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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是一個錯誤觀點。  每当讨论安史之乱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时，总会有人咬牙切齿地引用陈寅恪的“河北胡化”论：大意是出自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基于玄宗后期河北地区出现的胡化现象，以及胡人大量参与安禄山的军队，得出了以下结论：他认为河北地区不是从血统上，而且从文化上已经是胡化社会，安史之乱和战后河北藩镇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其实是不同文化的种族间的关系，这一顶帽子直接将所谓的胡族定罪为祸害中国历史的大罪人。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安史之乱时代的汉人士大夫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的呢？大众对安史之乱的印象，主要来源于经过筛选的史料和文学作品，而筛选这些作品的过程，就是一个议程设置的过程，跳过这层议程设置，我们呢就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什么是胡？如何定义胡化？ 其实“胡化”是一个可大可小，弹性很强的概念，为了方便阐述，我们不妨对“胡化”这个概念，进行更清晰的定量和定性分析：从个人维度看，胡化指的是个人的体貌特征，衣服发饰，生活习惯呈现出胡人的特色；而对于一个地区而言，'胡化'可以定义为胡人为所在地的统治者，胡人占据当地人口的大多数；即使胡人人口比例比汉族低下很多，但是作为统治族群，胡人将本族语言作为行政和军事用语，用胡族制度统治所在地，久而久之影响汉族的生活习惯乃至身份认同。 按照这个定义，在安史之乱前和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某些地区的某些汉族人口确实出现过“胡化”的现象，比如河西-陇右-安西的沒蕃汉人：白居易和元稹的《缚戎人》中描写的长相和习惯高度吐蕃化的汉人逃回唐土，却被唐朝边防骑兵当成吐蕃人捉起来报功，然后和真正的吐蕃战俘一起被流放到遥远的南方。司空图的《河湟有感》，也描绘了汉人胡化的现象：“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北庭故地，以及被南诏攻占的四川南部的某些地区；按照上述定义，真正符合胡化标准的大范围胡化族群，可以参考契丹统治下的幽云汉儿：两头不是人：两宋时期的燕云汉人的身份认同，而大面积的胡化地区，可以参考范成大看到的被金人攻占的河南河北的北宋故土，详情可见往期好文：范成大出使金国见闻：东京开封府成菜园，中原百姓剃发穿胡服 如果我们用上述标准来分析燕唐战争前后的河北地区，仔细看待当时的胡化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首先，河北道的胡人绝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幽州和营州地区的外族成分很多样，除了粟特人之外，还有奚族，契丹，突厥，高句丽，稽胡等多样化的成分，安禄山出身的营州杂胡这个称呼，就暗示了当地胡人的复杂成分，所以陈寅恪所说的“胡化”本身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到底胡指的是什么，在陈寅恪先生提出“河北胡化”理论的时候是没有交代清楚的。 他仅仅是将胡作为一个和汉对立的概念加以论述，将胡放在汉（朝廷）的对立面上。不过参考人类学和语言学研究成果，当时这些外族的整体文化认同应该以突厥文化为主，带有某些粟特系的因素。 而且从地理分布上看，唐朝河北道并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胡化，如果一定要说，那么胡化程度最明显也最重的，要数安禄山的起兵老家幽州，营州以及附属于这两地的城傍部族。而河北南部，从唐朝到五代乃至北宋，一直都是汉文化圈，河北出现明显的胡化进程，则是两宋时代发生的事情：异乡春节：“南宋苏武”洪皓眼中的女真族新年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河北地区的区域划分，其实河北地区在地理和文化上，应该分为两个区域看待：河北道南部，魏州，贝州，相州，博州等地人口繁多，汉文化传统深厚，终唐一代，从人口比例和文化属性来看都不算典型胡化区域；而出现了“胡化”特征的，其实是河北道北部的幽州和营州地区。 而当我们具体深入分析幽州营州的人口构成和民族成分，就会发现天宝年间的数据显示，在幽州和营州地区，胡族人口占到了人口的近1/5，他们主要分布在营州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的辖区内，其中燕州，师州，黎州等地主要的居民都是外族降户：
