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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读者来稿，作者：oo 作者按：本人非抑郁症专业研究者，不揣浅陋,以见教于大方
一《诉说忧伤——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中译本一出版，笔者便拜读学习了一下。笔者对抑郁症患者群体的研究兴趣源自于生活经历与调研访谈：本科期间，笔者两位好友，一位在大学期间患了躁郁症，不得不休学回家在家治疗，期间还在精神病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来在我们即将毕业之际办了退学。一位在大学期间被诊断为抑郁与焦虑双相障碍，服用一段时间药物后，因副作用过大，停药之后艰难康复。遗憾的是，在她们最为艰难的时候，我因为情感问题以及来自各个层面的压力，也长期深陷负面情绪当中（当时我本人也几次到校心理咨询中心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支持，一度也想要去医院就诊，但最终因为不敢面对就诊结果而作罢），未能作为朋友尽最大的努力陪伴她们，帮助她们渡过难关。近两年，我的女友进入大学担任辅导员，日常工作与周末假期中，女友经常向我讲述其所带班级中患有抑郁症同学的情况，我也经常看到她在周末休假时间中不得不在电话中联系这些学生、家长、学校老师，处理学生的突发情况。在中小学调研时，学校老师特别是心理老师向我们讲述了当前中小学生抑郁相关心理亚健康等情况；在访谈大学生时，我也遇到了抑郁症病情较为严重的本、硕学生。这些生活经历与调研访谈内容让我对于抑郁症患者的生活经历、状态、想法和感受以及抑郁症的防治与应对之道十分感兴趣。本书许多案例描述与分析对于上述问题提供了十分深入与深刻的解答，帮助我更深入地理解了抑郁症患者不为人知的体验与困境。十分令人惊讶的是，本书作者戴维·A.卡普本人也长期受抑郁症困扰。作者在接受治疗的同时基于病友对话以及进一步的扩展访谈展开了对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学研究。本书第二至六章，作者基于对抑郁症患者的深度访谈，为我们呈现了抑郁症患者的全息世界。在第二章，作者基于抑郁症患者本人对于抑郁的感觉的深刻的描述，探讨了抑郁症的社会学特征，即抑郁与社会联结的悖论式关系——抑郁症患者非常渴望与他人的联结但同时却被剥夺了建立联结的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抑郁症和抑郁症患者的污名化、隐匿化以及抑郁症患者的自我憎恨感。在第三章，作者分析了抑郁意识的形成及其演化的一般模式，指出从感知到自己异于常人的情绪到将其界定为一种“疾痛”再到抑郁症患者这一疾痛身份的建构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一般有四个阶段：感觉不适、确证存在问题、陷入危机并寻求专业诊断、在以上过程中身份认知逐步转变。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本书受访者所经历的感受并没有任何内在特征，导致他们的痛苦必然且不可避免地应被定义为疾病。在第四章，作者具体探讨了药物治疗对于抑郁症患者的多重意义与复杂影响，反思了抑郁治疗过度医疗化的负面后果，这使得一些抑郁症患者寻求药物治疗之外的治疗路径。第五章具体描述了抑郁症患者对于抑郁的应对与适应方式，包括转移注意力、寻求自我修复、寻找“理想”医生、加入互助团体、寻求精神性超脱与自我意义再创造等方式。第六章结合四个案例分析了抑郁症患者的家人与朋友如何面对抑郁症患者，与他们交往以及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二在本书中多个地方，作者表达了对涂尔干《自杀论》一书关于自杀的经典研究的赞赏，但是，本书副标题虽为“对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却并未接续涂尔干关于自杀的研究思路与类型学分析方法，基于对抑郁症发生率的分析，进一步对抑郁症或抑郁症患者群体进行类型划分，也并未基于类型学的划分进一步探讨抑郁症的文化性、社会性与生物性成因的构成。如作者在第一章所言，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基于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视角，他在本书中更为关注的是抑郁症患者本人是如何看待抑郁症对他们的生活、情绪、态度和个人观点的影响的，患有抑郁症的人如何解读抑郁这一内在模糊且难以控制的生活状况。作者想要探讨的是个体如何得出疾病的定义，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重建他们的身份。不过，和涂尔干一样，作者对精神医学对于抑郁症病理学归因的垄断性权威表达了质疑，在本书第一、二章中，作者强调了抑郁的社会性背景及其对患者社会联结产生的负面影响。在第七章中，作者跳出受访者的叙述，尝试探索抑郁症与现代社会特征的关系。