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中的黄裳。 黄裳先生本名容鼎昌,原籍山东益都, 1919年出生于河北井陘。少年时就读于南开中学,爱好阅读新文学作品。抗战开始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并在课余尝试写作。这一时期他常常到图书馆借书来读,并藉助于《书林清话》和《四部丛刊》二、三编的零种,大体自学明白了“黄跋”“何校”之类的古籍版本基本知识。 1992年3月30日,他为李广宇编著的《书文化大观》作序时,还曾特别指出《书林清话》对于他藏书爱好、版本知识方面的启蒙和哺育。他说:
1942年冬转到重庆继续读书不久,黄裳即被征调担任美军译员,因此得有机会涉足昆明、桂林、贵阳乃至印度等地,并真正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抗战胜利以后,担任《文汇报》驻重庆、南京记者。1952年后任编剧。历任《文汇报》记者、高级记者,编辑、编委。他早年的散文随笔作品有《锦帆集》(中华书局1946年版、《锦帆集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和《关于美国兵》(上海出版公司1947年版等。 早在1948年春,唐弢先生为其《旧戏新谈》作跋时就曾对其文风有所概括:
黄宗江先生在得悉其《笔祸史谈丛》即将重刊再版的消息以后,也曾评论说:
1986年底,黄先生在《笔祸史谈丛》的后记中表示,由于受鲁迅的影响和启发,对于与“文字狱”有关的文献就比较留心了,“随时记下一些零感,就是这里的一束笔记。虽然杂乱无章缺乏系统,但从中也能多少看出一些严重的事实。即如先生提到的'奴性的由来’一节,就是值得深刻省察的宿病根……”(黄裳《笔祸史谈丛》后记,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卷末。) 1991年晚春,黄裳先生在编定了一个新文集之后,对于散文、随笔和杂文之间的关系发表过意见,他申辩说,“在散文与杂文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分明的不可逾越的堑壕。把杂文的因子引入散文,倒可以使散文变得更自如更有生气。不是没有好处的。”(黄裳《河里子集》后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4月版,卷末。) 黄先生读书多,写作勤,其为文见解足成其一家之言。他历年来的作品集,还有《金陵五记》、《新北京》、《花步集》、《山川·历史·人物》、《晚春的行旅》、《河里子集》、《过去的足迹》、《掌上的烟云》、《晚春的行旅》、《妆台杂记》、《春夜随笔》、《音尘集》,以及《榆下说书》、《榆下杂说》、《银鱼集》、《翠墨集》、《珠还记幸》等。此外还撰有《远山堂曲品剧品校录》,编有《黄裳散文》、《黄裳散文选集》、《黄裳论剧杂文》、《黄裳书话》、《清刻本》、《黄裳序跋》、《黄裳书札》和《黄裳自述》等。1998年4月,上海书店出版社汇选为《黄裳文集》6卷,依次为“锦帆卷”、“剧论卷”、“珠还卷”、“榆下卷”、“杂说卷”和“春夜卷”。 黄先生的珍贵藏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曾经历劫难。有诗为证:
此海上周退密先生咏黄裳藏书之诗,说的是来燕榭藏书主人“文化大革命”前费心淘书, “文革”时未脱罗网,“文革”后终于失而复得的故事。有关此段史实,可参读黄裳先生在《前尘梦影新录》(齐鲁书社, 1989年6月版)一书“前记”中的自述,也可参读第七篇《“史无前例”的当代书厄》之三《罄竹难书“文化大革命之厄”》中所述其家藏书被抄一节。 一 藏书活动从搜集新文学作品的原刊本开始对于自己的藏书生涯,黄裳先生曾经表示过“是从新文学书的原刊初版本开始的”。(《黄裳书话》选编后记,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52页。) 他在《读书生活回忆》中说,南开中学读书期间,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等新文学作家的文集一出新版,还有各种文学杂志,他都注意完整地购买。对于所买书,并不一定本本看,通常是“买了来,翻一过,读读序跋,知道大致是怎样一本书,讲了些什么事情,就放回书架上了,真是名副其实的'流览’。”