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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陈述 Michele A.Gadd医师（肿瘤外科）：一名48岁女性在这家医院的门诊肿瘤中心查出左乳原位癌。 18天前，患者接受了年度常规双侧乳腺数字钼靶和断层合成成像联合检查（三维钼靶检查），结果提示双侧乳房不均匀性致密，并伴有左乳局灶不对称性致密，这种变化只在断层合成成像成像中可被观察到。9天后，无断层合成的乳腺钼靶检查并未发现左乳之前的病变。超声检查提示在左乳的12点方向有结构扭曲的低回声区，印证了断层合成成像所发现的病变。次日，患者接受了超声引导下的针对左乳固体肿块的粗针穿刺活检，并于残腔放置钛夹。病理切片的结果提示为乳腺导管和小叶混合型原位癌。肿瘤细胞为雌激素受体蛋白（ER）和孕酮受体（PR）阳性…… 病历陈述 Michele A.Gadd医师（肿瘤外科）：一名48岁女性在这家医院的门诊肿瘤中心查出左乳原位癌。 18天前，患者接受了年度常规双侧乳腺数字钼靶和断层合成成像联合检查（三维钼靶检查），结果提示双侧乳房不均匀性致密，并伴有左乳局灶不对称性致密，这种变化只在断层合成成像成像中可被观察到。9天后，无断层合成的乳腺钼靶检查并未发现左乳之前的病变。超声检查提示在左乳的12点方向有结构扭曲的低回声区，印证了断层合成成像所发现的病变。次日，患者接受了超声引导下的针对左乳固体肿块的粗针穿刺活检，并于残腔放置钛夹。病理切片的结果提示为乳腺导管和小叶混合型原位癌。肿瘤细胞为雌激素受体蛋白（ER）和孕酮受体（PR）阳性。 在肿瘤中心进行评估时，患者反映身体总体健康。无乳房疼痛症状，无乳房分泌物，自检触诊无明显肿块，无手臂肿胀。患者13岁月经初潮，并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导致的多年痛经史。患者27岁第一次怀孕，因自然流产行刮宫术；28岁及31岁分别再度怀孕并足月产，第一次为顺产，第二次为剖宫产。患者有二尖瓣脱垂及偶发性偏头痛。在过去5年中，患者服用口服避孕药。药物服用史包括对乙酰氨基酚（扑热息痛），以及用于治疗头痛的包含对乙酰氨基酚、阿司匹林和咖啡因成分的复合药物。过敏史包括青霉素和蜜蜂蜇伤，患者遵医嘱自行注射肾上腺素来治疗过敏反应。患者已婚，与丈夫及孩子住在一起，从事医疗卫生行业。大约1个月喝1次酒精饮料，不吸烟，也不服用违禁药物。患者的母亲和两个姐妹有高血压病史；母亲在81岁时被发现患有肺癌；父亲有糖尿病，60多岁时罹患黑色素瘤；患者的一个兄弟患有皮肤癌；母亲这方的一个表亲在45岁时查出乳腺癌，经检测乳腺癌1号基因（BRCA1）和乳腺癌2号基因（BRCA2）没有突变；患者外祖母在66岁时死于卒中，外祖母的母亲在60岁时死于子宫癌。 体格检查方面，双乳对称，没有可触知的肿块，乳头无异常。其他体格检查结果均正常。 2周后，细针定位左乳病变部位后，为患者行肿块切除术。标本病理诊断为乳腺导管和小叶混合型原位癌，10块标本中的6块病灶延伸至切除腺体边缘，跨度至少为1.2 cm。 1个月后，患者就诊于本院的乳腺癌多学科综合门诊，获得了更多的治疗方案。 影像学诊断 Phoebe E. Freer医师：自2011年3月起，我们医院就开始在临床上使用断层合成成像，当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刚刚批准这项技术应用于临床1个月。该患者的筛查检查包含了钼靶和断层合成成像的联合使用。在这项技术中，我们通过一次挤压乳腺得到两套图像，每个层面成像只需要多等待4秒的时间；对患者而言，体验跟以前做普通钼靶检查几乎一样。对断层合成成像而言，跟标准的钼靶检查一样，挤压乳房并通过乳腺的弧形线在不同的角度得到15张低放射剂量的图片，然后这些图片用来薄层重建乳腺（厚度仅1 mm）。在这项钼靶和断层合成成像联合的技术中，标准钼靶检查紧跟断层合成成像之后，乳房挤压的方式完全一致。断层合成成像，顾名思义，解决了钼靶图像中的乳腺腺体重叠问题。与钼靶相比，断层合成成像减少了假阳性率，并提高了癌症检出率。 患者的标准数字钼靶结果（图1A）显示了不均匀性致密组织，与之前的检查一致，没有癌变证据。双侧乳房都存在弥散性的钙化灶。但是，在断层合成成像的图像中，在内外侧斜位（MLO）的上方（图1B）和头足位（CC）影像的中部（图1C）发现有一块约2 cm的结构扭曲。这一大块可疑结构扭曲区域在筛查钼靶和随后的标准数字钼靶获得的诊断性局部加压影像中都没有被观察到（图1D），这是因为钼靶中高密度腺体的重叠会掩盖病变。超声检查显示左乳12点方向有可疑低回声团块，这个区域与断层合成的发现相符合。
图1. 乳房影像 对左侧乳房的内外侧斜位（MLO）钼靶筛查结果（图A）显示了乳腺致密组织，并无证据表明是癌症。而相对应的在同一时间同一次乳房挤压获得的乳房中间位置厚度为1 mm的薄层的断层合成图像（图B）显示了一块位于胸部上缘约2 cm的可疑的结构扭曲（圆圈指示部位）。选中的位于左胸上缘的厚度为1 mm的头尾像的断层合成图像（图C）也显示了约2 cm的可疑的结构扭曲（圆圈指示部位），而在诊断检查中使用传统（2D）钼靶技术得到的相同区域的点压图像（图D）并没有发现该病灶。 病理学讨论 John H. Eichhorn医师：由于细胞增殖和自身组成细胞特点的复杂性，粗针穿刺活检的病理结果解读是有挑战性的。图2A显示存在旺炽性（鲜红的）硬化性腺病，其中有大量钙化灶以及很多带有扩散性肿瘤细胞的腺泡（图2B）。相对非肿瘤细胞而言，这些肿瘤细胞有较大的细胞核以及较丰富的细胞质。它们在某些区域相对聚集，在其对侧有着明显可见的细胞膜，然而在其他区域则呈多角形。