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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工部草堂詩箋》序言 文 | 張忠綱 詩至唐而極盛，詩至杜而集大成，杜至宋而尊稱爲“聖”。“千家注杜”，雖是誇大之詞，但亦可窺兩宋注杜之盛。宋人對杜集的編集、補遺、增校、注釋、批點、集注、編年、分體、分類、用韻、集杜、和杜諸方面，可謂不遺餘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歷經滄桑，今存宋刻杜集注本僅有十數種，而蔡夢弼撰《杜工部草堂詩箋》流傳頗廣，影響深遠。 蔡夢弼，字傅卿，號三峰樵隱，宋建安（今福建建甌）人。關於他的生平，記載極少。昌彼得、王德毅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李國玲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兩書蒐羅宋代人物多達三萬六千餘人，但對蔡夢弼卻隻字未及。幸賴俞成《校正<草堂詩箋>跋》述及蔡氏生平：“吾黨蔡君傅卿，生平高尚，不求聞達，潛心大學，識見超拔，嘗注韓退之、柳子厚之文，了無留隱。至於少陵之詩，尤極精妙。”此跋作於開禧元年（一二Ｏ五），是一篇很有價值的歷史文獻，彌足珍貴。蔡夢弼還有宋孝宗乾道七年（一一七一）合刻裴駰《史記集解》與司馬貞《史記索隱》的東塾刻本《史記》，爲現存最早之《史記》二家注本，被傅增湘譽爲“南宋初建本之精者”。《中華再造善本》即據國家圖書館藏本（原海源閣四經四史本）影印。  底本欣赏：卷四，国家图书馆藏 《杜工部草堂詩箋》爲一杜集編年集注本。蔡氏云：“夢弼因博求唐宋諸本杜詩十門，聚而閱之，三復參校，仍用嘉興魯氏編次先生用舍之行藏，作詩歲月之先後，以爲定本。每於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異同，次審其音之反切，方作詩之義以釋之，復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事之所從出，離爲五十卷，目曰《草堂詩箋》。凡校讎之例，題曰樊者，唐潤州刺史樊晃小集本也；題曰晉者，晉開運二年官書本也；曰歐者，歐陽永叔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者，乃介甫也；蘇者，乃子瞻也；陳者，乃無己也；黄者，乃魯直也。刊云一作某字者，係王原叔、張文潛、蔡君謨、晁以道及唐之顧陶本也。又如宋次道、崔德符、鮑欽止，暨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啓、蔡致遠、蔡伯世皆爲義説；其次如徐居仁、謝任伯、吕祖謙、高元之，暨天水趙子櫟、趙次翁、杜修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亦爲訓解。復參以蜀石碑諸儒之定本，各因其實以條紀之。至於舊德碩儒，間有一二説者，亦兩存之，以俟博識之決擇。”俞成《校正<草堂詩箋>跋》亦云：“其始考異，其次辨音，又其次講明作詩之義，又其次引援用事之所從出。凡遇題目，究竟本原；逮夫章句，窮極理致。非特定其年譜，又且集其詩評。參之衆説，斷以己意，警悟後學多矣。”據蔡、俞二跋，此書成於宋寧宗嘉泰四年（一二Ｏ四），而初刻於開禧（一二Ｏ五—一二Ｏ七）年間。 蔡本自云依“嘉興魯訔編次”，并附魯訔所編年譜。魯訔（一Ｏ九九—一一七五），字季欽，一作季卿，自號冷齋。宋嘉興（今屬浙江）人，後徙海鹽（今屬浙江），著有《編次杜工部詩》十八卷。《草堂詩箋》卷首載魯訔於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五月所撰《編次杜工部詩序》即云：“余因舊集略加編次，古詩近體，一其後先，摘諸家之善，有考於當時事實及地理、歲月與古語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蔡氏自云聚諸家衆本而“會箋”之，但他并未詳考，故不免承訛踵謬。如引僞蘇注，如將趙次公誤爲趙次翁，如將薛夢符、薛蒼舒誤爲二人（按：薛蒼舒，字夢符，著有《補注杜工部集》，爲宋代注杜重要一家）。如杜修可，宋代實無其人，乃是坊賈以杜田注和趙次公注及其他一些注拼合出來的一個人物，詳參蔡錦芳《杜修可考》（《杜甫研究學刊》一九九七年第四期）與聶巧平《杜田考論》（《杜甫研究學刊》一九九八年第四期）。蔡注引衆説多不稱名，甚至掠人之美，將他人注逕作自家注，而其所引衆説，大致不出闕名編《分門集注杜工部詩》、所謂王十朋輯《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等坊刻本。