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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对魏晋名士的接受 文 ˉ 李修建 【内容摘要】魏晋名士在中国文化史上光彩夺目，对后世读书人有深刻影响。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为人熟知，他对其他魏晋名士有怎样的接受？苏轼的诗文中对魏晋名士多有提及，却是褒贬不一。他对正始名士多持批判态度，对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有欣赏，也有批评；对王徽之、阮瞻、谢安、孟嘉等东晋名士，则表现出更多的褒扬。整体而言，苏轼从儒家持论，对于魏晋名士总体评价不高。他所欣赏的名士皆有高洁的品性和旷达的胸襟，这正是他本人性情的写照。 【关 键 词】魏晋名士 苏轼 竹林七贤 谢安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诗僧大沼枕山有言：“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在中国文化史上，魏晋名士群体最为惹人注目。究其原因，或有如下数端。第一，魏晋乃一世族社会，门阀世族占据主导，魏晋名士大多出身世家大族，他们掌握政治权力，社会地位高卓，庄园经济保证了他们的生活安闲富足，并重视对家族子弟的培养，遂使魏晋名士呈家族性地涌现。第二，社会的混乱离析，导致儒学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名教礼法与自然之间冲突严重，玄学思潮兴起，促进了魏晋名士思想的解放和心灵的自由。他们以玄学为价值指导，追求个性，重情任心，几至沉湎药酒，毁弃礼法，做出种种放达不羁的狂纵行径，与儒学思潮大相违背，从而引人侧目。第三，魏晋名士着意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博学多能，精研老庄，醉心文艺，不仅促使诗文书画琴棋等走上自觉之道，并且大放异彩，成就一座座文艺高峰。第四，九品中正制的人才选拔制度使得人物品藻盛行一时，他们相互品题，或自我推重，品评形神之飘逸，欣赏行为之放达、才情之隽发。于是，一批形象鲜明、光彩夺目的魏晋名士得以建构起来，进入历史视野。正始时期的何晏、王弼、夏侯玄、钟会，竹林七贤，西晋八达，王衍、乐广、郭象、裴楷，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都是触目琳琅，人人珠玉。第五，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著、梁刘孝标作注的《世说新语》，以简约精妙的文字，栩栩如生地描摹了魏晋名士群像。他们的一言一行、形神风貌、典故趣闻，遂为千载所知。唐代房玄龄主修《晋书》，竟也将这些文字大段征引，今本《世说新语》所收共1130条本文，《晋书》采用了400多条，占《世说》总条目的三分之一。[1] 由此，名士形象遂更为定型，并对中国文化史发生深远影响。 这一影响在唐代历历可见。唐代李翰编撰的蒙学读物《蒙求》，就是一个典型文本。《蒙求》内容为唐前人物典故，四字一句，全文共621句，2484字，涉及人物近600人，魏晋人物约200人，相关典故绝大部分出自《世说新语》。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谢安高洁，王导公忠。”“孙楚漱石，郝隆晒书。”“王衍风鉴，许劭月旦。”“贺循儒宗，孙绰才冠。”“太叔辨洽，挚仲辞翰。”[2] ……唐代诗歌之中，用魏晋名士之典同样俯拾可见，兹不赘举。 对宋代的读书人来说，《世说新语》《晋书》《蒙求》等著作是基本读物。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之中，魏晋名士无疑占据相当位置。苏轼学识淹博，他对陶渊明的推崇，形于诗文，表于心迹，为人熟知，学界多有研究。他对其他魏晋名士有着怎样的接受，学界所论不多，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苏轼所著《东坡志林》卷四，内容分为六类：“古迹”“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人物”所涉内容最多，从尧舜以至柳宗元，共29则，其中10则为魏晋时人。此外，在苏轼的题跋与诗文中，涉及魏晋人物处亦复不少，本文即围绕这些内容展开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相关资料上并不求全责备，而以典型人物与典型材料为分析重点。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按照魏晋人物的时代顺序逐次分析。 