免疫染色显示上皮细胞钙黏蛋白（E-cadherin，一种在小叶肿瘤中不表达的黏附分子）只表达在部分肿瘤细胞膜上，并且其密度和分布差异较大。这种表达模式可以提示发生了小叶和导管混合分化，但是我的解释是伴随着上皮细胞钙黏蛋白表达逐步缺失的导管分化。在免疫组化分析中，这些肿瘤细胞的ER和PR表达均呈阳性。 切除的标本显示了更多肿瘤细胞，跨度在1.5 cm，这说明我们有必要进行肌上皮的标志物免疫过氧化物酶的研究，以便将硬化性腺病中的原位癌成分和侵袭性癌成分区分开（图2C）。因为具有不同以及互补的特性，我使用了针对肌上皮细胞的一组抗体（p63，钙调蛋白，肌球蛋白重链）。钙调蛋白和肌球蛋白出现在肌上皮或其他细胞的细胞质中，而p63是一种特异性很高的核抗原，常常在腺泡和导管周围不连续地表达。结果显示出被肿瘤细胞完全包被的腺泡（图2C和放大的小图），没有发生间质浸润的证据，从而确定了低级别原位癌的诊断结果。该肿瘤切块有4个切面，其中的2个（上缘和下缘）最外缘存在肿瘤。
乳腺活检标本显示旺炽性硬化性腺病，并伴有钙化灶（图A，苏木精-伊红染色）。该标本也显示了原位癌（图B及其插入图，苏木精-伊红染色），伴有硬化性腺病。切除标本显示了广泛的原位癌（图C，苏木精-伊红染色），伴有硬化性腺病。针对钙调蛋白的免疫过氧化物酶染色（图C的插入图）突出了体现腺泡边缘的肌上皮细胞并显示病灶并非浸润性的。 治疗策略讨论 Monica Morrow医师：患者被诊断为导管原位癌（DCIS），在肿块切除后有阳性切缘，治疗的选择包括全乳房切除或全乳房切除术加重建，或者是再切除术加放疗，或者仅行再切除术。任何手术方案后都应服用他莫昔芬。 全乳房切除术是针对DCIS极有效的治疗方式，大量患者的荟萃分析提示局部复发率约为1.4%。尚未有关于保留皮肤的腺体切除术后即刻进行乳房重建和传统乳房切除术在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中的比较。然而，回顾性研究并不表明保留皮肤会使局部复发率升高，并且保留皮肤的乳腺切除术对于即刻乳房重建术的患者是标准的治疗手段。保留乳头的乳腺切除术目前较有争议，特别是对于DCIS的病人，就如我们讨论的这位患者。有报告表明高达58%的乳腺癌患者会有隐匿性乳头病变的潜在可能，原发肿瘤与乳头间的距离是预测乳头是否受影响的最佳指标。乳晕下或者大范围的DCIS是乳房切除术中保留乳头的禁忌证。对于乳腺外周的尚未扩散的原位癌，如我们这位患者，保留乳头的乳腺切除术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 虽然全乳房切除术是DCIS的有效治疗手段，但对于尚未扩散的原位癌患者，就像本例患者，不是必需的。有报告表明对未扩散的DCIS只进行肿块切除或肿块切除加放疗结局良好。放疗的应用使所有年龄段和所有肿瘤分级患者的局部复发率从28.1%下降到12.9%。我们致力于在那些病变范围非常小且肿瘤分级为低或中级的DCIS患者中鉴别不需要放疗者。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发现高级别且肿瘤大小中位数为7 mm的DCIS患者的局部复发率为18%，这提示我们仅切除肿块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是不够的。本案例中的患者没有高级别DCIS，但是该DCIS比靠手术成功切除的小的病灶大。此外，患者只有48岁。50岁以下为局部复发的高危因素，出于这些原因我建议放疗。 他莫昔芬的使用减少了5%的局部复发率，但是并没有显示可以减少死亡率。在雌激素受体阳性的肿瘤患者中，虽然大部分是对侧乳腺获益，使用他莫昔芬能使乳腺癌事件的十年风险比降低至0.58。在讨论这位患者的治疗方案时，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虽然接受保乳手术后对侧乳房的乳腺癌相关事件风险要高于乳房全切术，但她死于乳腺癌的风险是极低的。有两项随机试验发现保乳术后随访15年，乳腺癌特异死亡率为2.3%～4.7%，而全因死亡率为14.4%～17.1%。 如果患者选择了保乳手术，她会需要重新切除来获得一个无肿瘤浸润的切缘，因为癌细胞出现在切缘会导致较高的局部复发风险。如果术后接受放疗，那么切缘宽度没有必要超过2 mm。DCIS患者进行再切除术的必要性大于浸润性癌（在一项研究中为31%对19%）。术前磁共振成像检查既没有提高术中切缘阴性的可能性，也没有减少那些开始打算接受保留乳房最后又改为乳房切除的患者人数。 如果这名患者选择保乳手术，并不需要做腋淋巴结分期。DCIS是不转移的。之所以进行前哨淋巴结活检是因为针刺病理诊断为DCIS后，担心未取样的组织有可能癌浸润。因为该患者已经实施了大部分肿块的切除，未取材部分有浸润性癌的风险较低。即使以后发现浸润性癌，也可以再做前哨淋巴结活检。这种做法能给纯粹的DCIS患者省去遭受前哨淋巴结活检带来的副作用。DCIS患者只有在接受乳房全切除术的时候才常规接受前哨淋巴结活检。 总而言之，这位患者是未扩散的DCIS，无论选择何种方案，她死于乳腺癌的风险都是低的。患者的选择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做决定时患者的参与度高与全乳房切除率高有关。也有越来越多患者会选择对侧乳房预防性切除。在一项以人群为基础的单侧DCIS患者的大型流行病学研究中，发生对侧乳腺癌的风险在10年、15年和20年随访时分别为6%、8.7%和10.6%。患癌的低风险使得对侧乳腺切除延长生命的可能性极低。他莫昔芬使对侧患癌的风险降低50%，因此是接受对侧预防性乳腺切除的一个替代措施。 