《百家注》本亦依“嘉興魯訔編年并注”，將魯本十八卷改作三十二卷，蔡本則析爲五十卷。但蔡注編年詩次序與《百家注》本幾乎全同，衹有幾處變異。《百家注》本號稱“集百家注”，而以僞王洙注、僞蘇注、趙次公、王得臣、杜田、杜修可諸家爲多，而獨於師古尊稱爲“師先生”，引其注多且長，或疑此書與師古有關，恐成於師古門人之手。《百家注》本卷一《遊龍門奉先寺》注引“師先生曰：釋氏書招提菩薩，皆古佛號，故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而蔡注卷一《遊龍門奉先寺》注則曰：“夢弼謂：以此考之，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故蔡注引師古注特多，或名或不名，多依《百家注》。但蔡氏自注，時有勝解，故不失爲杜注佳本。  《草堂詩箋》是宋代最重要的杜詩集注本之一。該書版本較多，流傳至今的，有五十卷本、二十二卷本、四十卷附《補遺》十卷本三種。今存五十卷宋刻本，俱係殘本：其一存卷一至十九（卷一至三，配清影宋鈔本）、二十二至三十五、三十九至四十一、四十八至五十，計三十九卷，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二十五字，細黑口，左右雙邊或四周雙邊，藏國家圖書館；又一部，據著録，存卷四至八、十四至二十、二十七至二十八、四十至四十四，計十九卷，亦藏國家圖書館；又一部，存卷二十三至五十，計二十八卷，佚名校，有鈔配，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又一部，存卷二十六至五十，計二十五卷，白口，佚名批點，藏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又一部，存卷一至二十二（卷一至十三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卷十四至二十二配另一宋刻本，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計二十二卷，亦藏杜甫草堂博物館。此外，還有上海圖書館新發現二卷，即卷二十至二十一。另有瞿氏鐵琴銅劍樓影宋鈔本，存卷一至二十、二十二至二十三，計二十二卷，白口，四周雙邊；又有清鈔本五十卷、《外集》一卷、《年譜》二卷、《詩話》二卷，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二十六字，無格，有錢泰吉跋，云：“《詩箋》惜闕卷二十九、卷三十，且小有闕葉。袁氏所藏聞亦不全，他日寅昉得與漱六各補所闕，亦大快事。” 二十二卷本，今見者爲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館刻印本，陳澧序稱：“方柳橋太守得《詩箋》元刻本於南海吴荷屋中丞家，太守好聚書，官粤東三十年，歲歲購藏，凡數十萬卷，而此書爲最。”陳氏乃失考，該書實爲兩部宋刻殘本拼合而成。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云：“光緒初巴陵方柳橋翻宋本於粤東，言宋本得之吴荷屋家，爲卷二十有二，蓋亦未完本也。檢卷七、卷十、卷十二各葉注文，其妄補與高麗本正同，疑宋時初刻，歲久殘闕，坊賈率意足成，於是一覆於朝鮮，再覆於扶桑，三覆於羊城，謬種流傳，遍海内外。”方刻本所據實亦宋刻五十卷殘本，但它與現存宋刻五十卷殘本不同的是，還附有陳澧序、鲁訔原序、蔡夢弼原跋、《年譜》二卷、《詩話》二卷。四十卷附《補遺》十卷本，以黎庶昌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所刻《古逸叢書》本流布最廣。黎氏《重刻<草堂詩箋>跋》云：“予所收《草堂詩箋》，有南宋、高麗兩本。宋本闕《補遺》《外集》十一卷，今據以覆木者，前四十卷南宋本，後十一卷高麗本。兩本俱多模糊，而高麗本刻尤粗率，然頗有校正宋本處。”此本題“覆麻沙本杜工部草堂詩箋 ，古逸叢書之二十三”，“遵義黎氏校刊”。書前載《傳序碑銘》一卷，依次爲宋祁《新唐書·杜工部傳》、元稹《唐杜工部墓誌銘》、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王洙《杜工部詩舊集序》、王安石《杜工部詩後集序》、胡宗愈《成都草堂詩碑序》、魯訔《編次杜工部詩序》、附蔡夢弼識語；次四十卷及《外集》一卷目録；次載《草堂詩話》二卷、附《杜氏譜系》；次趙子櫟、魯訔所撰《年譜》二卷；次收四十卷詩；次《補遺》十卷及《外集》（酬唱附録）；俞成跋；附高麗本翻刻人姓名；黎庶昌記；及《經籍訪古志》《復初齋文集》著録此書部分。三種版本中，以黎刻爲最劣。傅增湘《校宋殘本<杜工部草堂詩箋>跋》云：“取黎氏翻本勘之，卷第凌亂，注文脱失，不可勝計。