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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溪学的产生 南宋朱熹（1130─1200），以儒学融合释、道之学，集濂、洛、关之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大成，创立闽学（理学、新儒学），在闽、浙、赣武夷山一带形成继北方中原之后新的国家文化重心。此后不久，“闽学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清张伯行《朱衡〈道南原委〉序》），成为国家的正宗思想、“东亚文明的体现”（日本岛田虔次语）和世界性的学说。 由于朱熹集大成的思想体系不是某个学者所能继承和发扬的，到了宋末元初逐步分化为气学与心学两个发展方向。就心学讲，到了明中叶，便出现以王阳明（1472─1528）为代表的心学集大成者。由于阳明学对抗朱子学（异化）。朱子学重心东移，便产生以李退溪（1495─1505）为代表的韩国朱子学，被称为退溪学。李退溪笃信朱熹，被称为“海东之考亭”。退溪学是朱子学的分支。 退溪学是韩国此后500多年的正宗思想。李退溪是继朱熹后新儒学（朱子学）的最主要代表者，是16世纪后东方文化的主要表征。 二、李退溪的生平著述 李退溪，名滉，字景浩，韩国庆尚道礼安县温溪（今安东郡陶山面温惠洞）人。生于李朝燕山君七年（中国明弘治十四年，1501），卒于李朝宣宗三年（明隆庆四年，1570），享年71岁。 生未周岁而孤，由母亲和叔父松斋养育成人。27岁中进士。历官丹阳郡守、经筵侍讲、成均馆大司成、弘文馆修撰、判中枢府事等。 6岁学《千字文》，12岁读《论语》，20岁讲究《周易》。23岁习研中国朱熹私淑弟子真德秀（1178─1235）编撰、明程敏政（1445─1500）注释的《心经附注》，以及明胡广（1370─1425）等奉成祖之命编辑的《性理大全》等，成为韩国朱子学的集大成者。 晚年置书堂于陶山之南（即后来之陶山书院），深究朱子学，著述讲学，门徒众多，形成退溪学派。著有《朱子书节要》，《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启蒙〉传疑》、《〈西铭〉考证》、《〈心经〉后论》、《论四端七情书辩》、《圣学十图》等，结集为《陶山全书》4册、《增补退溪全书》5册、《退溪学文献全集》20册。 三、退溪学的特色 对于前后相继的学者，一般认为，后者的思想发展了前者的思想。这对李退溪与朱熹来说，一些学者是不大同意这样说的。李退溪是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继承了朱熹思想，即“依葫芦画瓢”（其学生李珥语）。笔者认为，退溪学是偏重于朱子学中的心学。而此心学之“心”又不同于王阳明心学之“心”，是心法。李退溪的心学是治心之学，似中国明初朱子学家陈真晟的心学。这种心学，就是人们的言行必须通过心。李退溪说： 圣贤之学，本诸心而贯事物。故好善则不但心好之，必遂其善于行事。……阴阳之见，专在本心，怕有一毫外涉于事物，故只在本心上认知行为一。（《增补退溪全书》第2册第334页） 这就是说，李退溪的心论是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是治心之学，不是作为本体论的心学派的心论。 曾任韩国退溪学研究院院长的安炳周在《退溪学的两个特点》中指出，“退溪心学与阳明'心即理’的心哲学，虽通称'心学’”，却全然不同，“退溪在这里强调了知义理（善）与行义理（善），需要学和勉（修养）的功夫，进而批判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他进一步说： 在朱子“理哲学”体系内部，退溪极强调心学。在他看来，“遏人欲、存天理”的理哲学核心命题，应是心学的基本内容。理哲学与退溪心学在这方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退溪心学的又一特点。在“遏人欲，存天理”的朱子学核心命题里，否定口耳之习，强调实践性，从而接近心学，这正是退溪心学的特性。为了避勉同阳明学相混淆，退溪在翻译“心学”一语时，多译成“心性之学”。这样标示“退溪心学”，正是为突出其特性的需要。（载《退溪学在儒学中的地位》第288─290页） 安炳周教授的论说，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即普遍疑惑欲讳言的退溪学偏向于阳明心学。二者是有原则性不同的。阳明是“心哲学”，其心是本体论；退溪是“治心之学”，其心是践履论。