对于这位患者，我建议采取再切除术与放疗，可达到高局部控制率和低发病率。辅助使用他莫昔芬是一个选择但不是必需的，它可以进一步减少将来乳腺癌事件的风险。 Gadd医师：患者在一次多学科门诊与肿瘤外科、肿瘤内科和肿瘤放疗医师的会面中讨论治疗方案。推荐再切除术以达到切缘阴性，全乳房切除术是备选方案，也讨论了局部再切除术后的辅助放疗及他莫昔芬的使用。患者考虑方案选择数周后，表示她倾向于全乳房切除术而且要求整形外科医师的会诊。 Jonathan M. Winograd医师：作为一名在患者选定肿瘤治疗计划后常规参加会诊的整形外科医师，我的角色是告知患者重建乳房的选择和相关风险，同时在肿瘤治疗计划范围内给出符合审美的最佳选择。因为患者正在考虑切除双侧乳腺，她的选择包括乳房重建术，用自体组织或者是假体，手术可能是一期或者是两期完成。 尽管对于患者来说一期完成乳房重建手术更方便，我们一般会选择先放组织扩张器，然后再放入假体。单期重建过去在技术上比较困难，而且并发症发生率高，包括假体包膜挛缩和美体效果不令人满意。然而，无细胞真皮基质（ADM）材料的应用现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它可沿胸大肌向下和向侧面扩展，从而立即成为内部支持结构。因此一期假体重建手术变得简单而可靠，这项手术的应用也逐渐增多。 这个患者考虑单期乳房重建手术，但是即使条件最好者接受手术，其风险仍然高于两期手术。在切口愈合前，假体的重量和尺寸对切口处皮肤造成张力，两个外来植入物——假体和ADM可能会增加感染和假体滑出的风险。一些研究显示重建术中使用ADM使得总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增高，另外一些研究则提示跟二期手术比，两者并发症概率相仿。 在决定该患者是否应该做单期假体重建术时，我们需要考虑并发症的风险因素。术前或术后的辐射会是一个危险因素。大乳房（罩杯为D或以上）和乳房下垂（2度及以上，范围1~4度，4度为最严重的下垂）都是最后美体效果不佳的高危因素，因为很难处理多余的皮肤，同时也很难用圆形的假体在之前椭圆形的乳房中创造出合适的乳房形状。最后，乳房全切后皮瓣的活力差有可能造成单期重建手术假体的滑出。因此最适合即刻重建手术的患者应该拥有足够健康且血液灌注良好的皮肤供乳房切除后假体的即刻放置，而且这些患者应没有大量多余的皮肤且乳房没有伸长。 该患者乳房大小为D罩杯，左乳2度下垂，右乳3度下垂。除此之外她没有其他的健康问题。之前没有接受过放疗，全乳切除术后应该也不需要接受放疗。因此，她是适合双侧单期假体重建的人选。 Gadd医师：在与Winograd医师见面后，患者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在与我第二次会面后，她最后确定双侧乳房切除之后进行单期即刻乳房重建是自己最能接受的方式。她觉得这样可以有最好的美体效果，最重要的是，可以缓解她对自己对侧乳房将来出现乳腺癌的担心。根据她乳房的大小和下垂的程度，我选择不做保留乳头的腺体切除术，因为这个术式对于乳房多余皮肤的处理有限，而且可能导致乳头位置不正。我选择了皮下腺体切除手术，这样有利于裁剪掉多余的皮肤和重新建造一个美观的乳房外形。Winograd医师随后使用ADM和500 mL的硅胶假体即刻重建双侧乳房，其美体效果很好。 患者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对于结果很满意。她也乐于成为临床病理会议的讨论病例，希望自己被早期筛查到以及对治疗方案进行选择的经历可以帮助其他患者。她将每年接受复查。 患者：在切缘阳性的肿块切除术后，我被告知我有两个选择，是局部再切除术配合放疗以及他莫昔芬治疗或者乳房全切配合乳房重建。肿瘤专家及外科医师提供的治疗结果和复发风险的数据，以及与乳腺癌生存者和她们的家人关于诊断、治疗、效果及复发率的讨论都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我选择保留乳房，根据子宫内膜异位症史和我家人的子宫癌及卒中史，专家推荐口服他莫昔芬会有顾虑，这使得我重新评估局部扩大切除术。对侧乳房发生乳癌的可能性使我决定采纳双侧治疗。我觉得乳腺癌的治疗应当是个性化的，所有的个人因素和危险因素都应被考虑。我希望我的这份病例报告可以提醒医师们应允许患者了解治疗方案的多样性和风险，得到医护人员的支持，使她们有力量和信心就自己的健康问题做出个体化的、有科学素养的治疗方案决定。 Eichhorn医师：左乳全切术后病理标本中发现了一些残留肿瘤，跨度大约在0.4 cm，两枚同侧前哨淋巴结为阴性。对侧乳房显示大量硬化性腺病，但没有肿瘤。 Morrow医师：患者选择了双侧乳房全切而不是保留乳房，这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但是很可能，既不是对侧乳腺癌的风险，也不是双乳预防性切除对生存率的影响使患者做出了决定。一些诊断为乳腺癌的45 ~55岁的患者，如这位患者，在未来15年患对侧乳腺癌的风险仅为9%。在DCIS患者中，全因死亡率明显高于乳腺癌专性死亡率，所以通过预防性切除对侧乳房获得寿命延长的可能性非常小。 那些选择预防性切除对侧乳房的患者往往非常年轻，通常是有保险的白种女性，同时有乳腺癌家族史（虽然不一定在一级亲属中）。担心对侧再次发生乳腺癌而选择预防性切除的人群的担心程度，其实跟那些家里有两位一级亲属发生乳腺癌或者查出BRCA基因突变的人群是一样高的。对侧乳腺预防性切除术是一个非常昂贵和占用资源的消除担心的方式。