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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千禧年伊始，位于法国巴黎的《世界报》编辑部里，主编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和他的同事们决定用一种创新的方式，迎接新千年的到来。他们决定用专栏的形式，写一组文章，讲述近一千年来世界知名的重要人物的生活故事。 这家报纸的编辑部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整理自公元1000年一直影响到公元2000年的重要人物的备选名单，这真是一份浩如烟海的名单，他们在这份名单里整理、遴选出12位重要人物，并编辑成册，名为“千年英雄”。这些文章于2000年7月份发表。 中国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名字赫然位列“千年英雄”名录，而苏轼是唯一入选这份名录的中国人。
是啊，提到苏轼，最先映入人们脑海的印象是：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豪放词人；他是写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人；他是画出《古木怪石图》的画家；他是写出《新岁展庆帖》、《黄州寒食帖》的书法家。 苏轼多才多艺，才华横溢，可以说是一个“全能”的文学艺术大师，他的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都很有名，他取得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苏轼的文学成就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苏轼的仕宦之旅其实，与苏轼光彩夺目的文学艺术成就比起来，他跌宕起伏的仕宦之旅也是值得人们细细思量的。在苏轼40年的仕宦之旅中，他任职过的地方就有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宜兴、金陵、登州、颖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等十五处。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苏轼出生于四川省眉山县城内纱穀行苏家老宅。苏轼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时年苏轼21岁。1061年，25岁的苏东坡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由于苏轼的思想和变法主流不相一致，所以他就站到了旧党的一边，对变法持反对态度。于是在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由殿中丞被贬为杭州通判，时年苏轼36岁，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转知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担任徐州知州。两年后苏轼又到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市）担任知州，这一年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此时的变法仍然在进行着。苏轼一到湖州，他就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 但苏轼在表中写有“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还有“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的话语。这些话被新党的一些人抓住了把柄。其中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从苏轼大量旧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新法的句子，对苏轼加以弹劾。一时间，朝廷上下一片倒苏之声。
同年7月28日，苏轼在湖州上任才刚满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押往都城汴梁，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为什么叫“乌台诗案”呢？ 因为“乌台”就是指御史台，这是出自于《汉书·朱博传》中的记载：“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其上。”所以后来的人也把御史台称为“乌台”，又因为苏轼的这件事都是由于御史的弹劾引起的，所以也被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经过多方的营救，包括身在江宁的王安石出面写信营救，苏轼才幸免于难。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团练副使。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4年），支持变法的新党再次主导政坛，苏轼在新党的挤兑下，横遭贬谪。此年四月，苏轼从定州知州任上贬谪到英州。中途又加贬为宁元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又被贬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今海南省儋州市）安置，时年苏轼62岁。1100年，苏轼仍以琼州别驾的身份移知廉州（今广西合浦县）。 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身在廉州的苏轼接到诏令，踏上了北归的行程，1101年三月，苏轼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五月抵达真州（今江苏仪征），苏轼经过真州，他带着一丝欣慰的心情游览了真州名胜金山寺。
