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现当代,人们越来越重视金文书法,对于相对篆、隶、行、草、楷,金文书法更古奥,神秘,并且充满了象形与稚拙意味和金属质感。它有它独特的个性,他所传达的美,是其他书体无法传达的。 这一篇,我们开始读西周书法中的金文书法,沿着历史,我们先看西周早期的金文书法,这些书法作品,包括武、成、康、昭四个王世时期的作品,即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977年期间的作品。 (这里定义的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的金文,由于现实原因,只有可能是王室作器,因为诸侯国作器并具作铭文者较少。 从武王时期说起,但武王时期的书法作品只有两件: 首先必须提到《利簋》《利簋》很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是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它同时也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西周青铜器:《利簋》) 它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因为它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它其实就是商、周两代的时间分界的证明,它是“证史”文物。利簋的铭文是这样的:
铭文开头标明了周克商的具体时间点,翻译成白话,就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一年的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木星)正当中天。在此之前,专家们已经通过碳十四测年法,将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碳样进行了检验,框定出“武王伐纣”具体发生的年份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这段时间范围内。结合天文记录,查询铭文中所记甲子日“岁”星出现位置的天象,又结合《国语》的天象记录,精确推算出“武王伐纣”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这样,三十年的时间范围被利簋准确地定位在某一个具体年份时间点,上图历史纪年表中的1046年西周灭商立国,其依据主要是《利簋》。 扯远了,我们还是看《利簋》的书法吧—— (《利簋》拓本) 丛文俊先生说《利簋》模仿商人风格,但内在气质卑弱,线条柔韧圆曲。这是正确的,它的确不如商代金文满是猛利、阳刚之气。 但其实有一点更应当注意,就是它更有秩序,更讲究匀称、对称。注意《利簋》中的“子”字,它的头部代表小孩头发的五根竖线,间距几乎完全相等,下部代表腿和两支胳膊的六根竖线虽然不完全垂直,但间距也基本相等,中部的眼、鼻、口的象形则基本完全对称;另一个字“鼎”字,则字形左右完全对称…… 它的卑弱气质,它的秩序,它的规矩,当然都来源于农耕创国、同时尊崇礼乐、讲求秩序的周人,这一点, 我们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说过,这其实沿续下来,成为小篆的字形特点,并沿续下来,成为汉字的主要审美特征。 其次是《天亡簋》,什么是“二次完成品”《天亡簋》同样是武王时期的青铜器,它的样子如图: (《天亡簋》) 是不是搞错了。怎么这么像《利簋》,没有搞错,《利簋》两耳方座,铭文33字,《天亡簋》四耳方座,铭文77字。铭文拓本如图: (《天亡簋》拓本) 与《利簋》字口明显不同的,是它锈蚀残泐更厉害些,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金石气”更重些。它的拓本中,有些文字已有残损,有的线条粗细变化、时断时续。于是,这里有个新概念:“二次完成品”。
“二次完成品”有自然再造的残缺美和古朴美。我们对它的欣赏和品味,多来源于我们的审美移情,觉得它美不胜收,妙不可言,但其实这并不代表作品的真实,它是大自然二次创作完成的作品。这一点,在欣赏古代金文作品时,一定要注意辨析作品的原貌与自然之力。 这一点是相关《天亡簋》必须重视的问题。 另外,《天亡簋》铭文风格点画浑厚,结构奇崛,势脉连贯,与《利簋》书风关别不小,它受商代书风影响,更加生动多姿,似奇反正,簋中文字,远观如众星丽天,细察则各有别趣。邱振中先生曾评价:
也正是这根“绳子”让我们对《天亡簋》通篇的铭文有“一动万随”的感觉,这是平常我们所说的“行气”。 最后说《大盂鼎》康王时期作器《大盂鼎》一经问世,就受到艺林推崇,现在一般将它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毛公鼎》并列为“四大西周金文重器”(它也是四大金器中时期最早的一座)。其实物如图: (《大盂鼎》实物) 铭文拓本如图: (陈介祺藏《大盂鼎》拓本) 《大盂鼎》是康王时作器,如丛文俊先生所言:
当我们把它的铭文与《庚贏卣》铭文细加比较就会发现,它修饰的痕迹太多了,修饰的痕迹重,自然会影响书写感,所以从书法角度来说,它的艺术水准的确“逊谢”不如(当然,评价艺术水准高低从来都是一家之言,是主观感受,不能代表所有人——“权威”也不能代表所有人)。 (丁佛言作篆书节录《庚嬴鼎卣铭文》手卷) 不过,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一点经验,学书法,还是要自己一点一点抠过、临过,才知道作品的好坏,不能迷信名声。不过《大盂鼎》有它的好处,至少它字多,有更多的字体样本,铭文字数达到了291字。 到昭王时期,带有“篆引”特征的作品所占比例明显上升,这其实说明,“篆引”正在成为周代书风潮流。丛先生所提到的《令簋》《作册令方彝》也需要格外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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