一、对正始名士之批评 以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为首的正始名士，在魏晋名士群体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众多魏晋风尚的发起者，如清谈，即自正始名士为发端，有“正始之音”之说。何晏与王弼，皆是最为重要的玄学家，他们对《老子》《周易》《论语》等儒道经典都有专门性论著，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老子注》至今仍为经典。何晏服五石散，说“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3] ，经他的提倡，魏晋服药之风大兴。历来持儒家立场的人物，对何晏等人没有好评。东晋范宁已对何晏等人大加批判，将“礼崩乐坏，中原倾覆”的责任归诸何王，指斥“二人之罪，深于桀纣”。 苏轼是什么态度？苏轼在诗文中提及正始名士处甚少。在《司马迁二大罪》一文的最后，他提到何晏的服散：“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其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4] 五石散毒性甚烈，魏晋士人服散身亡者所在多有。苏轼借服散之典，譬喻法家之术会对国家造成巨大伤害。 在《夏侯玄论乐毅》一文中，他对《乐毅论》的作者、另一位正始名士夏侯玄进行了批判。夏侯玄与何晏皆有盛名，二人相互标榜，“晏目玄以《易》之所谓深者，而玄目晏以神”。二人都属曹魏一党，皆被司马氏诛杀，对此，苏轼评曰：“及其遇祸，深与神皆安在乎？群儿妄作名字，自相刻画，类皆如此，可以发千载一笑。”[5] 可谓深相讥讽。 二、对竹林七贤的接受 在魏晋名士群体中，竹林七贤应当是名声最著的，七贤之中，又以嵇康和阮籍为领衔人物，常常以“嵇阮”并称。其余几人，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在魏晋之世同样声名赫赫。他们与正始名士同时，疏离政治中心，聚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纵情饮酒，被视为隐逸派。虽然意在疏离，却逃无可逃。嵇康因激进的政治立场被司马氏杀掉。阮籍处于依违之间，常常借酒浇愁，内心无比痛苦。竹林七贤在当时影响甚大，西晋时期已有贵族公子纷纷效仿，做放达之态，东晋时人对他们推崇备至，不敢轻易说三道四。 对于七贤，苏轼整体论断不多，在《和陶拟古九首》中提到“由来竹林人，不数涛与戎”[6] ，《次丹元姚先生韵》中说：“且当从嵇阮，聊复数山王。”因为山涛与王戎主动投靠了司马氏，得到高官厚禄，在南朝时期已被排抵，颜延之作《五君咏》，就将二人排除在外。苏轼所说，即指此事。 （一）阮籍 七贤之中，阮籍与嵇康提及最多。有时将二人相提，如“步兵饮酒中散琴，于此得全非至乐”。[7] 阮籍好饮，苏轼数处提到他的饮酒，并且多与刘伶并称。如《谢苏自之惠酒》一诗中说：“景山沉迷阮籍傲，毕卓盗窃刘伶颠。贪狂嗜怪无足取，世俗喜异矜其贤。”《放鹤亭记》中提道：“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8] 二者意思相类，都是说阮籍、刘伶等人嗜酒佯狂，行为放诞，前者说他们“贪狂嗜怪无足取”，以及世俗对他们的评价，带有批评之意，但对于他们的“全其真而名后世”，则带有欣赏之情。 阮籍身处乱世，至慎寡言，口不臧否人物。苏轼在诗词中对阮籍的这一特点也时有描述，如“嗣宗虽不言，叔宝犹理遣”（《用数珠韵赠湜长老》）、“抑为阮嗣宗，臧否两含糊”（《刘壮舆长官是是堂》）、“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惟可饮醇酒”（《送刘攽倅海陵》）。诗的情境不同，其用意也有差异。或是批评阮籍模糊是非，夸奖刘壮舆善恶分明，或是鼓励对方学习阮籍，少说话多饮酒。 不特此也，苏轼对于阮籍的为人处世，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在《广武叹》一文中，他与友人史经臣讨论阮籍广武之叹的对象，阮籍登临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广武山，发出了著名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叹，史经臣问苏轼：“岂谓沛公竖子乎？”苏轼回答：“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苏轼进而指出，李白也误读了阮籍，“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一放于酒，何至以沛公为竖子乎？”