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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称王充、李贽、俞正燮是中国漫漫历史长夜里的三盏思想明灯。读三人书，尤钟情于李温陵，其《焚书》《续焚书》《藏书》《初谭集》等，无不锋芒毕露，见识非凡。敬佩其为人之真，反道学之勇，能替商人辩护，敢于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认为女子不如男，且甘于以异端自居。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先生为泉州人，3年前，正好有一亲戚在泉州师范学院读书，问她去过先生故居么？答没有。于是嘱她一定要去看看，并拍照片给我。惜乎她最终未去。2020年春节，决定去泉州过节，机票都已买好，却突遇新冠来袭，迁延至今，未能成行。泉州虽未成行，然先生不能忘怀。昨日突发奇想，先生本是一名读书人，与同时代其他书生一样，参加科举，26岁时中举，然后沉浮于宦海，先后做过河南共城（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在姚安居官三年后，因厌恶此种生活，“久之，厌圭组，遂入鸡足山，阅龙藏，不出。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以归”（袁中道《李温陵传》）。二十多年的宦游生活，令他痛苦不堪，处处与上司抵触，“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此余平生之大略也”（《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说》）。那么，李贽到底是如何由一名学而优则仕之常人，最后却偏离“康庄大道”，“厌圭组”，而走上叛逆道路的呢？也就是说，李贽是如何成为李贽的？就像鲁迅是如何成为鲁迅的。要知道，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这一个人，而非那一个人，不外内因与外因两者使然。内因者，遗传基因先天决定了你之性别、肤色、容貌、禀赋等；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社会环境等外因，则通过你的内因而起作用。这两者交互激荡，最终让你成为了你，而非别人。李贽生于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卒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假如把视野扩展到欧洲的话，则与他同时期的法国大学生拉·波埃西（1530~1563）写下了政治论文《论自愿为奴》。而在他37岁时，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诞生于世。可惜大明王朝当时并不与欧西相通，彼此之间几乎不发生什么影响。此前我就疑心“异端”李贽出生在泉州这座港口城市，而非内陆城市如西安、北京、南京、开封等，或许与这座城市有关。记得1998年举家迁沪不久，一友人对我说，在京在沪之外国人，看上去完全两样，在京城的外国人更像做客，举手投足彬彬有礼；而沪渎之外国人，看上去就像是生活在自己家中一般自由自在。3年前，京城一熟人来沪旅游，感慨说，在北京的大饭店，无论多么高档，你穿汗衫、旅游鞋进去，也不会觉得不自在；可在上海的高档饭店，假如你这身打扮进去，就会招来异样的目光，盖客人多西装革履也。京沪两座城池之不同如此。正因如此，我才决定去泉州一探究竟，然而竟不果行。
我打开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第四卷下册，带着此一疑问重读第二十四章李贽部分，果然就发现了端倪：李贽先世从事航海活动。二世祖李驽，为泉巨商，航吴泛越。洪武年间（朱元璋朝），“奉命发舶西洋，娶色目人，遂习其俗。”四世祖恭惠，“谙译语，荐为通事官，因日本诸国入贡京城”。“景泰（明代宗）、天顺（明英宗）间，奉简书使外国，不辱朝廷嘉命”。后嗣袭职，“非一世也”。首先，其二世祖李驽“奉命发舶西洋，娶色目人”，那他的血液里就流淌着外族的基因。而四世祖更是“谙译语，荐为通事官”，通事者翻译也，至于通何种外语不详。并且还“奉简书使外国，不辱朝廷嘉命”，这差不多等于充当外交使节的角色了吧。如此看来，李贽就出生于这样一个下过西洋的航海商人之家，有色目人血统，自四世祖起通外语，担任翻译，“非一世也”。出生在这样一个商人之家，生活于一座得风气之先的港口城市，就令他与中原那些耕读传家的读书人有别。非但此也，“李贽父祖皆回教徒，李贽本人，观其临老遗言，谆谆嘱咐葬式，似亦信奉过回教，但信仰不一，出入佛老（见《林李宗谱》）李贽妻黄氏，平生'必不轻履僧堂’，疑亦信奉回教”。我大胆揣测，会不会自其二世祖李驽娶了色目人，就开始信奉回教了？李贽自己说：“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侯外庐先生认为，“这种性格，或亦与其家世传统有关，也与其壮年以后的经历不相违异”。记得当初读《李卓吾先生遗言》，他交代自己后事之处置方式——“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单总盖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缠其上……”。