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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o./m/view.php?aid=210739 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成为叛镇、跋扈藩镇和唐中央政府反复争夺的重要地区。为了防范河朔地区及缁青、淮西等叛镇对唐政府的威胁和保护运河的安全，唐政府根据形势的变化先后在此地设立了一些藩镇，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设立的宣武军就是适应这一形势而建立的。 安史之乱后，安史部下遍布中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从而南者无一人得还。”南下的河朔军人滞留各地，成为各地藩镇军队组成部分，随之而至的是河朔的胡化风俗也因此而侵袭各地。杜牧论道：“国家天宝末，燕盗徐起，出入皋、函、潼间，若涉无人地，郭、李辈常以兵五十万，不能过邺。自尔一百余城，天下力尽，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鹊、吐蕃，义无敢窥者。国家因以畦河修障戊，塞其街蹊，齐、鲁、梁、蔡，被其风流，因亦为寇，以里拓表，以表撑里……未尝五年间不战。” 虽然宣武军有一部分是安史之乱发生后在本地招募的军人组成，在宣武军将士中，河北平卢军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宣武军的核心和骨干。 唐代宗时在册的藩镇共有43个，其中以南下的平卢军人或以安史旧部设置和担任节帅的有缁青、山南西道、汴宋、淮西、滑亳等。而这些藩镇除缁青外后来大多都和宣武军来源有一定的关系。 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在762-764年曾任汴州刺史、防御等使，张献诚是原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之子，先后在安禄山、史思明手下得到重用，特别是史思明叛乱时期，张献诚被任命为汴州刺史，带领数万叛军守汴州，“东都平，史朝义走还汴，献诚不内，籍所统兵以州降，诏即拜汴州刺史。”后来移镇山南西道后，除带领部分亲兵赴任外，其原部当留在汴州。因此张献诚所率领的投诚唐政府的这一部分军队后来成为宣武军的来源之一。 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家本微贱，天宝末，为县里胃，会河朔兵兴，从事幽、蓟。”为平卢兵马使，安史之乱爆发后，田神功 “从李忠臣收沧、德，攻相州，拒杏园。”又“自缁青济淮，”助邓景山平定刘展之乱。“入扬州，遂大掠居人赀产，发屋剔窖，杀商胡波斯数千人。俄而禽展送京师”因功迁“缁青节度使”。侯希逸到达缁青后，田神功移镇兖郓，后史朝义围攻宋州，田神功率军解宋州之围，被任命为河南节度、汴宋八州观察使，田神功和其弟田神玉统治宣武军地区十多年，在张献诚后，田神功率领的来自河北地区的平卢军人已经建立了在此地区的牢固统治。 田神功、田神玉后，汴州发生了李灵曜的叛乱，叛乱被平定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率领的军队驻汴。“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蓟人。少籍军，以材力奋，事节度使薛楚玉、张守邦、安禄山等，甄劳至折冲郎将。”后来为平卢军兵马使，和田神功一样，安史之乱爆发后，从河北地区泛海到达青齐间。李忠臣在汴州的统治从776年到779年，达三年多。 李忠臣后统治宣武军地区的为原永平军节度使李勉，李勉虽然是朝廷任命的文官担任节度使，但其任节度使的永平军原来是安史降将令狐彰的军队，“令狐彰，……父濞，……初任范阳县尉，通幽州人女，生彰，及秩满，留彰于母氏，彰遂少长范阳。倜傥有胆气，涉猎书传，粗知文义，善弓矢，乃策名从军，事安禄山。天福中，以军功累迁至左卫员外郎将。”后来令狐彰率领数千兵为史思明守卫滑台，归顺后被任命为滑亳节度使，因此其军队的主干应是原班人马，也就是以安史旧部为主体的军队。《资治通鉴》大历七年载：“（772）十二月，辛未，置永平军于滑州”。773年节度使令狐彰薨，死前推荐李勉为节度使，此时永平军只领陈、滑、亳三州。776年，平定李灵曜之乱后，又增领宋、泗二州。779年，又增领汴、颍二州，徙镇汴州。此时永平军已有七州之地。宣武军原是永平军的一部分，781年元月，分永平军的宋亳颍三州置另一节度使，即宣武军。此时，刘恰（后来被赐名刘玄佐）是宣武军节度使，李勉是永平、宣武、河阳三道都统。汴州失守后，李勉全部把永平军交给了刘恰。宣武军治所到784年十一月，刘恰收复汴州后，开始迁来汴州。 因此，安史之乱期间和乱后，宣武军地区进入了大量的受河朔化影响比较大的军人集团。这部分军队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安史之乱过程中南下的平卢军人集团，战斗力很强；另一部分主要是安史叛军投降过来的一部分，他们在安史之乱中是叛军，在安史军队走向末路的时候被迫投降，这部分中的大部分人不是真正的拥戴唐朝政府。 