[9] 苏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实际上，在东晋时期，名士已很能看透阮籍的内心，葛洪说他的放达是“有疾而促颦”，王忱说他“胸中垒块，故需酒浇之”，苏轼的观点承续此议，可谓知言。 在《阮籍啸台》一诗中，苏轼对阮籍的心迹做了更深入的评判：“阮生古狂达，遁世默无言。犹余胸中气，长啸独轩轩。高情遗万物，不与世俗论。登临偶自写，激越荡乾坤。醒为啸所发，饮为醉所昏。谁能与之较，乱世足自存。”全诗对阮籍的狂放不平、遗世独立充满激赏之情。写作此诗时，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是他人生的一大波折，面对困境，他借此诗以自况，表达了胸中气贯长河、不受摧折、完满自足的精神境界。 （二）嵇康 《文心雕龙》中评价嵇阮二人，“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嵇康为人更为峻烈，号称“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完全不与司马氏合作，导致被害身亡，临终一曲《广陵散》，成为绝响。在这一点上，普遍认为嵇康高于阮籍。 苏轼提及嵇康之处很多，不过，有意思的是，他最关注的是嵇康的养生及服食之事。嵇康与何晏是姻亲，或许受他影响，也服食五石散，著有《养生论》，认为神仙可学，他曾到山中采药，道士王烈曾赠他石髓。苏轼亦好养生，结交道人，亲自实践，写有《养生说》《上张安道养生诀论》《续养生论》等文，在与友朋的信札中也多提及养生之事，还与沈括集有方书《苏沈良方》。 他在《跋嵇叔夜〈养生论〉后》提道：“东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忧患之余生，而后学道，虽为达者所笑，然犹贤乎已也。以嵇叔夜《养生论》颇中余病，故手写数本，其一赠罗浮邓道师。”[10] 王烈赠送嵇康石髓的故事，苏轼津津乐道。《东坡志林》卷二“异事上”，第一则谈的就是这件事，嵇康收到石髓之后已变硬而不可食，每令后人为嵇康深感遗憾，苏轼同样如此，他对此给予了技术性的指导：“当时若杵碎，或错磨食之，岂不贤于云母、钟乳辈哉！”[11] 他从天性上分析，认为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又认为嵇康的性格孤介婞直，比韩愈更甚，恐怕神仙亦不能相容。 他还在多处诗歌中提及此事，如“亦知洞府嘲轻脱，终胜嵇康羡王烈。神山一合五百年，风吹石髓坚如铁”（《石芝》），“倘容逸少问金堂，记与嵇康留石髓”（《至秀州赠钱端公安道并寄其弟惠山山人》），“王烈亦何人，叔夜未可量。独见神山开，遽餐石髓香”（《次丹元姚先生韵》）。在《石芝》序文中，他提到自己梦中访客，见主人院中石上生有石芝，遂折而食之，对此事兴味盎然。 在《与陆子厚书》中，他引用嵇康《养生论》中的文字：“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承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阐述自己的养生之道，说自己“举以中散为师矣”[12] 。在《药诵》一文中，他称嵇康为“中散真人”，说自己苦于痔疾，要以嵇康及其《幽愤诗》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之说为戒，节制饮食，恬淡寡欲。 除养生之事，苏轼在诗文中还有多处提及嵇康，侧重点各有不同。 一是嵇康的形貌。《世说新语》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山涛评他：“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13] 《闻李公择饮傅国博家大醉二首》中说：“不肯惺惺骑马回，玉山知为玉人颓。”此处用典，即源于此。《世说新语》还载，有人见到嵇康之子嵇绍，感觉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对王戎说之，王戎回答：“君未见其父耳。”[14] 苏轼在诗中数次有此典，如“惟有王浚冲，心知中散状”“何人更识嵇中散，野鹤昂藏未是仙”“萧然野鹤姿，谁复识中散”。借此哀叹朋友的离世，或世上难逢知己。 二是嵇康的性情。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坚辞山涛之荐，提到自己生活疏懒，性情怪异，“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苏轼在《自金山放船至焦山》一诗中说：“展禽虽未三见黜，叔夜自知七不堪。”在《孙巨源》一诗中，他说“我褊类中散，子通真巨源”。嵇康性情峻烈，龙性难训，苏轼以其自况，带有自谦之意，并以山涛称誉孙巨源。