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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证相对应”，大家在学习经方的时候常会听到这个词语。《伤寒论》中的诊治方法是“方证相对应”，《金匮》中的诊治方法也是要“方证相对应”，它们的差异是什么呢？它们的差异就是中间有没有一个病名的概念。先有病名的概念，再方证相对应就是《金匮》的专病专治法；假如没有一个病名的概念，只是在辨别治疗方向的基础上，进行方证辨证而随证治之，这就是《伤寒论》的通治法。发现并明确提出这种可以直接一步到位、方证相对应治疗疾病的医学家，就是徐灵胎。所以我们讲徐灵胎是突破了方证辨证最后一公里的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唐代孙思邈开始，一直到清代，历代医生都试图去了解《伤寒论》的奥秘，都在那里琢磨《伤寒论》的根本精神及其灵魂。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医学家，都做出了贡献，其中清代的医学家柯韵伯的贡献最大。柯韵伯写了ー本书叫《伤寒来苏集》是学习《伤寒论》的必读之书。他在书中提出《伤寒论》的精髓是“以经类方”，六经辨证先于方证辨证，即先要类经，然后才是方证辨证。柯韵伯云：“岂知仲景约法，能合百病，兼赅于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只有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目上寻枝叶。”他的《伤寒来苏集》就是这样编的，以六经辨证为纲，方证辨证为目。应该说，到了这个程度，《伤寒论》中的那个精灵几乎已经被他抓在手里了。谁知道，就是由于他过于强调六经，反而让《伤寒论》中的精灵给跑掉了。如对于辨别泻心汤证，他主张首先要辨清泻心汤证是从六经中哪一经演变过来的。“太阳变痞，用生姜泻心；阳明变痞，用甘草泻心；少阳变痞，用半夏泻心。”这种过于理论化的论辨，反而使明确的问题复杂化。那又是谁发现这个问题的呢？他就是徐灵胎。徐灵胎发现《伤寒论》总的精神就是直接的方证相对应，所以他提出“类方不类经”这样一种概念。不类经而类方，仔细把这6个字琢磨琢磨的话，你就会知道，这就是徐灵胎和柯韵伯的区别。他俩都强调方证辨证；柯韵伯强调方证辨证的前面，还需要有个六经作为统领，先分一下六经，再区分六经里边的哪个方证；而徐灵胎发现这样的做法有时候反而引起混乱。可能有人会说，这么好的方法怎么会引起混乱呢？觉得一下子很难掌握，有个拐杖，这样走路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这个拐杖反而会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呢？我们可以一起先看看宋本《伤寒论》里面的三个条文。 宋本《伤寒论》第13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大家看看这个桂枝汤是属于六经里边的哪条经啊？是太阳经，是太阳病里面的桂枝汤证。假如以经类方，桂枝汤应归到太阳经，太阳是经也是一个病，说病说经都一样，也就是说归太阳。第234条：“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这个条文里的桂枝汤则归到阳明经去了，阳明病里也有桂枝汤证。再看第27条：“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这里桂枝汤又归到太阴经了。你看一下，先辨太阴病对桂枝汤证的作用大不大呢？先辨阳明病对辨桂枝汤证的作用大不大呢？ 先辨太阳病对辨桂枝汤证的作用大不大呢？我看不仅不大，反而有阻碍。先辨了太阳病也不一定是桂枝汤证，桂枝汤证也可能在阳明病里面，也可能在太阴病里面。这就好像一个人有好几处房子，他可以住在东门，又可以住在西门，还可以住在北门，三个都是他的家。你要找他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地去他家里找方便呢？还是直接打电话找他方便呢？这是不言自明的，直接打电话给他，马上就知道他在哪里了；而要是到他家里找，可能他不在这个家里，你不是白走了吗?！桂枝汤可能住在太阳病里，可能住在阳明病里，也可能住在太阴病里，你直接方证相对应，一下子就找到了，不用绕弯子。辨六经病本来是一个辨证的指导，是一个理论的拐杖，但有时候有了它反而带来了麻烦。一步到位，直接方证辨证，其实是最便捷救急的方法，这就是徐灵胎看到柯韵伯类方时提出的一个明确的口号——不类经而类方，也就成为《伤寒论》方证相对应一步到位总论精神具体表现的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禅宗有句话：以指示月，指并非月。你说天上的月亮在哪里啊？有的人抬头看不到，你用手指告诉他：“在这里啊！”指头一指就看到了月亮，这个不是蛮好的吗？这个指头的作用就相当于理论拐杖的作用，就好像先用六经来看桂枝汤证在哪里一样，指一下，哦，在太阳病，再看到太阳病里真的有桂枝汤。这不就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吗？但是，我们要注意下面几个字——“指并非月”。手指头有时候恰好挡在了你的眼前，你看到的是手指头反而没有看到月亮，手指头挡住了月亮。所以刚才我们讲了，桂枝汤证直接去找桂枝汤证就可以了，而如果先辨阳明病，有时就会使你进入另外一个误区。阳明病一般症状是大便秘结，是应该用大黄的，而现在出现了桂枝汤证，当然应该先用桂枝汤，但是你就多了一个疑，到底是用大黄还是桂枝汤呢？这个阳明病就像手指头变成挡住你视野的东西了。所以禅宗讲，一个工具不能够大于客体。指导的工具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强调了它，反而就会使你的客体受到了阻碍。