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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立颖 （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天津 300204） 摘 要：约翰·福尔斯的创作曾受到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但他对存在主义进行了思考与选择，更强调存在主义思想中自由选择等积极因素。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通过萨拉身上体现的存在与自由，福尔斯投射了自己对创作自由与作者主体价值的思考，通过文本创作实践了作者的存在与自由，同时有力回应了“小说死亡”的论调，反映了作家对艺术特别是小说创作的存在与自由的积极探索。 关键词：存在；自由；小说死亡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04-0124-02 约翰·福尔斯的创作曾受到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他本人明确地声称；“我对存在主义中有关自由的讨论感兴趣，如我们是否拥有自由，我们是否拥有自由意志，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生活﹑自由选择等等。我的大多数人物都卷入这一真与不真的萨特式概念中。”[1]国外学者也曾指出：“对自由本质的探索是贯穿福尔斯全部作品的重要主题。”[2]我国读者熟悉的福尔斯第三部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对存在与自由的主题进行了创新的探索。近年关于这部作品这一主题的国外学术讨论较有新意的有：珀勒（Eva Mokry Pohler）通过分析遗传与文化的选择认为《法国中尉的女人》所体现的自由本质是达尔文主义的。林奇（Richard P. Lynch）从叙事的自由角度分析了《法国中尉的女人》，揭示福尔斯对存在主义的反思及在创作策略上的突破。体现了个人与社会抗争的积极结果是“真实”，而非“虚无”[3]。我国学者近年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陈榕指出萨拉并没有摆脱父权话语的控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的自由[4]。陈静从“孤独而神秘的个体”、“个体与他者”、“个体的存在于自由”三方面对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因素进行了分析[5]。何昌邑、钟妮指出查尔斯“家-路-诗”的人生轨迹映射出人类对存在的困惑与探索，与海德格尔的“存在-此在-诗思”相应和[6]。邵毅揭示了男主人公查尔斯如何获得存在主义的自由[7]。 福尔斯固然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但他对存在主义进行了思考与选择。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旨在揭示世界的荒诞，价值的缺失，人存在的孤独与焦虑，正如萨特的作品《恶心》所表达的。而福尔斯则更强调存在主义思想中自由选择等积极因素。早在1964年“我写故我在”（I Write Therefore I Am）一文中，福尔斯充分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积极肯定态度：“自由选择的人是有能力表达个体存在于虚无之间的差别的。不是我思，而是我在。”[8]而且在1965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魔法师》（The Magus）中福尔斯实践了他积极的存在主义思想，并获得了如此的评价：“其存在主义思想激活了小说的内容，决定了小说的结构，而且在非常重要的地方与其他存在主义现象是格格不入的，并没有法国新小说中所表现的厌弃状态。”[9]1969年出版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显示了作家日趋成熟的存在主义思想，福尔斯把小说人物作为阐述这一哲学思想的工具，对存在与自由进行深刻而精彩的剖析，肯定了行动的意义。福尔斯通过萨拉阐释了人的本质就是不断争取自由、接近自由的过程。 首先萨拉表现出的是摆脱社会权威、争取独立人格的自由。萨拉的父亲出于自己出身名门的情结将女儿送到女子书院寄宿接受教育，使她背离了社会规约接受的原属阶级，但又无法使她上升到更高的阶级，实际上萨拉只得到淑女的虚名，成为“等级社会的地道受害者。”[10]但萨拉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积极而独立的态度：“她白天学习，晚上赚钱交学费，有时要干到深夜，干的是织补或其他卑贱的工作。”[11]并且在格格不入的环境中“比多数同学读了更多的小说和诗歌。”[12]当父亲投资农场而破产没落时，她已经能独立谋生了，虽然是为维多利亚社会所接受的女性职业——家庭教师。当萨拉被介绍到波尔坦尼太太家，萨拉表面上接受她的恩惠去做帮佣，同时也展开了与之代表的社会权威与习俗的斗争：帮助女仆免受被开除的厄运；为自己争取每日半天的自由时间，可以午睡，外出散步；在被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仍到声名狼藉的维尔康芒斯散步；当波尔坦尼太太宣布解雇她并指责她是公众的丑闻人物时，萨拉不甘示弱地揭露了波尔坦尼太太：“'我在这个房间里经历过的一切全是虚伪，因此我很乐意离开。’”[13]萨拉没有拿信封里的工资，而是斥责到“'你留着吧。如果这一小笔钱足够的话，我建议你不如拿去买件刑具，将来还会有一些可怜的人落在你手里…’”[14]“'你那么肯定到了来世上帝还能听见你说话吗？’”[15]萨拉维护了自己人格的尊严，不屈服于社会权威的淫威，揭露了伪善面具下的丑恶，宗教外衣下的污秽。 其次，萨拉通过叙事的自由创造了一个虚构的自我进而获得了现实意义的自由。小说的第20章中，萨拉亲口向查尔斯坦白了自己如何与法国中尉相识并一步步沦为堕落女人的过程。当然小说发展到第47章，萨拉是处女的事实证实了此章她所说的谎言。那么为什么萨拉要把自己描绘成“法国中尉的女人”呢？是因为这个虚构的自我让她得到了现实的自由，一种为社会所边缘化的自由。用萨拉自己的话：“我认为自己享有一种她们无法理解的自由。什么侮辱，什么责难，都触动不了我。因为我已经把自己置于社会所不容的境地。我蝼蚁不如，几乎不再是人。我是法国中尉的妓女。”[16]可见，萨拉通过虚构的叙述，通过自主的选择，把自我从社会中孤立出来，并获得了自由，因为那个伪道德伪宗教的理性社会无法对一个主动选择被社会抛弃、被世人唾弃的角色再施以何种残酷的手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萨拉最终以行动获得了现实中的存在自由，这也体现了福尔斯对人的自由与行为进行了存在主义式的哲学思考。萨拉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出自由选择的积极态度和对自我价值的不懈追求。