《故李承诚之待制六丈挽词》一诗中，“比公嵇中散，龙性不可羁”却是称誉死者了。 三是嵇康的下场。《正辅既见和复次前韵慰鼓盆劝学佛》中说：“宁须张子房，万户自择留。犹胜嵇叔夜，孤愤甘长幽。”嵇康因不与司马氏合作，终被杀掉，在狱中作有《幽愤诗》。苏轼此诗劝慰友人心向庄禅，放归自然，引嵇康之事为戒，对其有批评之意。嵇康临终一曲《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苏轼在《次韵曹九章见赠》一诗中说“正平独肯从文举，中散何曾靳孝尼”即是吟咏此事。 （三）刘伶 刘伶曾自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在七贤之中，刘伶并无甚功绩，学问才情似亦无取处，能与嵇阮为友，好饮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他又有若干放达举止，如酒后在家中脱衣裸体；乘鹿车使人荷铲随之，说死便掘地以埋；妻子劝他戒酒，他佯装听从，说要在神前发誓，待妻子备好祭品，他又饮酒食肉，发出“妇人之言，慎不可听”[15] 的怪论。 在《东坡志林》中，苏轼有对刘伶的专论，其文曰：“刘伯伦常以锸自随，曰：'死即埋我。’苏子曰：'伯伦非达者也，棺椁衣衾，不害为达。苟为不然，死则已矣，何必更埋！’”[16] 《濠州七绝·逍遥台》一诗重申此论：“常怪刘伶死便埋，岂伊忘死未忘骸。乌鸢夺得与蝼蚁，谁信先生无此怀。”苏轼以庄子为师，庄子齐生死，死前反对厚葬，“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说怕他的尸体被乌鸢所食，他说：“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17] 其态度何其旷达。相形之下，刘伶便不够达观，更像在作秀，所以苏轼对他持批评态度。《和顿教授见寄用除夜韵》一诗同样申述此意：“我笑刘伯伦，醉发蓬茅散。二豪苦不纳，独以锸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 在其他几首诗中，他提到刘伶的饮酒：“为问刘伯伦，胡然枕糟曲”“不学刘伶独自饮，一壶往助齐眉饷”“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后两句，似对刘伶妻子劝酒一事不以为然，实际上是借古讽今，夸奖友人或自己的妻子。 《崔文学甲携文见过，萧然有出尘之姿。问之，则孙介夫之甥也。故复用前韵赋一篇示志举》一诗，是指点后学的诗歌，其中提到“为文不在多，一颂了伯伦”。刘伶的诗文流传下来的极少，只有一篇《酒德颂》，却也名垂后世。所以苏轼告诫崔甲，为文在精不在多，要注意锤炼。以此来看，苏轼对刘伶的这篇文章还算欣赏。 （四）阮咸 阮咸是阮籍之侄，精通音律，好饮酒，生活放达，居母丧期间与乃姑的鲜卑侍女相通，受到时人讥议。山涛曾荐举他为吏部郎，评价他“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18] 。苏轼在《题山公启事帖》中说：“此卷有山公《启事》，使人爱玩，尤不与他书比。然吾尝怪山公荐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为，可谓不然者矣。意以谓心迹不相关，此最晋人之病也。”[19] 苏轼认为山涛的评语失实，因为阮咸的所作所为不足取。他又指出，晋人最大的毛病是“心迹不相关”，即真实的内心世界和表露出来的行迹有很大差别，貌似没有关联。苏轼之说不无道理，阮籍之子阮浑也想效仿放达行为，被阮籍制止，其表面放达，内心其实是很痛苦的。苏轼对此实有理会。 三、对东晋名士之接受 （一）王徽之 东晋偏安江南百余年，政局相对稳定。东南山水秀丽，激发了时人对自然美的欣赏，玄儒佛开始交融，东晋士人，少了竹林七贤的任诞，变得温润、恬淡、超逸、率真。王徽之（字子猷）是一个另类，他卓荦不羁，性情傲达，他雪夜访戴的故事广为传颂，他爱竹成癖，称“何可一日无此君”，他与王献之兄弟情深，“人琴俱亡”的故事感人肺腑。这些典故都为后世津津乐道。 苏轼在诗文中也多处提及，如“寂寞王子猷，回船剡溪路。迢遥戴安道，雪夕谁与度。倒披王恭氅，半掩袁安户。应调折弦琴，自和撚须句。”（《梅圣俞之客欧阳晦夫，使工画茅庵，己居其中，一琴横床而已。曹子方作诗四韵，仆和之云》）此诗为应和之作，前四句用了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典故，后四句则用了王恭、袁安、陶渊明、贾岛的故事，诸人皆为名士高人，苏轼游戏文字，并以此抬奖欧阳晦夫。“颇讶王子猷，忽起山阴兴”（《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会待子猷清兴发，还须雪夜去寻君”（《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观将老焉》），用的都是此典，表达对朋友的情感。 