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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忆 作者 ‖ 范玉铭
我和建烈携手相伴已近六十年，老来回首往事，点点滴滴汇成我们晚年珍贵的、美好的回忆。 一、艰辛与共 1962年正月我们结婚的新房是一孔不足8平米的羊圈旧土窑，唯一的新铺盖是一条红棉线单子，客饭是煮洋芋搓碎和面的馒头。 1964年临近春节前，我们半岁的儿子得肺炎住进白塔山兰州市第二医院。大年三十这天，孩子病情好转，加上医院春节期间要减少病员，医生说能出院了。出院的孩子不宜回去住在我们厂里有孩子的集体宿舍。那时的庙滩子居民很少，周围全是种瓜的沙地，605厂附近无房可租，就只能租得沙地里夏天看管瓜田时住的小瓜房。我们用瓜蔓等杂草烧炕，烟熏火燎地过了夜，大年初一时孩子哭闹不止，晚上只得再抱去医院，门诊检查为麻疹，立即把我们母子收住隔离病房。他回到小瓜房，第二天从厂伙食科领取10斤粮票送交医院门房后，只得回会宁。大年初三早上乘火车到达定西时，满街红对联，才意识到是过年，商铺全关门，汽车站也关门。直到下午才在路边挡着一辆卡车，在敞开的车厢里颠簸两小时后回到会宁，冻僵的腿脚下车时都不会站立了。 真是“长安虽好，不是久留之地”，1965年我只得调回会宁。 后来我们有了三个孩子，我在县城百货公司上班，中午只有40分钟轮换吃饭时间。为争取每天的吃饭时间，我们就星期天炒好一瓦罐洋芋条，每天中午回家我擀面他生火、拉风匣烧水，饭煮好挖两勺洋芋条一搅就行。那时一般家庭没有火炉，只睡热炕。添炕的燃料县城只有粮食局给各个公社粮站送供应粮的车马店马粪。事先预约，轮到我们扫马粪时，早上五六点钟我俩推着架子车、拿着麻袋去，马粪冻的跟核桃一样哐啷滚响，拉回来后再照料孩子，上班。 农业社对劳动力控制既紧，又自家更需挣工分分粮食，所以双方老人都顾不上为我们帮忙看孩子，1968年县城居民下乡，又雇不到人，我们就把孩子锁在家。夏天孩子在盼望我们回家的等待中，竟然睡着在院子门道里，有时连大门都很难推开。冬天看到的都是孩子在雪地里的赤脚印……
2003年9月，建烈做了胆囊切除术，偏偏祸不单行，11月我又腿骨骨折。他以未痊愈的身子操持家务，背我上厕所。我们此时有条件请人帮家务，但是他说：“这是回报你的机会。过去每当我胆囊病发作，你一个人忙里忙外。为了照顾我的胃病，把每月供应的仅仅30%的细粮给我吃，你们母子都吃粗粮，经常做两样饭，我吃白面条，你们就在煮过面条的汤里搅苞谷面馓饭……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艰辛的生活在孩子的哭声和笑声中、在我们忙碌的工作中、在锅碗瓢盆的交响曲中、在我们的喜怒哀乐里，就这样走过来了。 二、听到的耳音 近来与多年未见的朋友拉家常，朋友说：“过去的学生说，吴老师把领到的奖金之类的钱，买成糖果给班上学生散了”。我说我们那时两个人共90多元工资，全家五口人，怎么说呢！八十年代我们物资局的同事陈怀义问我：“吴老师给你每月交多少钱？”我说：“有时多，有时少些。”他说：“我们亲戚的孩子在吴老师班上，班上学生缺钱了吴老师三块五块地接济，我估计给你的怕不多。”这个我当然清楚。他代课成绩好，高考后学校发的一百多块钱奖金，从南京邮购地理学科磁带，给学生上课用。 这种耳音还有很多次，我也不乏埋怨。但是建烈爱学生，他艰难的求学经历使得他同情家境贫寒的孩子，他的责任心也使得他自己必须弥补专业知识的不足。不仅仅是买书买磁带，他还省吃俭用，实地察看祖国山河，为的就是教好地理课。 三、他非常看重自己的教师身份 建烈常说：“不管别人对当教师的人怎么看，但自己得看重自己”。九十年代我碰到两件事。一次是一位家长拿着一条烟来答谢吴老师，说解决了他孩子转学插班的困难。吴老师说：“大人调动工作，孩子随大人上学是应该解决。”客人把烟放到桌上，他不收，两人还推来搡去的，送客人出门时他把烟捏在手里，出了院子门，他把烟顺马路扔出好远。一下子把我惊了，路过的邻居看势说：“又怎么了？”我急忙跑过去拾起塞给客人，当时场面非常尴尬。回到家我问他：“怎么啦？这么凶？”他说：“这是对我的侮辱，他连一声老师都不叫，一条烟算什么！”原来，来者是1962年他当过班主任的学生，“30多年没见过面，但交谈中应该认识，我见过老师常不认识学生，还没听说学生不认识老师的。这人进院子我就认得他，连名字我都知道，我还保留一张班级照片。既然他不认识我，我还领他的什么情！” 我不知道这位家长搞清楚了没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场面？ 直到2010年，1965届这班学生来会宁一中聚会，建烈带去这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47年前的姑娘小伙，从全国各地到会，如今都是老头老太婆，大家争相察看照片上当年的每一个人，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追忆着往事，也争相翻拍留念。
