐应当随之入居幽州地区，人数不在少数。《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记河北道羁縻州：“降胡州一：凛州，天宝初置，侨治范阳境。右隶幽州都督府。”这很可能与康阿义屈达干率部到来有关[112]。以后，在安禄山的经营下，更有不少胡人将领和胡商陆续进入河北地区，聚集在范阳节度使的麾下 唐朝为了尽快结束持续多年的安史之乱，在宝应元年、二年间（762-763），陆续接纳安史部将的投降，并划定各自的统辖范围，形成了以魏博、成德、卢龙为主的河北藩镇割据局面。河朔地区，自立节度使，贡赋不入朝廷，而且拥有重兵，与朝廷分庭抗礼[114]。 安史之乱以后的河北地区，由于统治者仍然是安禄山、史思明的部下，有些本人就是胡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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