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与这类患者沟通，那些治疗可能并不能带来她们期待的获益。 一位医师：每一个患者都会有担心。患者通常会得到第二项、第三项甚至第四项选项。非常担心的患者要耗时6 ~ 8周才能决定手术。那么疾病进展前开始进行治疗的时间表是什么？ Morrow医师：在DCIS的治疗中，其实时间并不是我们担心的事，因为DCIS自然发展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几周时间就进展成侵袭性癌是很少见的。 一位医师：什么时候应当考虑进行健康一侧乳房的前哨淋巴结活检？ Gadd医师：在我们机构，有些人认为前哨淋巴结活检是一个风险很低的手术，他们会在健康一侧乳腺上实施。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如果术前6个月内MRI检查完全正常，对侧乳房前哨淋巴结活检是没有必要的。 Morrow医师：在大约4%的乳腺癌病例中，在对侧会发现隐匿的癌症，而这些病例中的一半被诊断为DCIS。有乳腺癌的高危因素患者如果MRI结果是阴性，或者她有较低风险且钼靶检查结果阴性，这都提示出现淋巴结转移的可能性非常小。只有当影像学存在异常但未做活检的情况下，我才会选择对侧乳房的前哨淋巴结活检。 一位医师：在这个病例，常规影像中并没有发现肿块。这会影响到你建议患者做保留乳房的手术或者全乳切除术吗？ Morrow医师：总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在初始癌症是隐匿的患者中，你能用钼靶检查到局部复发吗？很多年前，在MRI甚至超声筛查技术出现之前很长时间，我研究了钼靶不能发现的隐匿的乳腺癌和钼靶可见的乳腺癌这两组人群中，保乳的成功率是否有差异。结果，我发现它们两者并无差异。在最近的研究中，局部复发率在这两组中也没有差异，并且68%的局部复发灶是在钼靶中可见的，也提示钼靶未能检出初始癌症并不是行全乳房切除术的适应证。 解剖学诊断 乳腺原位导管癌。 作者信息 Monica Morrow, M.D., Jonathan M. Winograd, M.D., Phoebe E. Freer, M.D., and John H. Eichhorn, M.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urgery,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and the Department of Surgery, 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 — both in New York (M.M.); and the Departments of Surgery (J.M.W.), Radiology (P.E.F.), and Pathology (J.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and the Departments of Surgery (J.M.W.), Radiology (P.E.F.), and Pathology (J.H.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 both in Boston. 参考文献 1. Niklason LT, Christian BT, Niklason LE, et al. Digital tomosynthesis in breast imaging. Radiology 1997;205:399-406 2. Niklason LT, Kopans DB, Hamberg LM. Digital breast imaging: tomosynthesis and digital subtraction mammography. Breast Dis 1998;10:151-164 3. Wu T, Moore RH, Kopans DB. Voting strategy for artifact reduction in 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Med Phys 2006;33:2461-2471 4. Kopans D, Gavenonis S, Halpern E, Moore R. Calcifications in the breast and 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Breast J 2011;17:638-644 5. Rafferty EA, Park JM, Philpotts LE, et al. Assessing radiologist performance using combined digital mammography and breast tomosynthesis compared with digital mammography alone: results of a multicenter, multireader trial. Radiology 2013;266:104-113 6. Skaane P, Bandos AI, Gullien R, et al. Comparison of digital mammography alone and digital mammography plus tomosynthesis in a population-based screening program. Radiology 2013 January 7 (Epub ahead of print). 