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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说他一生的功业只在这三地,那如何客观地评价苏轼的一生?

 小话诗词 2022-09-30 发表于甘肃

2000年千禧年伊始,位于法国巴黎的《世界报》编辑部里,主编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和他的同事们决定用一种创新的方式,迎接新千年的到来。他们决定用专栏的形式,写一组文章,讲述近一千年来世界知名的重要人物的生活故事。

这家报纸的编辑部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整理自公元1000年一直影响到公元2000年的重要人物的备选名单,这真是一份浩如烟海的名单,他们在这份名单里整理、遴选出12位重要人物,并编辑成册,名为“千年英雄”。这些文章于2000年7月份发表。

中国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名字赫然位列“千年英雄”名录,而苏轼是唯一入选这份名录的中国人。

是啊,提到苏轼,最先映入人们脑海的印象是: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豪放词人;他是写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人;他是画出《古木怪石图》的画家;他是写出《新岁展庆帖》、《黄州寒食帖》的书法家。

苏轼多才多艺,才华横溢,可以说是一个“全能”的文学艺术大师,他的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都很有名,他取得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苏轼的文学成就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苏轼的仕宦之旅


其实,与苏轼光彩夺目的文学艺术成就比起来,他跌宕起伏的仕宦之旅也是值得人们细细思量的。在苏轼40年的仕宦之旅中,他任职过的地方就有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宜兴、金陵、登州、颖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等十五处。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苏轼出生于四川省眉山县城内纱穀行苏家老宅。苏轼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时年苏轼21岁。1061年,25岁的苏东坡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由于苏轼的思想和变法主流不相一致,所以他就站到了旧党的一边,对变法持反对态度。于是在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由殿中丞被贬为杭州通判,时年苏轼36岁,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转知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担任徐州知州。两年后苏轼又到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市)担任知州,这一年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此时的变法仍然在进行着。苏轼一到湖州,他就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

但苏轼在表中写有“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还有“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的话语。这些话被新党的一些人抓住了把柄。其中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从苏轼大量旧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新法的句子,对苏轼加以弹劾。一时间,朝廷上下一片倒苏之声。

同年7月28日,苏轼在湖州上任才刚满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押往都城汴梁,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为什么叫“乌台诗案”呢?

因为“乌台”就是指御史台,这是出自于《汉书·朱博传》中的记载:“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其上。”所以后来的人也把御史台称为“乌台”,又因为苏轼的这件事都是由于御史的弹劾引起的,所以也被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经过多方的营救,包括身在江宁的王安石出面写信营救,苏轼才幸免于难。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团练副使。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4年),支持变法的新党再次主导政坛,苏轼在新党的挤兑下,横遭贬谪。此年四月,苏轼从定州知州任上贬谪到英州。中途又加贬为宁元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又被贬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今海南省儋州市)安置,时年苏轼62岁。1100年,苏轼仍以琼州别驾的身份移知廉州(今广西合浦县)。

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身在廉州的苏轼接到诏令,踏上了北归的行程,1101年三月,苏轼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五月抵达真州(今江苏仪征),苏轼经过真州,他带着一丝欣慰的心情游览了真州名胜金山寺。

在金山寺的墙壁上,他意外看到了自己的画像,原来这是当时著名画家李公麟绘制的,李公麟的画作形象逼真。画上的苏东坡手执一根细长藤杖,坐在磐石上,安详的神态中又有一种似醉非醉的意态。“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见到这幅画像的时候大加称赞,他认为这是最像苏轼本人的一幅画像。

苏轼看到自己的画像后,感慨万千。经过多年的边贬谪岁月与艰苦生活,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也感觉生命走到了尽头,他在金山寺的画像下追忆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一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六月,苏轼经润州拟到常州居住。靖国元年(1101年)7月28日,苏轼在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去世,享年66岁,一代文豪就此为他的风雨人生画上了句号。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正如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写的那样,苏轼将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生涯视为“功业”,其中有一丝自嘲的味道。其实也写出了贬谪生涯在他一生中的位置。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仕途上最为重要的三个转折点,这三个地方也给苏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苏轼在仕途贬谪的岁月里,他并没有因为仕途的坎坷而变得意志消沉,相反,他在贬谪的岁月里,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在任职的每一个地方,他都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为当地的教育文卫事业都做出了值得让人点赞的成就。