数据来源：《从胡地到戎墟》 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不难理解燕唐战争前夜，盛唐诗人看到的图景，比如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就是写的当时幽州地区一个长着碧眼的外族骑士；还有高适在营州写的《营州歌》：
 这些诗歌隐隐表达了诗人对于叛乱可能降临的担忧。而日后安禄山的军事力量：乃于范阳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养同罗及降奚、契丹蕃人健儿为曳落河；禄山于范阳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 ( 蕃人谓健儿为曳落河) 八千余人为假子。这些精锐步骑就是由幽州和营州地区提供的精锐外族部队构成的；按照中亚粟特传统组建的柘羯军，应该也有部分成员是东北方的外族。安禄山的核心武将集团也是由契丹人，奚人，粟特人，汉人等多个族群构成的，而且各种外族占高级武将的绝大多数。 除了人口和军事上的外族特征之外，还有很多指标反应幽州确实存在着离心力，比如和燕国其他区域相比，幽州地区在整个安史之乱前后相对安定，除了燕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外，没有出现跳反的情况；由于长期远离中央政权，地处胡夏边境，这里的确在文化心理上和中原有一定的疏离感，从秦汉时代开始，河朔就有远离中原的异域色彩，特别是这里在南北朝时代这里被各种北朝政权占据，让这里在文化和血缘上和中原上有了更多的隔膜。比如史思明在称帝之后，又让妻子辛氏举行亲蚕礼：“其妻为亲蚕之礼于蓟城东郊，以官属妻为命妇。“但幽州的百姓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礼制，对此非常陌生。 安史之乱结束许久，到了唐穆宗长庆年间，幽州还有军民将安禄山和史思明奉为二圣，足见当时人所言，幽州地区“不受王化，不闻中原声教”并非虚言。 而在河北道南部，从《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来看，基本上没有各种外族分布，这里从初唐到盛唐，这里同样贡献过各种高门大族和文人墨客，而且到了安史之乱时期，这里给燕军提供的主要是以步兵为主力的团结兵，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比河北道北部的胡汉骑兵脆弱：比如唐军对叛军将领张显诚所言：“足下所将多团练之人，无坚甲利兵，难以当山西劲兵’，献诚必解围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悦，用其策，献诚果遁去，其团练兵皆溃。” 因此如果一定要说胡化，那么安史之乱前，所谓的“胡化”仅存于河北北部的幽州和营州地区，毕竟从汉朝开始，幽州地区就是游牧，农耕和东北渔猎民族的融合+冲突前线；胡化的具体指标为：各种外族人口占幽州和营州的近1/5，自古以来的民族融合让部分当地汉人拥有近似胡人的体貌；东北系的外族为安禄山提供了核心部队，在政治上各种东北系的外族还有粟特人，突厥人和汉人一起统治当地；在文化上在安史之乱前后都呈现出胡汉交融的特点。但是将整个河北道都算作完全胡化的社会，将河朔藩镇和中央朝廷的对立关等同于民族关系对立，显然是不全对的。  另外，也因为东北系外族占当地胡人的主导地位，所以粟特人的总量和占比很低。因为自始至终没有特别庞大的人口基数，也注定了粟特人只能以精英社区+小殖民地的方式存在于北地，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幽燕地区的社会结构和人种面貌。这一点也可以从安史之乱中的某些事件验证：比如史朝义在进行派系清洗的时候，幽州曾经出现过杀胡事件，高鞫仁带领的城傍少年击败了阿史那承庆和康孝忠带领的胡汉军队，史称蓟门内乱，随后高下令杀死城中所有胡面者，“鞫仁令城中，杀胡者皆重赏。于是羯、胡俱殪，小儿皆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这条材料证明当时城中有滥杀的情况，除了证明当地胡汉居民长期混血外，也证明当地的胡人在体貌特征上和汉人的差异，没有汉人和白种外族的差异大。 越胡化=越反动？ 如果说一口咬定越胡化=越反动，那么从胡化和沾染胡风的角度上，直接作为殖民地存在的安西和北庭都护府境内有各种外族，汉族人口比例和各种胡人相比更没有优势，理论上应该最反动，其次长期防御吐蕃和突厥系外族的河西和陇右同样有浓郁的外族习气，在反动程度上应该不亚于范阳，而且河西，安西，陇右等地都有过以外族充任节度使的历史，如果胡化导致反叛，上述地区同样不遑多让，而且就近保卫长安的河西陇右最应该造反才对。但是这些推论显然不成立。 胡汉并存：安史燕国的文化面貌和士大夫对于燕国的态度 王光庭墓志銘，同時出現安祿山，史思明，唐代宗的年號 而且安史之乱中，燕唐双方都大量使用各族谋臣和武将：燕国一方的高级幕僚主要是寒门汉人士族，甚至还不乏薛嵩这样的名门之后；虽然安禄山和史思明自己具有粟特血统和粟特式的文化背景，但是他们身上的突厥因素同样不容小视；在他们的幕僚和心腹中，并不存在粟特人或者突厥人占绝对主导的情况，实际情况是汉人作为谋主，东北系和汉人将领与粟特系，突厥系武将一样重要。