7. Boyages J, Delaney G, Taylor R. Predictors of local recurrence after treatment of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a meta-analysis. Cancer 1999;85:616-628 8. Carlson GW, Page A, Johnson E, Nicholson K, Styblo TM, Wood WC. Local recurrence of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after skin-sparing mastectomy. J Am Coll Surg 2007;204:1074-1078 9. Greenway RM, Schlossberg L, Dooley WC. Fifteen-year series of skin-sparing mastectomy for stage 0 to 2 breast cancer. Am J Surg 2005;190:918-922 10. Rusby JE, Smith BL, Gui GP. Nipple-sparing mastectomy. Br J Surg 2010;97:305-316 11. Bijker N, Meijnen P, Peterse JL, et al. Breast-conserving treatment with or without radiotherapy in ductal carcinoma-in-situ: ten-year results of European Organis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randomized phase III trial 10853 -- a study by the EORTC Breast Cancer Cooperative Group and EORTC Radiotherapy Group. J Clin Oncol 2006;24:3381-3387 12. Cuzick J, Sestak I, Pinder SE, et al. Effect of tamoxifen and radiotherapy in women with locally excised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long-term results from the UK/ANZ DCIS trial. Lancet Oncol 2011;12:21-29 13. Holmberg L, Garmo H, Granstrand B, et al. Absolute risk reductions for local recurrence after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after sector resection for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of the breast. J Clin Oncol 2008;26:1247-1252 14. Wapnir IL, Dignam JJ, Fisher B, et al. Long-term outcomes of invasive ipsilateral breast tumor recurrences after lumpectomy in NSABP B-17 and B-24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for DCIS. J Natl Cancer Inst 2011;103:478-488 15. Correa C, McGale P, Taylor C, et al. Overview of the randomized trials of radiotherapy in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of the breast. J Natl Cancer Inst Monogr 2010;2010:162-177 16. Hughes LL, Wang M, Page DL, et al. Local excision alone without irradiation for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of the breast: a trial of the 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J Clin Oncol 2009;27:5319-5324 17. Allred DC, Anderson SJ, Paik S, et al. Adjuvant tamoxifen reduces subsequent breast cancer in women with estrogen receptor-positive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a