尤其是在贬谪的岁月里,苏轼因为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他的大量文学作品也正是在贬谪的岁月里创作出来的。

毋庸置疑,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仕宦生涯的低谷期, 却成就了苏轼思想性格、心态的最高峰,也成就了苏轼文学成就的最高峰

有峰有谷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苏轼在黄州期间曾写过一首《西江月》的词,这首词最能表达苏轼第一次贬谪的心态: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词作上片借夜晚的风和落叶渲染了贬谪的悲凉心境;下片又含蓄委婉地暗示了这种悲凉心境的原因:横遭贬谪以及别人的不理解。

词作最后两句将贬谪的心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既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又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渴望朝廷理解、重用的心情,还表达了自己难耐的孤寂与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

苏轼初遭贬谪的心态既是正常的,也是普遍的,亦或是那个时代或者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心理。但是苏轼和他们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因为苏轼在贬谪之后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苦之情。

苏轼虽然也表达了孤寂与落寞之情,却没有任何的幽怨。相反,苏轼却有一种审美的诗意境界,这是苏轼豁达乐观心态的体现。

苏轼初到黄州时,在这举目无亲的荆楚之地,眼看青春逝去,他悲哀地写道: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再如苏轼初到黄州时写的这首《初到黄州》诗: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擅长逆境求生的苏轼并没有绝望。黄州反而成为他一生中创作最旺盛、生命质量最高的一个时期。

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爱它。苏轼就是如此。他总有一种力量,超越于逆境和悲哀之上,把他乡变故乡。近五年的生活,黄州早已成为他生命里的另一重“故乡”。

这种心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此时豁达乐观的心态已经升华为苏轼的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

所以苏轼在黄州期间,遍游黄州山水,在游览黄州赤鼻矶时,他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一词,几乎就是苏轼彼时彼刻的心境的写照。苏轼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来表现内心对自由的渴望,逍遥物外的意志的同时,又以“何时忘却营营”吐露出自己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首词分上下两片,上片侧重叙事,交代了作者雪堂夜饮归临皋住所的客观环境氛围,以及词人自身的主观精神状态。下片是词人的内心独白,表现了苏轼“听江声”时的情绪波动、心境变化。

全词真实细腻地反映出作者在遭遇挫折、身处逆境、心情沮丧、情绪低落的情况下,在一个特定的夜晚,徜徉于江边,寄情于自然,适时地调整心态,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达观地面对现实世界的心理转变过程。

在黄州,苏轼还致力于研究猪肉的吃法,并专门写了《猪肉颂》:“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轼到了惠州,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也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还有这个地方美味的特产水果。

苏轼在《惠州一绝·食荔枝》中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棵, 不辞长作岭南人。可以说,这是苏轼为惠州荔枝所写的最生动的广告文案了。

去儋州时,乘船渡过琼州海峡,他在《六月二十夜渡海》中又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在儋州三年,离开这个地方时,他在《别海南黎民表》中又写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

苏轼的字里行间处处表达了这种豁达乐观的心态,古语说“既来之,则安之”,苏轼随遇而安、豁达、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让他从贬谪的低谷甚至阴影中走了出来。

苏轼有着极强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在黄州时期,他渐渐地从贬谪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内心的失落和痛苦实现了超越。在此期间,他还从我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力量,用以消弭“乌台诗案”给自己带来的精神打击。

苏轼从小就好读《庄子》,苏轼去世后,苏辙给哥哥写的墓志铭《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庄子》),得吾心矣。”可见苏轼是深得《庄子》核心哲学思想的精髓的。

苏轼在贬谪期间用庄子的哲学思想来修身养性:一来可以静心修养,以便实现对现实的超越,提升精神境界;二来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苏轼不仅重视思想的修养,而且还重视养生,人们常说苏轼喜欢美食,这是不无道理的。这样可以让他在飘零的岁月里确保身体的健康。

在苏轼到惠州,以至后来到儋州,他的这种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逐渐地反映了出来。这与其思想不断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追求一种不为世俗所累的境界,向往一种既入世又洒脱的生活。

如苏轼到儋州之后,生活条件是相当清苦的,他以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无法再回到家乡,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苏轼写道:“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死有余责。