其实燕和对面的唐朝一样，都具有多种族多文化的面貌，而且汉人士大夫在看待燕国时，并没有感受到很强的异质感。  使用了燕國年號的程君墓志銘 随着考古发掘的成果不断面世，位于北京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的史思明墓重见天日，虽然史思明的谥号“昭武皇帝”，隐隐约约地暗示了某些粟特属性，但是其墓葬出土的玉册、马镫、铜龙、铜牛等文物显示史思明在丧葬仪式上有效仿唐朝天子的做法。 更早的安禄山也没少利用中原式的政治宣传造势，他一面在粟特人和突厥人中塑造轧牢山的形象（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但是对汉人则很熟练地运用五行取代的理论造势，比如安禄山的首席幕僚严庄在给他的父亲严复写的墓志铭《大燕赠魏州都督严府君墓志铭》中，明确提到了天宝年间“四星聚尾”，“金土相代“是改朝换代，燕国代唐的象征，而且很多河北的汉人士大夫和官宦世家并没有将燕国视为辽金南下时遇到的那种异族政权加以排斥，在燕军对待普通百姓和唐朝宗室残暴的同时，唐朝有大量官吏和官僚子弟，士大夫陷伪，导致唐朝的士大夫和官僚子弟“为贼所污者半”。 在燕唐两军浴血厮杀的同时，在李白杜甫等人写诗抗敌、地图开疆的时候，在颜氏家族顽强抵制燕政权的时候，其实河北地区的不少汉人士大夫还是在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通婚，出仕，郊游等行为不亦乐乎。这一态度，也出现在很多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河朔士大夫身上，在他们的墓志铭中，燕朝革命（陈牟少和妻子的墓志铭），燕唐之际（姚辟和妻的墓志铭），大燕之兴（司马垂墓志铭），大燕创业，楚才晋用（宋微墓志铭）就是当时这些普通士大夫，对后人所谓的“安史之乱”的看法。《唐代墓志汇编》下更是收录了 11方署有“圣武”年号的墓志。相比之下，真正用胡汉和夷夏话语体系来形容对方的，是两宋的汉人士大夫和辽金境内的汉族士大夫，他们看到对方境内的同族人口会感到非常明显的异质化，但是在燕唐战争的时代，这一点并不成立。 相比于金国大力推行国服、禁止汉服、强行剃发等政策（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燕国统治层的确有拜火教或者突厥传统（比如安禄山用拜火教笼络人心，还有安禄山的葬俗，史思明的谥号等），但这些习俗仅仅在高层统治者的小圈子里流传，并没有推广为强制性政策。所以当时的士大夫并没有将燕国视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征服帝国（虽然燕国有日后的东北系征服王朝的影子），而是一个和唐朝并立的对等王朝，对于这次巨变，他们的态度是两头下注，不一定要和唐或燕彻底绑死。 在安史之乱结束后的河朔藩镇中，魏博节度使领土位于河朔藩镇的最南端，兵力和将帅构几乎都是汉人，和卢龙还有成德这两个包容粟特移民、有番兵和外族（契丹、回纥、粟特裔）节度使的藩镇相比，其地理位置最靠南，其所在地也不是典型的胡化区域，但从历史表现来看，其实是魏博最桀骜不驯，给朝廷制造过巨大麻烦：“长安天子，魏府牙兵”，说的就是魏博的分离倾向。所以除了种族因素外，河朔藩镇的分离性还不如从民族之外的思路去找原因：“田承嗣、薛嵩、李宝臣之流，非有雄武机巧之足以抗天下，而唐之君臣，目睨之而不能动摇其毫发。非诸叛臣之能也，河北之骄兵悍民、气焰已成，而不可扑也。” 从这个角度看，将安史之乱简单算作民族对立就更值得商榷了。  陳景仙的墓志蓋署名大燕 其实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的话语体系中，河北地区的主要问题是自立一方，不听王化，但是越来越多的材料显示，河北地区的儒学传承并没有中断，来自其他地方的士人也不反对前往河北藩镇宦游或者入幕为官。说整个河北地区都是文化荒漠+胡人天堂就更是可笑了。在唐朝中后期，由于考上进士+通过铨选的时间周期过长，而且中举概率太低，导致很多士人延续安史之乱前的风潮，前往自辟属吏、刑法自专的河北藩镇寻求发展机会，“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达，多在方镇”，客观上说，河北地区的胡汉番帅都需要行政管理人才来治理民事，这在历史上的很多并不出名的文士身上可以找到影子。 最后，基于不断更新的研究成果和原始史料，我们要讨论安史之乱或者说燕唐战争的原因，还是应该回到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还有玄宗与杨国忠的权力制衡玩脱上，种族因素只能是一个调节性变量，而不是历史运动的原因性变量。如果要用历史来影射现代的民族问题，那么最好不要用安史之乱/燕唐战争作为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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