这正是退溪学的重要特色。 以孔子、朱熹为代表的东方人的世界观即人生观，是讲由个体到群体的自我塑造，是主体性哲学，即教导人们用功于人伦道德和个人内在固有价值的修养和升华。这种哲学，东方哲人概括为“终极关怀”和“为己之学”。人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包括个人和人类两个方面价值的最高实现。它要求自身圆满成就内在德性和外在事业，即内圣外王。这种境界，是人们终身奋斗的最高目标，称之为“终极关怀”。为此，必须从学入手，所以叫做“为己之学”，即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这就是说，人们要用全部的生命力去追求它，把追求它看得比人生的其他一切方面都重要。人最根本的是要懂得生命的意义价值。“终极关怀”是驾驭于整个生命存在的，是解决如何安顿自己生命的。比如说，实现了外在的平等自由和物质生活富裕后，人生的意义价值在哪里？只是尽情地享用吗？这就是“终极关怀”的问题。在当今太平盛世，自由平等、物质生活富裕的人，为什么还有的去自杀？！这就是没有安顿好自己的生命。有人不懂得活着的意义价值，或失去活着的意义价值，“终极关怀”就是对生命意义价值的回答。一个人即使财产很多，但是他的内心还会空虚；惟一可以克服内心空虚的，是在自己内心树立起生命的意义价值。人的道德伦理的责任，不全是基于外在的要求，是发自自己的生命力，是自己的生命力有这种要求。这种“终极关怀”，你往政治、经济或科学、宗教里去找是找不到的，只能求诸自己。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为仁由己”（《论语·颜渊》），“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进也”（《论语·学而》）。这里，以堆山和平地为喻，成功或失败全由自己的努力与否。这是“为仁由己”的生动描写。儒学是健全人格、成熟心智、安身立命之学，是东方诸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体现于历代人身上。 上述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凝聚于李退溪身上，发扬光大，成为最高典范。他说： “为己之学”，以道理为吾人所当知，德行为吾人所当行。近里着工，期在心得而躬行者是也。“为人之学”，则不务心得躬行，而饰虚循外，以求名取誉者是也。（《增补退溪全书》第4册第32页） “近里着工”即深入本质。那么“为己之学”的境界是怎样的呢？李退溪门人说： 先生之学，私欲净尽，天理日明。物我之间，未见有彼此町畦。其心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有各得其所之妙。（同上第4册第30页） “町畦”引申为界城。其所达到的即是“终极关怀”境界。李退溪又说： 不容物云者，言心之全体至虚至静，如明镜照物。物来则应之，而不滞物；去则如故而虚明。若系着一物如泥点，镜便不得虚明静一气象。（同上） 在儒学发展过程中，孔子称“大圣”，朱熹称“大贤”，李退溪被称为“大土”。李退溪的人格是完善无缺的，其境界是最高尚的。他本于圣贤而加以自得，后来居上。其门人说： （先生）论学本于圣贤，而参之以自得之实；教人必主于明伦，而先之以明理之功；持己则以正，而不苟于崖岸之行；议礼则援古，而不遗乎时王之制。急于修己，而不言人过；勇于从人，而不掩己短；接人以和，而不自敬；待下以宽，而下自肃；不以一节一善成名，而所学所守之正。自箕子后，殆未有其比。（同上） 这说明李退溪的人生哲学起于孔子、朱熹，在东方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四、中国对退溪学的研究 大约在19世纪20年代初，发现曾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1868─1928）、知名学者梁启超（1873─1929）为李退溪《圣学十图》的赞词。黎元洪说：“中华之所以异于夷狄，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梁启超说：“巍巍李夫子，继开一古今；《十图》传理诀，百世诏人心。云谷琴书润，濂溪风月寻；声教三百载，万国乃同钦。”（载《退溪学报》，1974年3月，第2辑第171─173页）黎氏是从整个东方文化的核心思想上说的，指出退溪学是人本学。这是退溪学最突出、最本质的特点。梁氏是从退溪学根源于周敦颐（“濂溪风月寻”）、朱熹（“云谷琴书润”）和对后世的影响上说的。退溪学可以说形成于16世纪初，至19世纪，300多年。 