苏轼到了海南情况比想象的还要艰苦,连书籍都看不到,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与程秀才书》中,苏轼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即使条件如此清苦,但是苏轼还是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条件,并逐渐安定下来。在海南一住就是三年之久,并且喜欢上了那个地方。

苏轼海南儋州时,说动当地开办医院。这是继杭州的官办医院“安乐坊”之后,经苏轼努力而创办的,面向百姓的,中国医疗史上的第二个官办医院。

在儋州的时候,苏轼凭借自己的知识,在儋州讲学授课,传播中原文化,培养出海南岛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姜唐佐。

这其中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原来苏轼离开海南前,在姜唐佐的扇子上写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说将来姜唐佐考中进士,就给他补齐这首诗。

三年后姜唐佐果然金榜题名,可是此时苏轼已经去世。后来姜唐佐在河南汝阳遇见苏辙(苏轼的弟弟),姜唐佐说起苏轼在儋州的往事,苏辙听后心中五味杂陈,便替兄长为姜唐佐续写了后半首。

苏辙原诗为《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今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其实,苏轼在初贬到黄州时,内心还是有一定的起伏的:激愤不平的情绪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但是这种心态随着苏轼极强的自我调节而逐渐消失,思想也逐渐实现了自我超越。

在惠州与儋州期间,苏轼的思想比起在黄州来更加成熟与稳定,更加从容淡定。他能坦然地面对生活与工作,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成为了他克服困难、面对生活的强劲动力。

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苏轼学会了从更高一层的角度看问题,这极大地缓解了自身所承担的种种压力,他的胸怀也更加宽广了,视野也更加开阔了。他不再计较于荣辱得失、境遇的好坏。

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经历了仕途的兜兜转转,苏轼已经能用旷达与乐观的心态对待人生中的沉浮荣辱了。

苏轼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很好地和当地的同事和百姓融合在一起,找到归属感,找到精神的家园,从而获得精神层面上的畅适与自足。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也就是苏轼在世的最后一年,他从贬谪之地海南岛获赦北归,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遇见老朋友法芝和尚,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

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

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

作此诗后不久,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所以,苏轼虽以“归鸿”自喻,但苏轼写下“何处不归鸿”的时候,内心还是有一丝欣慰与喜悦的。

苏轼的人生华章

在苏轼兜兜转转、步履不停的仕宦生涯中,他每到一处,都是恪尽职守的,他在每一处也取得了与他的身份相匹配的政绩。《宋史·苏轼传》中如是评价苏轼斐然的政绩:“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时年苏轼在徐州知州任上,当时黄河决口,苏轼亲自率领军民护堤守城,最终治理了黄河决口。

苏轼曾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通判杭州,又于元佑四年(公元1089)知杭州,共到杭州两次,前后加起来只有五六年,可是却做了很多关乎民生的大事。

苏轼在杭州做的第一件关乎民生的大事情就是清理运河淤泥。京杭大运河与钱塘江交汇,钱塘江的水带进许多淤泥,杭州城内的运河淤泥每隔四五年就要挖一次出来,否则河床升高,影响船运。淤泥一挖出来就被堆在居民门口,脏乱不堪。

苏轼想办法把钱塘江的水先引入人口稀少的茅山运河,经过茅山运河流了三四里地,淤泥沉淀下来,再流到市中心的运河里的水就是干净的了。市中心运河的河位比茅山运河低四尺,苏轼又在余杭那里开了一条新运河,让它与西湖的水相通,这样就永久保证了运河的水位。这套办法使得运河的水深到八尺,老百姓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苏轼还解决了杭州的城市饮水问题。在苏轼此之前,人们主要利用修建水库,把西湖的水引入城中,但是管道损害严重,居民们只能吃带咸味的水,西湖的淡水则需要花钱买。

苏轼新建两个新水库,用陶瓷管代替以前的竹子管道,淡水由一个水库引向另外一个水库,这个工程建成以后,杭州居民家家都能吃上清冽的淡水了。

对于西湖的疏浚与治理,堪称苏轼履历表上的杰作。苏轼第一次来杭州时,西湖上杂草丛生,淤泥阻塞的面积已经有十分之三,第二次来杭州时,西湖上的淤塞已经有一半了。苏轼非常伤心,他上表高太后,说如果再不治理,过不了多久西湖就会被野草遮蔽,而城中的居民再没有淡水可以吃。