当时即惊诧于先生之豁达与简易，现在想来，此亦或者与其宗教信仰有关吧。因回族葬礼的特征是主张速葬，从简节约，不用棺木，只用白布缠身等。虽他交代的葬礼并不完全符合回族葬礼仪式，然受其影响则是肯定无疑的了。出生于航海商人之家，信奉或至少深受回教信仰影响，如此，就形成了他较同时代读书人更为开阔之视野，不一样的信仰，同情而非贬低商人，及众生平等的观念。“商贾……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此种对于商人的理解与同情，在秉持传统重农轻商思想之读书人身上是万万不会发生的。而他考虑问题，往往从商业交易关系出发，包括孔子与弟子的关系，“七十子所欲之物，唯孔子有之，他人无有也；孔子所可欲之物，唯七十子欲之，他人不欲也”“以身为市者，自当有为市之货，固不得以圣人而为市井病。身为圣人者，自当有圣人之货，亦不得以圣人而兼市井”（《续焚书》卷二《论交难》）如此充满商业气息的市民思想，岂是那些出生于农民之家的读书人所能拥有的吗？
【论语卷六】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推测）则屡中。李贽评：“亿则屡中，正货殖的本钱。”【侯外庐按：此为正言，是反对道学家的贱视商人的注解。】【论语卷十】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李贽评：“今之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比比；今之君子，学以致其道者，几人哉？”【侯外庐按：借此以抬高工商业者，而讽刺道学家】。非但同情商人，“李贽对市井小夫、力田者、愚夫愚妇引为同类，认为他们的话是'有德之言’，是应当予以察听的'迩言’”（《中国思想史》）。如此，就不难理解李贽所言的“德性平等”了，“故圣人之意若曰：尔勿以尊德性之人为异人也，彼其所为亦不过众人之所能为而已。人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之为可也。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李氏文集》卷一八《明灯道古录》卷上）。“自我言之，圣人所能者，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能，勿下视世间之夫妇为也。……夫妇所不能者，则虽圣人亦必不能，勿高视一切圣人为也”（同前）。如此，就将高高在上的圣人拉下马来，你能说这与其回教信仰无关吗？当他将圣人看作一名普通人时，“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批评的了。如此以来，孔子可以批评，孟子可以嘲讽。准此而往，他便形成了自己的“平等观和个性说，维护私有，宣称人人在德性上的平等。他所卫护的这种平等原则是和封建等级的不平等相对立的。他宣传追求个人物质幸福和道德意义，宣传个性的自由发展合乎天道”（《中国思想史》）。“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佛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乃复研穷《学》《庸》要旨，知其宗贯，集为《道古》一录。于是遂从治《易》者读《易》三年……呜呼!余今日知吾夫子矣，不吠声矣；向作矮子，至老遂为长人矣”（《续焚书》卷二《圣教小引》）。“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贽就是这样炼就的。其罪名就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综上所述，除了明代读书人所共有的特质外，出生于泉州这样一座开放型港口城市的商人之家，祖先信奉回教，而他也极有可能有同样的信仰，这些与内陆地区绝大多数耕读传家之读书人的不同之处，在塑造李贽成为一位名教的叛逆者方面，应该起了极大作用。李贽之所以成为李贽，这些因素不容忽视。当然，李贽之成为李贽，是多因而一果的，如其性格“公为人中燠外冷，丰骨棱棱，性甚忭急，好面折人过，士非参其神契者不与言”（袁中道《李温陵传》）。又有洁癖，“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同前）。这些因素也不容忽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李贽是在海洋文明熏陶下之产物。当他身上的种种特质，与以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礼治华夏大地的农耕文明传统相遇时，悲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是他个人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个老大民族的悲剧。郁土微信相关文章 ———————— 康熙是如何巧妙地“剔除被支配民族的脊骨”？ “文章者穷人之具也” 王锡侯与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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