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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桦一家与北岛在一起，2008年12月摄于香港 重庆就这样在热中拼出性命，腾空而起，重叠、挤压、喘着粗气。它的惊心动魄激发了我们的视线，也抹杀了我们的视线。在那些错综复杂的黑暗小巷和险要的石砌阶梯的曲折里，这城市塞满了咳嗽的空气、抽筋的金属、喧嚣的潮湿、狭路相逢的尴尬、可笑而绝望的公共汽车，以及汽车里易于勃起的热情性器、红色的冲锋的迷宫，难以上青天的疯狂，重庆的本质就是赤裸!诗歌也赤裸着它那密密麻麻的神经和无比尖锐的触觉。诗歌之针一刻不停，刺穿灰雾紧锁的窗户，直刺进我们的居室、办公室、脸或眼角。学田湾、大田湾、陈家湾、猪市坝、沙坪坝、李子坝、烈士墓、渣滓洞、杨家坪被逼进细窄滚烫的梯坎，在黑铁般陡峭的梯坎边上吐露恐怖壮丽的诗之长舌。夏天，人们彻夜躺在街上犹如一堆白热的钢铁、一团革命的高烧!这城市以夏天的快节奏和高速度飞着圈圈，它的永不衰老令人震惊，它自身的效率就不是中国，它是里昂或芝加哥的贫穷的小兄弟。道路在疯跑，干燥的司机在疯跑，老人、孩子、青年在疯跑，树、大楼、墙和空气也在疯跑，夏天、夏天，一万个夏天后又是一万个夏天。这城市与颓废无缘，正剖开胸膛，打开一个璀灿眩目的军火库，谁要就给谁! 兀立于市中心的解放碑是夏天武器的尖端，是霸王硬上弓的精神保垒，是敏感而乐于尖叫的本地诗人颈部充血的肿块，是一个大庭广众之下的川东象征!一个1950年代的诗人在此歌唱，他的生活打倒了；一个1970年代的诗人代替他歌唱，他的生活又打倒了；谁在此歌唱，谁的生活就打倒!(“打倒［ｄàｏ］”，是重庆话，指生活一踏糊涂) 崇山峻岭腰斩了这座城市的鸿篇巨制，将它分割为互不关怀的八块或九块（现在更多，应是几十块，因为重庆已成为直辖市）。传统中国应有的串连品质及人情轻抚与这个城市彻底绝缘，形成了另一种面目全非的中国生活：寂寞的自我囚徒、孤僻的怪人、狂热的抒情志士、胆大妄为的梦想家、甚至希特勒崇拜者。由于缺乏沟通和交流，“创造性”成了年轻人抗拒孤独的“核武器”。口语黑话近似于地下诗歌的接头暗语，被激烈地创造出来，又被激烈地改朝换代，比如：扁挂(指拳师)60年代专门指打架斗殴的高手；操哥(指花花公子)普遍用于60年代和70年代；脏班子(指出丑)从60年代沿用至今；锤子(男性性器)四川经典的日常性感叹口语，长用不衰；干燥(指性格急躁)；牙刷(指一个人一无事处)，洗白或下课(指某人完蛋了，毫无前途了)均用于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黑话”在公开反抗这个城市的同时也潜在地创造了这个城市的诗歌，并为当地诗人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在此仅举三个最鲜明的重庆诗歌的“黑话”特征：那就是炫热，爆发力和生猛的速度 。这三点在李亚伟和我的诗歌中可谓一目了然，俯拾即是。 这城市远郊的秘密幽静的风景曾是我少年时代的安慰，但也留给我一个关乎美丽的错误印象。我从26岁起才真正第一次认清了这座城市，并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座城市的烦躁折磨和残酷打击。我象一个“外国人”停在它发烫的心脏——一号桥、七星岗或解放碑，停在科技情报所，而它对我下达了如下指令：“工作就是破坏!就是作诗!”这座昔日的武斗名城(文革时中国武斗最厉害的城市)，它的肺早已烂掉了，肝也差不多快坏死了，但它红肿的咽喉还在动，还想唱…… 1982年3月，我迎着初春潮湿的阳光走进了贺龙元帅昔日工作过的大楼，现在的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这是我离开广州外语学院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我奔波人生的第一站。在这个科技单位里，在这幢让我困惑、心烦、千篇一律的灰色火柴盒里，我继续着我未竟的诗歌白日梦，继续深入一本狂热、痛苦的诗之书（注意：不是所谓博尔赫斯的《沙之书》）。 川流不息的本地诗人、艺术家、文学浪子、美学冒险家在这个“科技”场所跳来跳去。欢快而烦热的精神铁锤重击着，无所适从的肉体在烟雾缭烧中作摇摇欲坠的挥霍，美学“反动”或美学“颠覆”也尽情在此厮杀、朗诵、哭泣。一个肥胖的中年技术官僚式政治诗人来了，他以沉默对抗我扔掉酒瓶的疯狂；另一位年纪轻轻的“老诗人”(他从70年代至80年代一直满含热泪地写着贺敬之式的抒情诗)一边念着魏尔伦，一边念着《西去列车的窗口》(贺敬之的诗)来了；被蜜色的晚华感动着的“我的夏天”的年轻诗歌盲流也来了，他的拿手好戏是痛哭、下跪、悔过；还有一只过早衰老的“燕子”，他弓着腰、打着呵欠，动辄就挥舞那并不存在的“希腊式钢叉”；身材伟岸、说话尖声尖气地林语堂爱好者来了，他红着脸、细心地研究舒适的坐姿。此外，还有如下来人：别林斯基迷、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迷；摹仿华国锋说话声音的“中国娃娃”画家，一个只关心“冬水田”的诗人；绝不疲倦的“马达”吴世平，他认识全国成千上万的人，但却永远认识不了自己，他一边拖着一个公安局干部的高大儿子，一边对我声称：“介绍一下，这位是生命的朋友。”