另一件事是，一个秋天的早上，县级单位的一位局长来我家，连连道歉：“对不起，吴老师”。吴老师见面就“教训”起来：“第一，别的家长不认识，托人来说，你不是不认识，为啥还要托别人？第二，你忙，顾不上亲自来，可连个电话都不打。第三，你出差在外，也可以打电话，你都没有。那无非你是局长，我是个教师！我当然不办，不是不能，而是不办。现在你亲自来说明情况，回校后我可以办理。”局长走后，他才给我说：“本来不是啥事情，但惹人生气，这位局长是六七届会宁一中毕业生，当年很熟。今年局长二儿子考入高一，班级分好也公布了，昨天开学报名时，原先给局长大儿子当过班主任的老师应家长之托，来教导处要把局长二儿子仍转到他现在的班。我对老师的回答是，'从你是老师的角度我可以调转，但从家长角度我不转’，这位老师也极为不乐意。” 他的观点是，当年的学生现在给老师连一句话都划不着说，难道老师就甘愿做学生的孙子？ 他维护自己的教师身份，以至于“无情”！ 四、生活习惯 首先是勤劳。他认为，人活着要的能力是多方面的，但勤劳吃苦是首要，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劳动并不低人一等，不是只有穷人才劳动，并非不沾泥土的就是高贵人。只要自己能干的活，绝不请人干，家里诸如泥火炉、挑水、添炕、拣炉灰等他都主动干，泥补修理也干。每天不止“各扫门前雪”，我家大门附近的巷道路面、鸦障沟边垃圾场、公用露天厕所都清理。有人开玩笑说：“老爷子还是毛主席时代的人，雷锋早走了，你还在……。” 其次是生活不讲究。吃饭简单，粗细不挑。他说现在不是缺营养的年代，普通食物中营养都齐全，只要“机器”好，什么吃下去都能消化吸收。我不懂营养学，他说吃下去的食物就是营养库，经消化把复杂的物质变为各种简单的营养单元，人体需要什么，就从这些营养库中选择营养单元再组合构建成新物质。不见得吃什么就吸收什么，牛吃草照样产奶。因此不必苛求专项营养补品。他穿着也不讲究。他说人要尽量和自然保持一致，牛驴就那么一身薄毛，同样四季健康，而个人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间的差距越大，毛病就越多。他哪怕是严冬都不戴帽子，穿衣单薄。更不讲究穿什么名牌衣服、新衣服。他常说，人的高贵不在乎外表穿什么，而在于精神世界，内心肮脏的人穿得再华丽其包裹的也是一包“垃圾”。我还常笑说他“你哪里像个校长，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捡垃圾的”，他很本分地认为自己就是个农村人，这种吃饭穿衣的简朴习惯都一辈子了。
他有恒心有毅力，身体锻炼不间断，风雨无阻。现在虽已年老，照样坚持，雨天不能户外活动时，就爬楼梯，十八层楼一早爬两次。户外长跑，做俯卧撑，广播操。所以腰腿硬朗。他的毅力还表现在不管任何时候何种情况下，烟酒不沾。 他常说，人要有三种知识。第一是专业知识、技能，这是吃饭生存的基本；第二是卫生保健知识，为自己少生病保健康；三是了解法律常识，脱离法盲，做事避免触法，必要时还可维权。 四年前他为我们砚台坪居民拆迁维权的事，就证明了他的观点。当时会师中学以扩大学生活动操场为由，私自请的公司丈量评估，居民几百平米的院房给出的拆迁补偿不足在县城买一套毛坯楼房，引发居民心理恐慌。他站出来与工作组据理力争，组织群众按照法律程序维权。第一次呈送县政府的报告，是依据国务院拆迁安置文件精神起草的，提出了会宁楼房均价每平米4000元补偿标准或者用3亩地在此盖楼再空出15亩地扩大学校操场的方案，但县长批复“要继续做居民的动员工作”。工作组以他为钉子户，对他轮班换人进行疲劳战术的“谈话”，扬言要“把老汉熬倒”，威胁要把我们在县城工作的儿子、儿媳调到土高乡去。建烈反驳说：“你们还是五六十年代的工作方式，你们自以为是在努力干公事？要明白党的宗旨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你们是在替贪'政绩’者坑害百姓。我儿子儿媳是国家干部，土高乡再偏远，那是祖国山河的一部分，那里再艰苦也有上万会宁老百姓在生活，也有一批国家干部在那里辛勤工作。至于调不调，不是家庭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只有组织看着办，与抗拒非理拆迁无关！”工作组答应给我家重新估算，他力争评估公司必须是双方认可的。无奈之下，他组织居民呈送第二份报告，陈述了拆迁工作人员的蛮横言行，坚持“三不”立场（就地安置不走，补偿标准不降，威胁铲平不怕），义正辞严，凛然坦荡，从此再无官方回复！后来，会师中学学生联名写给“尊敬的吴爷爷”多封书信，要求他做贡献，带头让出宅基地。他也给学生做了回复，并张贴在会师中学校门上。使他更为痛心的是当局把少年学生裹挟进拆迁纠纷中，校方的这种做法招来社会的一片指责声。 干工作不一定每件事情都干的好，但不能坑人、害人。我从不知道他为哪位领导拜过年，只是安安稳稳地当了三十二年副校长。退休后还继续从事他钟爱的教育事业。 生活不易，我们从物质匮乏的年代艰辛走来，如今银发相伴，无数的琐碎之事构成我们生活的全部，也无法一一述及。此文意在回味我们的人生。 2017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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