这些研究方法造成了本研究无法与涂尔干的自杀研究相比肩，一方面，作者欣赏并试图借鉴涂尔干的研究方法与以“社会事实”为基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研究中，作者又采用符号互动论的视角，以个人及个体-他者关系为研究本位，摒弃了涂尔干“社会本位”的研究范式。这导致本书从前几章的案例研究到最后一章的理论探讨存在着论述上的诸多断裂，这也导致作者在本书出版二十周年之际重新撰写的绪论中的一些主张与本文的核心论述存在逻辑上的错位。下文将尝试进行讨论，此处暂不展开。在本书第七章，作者以涂尔干的方式详细描述了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层面的诸多特征对于个体面对情绪困扰时的集体脆弱性的影响，并给出了一个理论方程式：医疗化+断联+后现代化=个人错位。首先，医疗化特别是过度医疗化产生了反作用。美国精神病学的科学化、商业化程度越来越深，医院的科层化与过度的医疗化也随之加深，这导致抑郁症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且被疾病化。在本章中，作者还比较说明了中美两种文化体系中医生与公众对于抑郁症的不同态度，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抑郁症群体的大量增加特别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增加，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也引起了广泛重视，对抑郁症与抑郁症患者去污名化的重要性被广泛强调，抑郁症诊断的科学化与医疗化程度也在加深。由此产生了悖论性的问题：虽然对于抑郁症的重视程度在提高，但重视程度仍然不够，大量的公众特别是父母对于子女的情绪问题不够重视，另一方面，对于抑郁症的诊断与治疗也产生了过度医疗化的苗头。科学化、医疗化乃至精神病学的商业化以及医院的科层化发展趋势是否会对抑郁症的“泛化”以及精神治疗药物的滥用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医疗社会学问题。其次，抑郁症是否是一种“现代病”。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个人主义的高扬乃至“过度”的个人主义以及多维的社会分化——阶层分化、种族区隔、社区瓦解、家庭消亡、性别对立等等，由此导致了无序的竞争与个体的孤立。“过度”的个人主义将个人的目标和追求私有化，从而侵蚀了为社会提供道德支柱的社会依恋，削弱了个体对集体的责任，影响了亲密关系的维持，进而导致了个体情绪障碍的增长。最后，“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与多元价值观念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社会民主、个体自由发展的同时“解构”了一切，导致一些人在当今这个不确定增加的风险社会中更加难以追寻稳定的心灵秩序，使得完整自我的建构和维护变得非常困难，人的本体性安全与对世界的信任感难以建立。在第七章最后一节，作者基于上述的“理论方程式”的解析，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重新发现社群是治疗许多疾病的最佳良药，包括抑郁带来的悲伤。三以上述结论为起点，在本书重新撰写的绪论中，作者基于本书出版后读者的反馈以及自己持续的思考与系列的研究对抑郁症的精神病学治疗以及越来越泛化的药物治疗进一步提出了质疑，并呼吁“变革的声音”。作者认为，精神疾病患者应与少数种族、同性恋群体、残障人士、女性等弱势、被污名化和被压迫的群体一样，掀起一场新社会运动，争取民主、平权、自治及完整人格，构建一种新的“集体”叙事，挑战那些控制叙述者生活的掌权者的合法性。具体地说，在作者看来，认真倾听被贴上精神病患标签者的叙事具有重要的意义，要重视这些经常遭受巨大痛苦的个体的心声、主观经历、个人解读和社会背景，重视他们对自主和个人赋权的追求。也就是说，要以一种“身份政治”运动来反抗精神病学诊断与治疗的霸权。在本书第四章“药物治疗的意义”最后一节，作者也提及了这一点，作者指出，抑郁症药物治疗的失败为自助团体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自主团体将情感障碍视为内心的苦恼，最终必须由有此经历的人来治愈。这样的定义暗示了一种反精神病学的意识形态，至少要求在努力治疗这个问题时有更民主的医患关系。本章中的资料和分析表明，对话的某些领域很可能在解决“身份政治”的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领域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抑郁症治疗的一部分（第193-194页）。然而，在这里，从分析指出建立更民主的医患关系的必要性到指出应掀起一场精神疾病患者的身份政治运动之间的逻辑关联何在，作者并未在绪论中进行论证。