study based on NSABP protocol B-24. J Clin Oncol 2012;30:1268-1273 18. Dunne C, Burke JP, Morrow M, Kell MR. Effect of margin status on local recurrence after breast conservation and radiation therapy for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J Clin Oncol 2009;27:1615-1620 19. Morrow M, Jagsi R, Alderman AK, et al. Surgeon recommendations and receipt of mastectomy for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JAMA 2009;302:1551-1556 20. Bleicher RJ, Ciocca RM, Egleston BL, et al. Association of routine pretreatmen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ith time to surgery, mastectomy rate, and margin status. J Am Coll Surg 2009;209:180-187[Erratum, J Am Coll Surg 2009;209:679.] 21. Peters NH, van Esser S, van den Bosch MA, et al. Preoperative MRI and surgical management in patients with nonpalpable breast cancer: the MONET --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Eur J Cancer 2011;47:879-886 22. Schiller DE, Le LW, Cho BC, Youngson BJ, McCready DR.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negative margins of lumpectomy specimen: potential use in selecting patients for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Ann Surg Oncol 2008;15:833-842 23. Turnbull LW, Brown SR, Olivier C, et al. Multicentr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examining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contrast-enhanced high fiel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women with primary breast cancer scheduled for wide local excision (COMICE). Health Technol Assess 2010;14:1-182 24. 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Practice guideline for the breast conservation therapy in the management of invasive breast carcinoma. J Am Coll Surg 2007;205:362-376 25. Katz SJ, Lantz PM, Janz NK, et al. Patient involvement in surgery treatment decisions for breast cancer. J Clin Oncol 2005;23:5526-5533 26. Gao X, Fisher SG, Emami B. Risk of second primary cancer in the contralateral breast in women treated for early-stage breast cancer: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03;56:1038-1045 27. Colwell AS, Damjanovic B, Zahedi B, Medford-Davis L, Hertl C, Austen WG Jr.