在金山寺的墙壁上，他意外看到了自己的画像，原来这是当时著名画家李公麟绘制的，李公麟的画作形象逼真。画上的苏东坡手执一根细长藤杖，坐在磐石上，安详的神态中又有一种似醉非醉的意态。“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见到这幅画像的时候大加称赞，他认为这是最像苏轼本人的一幅画像。 苏轼看到自己的画像后，感慨万千。经过多年的边贬谪岁月与艰苦生活，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也感觉生命走到了尽头，他在金山寺的画像下追忆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一诗：
六月，苏轼经润州拟到常州居住。靖国元年（1101年）7月28日，苏轼在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去世，享年66岁，一代文豪就此为他的风雨人生画上了句号。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正如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写的那样，苏轼将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生涯视为“功业”，其中有一丝自嘲的味道。其实也写出了贬谪生涯在他一生中的位置。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仕途上最为重要的三个转折点，这三个地方也给苏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苏轼在仕途贬谪的岁月里，他并没有因为仕途的坎坷而变得意志消沉，相反，他在贬谪的岁月里，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在任职的每一个地方，他都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为当地的教育文卫事业都做出了值得让人点赞的成就。 尤其是在贬谪的岁月里，苏轼因为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他的大量文学作品也正是在贬谪的岁月里创作出来的。
毋庸置疑，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仕宦生涯的低谷期， 却成就了苏轼思想性格、心态的最高峰，也成就了苏轼文学成就的最高峰。 有峰有谷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苏轼在黄州期间曾写过一首《西江月》的词，这首词最能表达苏轼第一次贬谪的心态：
词作上片借夜晚的风和落叶渲染了贬谪的悲凉心境；下片又含蓄委婉地暗示了这种悲凉心境的原因：横遭贬谪以及别人的不理解。 词作最后两句将贬谪的心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既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又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渴望朝廷理解、重用的心情，还表达了自己难耐的孤寂与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
苏轼初遭贬谪的心态既是正常的，也是普遍的，亦或是那个时代或者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心理。但是苏轼和他们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因为苏轼在贬谪之后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苦之情。 苏轼虽然也表达了孤寂与落寞之情，却没有任何的幽怨。相反，苏轼却有一种审美的诗意境界，这是苏轼豁达乐观心态的体现。 苏轼初到黄州时，在这举目无亲的荆楚之地，眼看青春逝去，他悲哀地写道：
再如苏轼初到黄州时写的这首《初到黄州》诗：
擅长逆境求生的苏轼并没有绝望。黄州反而成为他一生中创作最旺盛、生命质量最高的一个时期。 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爱它。苏轼就是如此。他总有一种力量，超越于逆境和悲哀之上，把他乡变故乡。近五年的生活，黄州早已成为他生命里的另一重“故乡”。 这种心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此时豁达乐观的心态已经升华为苏轼的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
所以苏轼在黄州期间，遍游黄州山水，在游览黄州赤鼻矶时，他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一词，几乎就是苏轼彼时彼刻的心境的写照。苏轼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来表现内心对自由的渴望，逍遥物外的意志的同时，又以“何时忘却营营”吐露出自己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
这首词分上下两片，上片侧重叙事，交代了作者雪堂夜饮归临皋住所的客观环境氛围，以及词人自身的主观精神状态。下片是词人的内心独白，表现了苏轼“听江声”时的情绪波动、心境变化。 全词真实细腻地反映出作者在遭遇挫折、身处逆境、心情沮丧、情绪低落的情况下，在一个特定的夜晚，徜徉于江边，寄情于自然，适时地调整心态，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达观地面对现实世界的心理转变过程。 在黄州，苏轼还致力于研究猪肉的吃法，并专门写了《猪肉颂》：“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轼到了惠州，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也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还有这个地方美味的特产水果。 苏轼在《惠州一绝·食荔枝》中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棵, 不辞长作岭南人。”可以说，这是苏轼为惠州荔枝所写的最生动的广告文案了。 去儋州时，乘船渡过琼州海峡，他在《六月二十夜渡海》中又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在儋州三年，离开这个地方时，他在《别海南黎民表》中又写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 苏轼的字里行间处处表达了这种豁达乐观的心态，古语说“既来之，则安之”，苏轼随遇而安、豁达、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让他从贬谪的低谷甚至阴影中走了出来。