兹舉其最大者言之：宋刻原爲五十卷，無所謂補遺也；黎刻本書四十卷後别出《補遺》十卷，於是魯氏編年之意全失，此一異也。宋刻與黎刻自卷一至十九次第相符，下此則顛倒混淆。如卷二十各題，黎刻在卷二十五者九首，在《補遺》卷一者三十七首；宋刻卷二十一至二十四黎刻爲《補遺》卷二至五，宋刻卷二十五至二十九黎刻爲卷二十至二十四，此後逐卷參差，未可僂指，此二異也。宋刻每卷標題'杜工部草堂詩箋’，'嘉興魯訔編次，建安蔡夢弼會箋’；黎刻於書名或加'增修’，或加'集注’，或改題'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或題'黄氏杜工部草堂詩箋’，其下或單題'蔡氏’，或單題'魯氏’，或題'臨川黄鶴集注’（黎跋言爲刻手删去）。歧見雜出，不可致詰，此三異也。黎刻卷七第十二葉，卷十第十葉，卷十二第七葉、第十葉，其注文視宋刻無一字相合。意必宋刻闕葉，不可復得，於是後人乃望文生訓，向壁虚造，以彌其失，減葉數，并行款，強與下文銜接，此四異也。此外佚字奪文，訂正者又數千焉……據此推之，則十一行者爲宋代之初刻，十二行者乃坊市之陋刻，凡卷第淆亂，注文脱失，標題錯出，皆自此坊刻始，高麗本即從兹出。黎氏所見必十二行本，宜其凌雜謬妄，如出一轍也。”黎刻《補遺》十卷前有一行書牌記云：“蔡夢弼嘗集工部詩四十卷而箋注之，取信海内已久。然其間猶有遺逸，觀者不無滄海遺珠之憾。今得黄氏父子《集千家注詩史補遺》，計一十卷，意梓以傳，非但有以備前編之遺闕，亦所以集《詩史》之大成歟！”洪業《杜詩引得序》駁之曰：“夫蔡氏《詩箋》成書在前，黄氏《補注》成書在後；嘉泰甲子、寶慶丙戌，相去二十二年；建安五十卷，臨川三十六卷，本風馬牛之不相及；何來黄補蔡遺，而蔡復爲之校正？况蔡氏識語明云 '離爲五十卷’，何其與書及目録自相抵牾？且就檢十卷《補遺》之箋注，多是夢弼云云，全無叔似之語，可見此乃奸商既盗蔡氏之書，復盗黄氏之名耳。然其爲術亦拙矣。”一九一九年上海文瑞樓覆麻沙本、一九三六年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一九七六年日本中文出版社吉川幸次郎編《杜詩又叢》本、二ＯＯ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都是據《古逸叢書》本影印的。《中華再造善本》據上海圖書館藏宋元間翻刻本影印，但《傳序碑銘》一卷、《草堂詩話》二卷、趙子櫟、魯訔所撰《年譜》二卷，排列次序與《古逸叢書》本不同。此本《外集》卷末有明朱承爵（一四八Ｏ—一五二七）跋：“注詩所以便學者，探得作者之意，乃爲有益。徒詳其出處，則末也。蔡氏注杜集最得其法，有足取者。舜城朱承爵記。”《補遺》卷十末有“舜城朱居士重裝，時正德丙寅歲（一五Ｏ六）”。意二本排列次序有異，或是朱承爵重裝所致？此外，《草堂詩箋》尚有元刻本、明刻本多種。此本朝鮮多次刊刻，多爲木版本，亦有寫本，僅韓國即藏有十多種版本。著名的朝鮮李植所撰《纂注杜詩澤風堂批解》，即引用《草堂詩箋》甚多，可見其影響之大。  今存《草堂詩箋》五十卷本，誠如上述，都是殘本。二〇〇六年《中華再造善本》據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宋刻本合計四十八卷，影印出版《杜工部草堂詩箋》，僅闕卷二十、二十一。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上海圖書館清點未編古籍書庫，發現宋刻《杜工部草堂詩箋》一册，恰爲卷二十、二十一，鈐印“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爲清初藏書家季振宜所藏。該本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五字，四周雙邊，間有左右雙邊，行款格式與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一致。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特將諸本合卷納配爲完帙（國家圖書館所藏卷一至十九、卷二十二至三十五、卷三十九至四十一、卷四十九至五十，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卷三十六至三十八、卷四十二至四十八、外集一卷，上海圖書館所藏卷二十至二十一），高精仿真影印出版，重現宋刻珍本全貌，堪爲學林盛事，傳世美談。出版之際，特邀作序，盛情難卻，共襄盛舉，義不容辭，遂欣然作序如上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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