先后镇汴的节度使及与宣武军来源有关系的节度使张献诚、田神功、李忠臣、令狐彰等都和平卢军人和安史叛军有关系，他们投诚唐朝后，尽管有的表现得很恭顺，但其所率领的军队河朔化很严重，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走向叛乱的道路。例如张献诚在其任职山南西道的数年中，向朝廷献马2匹，丝绢杂货共10万匹。但张献诚后，贾耽为节度使，朝廷任命行军司马樊泽取代贾耽为节度使，“牙将张献甫（张献诚弟）曰：’天子播越，而行军以公命问行在，乃规旄钺，利公土地，可谓事人不忠矣。军中不平，请为公杀之。’耽曰：’是何谓邪？朝廷有命，即为帅矣。吾今趋觐，得以君俱。’乃行，军中遂安。”从张献甫的话中可以听出河朔化的味道，如果不是因为贾耽的机智和豁达，军乱就可能发生。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在任职期间，曾二度朝觐代宗，献马十匹，金银器50 件，缯綵1万匹，最后卒于京师。774年，田神功死后，其部下汴宋防秋兵1500人叛乱，盗取府库溃归，稍后的汴宋李灵耀叛乱更为严重，李灵耀“益骄慢，悉以其党为管内八州刺史、县令，欲效河北诸镇”。大历十一年（776年），在讨平汴宋节度李灵曜后，李忠臣得兼汴州刺史，使得汴州的骄兵开始出现，史载：“是以汴之卒，始于李忠臣，迄于玄佐，而日益骄态，多逐杀将帅，以利剿劫。”滑亳节度使令狐彰在其任职期间，“风化大行”， “岁奉王税及修贡献，未尝暂阙”。朝廷征兵防秋，他每年选派军士3000人，自带粮食，准时开赴。特别是在他大历八年临终之际，封仓库，清畜牧，安顿将士官吏，上表请朝廷命帅，而将其子令狐建等“勒归东都私第”。但令狐彰死后，“滑三军逼夺情礼”，要拥立其子令狐建为帅，“建守死不从，举家归京师 ”。刘全凉在宣武军长期为将，深受刘玄佐和刘士宁父子的信任，但在刘全凉为节度使后，却与淮西吴少诚谋袭陈许，后因为其病逝才作罢。与宣武军军队来源类似的缁青、淮西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缁青镇从永泰元年（765年）李正己担任节帅后，立即与河朔藩镇接轨，走上了割据自立的道路，其后来接任节度使的李纳、李师古、李师道全面和唐中央相对抗。淮西镇李忠臣任节度使时，对唐中央忠心耿耿，“吐蕃犯京师，天子追兵，秦方宴鞠场，使者至，即整师引道。诸将白：’须良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难，方择日救患乎？’时召兵无先忠臣至者。”后在平定华州周智光及汴宋李灵曜叛乱中都立了大功。但后来被李希烈所逐，淮西也走上反叛唐中央的道路。 上述诸镇发生的事件绝非孤立和偶然，它是河朔军人集团中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恶习在各镇的反映。因为其节度使出自安禄山旧部，而且其军队的主体也是来自河北地区。所以，在安史之乱中各镇无论属于叛乱或平叛的一方，也不管其节帅个人暂时对朝廷的态度如何，而河朔军人集团在各镇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在他们看来，节帅的父死子继、兄终弟继或由军人拥立，乃是一种“情礼”。正是在这种习俗的影响下，缁青、淮西的割据，汴宋的变乱，都是“河朔习俗”影响的具体表现。曾现江也认为始置于唐至德年间的淮西镇，因藩镇军队的主体由河朔军人组成而与河朔地区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并因此而走上了类似于河朔诸镇的割据之路。不断强化的河朔因素与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促使这里的社会风尚发生剧变：“犷戾过于夷狄”。宣武军的军队组成类似于淮西，宣武军叛乱的参加者主要是牙将和牙兵，这部分人主要是来源于河朔地区，799年，董晋死后，陆长源为留后，有人劝他赏赐手下将领，陆长源曰：“异时河北贼以钱买戍卒，取旌节，吾不忍为。”激起军乱被杀，可见陆长源被杀主要原因一是辱骂宣武将士为河北贼，二是不赏将士。这证明宣武军尽管地处中原之地，实际上源于河朔地区，染有河朔旧习。宣武军地区另外一些叛乱发生的特点多是要求自立节度，拒绝中央的任命，可以看出和河朔地区叛乱的特点是一样的或类似的。 第二，宣武军军乱较多的第二个原因与宣武军所处漕运咽喉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王力平先生在《关于唐后期汴乱原因的分析》一文中对此原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关于唐后期汴乱原因，论者向以“兵骄将悍”来解释，很少联系安史之乱后汴州所处的特殊地位。众所周知，汴州舟车辐辏，是江淮运河的枢纽。安史之乱之后，设在汴州的盐铁转运巡院（后又有度支巡院）聚集了大量漕运物资。