苏轼有着极强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在黄州时期，他渐渐地从贬谪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内心的失落和痛苦实现了超越。在此期间，他还从我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力量，用以消弭“乌台诗案”给自己带来的精神打击。 苏轼从小就好读《庄子》，苏轼去世后，苏辙给哥哥写的墓志铭《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庄子》），得吾心矣。”可见苏轼是深得《庄子》核心哲学思想的精髓的。
苏轼在贬谪期间用庄子的哲学思想来修身养性：一来可以静心修养，以便实现对现实的超越，提升精神境界；二来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苏轼不仅重视思想的修养，而且还重视养生，人们常说苏轼喜欢美食，这是不无道理的。这样可以让他在飘零的岁月里确保身体的健康。 在苏轼到惠州，以至后来到儋州，他的这种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逐渐地反映了出来。这与其思想不断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追求一种不为世俗所累的境界，向往一种既入世又洒脱的生活。
如苏轼到儋州之后，生活条件是相当清苦的，他以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无法再回到家乡，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苏轼写道：“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死有余责。” 苏轼到了海南情况比想象的还要艰苦，连书籍都看不到，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与程秀才书》中，苏轼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即使条件如此清苦，但是苏轼还是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条件，并逐渐安定下来。在海南一住就是三年之久，并且喜欢上了那个地方。 苏轼海南儋州时，说动当地开办医院。这是继杭州的官办医院“安乐坊”之后，经苏轼努力而创办的，面向百姓的，中国医疗史上的第二个官办医院。
在儋州的时候，苏轼凭借自己的知识，在儋州讲学授课，传播中原文化，培养出海南岛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姜唐佐。 这其中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原来苏轼离开海南前，在姜唐佐的扇子上写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说将来姜唐佐考中进士，就给他补齐这首诗。 三年后姜唐佐果然金榜题名，可是此时苏轼已经去世。后来姜唐佐在河南汝阳遇见苏辙（苏轼的弟弟），姜唐佐说起苏轼在儋州的往事，苏辙听后心中五味杂陈，便替兄长为姜唐佐续写了后半首。 苏辙原诗为《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今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其实，苏轼在初贬到黄州时，内心还是有一定的起伏的：激愤不平的情绪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但是这种心态随着苏轼极强的自我调节而逐渐消失，思想也逐渐实现了自我超越。 在惠州与儋州期间，苏轼的思想比起在黄州来更加成熟与稳定，更加从容淡定。他能坦然地面对生活与工作，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成为了他克服困难、面对生活的强劲动力。 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苏轼学会了从更高一层的角度看问题，这极大地缓解了自身所承担的种种压力，他的胸怀也更加宽广了，视野也更加开阔了。他不再计较于荣辱得失、境遇的好坏。 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经历了仕途的兜兜转转，苏轼已经能用旷达与乐观的心态对待人生中的沉浮荣辱了。
苏轼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很好地和当地的同事和百姓融合在一起，找到归属感，找到精神的家园，从而获得精神层面上的畅适与自足。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也就是苏轼在世的最后一年，他从贬谪之地海南岛获赦北归，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遇见老朋友法芝和尚，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
作此诗后不久，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所以，苏轼虽以“归鸿”自喻，但苏轼写下“何处不归鸿”的时候，内心还是有一丝欣慰与喜悦的。
