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6日下午，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的采访时，毛主席就原子弹问题发表了著名的“纸老虎”论断。 可自从美国人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世人皆感受到了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因而对于毛主席的表态一些人非常疑惑，其中就包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 19年后，斯诺来到了中国访问，再次获得了毛主席的接见，他在来之前就得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所以，会谈期间，他便疑惑地向毛主席询问道：“它还是纸老虎吗？”  毛主席看了看这位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朋友，微笑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革命年代访问延安1936年7月8日，两个外国人在一名骡夫的带领下来到了安塞县境内的白家坪村，刚到村口，一位红军将领就走了过来，迎接他们的到来。 其中一个外国人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而负责迎接他们的红军将领就是周恩来。 这次见面距离斯诺第一回来到中国已经过去了六年，只是，之前的每次采访，他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国统区以及抗日前线，对我党对红军进行采访，还是第一次。  而毛主席得知有位外国朋友要来陕北时，内心也非常高兴，因为那个时候，红军长征刚刚进入尾声，面对国民党的穷追不舍和层层封锁，外界缺乏对红军部队的了解，以至于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被国民党的言论误导。 可以说，斯诺的到来恰逢其时。 一个多星期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斯诺来到了位于保安的毛主席的住处，两人在简陋的窑洞里开始了前前后后长达十多天的亲切交谈。 后来，斯诺回忆说：“我与中国红军在一起的4个月，是一段使我感到极度兴奋的经历”，而在这期间，他与毛主席的会面则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两个人到底都谈了些什么呢？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毛主席向斯诺传达了论持久战的思想，他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要经过三个战略阶段，而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要知道当时在国统区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这场战争抱有悲观态度，而斯诺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振聋发聩的论断，因而他对毛主席及其领导下的中央红军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至于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抹黑宣传，斯诺则没有就此事向毛主席进行验证，因为在到陕北的几个月时间里，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氛围。  斯诺发现在红军占领的地区，群众和战士们关系密切，大家的革命热情都非常高涨，不仅如此这里还把平等这个词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仅是男女平等方面，上下级之间也非常平等，当时我军的将领和普通士兵的衣食住行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就连毛主席吃的也是最普通的食物，这让是斯诺很是兴奋，他愈发觉得红军才是中国的未来。 当然，除了政治上的问题以外，斯诺还饶有兴趣地问起了毛主席的个人经历，因为他早已被毛主席崇高的人格魅力折服，他想着把毛主席的真实形象通过报道展现给全世界的人们。  起初，毛主席几次推辞，说自己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但耐不住斯诺的多次恳请，毛主席第一次向记者说出了自己过去的经历。 在讲述过往的时候，斯诺发现毛主席也是一个平凡的人，当讲到母亲过世和志同道合的战友牺牲的时候，他会情不自禁地落泪，当讲到革命取得阶段性成绩时，他也会露出愉快的笑容。 毛主席耐心地讲着，斯诺就在一旁静静地做着记录，最终，这些事迹都被他写进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一经刊印，立刻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人们看到了真实的毛主席、真实的红军。  值得一提的是，斯诺在为毛主席拍照的时候，发现他没有戴帽子，便主动将刚来苏区时，红军给自己的一顶八角帽借给了毛主席戴，因此才有了那张经典的照片，而这顶帽子多年后还被斯诺捐给了博物馆。 美国的四次核讹诈后来，斯诺还在1939年9月前往了延安与毛主席重聚，毛主席对抗战的一些分析再次给了斯诺很大的启发，期间，他还送给了毛主席一本自己写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两人的友谊随着这次友好的交流更加深厚了。 后来，斯诺离开了中国，但在他的影响下，一批又一批外国记者开始来到中国，来到延安，来采访毛主席，因为大家都想看看书中描写的美好场景。  开头提到的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采访毛主席就是其中一例，而就是在那次采访时，她问起了毛主席对于原子弹的态度，这才有了毛主席说“原子弹是美国人用来吓唬人的纸老虎”的论断。 不过，毛主席常讲要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所以，毛主席对这个“纸老虎”还是非常上心的，当然，之所以如此重视也有外在因素的作用。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在我军顽强的意志和正确的战略战术打击下，美军节节败退，一路退到了三八线以南。 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很是气愤，为了遏制我军的推进，竟主动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申请，表示要在朝鲜扔原子弹，杜鲁门总统更是就此发表了公开声明。  无独有偶，同样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953年3月，看不到战争前景的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样公开表示要用原子弹对付中国。 之后几年时间里，美国又接连两次发表向中国投原子弹的言论，企图以此遏制中国的发展。 面对美国的四次核讹诈，虽然毛主席并不惧怕，但还是意识到要想避免这种情况，中国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才行，于是，在他的批准下，代号为“596”的原子弹研制工程正式启动。 那为何叫“596”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当时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了。  原来，早在建国后不久，毛主席就请求苏联方面派出专家协助我国进行原子弹研制工作，一开始，双方专家配合十分默契，然而，随着1958年的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的援助也逐渐取消。 “596”就代表着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停止援助的时间，从项目一开始，伟大的中国人民就开始完全凭借自己的双手向原子弹发起了挑战，并且经过短短五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伟大奇迹。 