《新唐书》载：“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南、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宣武军辖区内就设有汴州、宋州两地巡院，宣武军每有风吹草动，朝廷总以巡院财物优赏、抚恤之，有时军乱的士兵也抢夺巡院财物。因此，设置巡院，漕运财物集中于汴，对日后汴州的治乱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正是由于汴乱导致巡院财务损失严重，“（于）颀因奏移转运汴州院于河阴，以汴州累遇兵乱，散失钱帛故也。” 第三，宣武军节度使也往往靠厚赏来取悦于军队的支持，这样使军队的要求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反而为军乱埋下祸根。为保证有一支忠诚于自己的军队，各地节度使对军队采用各种安抚和拉拢的手段，“以钱买健儿取旌节”一语道尽了节度使收买士兵的厚待措施。如汴州节度使刘玄佐：“初，玄佐遇军士厚，（其子刘）士宁惧，复加厚焉，至（李）万荣如士宁志，及韩（惟清）、张（彦林）乱，又加厚以怀之，至于邓（惟恭）每加厚焉”；宣武大将李万荣欲夺帅位，就许愿“人赐钱三万”，因而争取了兵士的归从；李绅拜宣武节度使，到军之日，先开盛宴赏犒军士，《全唐诗》卷482《到宣武三十韵》里有李绅自己写的诗，诗中说：“善师忘任智，中略在推诚。式宴歌钟合，陈筵绮绣并。戏鼙千卒跃，均酒百壶倾。乐与师徒共，欢从井邑盈。”士兵一旦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发动叛乱。另外职业军人确实要靠军饷养家糊口。就算是军饷优厚，但军人们的家庭生活还是捉襟见肘，穷困潦倒。《旧唐书》卷139载职业兵：“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显然，军人在仰食家口的拖累下，仅仅依靠军饷衣粮就显得不足温饱。朝廷发给的军廪衣粮根本无法满足其全部需要，职业军人们为了自身及家庭的温饱和富足，不得不强行寻求另外两条谋生的途径，那就是争取额外的赏赐和纵兵剽略。 第四，唐朝中后期，藩镇军队素质的降低，也是藩镇动乱的原因之一。这一条原因不仅仅宣武军所独有，是唐朝后期所有藩镇动乱共有的一个原因。 藩镇军队的兵士主要来源于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也掺杂有大量的市井闲人、杂吏商贩、亡命无赖和盗徒罪犯，成份十分复杂。这些人都是因为走投无路或衣食无着才涌进藩镇军队求生的。由于健儿来源的复杂性，决定了健儿思想的“不纯”和政治品质的低劣。杜牧把它总结为无“父兄礼义之教，复无慷慨感慨之气”，他们常常“居外则叛，居内则乱”。这与前期的府兵截然不同，《文苑英华》卷375杜牧《原十六卫》记载府兵“父兄相言，不得业他”“人人自爱”，“ 自贞观至开元末，百五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健儿与生俱来的贪婪与逐利性，他们对朝廷乃至节帅的顺逆以自身利益的获取为旨归而常常见利忘义，他们没有是非标准的判断，只有利益得失的权衡。叛朝廷，兵将叛节帅，屡屡发生，封建纲常之义的缺失，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另外唐代的职业军人是破产流民和无业游民的事实，使他们只好世代占籍从军，以食军粮为谋生手段。《文苑英华》卷437云：“……有役干戈，无由耕稼。况自天宝以后，屯兵七十余年，皆成父子之军，不习农桑之业。”《新唐书》也说：“悍卒顽夫开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于本业者也。”可见职业军人已被抛出了社会生产领域，依赖于军队而成为寄生虫。另外随着宣武军地区商业的发展，大量商人入军，由于商人考虑的商业利害关系较多，不是稳固的可以依靠的对象，因此宣武军养兵的基础并不牢固，在一旦面临危机和利益取舍时，容易发生叛变和崩溃。这也是导致宣武军内部动乱及其产生重要影响的不能忽略的原因。 最后，军乱的发生与节帅的处理是否妥当也有很大的关系。例如贞元十五年（799），董晋卒，陆长源知留后事，“欲以峻法绳骄兵”，引起镇兵不满而哗变，执杀陆长源。而韩弘任宣武军节度使后，诛杀了刘锷等多次制造叛乱的破坏分子三百多人，铲除了酿乱凶卒，使他节汴的二十余年间“师徒禀训而咸肃， 吏士奉法而愈明”，汴州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局面。正是由于节度使李愿处置失当，才导致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的汴州兵乱，李愿“性奢侈，赏劳既薄于弘靖时，又峻威刑，军士不悦，愿以其妻弟窦瑗典宿直兵；瑗骄贪，军中恶之。”牙将李臣则等作乱，逐节度使李愿，推都押牙李介为留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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