苏轼和工人费时四个月,将西湖的杂草淤泥清理干净。为了让西湖不再杂草丛生,苏轼让居民在西湖种菱角,从而发展了西湖的养殖业。

但是这么多的草和淤泥该怎么处理呢?苏轼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用这些水草和淤泥在湖面筑一道长提,这样既解决了垃圾的问题,又缩短了湖岸南北之间的距离,更留给后世一道杨柳莺莺、风景如画的苏堤。

苏轼来杭州的第一年,收成不好,米价开始猛涨。苏轼颇有远见地把米存放在仓库,以抑制米价或应付荒年。第二年五月份,暴雨开始倾泻,并且没有停止的意思。苏轼到处买米,并且写信奏请朝廷拨米给杭州,还请求朝廷同意他们用绸缎来代替大米完成每年的进贡。苏轼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所以他不停地呼吁买米、存米,甚至七次上表朝廷请求拨款。

苏轼在杭州当知州时,会把一些药方贴出来,让老百姓用。他吩咐搭建粥棚,为穷苦的病人煮粥,还派医生一个坊一个坊地跑,给病人治病。还给无钱治病的人免费熬药。后来他在众安桥那里建了一个医院,名字叫“安乐坊”。

安乐坊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三年之内治疗了一千多个病人。苏轼还亲自主持配制了“圣散子”这味药方,价格便宜,疗效显著,救了不少传染病人。

苏轼在惠州时,因其声名卓著而具有影响力。于是他设法把闹水患的沼泽地改造为西湖,又在湖上架起两座桥以方便人们往来。惠州西湖因苏轼而得名,也因苏轼而扬名。

一次,苏轼在游赏完惠州西湖后,诗兴大发,写下了一次游湖后醉意地写道: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照西湖;在《赠昙秀》一诗中,苏轼也是兴致盎然地写下了赞美惠州西湖的名句“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横秋水”。

经过苏轼诗文传扬,惠州西湖几乎成为与杭州西湖、阜阳西湖可以媲美的风景名胜了。也可以说,苏轼的诗文是惠州西湖最早的旅游宣传文案了。

苏轼还帮助惠州地方改革了纳税制度,以有利百姓。他在惠州还教会农民使用新农具“秧马”种稻,以减轻辛苦,提高效率。苏轼还帮助惠州严肃军纪,安定民居,解决长期存在的军民纠纷。

其间,苏轼还去广州游玩了几天,在广州,苏轼发明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管“自来水”——他用竹筒连接法,把罗浮山清泉引入城中,让广州人的饮水再也没有苦涩味。

苏轼凡事亲力亲为,他也为一方的建设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土人情,开阔了苏轼的眼界,让他饱经沧桑、历尽忧患,也升华了苏轼的人生境界。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

林语堂先生曾说,“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须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

苏轼的超脱,其实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悟,这是强有力的生活态度,这种进退自如、兼收并蓄的人生哲学,为后世的知识分子开拓了一个身心兼顾的广阔的精神空间。从这个层面来说,林语堂先生对苏轼的评价是中肯而贴切的。

苏轼的诗词文学在西方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力量。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李高洁出版了《苏东坡文轩》,翻译苏轼的16篇名作及前后《赤壁赋》《喜雨亭记》,也包括苏轼生平、作品和文化背景的简介。曾经任职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的韦纳先生为此书作序。他在序言中说:“本书的读者,一定会体验到当年济慈初读却泼门译荷马的那种惊喜的感觉。”

苏轼的命运和作品在欧洲,特别是法国,激起了专家和读者的兴趣,他们将苏轼视为不仅推动中国,更推动世界进步的思想家。

法国最出名的汉学家成安妮女士说,苏轼体现了“文化和道义方面的人道精神”,而这正是“极具批判精神并富有渊博学识的、不再是苛刻的评论家而更是对万物都好奇的智者”的文人所追求的精神。

还有一位法国作家、著名汉学家,帕特里克卡雷,他很喜欢苏轼,他将苏轼在黄州时期的生活经历写成小说,书名为《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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