子猷爱竹的故事同样为苏轼所称赏，他的诗歌《于潜僧绿筠轩》十分有名，全诗为：“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体现出苏轼高雅的文人趣味。在《墨君堂记》中，他为文与可的墨竹及其所建墨君堂作记，其中提到，“公”是对贵人的称呼，“君”是对贤者的称呼，人们表面上对某些人称公称君，其实内心并不佩服，“独王子猷谓竹君，天下从而君之无异辞”。[20] 同样用此典，肯定了文与可的高雅情怀。 （二）王献之与阮瞻 王献之（字子敬）和王徽之是兄弟，徽之行五，献之行七。在书法史上，王献之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二王”。相比徽之，献之同样高迈不羁，谢安借韦诞之事意欲请他为太极殿题榜，他高调拒绝，被视为人品清贵高卓。苏轼对此事大为赞赏，多处提及。 在《题子敬书》的跋语中，他说：“子敬虽无过人事业，然谢安欲使书宫殿榜，竟不敢发口。其气节高逸，有足嘉者。”[21] 欣赏之情溢于言表。《书朱象先画后》的题跋中，他又结合阎立本、韦诞、阮瞻等人的事迹，重申此意。他认为，阎立本蒙画师之耻，是因为他既不如王献之气节高逸，也不能像阮瞻那样神气冲和，由此赞赏朱象先无求于世的旷达心境。 阮瞻（字千里）是阮咸之子，继承了阮氏一族的音乐基因，擅长弹琴，苏轼在《杂书琴事十首·戴安道不及阮千里》中重述阮瞻事迹：“阮千里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内兄潘岳每命鼓琴，终日达夜无忤色，识者叹其恬澹，不可荣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余以谓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达。”[22] 戴逵即王子猷雪夜拜访的对象，博学多艺，其兄及其子皆善弹琴。戴逵性情耿介，王门征召，他摔琴峻拒。阮瞻则恬淡冲和，不问谁人，皆为弹之。两相比较，苏轼认为戴逵不及阮瞻，他更欣赏冲淡通达的性情。 （三）孟嘉 孟嘉是陶渊明的外祖父，少有令誉，为时人推许，曾任桓温参军，大受桓温器重，《晋书》将他与桓温同列一传。《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嘉别传》曰：“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寮毕集，时佐史并著戎服，风吹嘉帽堕落，温戒左右勿言，以观其举止。嘉初不觉，良久如厕，命取还之。令孙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还即答，四坐嗟叹。”留下“龙山落帽”的典故。 当是喜欢陶渊明的缘故，苏轼对孟嘉也格外青睐。他多次在诗中引用龙山落帽之典，如“无复龙山对孟嘉”“孟嘉嗜酒桓温笑”，他还遗憾孟嘉之《解嘲》一文不传，特意写了《补龙山文》。在《书外曾祖程公逸事》一文中，他记述了外曾祖父程仁霸的德业，文之终曰：“轼在惠州，读陶潜所作外祖《孟嘉传》，云：'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意凄然悲之。乃记公之逸事以遗程氏，庶几渊明之心也。”[23] 将自己比作陶渊明，将写作此文比作渊明之写《孟嘉传》。更有甚者，他盛称孟嘉功德，将其与谢安相提并论，认为“乃知孟嘉若遇，当作谢安；安不遇，不过如孟嘉”[24] ，可谓褒扬之至。 （四）谢安 谢安是继王导之后维系东晋朝纲的重臣，陈郡谢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他年少即负令名，隐居东山不仕，每每携妓出游。直到四十余岁，才东山再起，先任桓温司马，后任吴兴太守、吏部尚书、侍中、太傅等要职。谢安器宇弘旷，富有高识卓见，遇事沉稳冷静，曾与诸名士泛舟海上，忽遇大风，众人皆惊，只有谢安从容若定。383年，苻坚率百万大军进犯东晋，朝野震恐，谢安从容若定，当捷报传来，他正与客人下棋，不露声色，直到客人走后，他走进屋内，屐齿折断，浑然不觉，《晋书》说他“矫情镇物”。谢安可以说是东晋最具名士风度的人物之一，南齐王俭评曰：“江左风流宰相，惟有谢安。” 对于谢安，苏轼是颇为推崇的。他在诗中多次运用谢安的典故，如谢安隐居东山之故，“吾闻东山傅，置酒携燕婉。富贵未能忘，声色聊自遣”（《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但逐东山携妓女，那知后阁走穷宾”（《和苏州太守王规甫侍太夫人观灯之什余时以刘道原见访滞留京口不及赴此会二首》）；谢安出海之典，“乘桴我欲从安石”（《次韵陈海州乘槎亭》）；谢安出山之典，“长疑安石恐不免，未信犀首终无事”（《王巩清虚堂》）；桓温推重谢安之典，“雍容许著帽，不怪安石缓”（《二公再和亦再答之》）。 《游东西岩》一首则专论谢安：“谢公含雅量，世运属艰难。