1964年10月16日，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电话的那头传来了无比激动的声音：“报告总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  周总理面色出奇地平静，他先问了一句：“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现场的张爱萍将军激动地说道：“我们已经看到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是真的，是真的！” “好，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表示祝贺！”周总理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旋即拨通了毛主席办公室的电话。 毛主席听后同样先问了一句：“究竟是不是真的爆炸，外国人承不承认，要详细调查清楚。”后来，张爱萍再次发来了报告，但毛主席还是又问了一遍，才最终放下心来，是啊，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一直是两位伟人做事的态度，此刻，他们的心中也无比的高兴。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世界各地，此刻，任何国家都再也无法毫无顾忌地对中国进行所谓的核讹诈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西方国家瑞士的一户普通宅院里，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望着日出的太阳，脑海里似乎又回忆起了当年的经历，他决定再去一次中国，他就是斯诺。 事实上，早在1960年的时候，斯诺就冲破美国政府的层层阻碍来到了北京访问，当时，刚下飞机，就受到了一些老朋友的热情接待，北京的新气象让他充满了期待。 随后，他还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并且应邀对我国的14个省份的19个城市进行了参观访问，他愈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国家，所以，回到瑞士后，他就以到中国的所见所闻为基础，创作了《大河彼岸》，而这本书也被美国人誉为了解中国的百科全书。 这次，再来中国，一方面是要见见老朋友们，一方面是要借着原子弹爆炸的契机感受新中国的变化。 毛主席的幽默回答1964年10月，斯诺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来到了北京访问，周总理和毛主席都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主席还说让斯诺代表他们向美国人民致意，祝他们进步，这让斯诺非常感动。 这次来中国，斯诺同样待了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此期间，他好奇地向毛主席问起了“纸老虎”的事。 那是在1965年1月9日两人的一次谈话期间，斯诺先是表达了对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祝贺，随后便问道：“主席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作为多年的朋友，斯诺没有客气。 毛主席笑着说：“我不过讲讲而已，真要是打起来用到原子弹，会死人的。” 斯诺继续问道：“如果未来某一天真的发生核战争，中国还会留下几亿人口？” 毛主席也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是不要打仗的，我们没有原子弹，如果别的国家要打，全世界可能遭殃。遭殃无非是要死人，死多少，谁也不知道，总要死一些。我就不相信原子弹能把全人类毁灭。” 斯诺认同地点了点头，紧接着，他又问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虽然如此，主席，您觉得核战争并不是件好事？” 这回毛主席态度非常坚定：“对。根本不要打核战争，要打就用常规武器打。” 听到毛主席的一系列回答，斯诺对这位伟人更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因为毛主席鲜明地表达了对原子弹的态度：第一，他承认原子弹具有很大的破坏力；第二，他认为原子弹的威力终究是有限的；第三，他不赞成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 这次交流同样让斯诺受益颇深，回到瑞士后，他继续致力于宣传他所接触到的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存在的普遍偏见。 1970年8月，已经65岁的斯诺受邀再次来到了中国，这次他还带上了夫人，毛主席对于老朋友的到来非常高兴，这年国庆当天，他还专门安排斯诺夫妇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就站在他的两侧，与他一同观礼，这让斯诺更加感动。 此时的斯诺已经身患重病，但依然扮演着中美友谊沟通的使者，在与毛主席见面时，毛主席真挚地告诉他：“目前中美两国的问题需要跟尼克松谈，如果他愿意来，我就跟他谈，谈得拢也好，谈不拢也好，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听到毛主席的表态，斯诺感慨良久，回到住处后，他就和妻子迫不及待地分享了自己的感受：“我想我们应该尽快返回美国了，毛主席真诚的态度远远超出了我的计划，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应该及时地把这些消息报道出去。” 果然，不久后，尼克松就看到了斯诺的报道，中美关系迎来了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遗憾的是，就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的6天，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患胰腺癌抢救无效在瑞士病逝。 尤令人感动的是，斯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出了这番话：“我真高兴，我记得1936年周恩来总理就曾跟我说过，'我相信我们共同作出的努力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争取世界和平与民主’。遗憾的是，我可能没有时间等到……看到那个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我……热爱中国……”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为中美友谊作出过贡献的朋友，就在斯诺去世的第二天，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给斯诺的夫人发去了唁电表示慰问。 电文中这样写到：“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早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同中国的革命力量建立了友谊……在我国解放后，他又多次来访，甚至在他病重期间，他仍然念念不忘为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工作。对这样一位老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972年2月19日，我国政府专门在人民大会堂为斯诺举行了追悼会，这也是中国人首次在人民大会堂为一位外国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会上，毛主席、周总理先后敬献了花圈。 不久后，按照斯诺先生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被安葬在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墓碑上刻着由叶剑英元帅亲自题写的“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的碑文。 谨以此文向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致以崇高的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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