作为社会学家，作者应该知道“身份政治”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身份政治能够将一群具有相同经历、相同愿景的个体联结起来，互帮互助，推动社会变革。与此同时，身份政治也有可能造成不同群体之间“观念的割席”，产生进一步的区隔与冲突，带来观念的极化与社会的撕裂。作为研究情绪与叙事的专家，作者也应该知道“情感叙事”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在帮助个体回溯疾痛故事、走出困境的同时，也可能造成负面情绪的不断翻涌，这正如情感社会学研究者迪兰·埃文斯（第193页）所提醒的那样：不愉快的记忆不同于未经处理的伤口，如果你不予理睬，它们并不会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溃烂下去。它们会消失，这是一种“消退”过程。相反，如果最初的经历被复述，负责记忆编码的神经通路就会不断被激活，从而阻止消退。谈论旧的记忆并不能使它们消失，反而会让它们更活跃。早在神经科学研究消退过程之前，亚当·斯密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他说，“在谈到他们的不幸时”，那些寻求同情的人“激活了对痛苦情景的回忆。于是眼泪比以前流得更快，自己陷入了痛苦的无助之中。”实际上，在本书第一章，作者在引用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这句话——回首往事才能理解生活，但要继续生活，则须面向未来——时，也暗含了这个意思。如作者所言，抑郁经历很大程度上受困于解释过去的自我、应对现在的自我和试图构建未来“更好”的自我。因此，当我们在不断重塑自己时，巨大的情感问题需要我们付出特别的努力，以弄清过去是怎样塑造我们的，以及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是什么。回首往事的目的在于面向未来，然而，问题在于，从回首往事到面向未来中间有巨大的情感鸿沟需要跨越，很多人在此过程中可能陷于回首往事中难以自拔，造成更为痛苦的后果。而所谓的社群互助乃至身份政治是否有效，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但是在本书中，作者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如吉登斯所言，社会科学是一种“双重诠释学”，普通行动者构成的充满意义的社会世界与由社会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元语言这两者在社会科学的实践中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社会科学家用于理解社会过程的概念和归纳能被作为行动者的常人所用,这些人能够改变社会的过程,当作者提出叙事疗法以及身份政治的作用时，有责任对这种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多重影响作出全面的分析与论证。回到本书第七章作者提出的那个理论方程式——医疗化+断联+后现代化=个人错位，结合作者在第三章等章节对于抑郁意识形成及演化的精彩分析，我们可以分析两类群体的可能治疗措施并进一步探讨作者论证逻辑存在的问题。一类是产生或多或少的情绪障碍但主观上未将之视为抑郁症，客观上也未经精神医学诊断的人群，一类是主观上意识到自己患有抑郁症也接受了精神医学诊断的人群。对于第一类人群而言，若如作者所言，其情绪障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文化性与社会性因素，例如在中国，情绪障碍往往来自压抑的应试教育环境、不健康的家庭关系、创伤性的经历（家暴、性侵、校园欺凌等等）、内卷的竞争环境、少数群体的生存困境等等方面，也就是作者所说的，社会联结的断裂以及个体社会联结需求与能力的错位造成了个体的情绪障碍。那么，个体将面临两种行动方向，一是在群体的环境中以及他者的帮助下，重建社会联结，二是寻求推动变革，联合起来，消除社会对于抑郁症及抑郁症患者的污名化，创造一个有利于多元群体社会联结的环境。理想状态下，这两者应是互构的、相辅相成的，但在实践中，这存在着很大难度。如前所述，“身份政治”在今天这个信息化、个体化快速发展的社会可能并不是弥合两个行动方向的“一剂良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若如作者第七章的论证逻辑所展开的那样，对于这类人群，更为重要的应是第一个行动方向，先建立对这个并不完美的社会的依恋感与信任感，在社会与他人的帮助下重建社会联结，继而寻求积极地行动走出个体的情绪障碍，推动社会进步。对于第二类已受抑郁症深度困扰的人群而言，问题更为复杂，期待作者以及其他研究者对此的深入论述。四在写作这篇书评时，我突然想起前几天自己访谈过程中的一段对话，受访者是在大学小区内做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工人大哥，在问及他在工作中有没有与小区居民发生过矛盾冲突时，小哥说道：大的矛盾冲突没有发生过，但我感觉小区内的一些退休大学老教师可能是一个人生活的太久了，也可能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感觉他们很奇怪……（具体是哪些方面让你觉得奇怪呢？