曾任韩国退溪学研究院院长的李家源在《退溪学研究之诸课题》中说： 中国之士，有称退溪为东圣，如梁启超、黎元洪之题语于《圣学十图》者，辞甚郑重，然未有专著。其在最近，有一个蔡茂松，留学我国，论述很多，中国人之研究退溪学，实自蔡君始。其先辈钱穆教授，所撰《现代对退溪学之再认识》之一篇，极其精简。往年余访台湾大学，有叫做程元敏者，专治宋明理学，而叩余以退溪学之原委；笔谈移时，今未知其成书否也。（《退溪学报》，1974年3月，第14辑第62页） 蔡茂松是台南成功大学教授，被称为“韩国学第一人”，著有《韩国的朱子学》、《退溪学研究》等。钱穆的《现代对退溪学之再认识》，载韩国《退溪学报》1974年3月第2辑第171─153页。钱氏从退溪学是“为己之学”上论说，抓住了退溪学的内在本质，至为精彩。 中国大陆的退溪学研究，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的。那时韩国退溪学研究院在德国举办第七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参加。次年（1985）8月，在日本筑波大学举办第八届退溪国际学术会议，笔者等多名中国大陆学者和多名台湾学者，应筑波大学高桥进教授的邀请出席了会议。会前，大都不清楚退溪学是怎么回事，讲不清楚。可见当时中国学者对退溪学的认识水平。我们接到邀请书，同时也赠送给《增补退溪全书》5册和其他有关文献。我们进行初步研究和撰写出席会议论文。可以说，现代中国大陆学者这时才正式开始退溪学的研究。此后，每一、二年举行一次的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和有关会议，都有许多中国学者参与1989年10月的第十一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特别是，韩国学者和韩国朱氏宗亲频繁反复地到福建考察朱熹事迹和祀祖，使退溪学与朱子学联系更加密切，也使退溪学更加普及化和民间化。朱熹曾孙朱潜，至韩国定居，是为韩国朱氏始祖。 退溪学已是中国学界的显学。凡撰写儒学、理学、朱子学等中国文化在国外传播的论著，都会有退溪学这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9月出版的张立文仿李退溪《朱子书节要》体例编辑的《退溪书节要》，对普及退溪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出版社还于1993年8月出版了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退溪学国际会论文集《退溪学在儒学中的地位》。推动退溪学研究更为有力的是规模宏大的贾顺先主编的《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于1992年5月起分册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把退溪学的绝大部分著述介绍到中国。就专著说，有张立文的《李退溪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年初版）、高令印的《李退溪与东方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初版）等。对于现代中国学者的退溪学研究，韩国学者权五凤的《李退溪家书之综合研究》（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初版，第792─794页）中有所记述。 李退溪是朱熹之后朱子学（新儒学）的最主要代表者，退溪学是16世纪后东方文化的主要表征。李退溪的著作是东方文化的经典，其人格是东方人的模范。退溪学不仅具真理价值，更具有实践价值。李退溪是个言出躬行的人，他的言论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更应为后世所效法。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人的心灵日见衰竭的今天，退溪学于世道人心大有禆益。这是笔者研究退溪学的最主要体会和想要反复表明的。 （高令印：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厦门，361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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