苏轼的人生华章在苏轼兜兜转转、步履不停的仕宦生涯中，他每到一处，都是恪尽职守的，他在每一处也取得了与他的身份相匹配的政绩。《宋史·苏轼传》中如是评价苏轼斐然的政绩：“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时年苏轼在徐州知州任上，当时黄河决口，苏轼亲自率领军民护堤守城，最终治理了黄河决口。 苏轼曾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通判杭州，又于元佑四年（公元1089）知杭州，共到杭州两次，前后加起来只有五六年，可是却做了很多关乎民生的大事。 苏轼在杭州做的第一件关乎民生的大事情就是清理运河淤泥。京杭大运河与钱塘江交汇，钱塘江的水带进许多淤泥，杭州城内的运河淤泥每隔四五年就要挖一次出来，否则河床升高，影响船运。淤泥一挖出来就被堆在居民门口，脏乱不堪。
苏轼想办法把钱塘江的水先引入人口稀少的茅山运河，经过茅山运河流了三四里地，淤泥沉淀下来，再流到市中心的运河里的水就是干净的了。市中心运河的河位比茅山运河低四尺，苏轼又在余杭那里开了一条新运河，让它与西湖的水相通，这样就永久保证了运河的水位。这套办法使得运河的水深到八尺，老百姓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苏轼还解决了杭州的城市饮水问题。在苏轼此之前，人们主要利用修建水库，把西湖的水引入城中，但是管道损害严重，居民们只能吃带咸味的水，西湖的淡水则需要花钱买。 苏轼新建两个新水库，用陶瓷管代替以前的竹子管道，淡水由一个水库引向另外一个水库，这个工程建成以后，杭州居民家家都能吃上清冽的淡水了。
对于西湖的疏浚与治理，堪称苏轼履历表上的杰作。苏轼第一次来杭州时，西湖上杂草丛生，淤泥阻塞的面积已经有十分之三，第二次来杭州时，西湖上的淤塞已经有一半了。苏轼非常伤心，他上表高太后，说如果再不治理，过不了多久西湖就会被野草遮蔽，而城中的居民再没有淡水可以吃。 苏轼和工人费时四个月，将西湖的杂草淤泥清理干净。为了让西湖不再杂草丛生，苏轼让居民在西湖种菱角，从而发展了西湖的养殖业。 但是这么多的草和淤泥该怎么处理呢？苏轼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用这些水草和淤泥在湖面筑一道长提，这样既解决了垃圾的问题，又缩短了湖岸南北之间的距离，更留给后世一道杨柳莺莺、风景如画的苏堤。
苏轼来杭州的第一年，收成不好，米价开始猛涨。苏轼颇有远见地把米存放在仓库，以抑制米价或应付荒年。第二年五月份，暴雨开始倾泻，并且没有停止的意思。苏轼到处买米，并且写信奏请朝廷拨米给杭州，还请求朝廷同意他们用绸缎来代替大米完成每年的进贡。苏轼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所以他不停地呼吁买米、存米，甚至七次上表朝廷请求拨款。 苏轼在杭州当知州时，会把一些药方贴出来，让老百姓用。他吩咐搭建粥棚，为穷苦的病人煮粥，还派医生一个坊一个坊地跑，给病人治病。还给无钱治病的人免费熬药。后来他在众安桥那里建了一个医院，名字叫“安乐坊”。 安乐坊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三年之内治疗了一千多个病人。苏轼还亲自主持配制了“圣散子”这味药方，价格便宜，疗效显著，救了不少传染病人。
苏轼在惠州时，因其声名卓著而具有影响力。于是他设法把闹水患的沼泽地改造为西湖，又在湖上架起两座桥以方便人们往来。惠州西湖因苏轼而得名，也因苏轼而扬名。 一次，苏轼在游赏完惠州西湖后，诗兴大发，写下了一次游湖后醉意地写道：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照西湖；在《赠昙秀》一诗中，苏轼也是兴致盎然地写下了赞美惠州西湖的名句“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横秋水”。 经过苏轼诗文传扬，惠州西湖几乎成为与杭州西湖、阜阳西湖可以媲美的风景名胜了。也可以说，苏轼的诗文是惠州西湖最早的旅游宣传文案了。
苏轼还帮助惠州地方改革了纳税制度，以有利百姓。他在惠州还教会农民使用新农具“秧马”种稻，以减轻辛苦，提高效率。苏轼还帮助惠州严肃军纪，安定民居，解决长期存在的军民纠纷。 其间，苏轼还去广州游玩了几天，在广州，苏轼发明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管“自来水”——他用竹筒连接法，把罗浮山清泉引入城中，让广州人的饮水再也没有苦涩味。 苏轼凡事亲力亲为，他也为一方的建设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土人情，开阔了苏轼的眼界，让他饱经沧桑、历尽忧患，也升华了苏轼的人生境界。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
林语堂先生曾说，“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须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 苏轼的超脱，其实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悟，这是强有力的生活态度，这种进退自如、兼收并蓄的人生哲学，为后世的知识分子开拓了一个身心兼顾的广阔的精神空间。从这个层面来说，林语堂先生对苏轼的评价是中肯而贴切的。 苏轼的诗词文学在西方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力量。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李高洁出版了《苏东坡文轩》，翻译苏轼的16篇名作及前后《赤壁赋》《喜雨亭记》，也包括苏轼生平、作品和文化背景的简介。曾经任职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的韦纳先生为此书作序。他在序言中说：“本书的读者，一定会体验到当年济慈初读却泼门译荷马的那种惊喜的感觉。”
苏轼的命运和作品在欧洲，特别是法国，激起了专家和读者的兴趣，他们将苏轼视为不仅推动中国，更推动世界进步的思想家。 法国最出名的汉学家成安妮女士说，苏轼体现了“文化和道义方面的人道精神”，而这正是“极具批判精神并富有渊博学识的、不再是苛刻的评论家而更是对万物都好奇的智者”的文人所追求的精神。 还有一位法国作家、著名汉学家，帕特里克卡雷，他很喜欢苏轼，他将苏轼在黄州时期的生活经历写成小说，书名为《永垂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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