不过,对于自己素心喜欢的如鲁迅的《朝花夕拾》和《且介亭杂文》,“就读过不知道多少遍,不知怎的总是读不厌”。他回忆说,“在三十年代后期,注意收集新文学史料的风气还没有兴起,只有阿英是例外。他的影响是大的,他的《夜航集》和《小说闲谈》……都不只是我爱读的书,还是收书的指南。”(黄裳《读书生活回忆》,见《黄裳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67页。) 在1980年底为姜德明《书边草》所写序言中,黄先生说,“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之开始成为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五四”以还的文学书刊的取得新版本书的地位,“这两者大抵都始于三十年代,也就是五四运动十周年前后”。(黄裳《书边草》序,见姜德明《书边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新1版,卷首。)他还指出:
文中所说的天祥市场,是当年天津几乎可与北平东安市场媲美的旧书摊集中地。1920年代在天津求学的王辛笛先生回忆说:“天津的旧书摊多在天祥市场和劝业场内。那时不论开旧书店或摆书摊的人,也都是些爱书的人,知识丰富,对顾客热情,即使青年学生买不起书,也默许他们白看,甚至广为介绍好书。他们对自己的行当有一种说不尽的酷爱,深深吸引了我们这些淘书人。”(王辛笛《少年读书乐》,见《梦馀随笔》,凤凰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75—76页。) 黄裳先生则在回忆天津的一篇文章中说,相比了天祥市场,劝业场就是“新的”,“先进的”,“更为洋化”了的,甚至“连旧书摊也不例外,五四以后出版的新文学著作,只有这里多。” (黄裳《天津在回忆里》,见《珠还记幸》,三联书店1985年5月版,第397页。) 在抗战初期,他回到上海继续读书以后:
他还曾指出:“当时的同好有隐姓埋名住在我家近邻的唐弢,也是这家旧纸铺的常客”,并推断唐氏书话写作的材料和灵感即“植根于此时的积累”。(《黄裳书话》选编后记,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52页。)其时当在1942年,因为唐先生在《买书》一篇中也曾回忆及此:
黄先生收集鲁迅著作,就开始于这个时候,并且成功地收藏了不少鲁迅著作的初版“毛边本”,以及茅盾接手改版以后直至终刊的《小说月报》全份。他还在一篇文章中说起过该是1950年代时的掌故:“四十年前曾与唐弢竞赛收集鲁迅著作的初版毛边本,每有所得常互相夸示,得到初版本或书品更好的本子就剔去先得的再版本,手头至今还保存着唐弢赠我的初版《唐宋传奇集》。后来又收得东京印的《域外小说》二集,木刻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可以算做我搜集版本的发轫之始……” (黄裳《〈围城〉书话续》,见《春夜随笔》,成都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43页。) 对于自己早年是因为何种缘分,才投入到线装书收藏和文史随笔写作之中的,黄裳先生在《读书的回忆》一文中说,那时候他“有空就跑跑旧书店”,随意买些书来读:
黄先生跋山涉水的历练,熔铸在其博览和思考之中,造就了他说文带史、知识学识俱富的文笔,使其《榆下说书》等书出版以后,大受当代文史爱好者的欢迎。自然这已是后话。 二 线装书收藏从“南明史”起步,从残本入手在《断简零篇室摭忆》中自述:“我的买旧书,是从收残本开始的,至今架上所存,残本多于全本。”如他说自己生平第一次买下的线装旧书,就是以三个银元在天津旧书摊上买下的光绪刻本《四印斋所刻词》,这是一部王鹏运随刻随印的书。其他如在上海徐家汇旧纸铺里淘到的元刻残本《文章正宗》、明万历年间白棉纸本《六代小舞谱》、汲古阁刻《剑南诗稿》等,都是其开始“收藏旧本”起步阶段的收获。惟独当年有一部周叔弢重刻的戴东原《屈原赋注》,是“几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但一次也没有碰上过”的书,因为这是一部“使我最早懂得木刻线装本书趣的书”,他在《东单日记》中如是说。(黄裳《东单日记》,见《珠还记幸》,三联书店1985年5月版,第466页。)待到1983年12月6日,他终于得到了周氏从天津图书馆特意索回赠送他的《屈原赋注》这部书。黄先生写道:
1949年冬,黄先生首次到北京去时,“一头扎进琉璃厂和隆福寺就出不来了”,不过当日所买还是“以残本为多”。在那前后,上海、杭州、苏州一带乡村,因为搞“土地改革”,书市场上一时出现大量残本旧书,颇收买了一些好的本子。如书估从苏州洞庭东山收购到的一些明代所刻版画书,“虽多残卷,价殊不廉”,其中如《人镜阳秋》初印本,他认为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不能以完缺定取舍”。[1] 因此,他在1980年所写《晚明的版画》中还专门写到了这部“有几百幅插图的大型画册”,并在《榆下说书》的插图中特意选了两图印出,“都是描画在开阔场景中的人物活动的”,与全书风格相比,有点别具一格(黄裳《晚明的版画》,见《榆下说书》,三联书店1982年2月版,第164页。)。黄先生还在一篇文章中披露自己散金钱收残本的经历道:
不过他说,“这样无限制地买书,远远超越了我的经济能力,不能不时时陷于困窘之中。为此徐森玉先生还送过一个书有吕岩诗的条幅给他,其中有句云:“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为其深心所喜爱。姜德明先生在《黄裳的题跋》一文中说:
黄先生比较系统地搜集了一点比较出色的线装书本子的,大抵是在1949年至1950年间。那时候,江南旧家的秘藏之书大量流出上市,甚至连“晚明的禁书也时有发现,山阴祁氏的藏书中晚明史籍尤多”,虽然对南明史研究的兴趣“逐渐淡漠”了,但是因此爱好却留意看了不少古书,增长了有关版本方面的见识。
安迪在访谈结束后不由得感叹道:“书斋生涯,在外人看来当是寂寥的。一旦进入其间,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多么丰富灿烂的境界。” 黄裳先生著述的《清代版刻一隅》,由齐鲁书社1992年1月出版。历数顺治、康熙以来所知见的木版书,极力弘扬“清刻之美”,充分显示了他的鉴赏家眼光。他指出:
不过他也指出,随着中国古典学术在晚清的中衰,尽管“少有大师级的人物出现,但乾嘉以来丛书刊刻的风气却更发扬光大”,于是一批晚清精刻善校的线装书代表作的问世,使得清代版刻得以寿与善俱终——获得了“一种光荣的结末”。 三 知识、学识、见识俱富的“榆下书翁”1980年秋,黄裳先生在《榆下说书》后记里说,“将这两年所作的杂文选编成集,取了'榆下说书’这样一个名字”,所谓“说书”,“大抵说的是与书有些关连的事情;同时也是说,这只不过是一些漫谈。取书本中一点因由,随意说些感想,和说书艺人的借一点传说敷演成为故事的有些相象”。 他还谦逊地表示:“既无系统,又少深度,就连材料也是零碎的。我的只能写点这样的文字,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在学校里学习的和走进社会以后经历的,都是全不相干的另外的事物。这就使我不可能得到必要的系统的训练。一点零碎的常识,也大抵是多年随便买书、胡乱翻书中得来的。” (黄裳《榆下说书》后记,三联书店1982年2月版,卷末。) 其实,黄先生这种并不十分系统深入探讨书人书事,却表达着作者阅历书人书事后见解见识的文史随笔,既适应了上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追求知识和学识的社会求学思潮,更填补了整整一代读者对于以线装书为中心的旧文化的学识空白,因此,《榆下说书》问世以后大受读书界的欢迎。 徐雁平学弟在《黄裳先生的藏书及其版本学》中写道:
在《榆下说书》之后,黄先生在笔墨上获得了一种新的生长点,那就是以旧书旧人旧事为主题,带文连史地随笔“说书”,因此仅在三联书店就先后出版了《翠墨集》、《银鱼集》和《珠还记幸》等多部随笔集。他在《黄裳文集》的前言中回忆道:
1992年3月,他的《榆下杂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问世。其后记说:“把几年来写下的读书记收集起来,编成一册小书,取名《榆下杂说》。这是因为过去曾印过一本《榆下说书》,也是同类性质的杂文。所不同的,这里所收,更多偏重旧书的题跋而已。” 黄先生说,“一本书一旦到了一个糊涂人手中,他就会将书中的糟粕郑重介绍给读者,使人越看越糊涂”。他表示:
沈展云先生在有关的读后感中写道:“多少年来,他屋后那棵高大的榆树寂寞地陪伴着他写出一本又一本充满文化气息的'书话’和散文,看看书名就足以令人对书中所叙述的人事书事为之神往……黄裳的'杂说’,大部分是亡书的题跋和读书、访书的札记”。他评价道:
黄先生在亭亭如盖的榆树掩映下最常见的“说书”工具,乃是书跋、读书记和书话。 四 “榆下书翁”所作书跋、读书记和书话之底蕴藏书题跋往往被黄先生娴熟地用来记录日常的书市见闻和感想。 1980年夏,当黄先生61岁生辰将至的时候,他整理旧书目录,撰有《庚申以后所收书目序》。其中写道:“三十年前余日以买书为事,几无日不得书,书市亦最盛。挟册归来则读之,考索其源流及转徙踪迹,登之簿录,举凡纸墨、行格、印记之属,一一记之。积久有十数巨册。自遇劫难,此事便废,而书市更寥落可怜,旧本亦几绝迹人间矣。”而此新编书目,则系其自1978年始,从苏州、杭州古旧书店中偶得之书。“徘徊昔游之地,偶亦觏书林故友,亦间有以一二小册示余者。偶发兴亦买数种,如拾旧欢,时以自笑……”(黄裳《庚申以后所收书目序》,见《来燕榭读书记》上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96页。) 由此足见黄裳书跋的基本风貌。 关于书跋文字,1986年5月,黄先生在《访书琐忆》中说:“几十年来胡乱买书,颇有些特别的经历不易忘记,当时就随手写在题跋里,闲时重看也觉得有趣,常想记录一点下来,大概也可算做'书林逸话’之类”,可见他是绍续前贤,有意为之,原非寻常文人的随意笔墨。他说:
他还表示:“多年来胡乱买书,每于书尾注明得书时日,这是从郑西谛那里学来的。每见西谛藏书,常于册尾记买书时间及少少琐事,心窃好之。如少加扩充,也就是所谓书跋,是我爱读的散文小品。”他认为中国传统的藏书题跋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大抵上可分两类,他自己是认同那种在讲述书的内容、版本、校勘等科研资料之外,添上了书林掌故、得书过程、读书所感,也就是说,“不只有科学性,还增加了文艺性,是散文的一部类了”,因此,他遥承的是黄丕烈、傅增湘、郑振铎这几位爱书如命,“说起旧书来,也都眉飞色舞,娓娓不倦”的题跋家的写作传统。[4] 据姜德明先生为文披露:
关于《前尘梦影新录》(齐鲁书社1989年6月版,黄裳先生在写于1987年1月18日的前言中说,在“文革”后期,他回忆所得,“陆续编写亡书目录,仿徐子晋的旧题,命之为《前尘梦影新录》。记忆是不可靠的,内容也记不真切了,所以这只能是一种挂一漏万的回忆录,随手也记下一些得书经过,书坊故事,近于随笔。其中有少详的几种,所据则是抄掠之余残存的几叶读书札记,也参考了一二种可能到手的新著,如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 他后来交代其书源起道:“二十多年前,我的藏书被抄没了。免不了时时想起,闲时就从记忆中抄下些亡书的依稀印象,写成一册《前尘梦影新录》。因为无书可据,回忆也只能是简短的,但更多涉及了得书经过、书林琐事,颇接近于传统的题跋。”(《黄裳书话》选编后记,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51—352页。) 此后黄先生等到所抄去的书被发还以后,续有《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1992年1月版、《来燕榭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版等题跋集问世。1999年1月,他在《来燕榭书跋》后记中写道:
读此完整一跋,则其人情书情之蕴藉可知。 人们日常读书,最难梳理和澄清黄裳先生笔下文字的,似乎是其书跋、书卷气散文与随笔性读书记。大抵据历年写于线装书扉页上的“题记”整理编纂所得,乃是“书跋”;而“近于随笔的题记,是散文而不是读书记”。(黄裳《榆下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月版,卷末。) 黄先生比较集中精力写作读书记之类,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其被抄走的线装古书稍有发还之后。他曾经表达过当日的心情:“旧友重逢,在欢喜之余,就开始写读书记”。(《黄裳书话》选编后记,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51—352页。) 在1996年初所写的《黄裳书话》选编后记中,他还曾说到过自己的为文之法:
黄先生以“来燕榭”为名出版的书还有两种,一曰《来燕榭读书记》,一曰《来燕榭书札》。大抵前者是续补《来燕榭书跋》之作,编为7卷,上、下两册,凡得48万余字,较之《来燕榭书跋》31万余字自胜;后者系历年幸存的书札汇编,纪申先生读毕,不胜感慨,亟为之“书后”云:
纪申之语与前文所引沈展云先生的话,异曲同工,堪为“榆下书翁”翰墨人生之确评了。 对于书话一体,黄裳先生也有其独特的笔调。 1996年8月10日,他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有《拟〈书话〉》之作,说明黄先生对于唐弢《书话》(北京出版社1962年6月版一体的认同。 在同年初所写的《黄裳书话》选编后记中,他还回忆说,唐弢首倡的书话散文要素“四点论”,即“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6],“说得很好,也是后来他在《文汇报》上陆续发表书话时,我们经常谈起而意见一致的话题”。他指出,唐弢对“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将书话写成是纯粹是资料的倾向”表示了保留和怀疑,“这我也是同意的”,他提出书话写作的“问题”不在材料的多少,实际上也不在篇幅的长短,而在于“运用”:因为“无别择的材料倾泻,才是使人昏昏欲睡的原因。其实一篇好的论文也可以是一篇好的美文,有材料不打紧,有时还能起画龙点睛的作用。”譬如把以往活跃在旧书业界的“书友”们的交往等有关“材料”写进来,“也应该是书话题中应有之义”。(《黄裳书话》选编后记,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53—354页。) 2000年春,上海资深记者何倩女士在一篇人物专访中报道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黄先生被抄走的藏书逐渐有所发还,有书可依了,于是他开始动手写书话:
据何女士的阅读体会,则出自黄先生笔下的书话,虽然都“是古书、旧书,却无半点冬烘气”,且其字里行间流露的真情往往极具感染力。可见其写作风格,带有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影响痕迹。她还指出,黄先生“平时不苟言笑,外表沉静,似不易动感情”,“不善交际,不爱应酬,几十年潜心于书斋”,惟以读书写作为务,大概正是如此沉寂,才逐渐锻炼出如此深湛的“文字功力”。 与唐弢先生的书话主要写新文学史上的旧书刊旧人事不同,黄裳先生的书话所写重点在于明清线装书,以及与此主题有关的书人书事。两人书话所关注的历史时段不同,但是异曲而同工,殊途而共归,目前都已成为中国书文化史上的宝贵精神财富了。 黄先生在《书痴》一文中说:“书籍是传播知识的工具,在知识还是私有的时候,知识分子对书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想探索一下,是什么促使人们热爱书本,那原因看来也只能归结为强烈的求知欲……”,( 黄裳《书痴》,见《黄裳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89—190页。)他还在《逛琉璃厂》中说:“想买两本旧书这样一种简单的希望,也许可以转译成想在这里碰到、找到别处不易遇到的知识材料吧。”(《逛琉璃厂》,见《黄裳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29页。)在我看来,这些话正是黄裳先生的夫子自道,表达了他对于线装古籍阅读的终极关怀。 五 “榆下书翁”笔下的旧书业人物及其掌故徐雁平学弟在文章中特别注意到黄裳先生“对书商的关注”为其随笔的一大特色,诚然,黄先生对此话题从来是不吝笔墨的。 据《前尘梦影新录》统计,汉学书店老板郭石麒先后为其供书至少60种,传薪书店老板徐绍樵供书也在50种以上,至于其他旧书铺、旧书摊随缘所得之书,更无论矣。也因此,黄先生饮水思源,只要“一提到书,总免不了想到卖书的书友”,因为他们该像司马迁《史记》中《游侠列传》那样,有人借助历代藏书家题跋等材料加以梳理以后,“为他们写一篇合传”的,至少这“也应该是书话题中应有之义”(《黄裳书话》选编后记,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53页。)。 有关旧书业人物的掌故,黄先生零星记录在其书跋中很多。如他在1950年间所写《吴骚合编》初印本的跋文中,涉笔的藏书家有王绶珊、王君九、孙毓修,旧书商就有朱遂祥、孙助廉等,各述其藏书聚散源流,尤其是书商在其间发生的作用。其中特别交代说:
关于郭石麒,黄先生在《前尘梦影新录》中曾有评介道,其人“业故书凡数十年,为南估中最有眼光者,自宋元刻以至清人刻本,无不博识”,并为之抱憾道:“其学岂在孙耀卿辈下乎?然无著述,遂不能留姓氏于书林。余之得识板本门径,得石麒之教者多矣。惜当日过从,未能详询其家世师承,未能为制一佳传矣。”后来他有感于郭辈生平,写有《记郭石麒》、《记徐绍樵》和《老板》等文,终为有数的上海旧书商人立得一小传。 在《记郭石麒》一文中,黄先生说:“在上海买书十年,相熟的书店不少,其中颇有几位各有特点的书友,事后追忆,颇有记述的价值,不但是书林掌故,他们的工作,对保存文化的贡献,也是难以忘记的”,而当此时也,“我首先记起的是郭石麒”:
黄裳先生曾在《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后记中语焉不详地提到,1951年冬,他曾通过一位“旧书估人”买到祁氏澹生堂的一些遗书。我通过严宝善先生《贩书经眼录》卷6中的详尽注解,得知其说到的“旧书估人”,其实就是郭石麒;而“绍兴的书商”,就是绍兴阊安门外“以经营旧书、字画、废纸为主”的谢上道旧货商。所谓“旧书联营组织”,即杭州华联书店,由杜国盛(被推为经理、王松泉、朱立行、徐子樵、韩学川五人合资组织,成立于1951年,次年即拆伙云云。尤其是如下一段史实,实非局外人所能得知:当年华联书店“所收祁家遗书,部分为郭石麒买去,归之黄裳。其后'华联’派朱立行去沪推销,售与上海文海书店韩士保,韩转售给南京图书馆。”( 严宝善《贩书经眼录》卷6,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71页。) 在《记徐绍樵》一文中,黄先生写道,“四十年前开始买旧书,每天总要到书店去走走,这样就认识了不少书友”,“几十年过去,这些旧相识已大半不在人间。有时翻看旧书往往会记起当日得书的往事,而这又离不开过手的书店与书商。” 他回忆道,离开自己当年工作地点最近的,就是在四马路河南路口的传薪书店。这家旧书铺“只有一个开间门面,左右两排书架,摆满了旧书,中间是一条长案,也堆满了零乱的书册,大抵是些晚近的本子。不过有时也能找到有意思的零本书”,其老板就是苏北大胖子徐绍樵,在夏天时常“赤了膊拿着一把芭蕉扇在店堂里走来走去”,他“与藏书家相熟,能从他们手中取得好书”。黄先生在文章中指出:
这样的工作,其实他自己早已自觉地在做着了。如其1986年春所写的《访书琐忆》里,就写到了杭州的抱经堂、松泉阁主人王松泉,以及位于上海复兴中路淡水路口的春秋旧书店。文章结尾,他还自嘲道:
在1988年所写《苏州的旧书》中,黄先生写到了玄妙观中的李德元书铺,护龙街上的集宝斋,还有琴川书店的主人夏淡人等。他指出,当年“以极偶然的机会得到善本书的事”,只有可能在苏州的旧书业中发生,而一般性的线装旧书,则在当时的苏州城里可谓“无时无地不能得到”。举此两端足见苏州“书友”在他们所经营的古旧书生意方面的本事了。文中稍加重笔写了的,是夏淡人先生的琴川书店:
而这些古旧书终究能够得到不“落到还魂纸厂”去的幸运,实是因为有了包括夏淡人先生在内的千百位“书友”所从事的旧书业之存在。也因此,黄先生随后感慨道,苏州旧书业在当代已是不能不使人叹息的了:“(俞樾的曲园可以重修,可是当年的书店街的盛况就不容易恢复了。即使重开几间门面也不顶用,就和北京的琉璃厂一样。” 在1999年底所写《断简零篇室摭忆》一文中,他先后提及了上海、天津、南昌、北京等地的旧书铺,其中记下了店铺、书友名、姓、号的,就有北京来薰阁陈济川、修绠堂孙氏、三槐堂、萃古斋,上海传薪书店徐绍樵和来青阁等。文章结末,他仍然不忘记自嘲一番:
看来来燕榭藏书主人的洒脱性情,全落实在他这一二百字的自嘲之语中了,而这些自嘲,又包含着他对于人生经历、古旧书命运和中国文化史的多少感慨啊。何以致此?或如他在《苏州的旧书》一文最后所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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