况复情所钟，感慨萃中年。正赖丝与竹，陶写有馀欢。尝恐儿辈觉，坐令高趣阑。独携缥缈人，来上东西山。放怀事物外，徙倚弄云泉。一旦功业成，管蔡复流言。慷慨桓野王，哀歌和清弹。挽须起流涕，始知使君贤。意长日月促，卧病已辛酸。恸哭西州门，往驾那复还。空馀行乐处，古木昏苍烟。”苏轼对于谢安的高情远致甚为钦敬，而对于他的功成受忌，遭到排挤而病终，则报以深深的同情，且有怀古思今之叹。 苏轼对谢安的政治才能颇为推崇，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道：“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将谢安与曹参诸人相提并论，指出治国之道在于与民休息，敦厚风俗。在《论擒获鬼章称贺太速札子》中，苏轼提到，“昔谢安破苻坚书至，安与客围棋不辍，曰：'小儿辈遂已破贼。’安亦非矫情，盖万目观望，事体应尔。”[25] 提出了与《晋书》不同的见解，认为谢安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他的表现很是得体。 概括而言，苏轼对于魏晋士人整体评价不高，认为“晋士浮虚无实用”[26] ，这是从儒家治世的角度着眼。宋代承续隋唐，以科举取士，且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当其时，六朝隋唐世族的势力一扫而空，平民子弟可以通过科考步入仕途。加之宋代重视文士，理学大兴，儒家无疑是宋代主导意识形态。苏轼一生四处为官，但每治一处，都颇有政声，显出他的治世之才。他无疑是个儒生，以儒家来看魏晋名士，批评他们“浮虚无实用”，自在情理之中。因此，他对何晏、夏侯玄、王衍等曾经的当权者大加批判，关于西晋权臣王衍，他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说：“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凌夷，以至南渡。”[27] 将西晋灭亡的罪责归之于王衍，这与历代的儒家所论一致。 但是，苏轼并非一个纯粹的儒生，他对于庄老道家、道教、佛教都有钻研，并且与佛道的信徒多有交往。作为一个文人，不可能不对魏晋名士倾注情感。何况，苏轼自身就颇具名士风范，甚至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最具名士风范的文人之一。 通过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他所欣赏的魏晋名士，至少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高洁的品性。在面对权贵的弹压之时，能保持自我的风操，如嵇康不屈于司马氏，阮籍以酒浇愁，遗世独立的态度，王献之拒绝谢安的题榜要求，都被他所称赏。他对于阮籍，尤其予以同情的理解。第二，旷达的胸襟。所谓旷达，就是心胸宽广，自然率真。他批评刘伶、阮咸等人，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达”的真意，其言行显得做作。在苏轼那里，旷达，更意味着身处困逆之境时能处之泰然，若不经心。由此，他推重阮瞻的达观，认为阮瞻之达，胜于戴逵之介。这两个特点，正是苏轼本人性情的写照。 苏轼颇为推崇谢安高旷的胸襟雅量和高超的政治才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谢安是苏轼的一个偶像，但这一偶像是生成于世族社会的，后世文人的家族实力、经济能力和政治地位，都已遥不可及、高不可攀。在性情与文学上，他以陶渊明为偶像。因为推重陶渊明，对同样具有高洁品性和旷达胸襟的孟嘉也就格外欣赏。 可以说，苏轼以儒学为宗，融会道佛诸家，在北宋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下，一生屡经宦海沉浮，在人生波折中，能够笑对风云，超然处之，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与人生风采，并不输任何魏晋名士，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一个斑斓亮丽的身影。 注释： [1]柳士慎：《〈世说新语〉〈晋书〉异文语言比较研究》，《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 （李修建，哲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2年第8期第41页~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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