“不类经而类方”从禅宗的哲学认识来看，也是对的。月亮在哪里啊？你最好自己抬头看，不要用手指头指，用手指头指的话当然可能要方便一点，但这个方便也有可能带来了麻烦。我们要注意，理论的指导作用和遮蔽作用是同时存在的。 方证相对应，一步到位，很多人对此还存有疑惑，认为通过六经、通过病，再去抓方证更合适。因为理论、理性帮助我们找到了一个方向，找到了一根拐杖，历代的医生都有这种思想，柯韵伯也是这种思维模式。只有徐灵胎，真正看透了这一点，只有他抓住了《伤寒论》方证辨证的灵魂。他提出，方治病是有定数的，而病变化是无定的。徐灵胎在66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伤寒论类方》，这本书包含了徐灵胎一辈子深思熟虑后的成果。徐灵胎是江苏人，是个天才，他虽然是一个著名的医家，但并不是职业医生，他是一个水利学家，又是一个音乐家，是在多个方面都有成就的一个通才，这些方面的成就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位著名的医家。他两次进京为皇帝的家属看病，得到皇帝的高度赞赏，可见他医术之高明。他与当时一流的文学家也有往来，如袁枚就为徐灵胎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徐灵胎先生传》，传记里徐灵胎先生的风采、文学修养、为人处世、医学的诊治趣闻等一览无余。然而，袁枚毕竟只是一个文学家，对徐灵胎先生医学中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对《伤寒论》最深刻的认识没能讲出来。他只是记录了一些怪异的、让人惊讶的治例，而没有讲出徐灵胎先生医学理论上的成就，这是非常可惜的。徐灵胎的这种思维方式的确与我们平时想的不一样。我们平时想的方式如《金匮要略》里面讲一个胸痹病，后面就有治疗胸痹的方，如有瓜蒌薤白半夏汤、瓜蒌薤白白酒汤、理中汤等几个方排列下来，说明治疗一个病这个是定的。其实它只是举例，即这样一种病，如果方证对应的话，有这样几种模式可行，并不是把所有模式都列举完而后人误认为，读了《金匮要略》以后，如果是胸痹，就心里有数了，用什么方什么方，这些方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这一群方就是治疗胸痹的，这就把知识封闭了。这样的结果，就与临床实际不相符合。我们刚才讲了，临床是最活跃、最变化多端的。一个病，有几种形态，事先只能大概知道几种基本的类型，更细、更复杂的事先猜不到。但是人们不这样想，尤其是西医出现以后，对每一个病，其病因、病理都很明确，治疗方案也都有规定，甚至全世界都是统一的，这使我们古代的一个病对应几个方子的模式，无形之间就得到了迎合。你看西医治病用什么药什么药，中医治病用什么方什么方，里面可以辨证，在里面选一个方子，这就把辨证施治限定在一个小范围内，无法变成总体的辨证施治。可历史上知道这个误解的人不多，柯韵伯那么聪明的人对这一点也还是不理解，只有徐灵胎在写《伤寒论类方》这本书的时候是明白的，他写这本书时已66岁了，通过一辈子的研究，才明确自己的这种想法。过去他也是认为一个病对应几个方子，然后再根据这个方辨别，去抓住这个疾病的方证。他曾经说过：“一病必有一方，专治者名日主方。而病又有几种，每种亦有主方。”然而，到了66岁那一年，他才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他写下了一段话，这段话就是整个《伤寒论》的灵魂：“盖方之治病有定，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他这里就明确地提出病的变迁，很难完全把它归纳成几个方证，是无定的。那病无定的话，医生怎么治呢？还好，方治病有定！每一个方治疗的目标是清楚的。如问，桂枝汤治什么疾病？其回答是，它可以治任何病。只要这个患者符合脉浮无カ、恶风、有汗、头痛等脉症，就可以用桂枝汤了。太阳病里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用，阳明病里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用，太阴病里出现这种情况还可以用。这样就方便了，你不用管是什么病，无论是什么病，只要知道脉浮无力、恶风、有汗、头痛等脉症是桂枝汤证，就可以“万病皆通”了。日本汉方家认为，腹证的表现，一般是腹部的肌肉弹性不差，腹直肌有点紧，抑或正常也有，这就可以使用桂枝汤的方子了。桂枝汤的药方千百年来都是这样使用而取效的，所以说“方治病有定”。只要把桂枝汤的治疗目标，也就是桂枝汤的方证搞清楚了，记在自己的脑子里，融入自己的血液里，成为自己的“本质方证”就可以了。当患者一旦出现各种各样具体的桂枝汤证时，你脑子里马上就会自动跳出来这是桂枝汤证！不需要阳明病、少阳病、太阳病这一层的辨证了。徐灵胎那段话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我劝所有学习经方的人，首先要把这一段话记住，知道方证辨证为什么是可行的，为什么病在变的时候也不怕。因为病随便怎么变，总有一段相对静止的时间。假如这时出现桂枝汤证，我们就用桂枝汤；假如这个时间出现小柴胡汤证，我们就用小柴胡汤；这个时间出现四逆散证，我们就用四逆散；这个时间出现吴茱萸汤证，我们就用吴茱萸汤。一点也不用犹豫，一点也不用事先做好准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证辨证而随证治之，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一经徐灵胎点破以后，“以方类证”就有了很强的生命力，在临床上也就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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