——笔者追问）就是……感觉他们心理上有些变态。不是那种“心理变态”的意思，就是感觉他们和正常人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楼梯间刮腻子的时候，他们经过的时候都是斜着眼看我们。还有老人用本地方言问我们：这个东西有没有毒哇？你说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子女都比较有出息，都在外面工作，自己独住太久了心理有问题，不知道怎么与人相处了？在工人大哥回答我的问题之初，我脑海中闪过的是社会学中常说的阶级意识与身份区隔等等概念，猜想工人大哥是不是会认为这是中产阶层看不起劳工群体，继而使得他们产生不适甚至是愤怒感。没想到工人大哥最终是将这种表现归结为“老人独处太久不知道如何与人进行社会交往了”。这一访谈内容与本文并无直接关系，这位工人大哥的回答也不代表底层工人的一般观念。但这让我想起布迪厄常引述的来自黑格尔-马克思阐发的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准则，社会科学研究者要警惕用“逻辑的事物”取代“事物的逻辑”。本文作者长期受抑郁症困扰，接受了长期的精神病学治疗与药物治疗，甚至产生了药物依赖，此后，又加入互助团体试图疗愈自身疾痛，在个体切身经历之外，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基于其扎实的社会科学训练，对抑郁症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学分析，向公众打开了一扇理解抑郁症患者的窗户。但是，作者在思考中，仍不免受个体经历影响，站在社会科学研究者理论逻辑的立场之上，提出了未经深入、全面论证的结论，特别是在新增加的绪论中，作者对其在文中隐而不彰的结论与立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却没有给出具有逻辑性的论证。特别是，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身份政治”运动主张并未得到充分论证，与全文的经验研究以及理论探讨有所脱节。[1]精神疾病患者“身份政治”运动的正功能、反功能以及潜功能，都需要基于实证研究进行全面分析。抑郁症患者或受负面情绪困扰的人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联结、如何创造这种社会联结、不同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对于社会联结的创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复杂的社会科学科学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当然，作者在本书中所阐发的基本立场——边缘群体的命运和想法不仅值得所有人倾听，对于我们理解这个社会的运转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笔者对此深为赞同，这也是本书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所在。不过，还需要再进一步思索的是：诉说忧伤，倾听忧伤，然后呢？[1]在正文第四章最后一节关于“身份政治”的简要论述中，作者引用了RENEE R. ANSPACH（1979）探讨肢体残障者与前精神病患者的身份政治运动的论文。实际上，在这篇文章导言部分，作者即作出以下说明：由于本文是探索性和推测性的，其结论有待于经验性研究的检验。这种推测性的工作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它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歪曲所研究的对象。事件的意义可能被曲解，动机可能被错误地归于参与者。 参考文献： Anspach R R. From stigma to identity
politics: political activism among the physically disabled and former mental
patient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79, 13A(6) : 765-774. [美]戴维·A.卡普. 诉说忧伤：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M].幸君珺，萧易忻，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 [英]埃文斯.解读情感[M].石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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