萨拉故意让费尔利太太看见自己到禁地给她向波尔坦尼太太告密的机会，实质上是自己选择了被辞退离开莱姆镇。在埃克塞特与查尔斯会面后，萨拉选择了离开而不是等待。当她看到查尔斯刊登的寻人启事时改变了住址与姓名。小说的结尾萨拉最终是在英国（伦敦）而不是自由的象征之地美国获得了现实的自由。当查尔斯找到萨拉时她已经不是那个家庭教师的萨拉了，她已经完成了蜕变。“以前她漂泊不定，现在她已经确立了自己基本的生活观，明确了自己在其中的地位。”[17]婚姻对她而言，已经不是展开新生活的决定因素，因为她已经能够面对现实的虚空。“在《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结尾，萨拉似乎（我们仍无法确定）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独立与心理平衡，因此面对内心深处的存在的虚空…她完全可以生存，而不是被毁灭。”[18]使萨拉蜕变的关键人物是像福尔斯一样追求艺术自由的艺术家们。小说结尾显示萨拉为当时声名狼藉的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担任助手、秘书和模特的工作，并与颇受争议的罗塞蒂兄妹住在一起。房子的主人罗塞蒂先生被维多利亚时代谴责为“属于一群色情狂的好色桂冠诗人”[19]。萨拉接触到这个艺术团体的诗人，画家，评论家们，这些艺术家将她引领进一个丰富多彩，令人愉快的全新生活，让她看到靠诚实努力可以实现高尚的目标。自由创作的艺术成为萨拉幸福的源泉，使她获得了面对虚空的自由和逃离虚空的力量，从而完成了从反叛维多利亚社会传统的弃儿到积极选择人生的独立女性的蜕变。纵观全书，萨拉经过摒弃维多利亚社会强加于她的自我，虚构反传统反道德的自我，重塑现实中的独立自我这3个阶段，最终获得了存在的自由。“她所选择的是个人领空而不是爱情，是现在而不是过去。”[20] 通过萨拉身上体现的存在与自由，福尔斯投射了自己对创作自由与作者主体价值的思考。正如福尔斯在小说中指出的“……我生活在罗伯·格里耶和罗兰·巴尔特的时代……”[21]，这个时代的文坛不仅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还受到“文学枯竭”论的冲击。罗伯·格里耶曾经提出文学大师们所创的文学形式已经无法超越，小说要生存必须再创造出新的形式。罗兰·巴尔特的“作者的死亡”认为写作的开始意味着作者步入死亡，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思的著名论文《文学的衰竭》认为小说已经穷途末路。对上述时代的悲观声音福尔斯是持有异议的。他认为文学形式决定小说存亡过于片面：“它将小说的目的降低为对新形式的寻找。而小说的其他目的，如娱乐、讽刺、描写新感觉、改善生活等，是同样实在而且重要的。”[22]作者更不可能与作品完全绝对地割裂，对虚构性的强调并不能隔绝作者投射的意识形态。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先后在第13章、第55章与第61章中明显地插入自己的声音并让自己现身，而且元小说的因素并没有妨碍福尔斯本人的小说观在文本中的渗透，相反福尔斯通过文本创作实践了作者的存在与自由，同时有力回应了“小说死亡”的论调。他在传统与先锋之间寻求超越，明确文本的虚构性，同时突出了虚构的根基是社会现实。作者在创作中的首要原则是自由而非权威，但自由并不意味着丧失严肃与深刻。福尔斯在小说中让人物萨拉如作者一样创造虚构，但终将回归到现实生活的土壤。这不仅体现了福尔斯对个人存在与自由的思考，而且反映了作家对艺术特别是小说创作的存在与自由的积极探索。正如小说结尾处：无论生活多么空虚无望，生活之流终会奔向大海，福尔斯以积极入世的存在主义者姿态对后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状况与后现代作家的存亡问题宣告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认知。 参考文献： 〔1〕〔18〕McSweeney, Kerry. Four Contemporary Novelists: Angus Wilson, Brian Moore, John Fowles, V. S. Naipaul . London: Scholar Press, 1983.105，113. 〔2〕Eva, Mokry Pohler. “Genetic and Cultural Selection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 Mosaic. (Winnipeg) 35.2 (June 2002). 57. 〔3〕Lynch, Richard P. “Freedom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Novels for Students. Ed. Ira Mark Milne and Timothy Sisler. Vol.21. Detroit: Gale, 2005. 〔4〕陈榕.萨拉是自由的吗？——解读《法国中尉的女人》.外国文学评论，2006，（3）. 〔5〕陈静.《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存在主义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07，（5）. 〔6〕何昌邑，钟妮.对《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海德格尔式解读.云南大学学报，2008，（6）. 〔7〕邵毅.存在主义的自由——解读《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查尔斯的哲学意识.安徽文学，2009，（3）. 〔8〕Fowles, John. “I Write Therefore I Am”. Evergreen Review. 8 (August-September) 1964. 89-90. 〔9〕Huffaker, Robert. John Fowles. Boston: Twayne, 1980. 54. 〔10〕〔11〕〔12〕〔13〕〔14〕〔15〕〔16〕〔17〕〔19〕〔21〕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38，38，38，174，174，175，126，325，321，68. 〔20〕Charles, Scruggs. “the Two Endings o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31 （Spring 1985）. 108. 〔22〕Fowles, John. “Notes on Writing a Novel” . The Novel Today: Contemporary Writers on Modern Fiction. ed. Malcolm Bradbury. Glasgow: William Collins Sons, 1977. （责任编辑 姜黎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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