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331 consecutive immediate single-stage implant reconstructions with acellular dermal matrix: indications, complications, trends, and costs. Plast Reconstr Surg 2011;128:1170-1178 28. Gamboa-Bobadilla GM. Implant breast reconstruction using acellular dermal matrix. Ann Plast Surg 2006;56:22-25 29. Topol BM, Dalton EF, Ponn T, Campbell CJ. Immediate single-stage breast reconstruction using implants and human acellular dermal tissue matrix with adjustment of the lower pole of the breast to reduce unwanted lift. Ann Plast Surg 2008;61:494-499 30. Kobraei EM, Nimtz J, Wong L, et al. Risk factors for adverse outcome following skin-sparing mastectomy and immediate prosthetic reconstruction. Plast Reconstr Surg 2012;129:234e-241e 31. Chun YS, Verma K, Rosen H, et al. Implant-based breast reconstruction using acellular dermal matrix and the risk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Plast Reconstr Surg 2010;125:429-436 32. Roostaeian J, Pavone L, Da Lio A, Lipa J, Festekjian J, Crisera C. Immediate placement of implants in breast reconstruction: patient selection and outcomes. Plast Reconstr Surg 2011;127:1407-1416 33. Salgarello M, Visconti G, Barone-Adesi L. Nipple-sparing mastectomy with immediate implant reconstruction: cosmetic outcomes and technical refinements. Plast Reconstr Surg 2010;126:1460-1471 34. Solin LJ, Kurtz J, Fourquet A, et al. Fifteen-year results of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and definitive breast irradi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of the breast. J Clin Oncol 1996;14:754-763 35. King TA, Sakr R, Patil S, et al. Clinical management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decision for contralateral prophylactic mastectomy. J Clin Oncol 2011;29:2158-2164 36. Yao K, Stewart AK, Winchester DJ, Winchester DP. Trends in contralateral prophylactic mastectomy for unilateral cancer: a report from the National Cancer Data Base, 1998-2007. Ann Surg Oncol 2010;17:2554-2562 37. Hawley ST, Jagsi R, Morrow M, Katz SJ. Correlates of contralateral prophylactic mastectomy in a population-based sample. J Clin Oncol 2011;29:Suppl:6010-6010 38. Morrow M, Schmidt RA, Bucci C. Breast conservation for mammographically occult carcinoma. Ann Surg 1998;227:502-506 39. Yang TJ, Yang Q, Haffty BG, Moran MS. Prognosis for mammographically occult, early-stag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breast-conservation therapy.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10;76:7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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