上述这些人就这样坚强地毫不动摇地一次又一次向我走来，向我这位重庆诗人的孤独心脏猛刺过来。其中还有一个面貌动荡不宁的感觉主义者、一个以说话为职业的人、一个自诩能看透人心的自学者，须在此特别指出，他叫马星临，当时他正以他的“艺术高龄”和人际老练成为我们的临时中心，他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个虚幻的中心并被吴世平确定为“中国歌德”或“中国托尔斯泰”，其实他应是中国“巴乌斯托夫斯基”（有关此点后面还要谈及）。 接踵而来的8月，一个深夜，我和彭逸林睡在我的办公室里，空调器彻夜开着，轰隆作响，繁衍辽阔的热浪被排除室外，人与物的高烧已退去，我们暂时逃脱这“热”的冲击，享受着人造的凉爽。房间里突然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我神经质地一跃而起，来历不明的“震颤”诗行在彭逸林的注视下倾泄而出；成群的意念在热昏中闪点突进，老布勒东的韵律开始驾轻就熟：? 即将迫近的火车、乌云和浪潮 重庆在8月的高热下震颤着，而我却从这首诗的神经中猛烈地解脱了出来（因为诗已经写成，“震颤”随之变为过去）。 仍然在8月昏暗酷热的灯光下，我在重庆兵站欧阳江河家中第一次见到他，彭逸林刚作完介绍，欧阳江河就滔滔朗诵起杨炼的诗歌，他高昂着头，走来走去，激动得象一个“黑色普希金”。从此，我一想到他，就想到茨维塔耶娃说过的一句话：“古往今来的诗人哪一个不是黑人”(黑人在此的意思是指地下诗人) 。 10月的重庆，天空黯然，压得很低，酷热已随风而去，我仿佛有重返童年重庆之感，(1982年10月好象1962年10月)一种短暂的流逝的美在返回一个陈旧的秋天——不是中国古代的秋天——而是有点奇怪洋味的俄罗斯的黑色秋天。冬天就要敲响重庆潮湿、阴冷的额头了。随着秋天最后一道圆舞曲或冬天最初的序曲，巴乌斯托夫斯基旋风席卷了重庆。 在马星临（一个60年代的抒情诗人，也是一个萨特笔下注定被人遗忘的自学者或朱学勤称之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带领下，仅仅一个早晨，重庆诗人们就去书店每人买下一本《金蔷薇》。马星临一边朗诵着他那感伤并铺满炭渣的“大竹林”（他70年代写下的诗），一边朗诵着他心爱的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而他的口头禅（几乎每一次主讲文学感受时都挂在嘴边）就是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那句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的确这种艺术的欢乐在当时是那么秘密，那么具有对抗性的个人姿态，而这姿态又那么迫切地期待升华和移置，因此只能是比冰和铁更加刺人心肠。这句诗几乎成了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诗人们的接头暗语，它不仅更多地代表了当时个体生命的感受性，它也是这一特定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的相互集中的精神之表达。同时，它还在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主义情怀下成为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丰富象征。这象征混合着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尤其引人注目。 后来我读到多多的一篇著名文章，《1972—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他谈到1970年初冬是一个令北京青年难忘的早春。一些内部出版的图书，也称“灰皮书”或“黄皮书”（指当时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翻译著作）在北京青年中流传，其中有萨特的《厌恶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等，完全可以相信，其中必有波德莱尔的诗歌。这一点我后来在陈敬容那里得到了证实。我还记得1984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去拜访陈敬容时的情形，当她拿出令我心跳的她于60年代所译的波德莱尔一组诗歌给我看时，我读到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的这句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这些诗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当时好像不叫《世界文学》，而叫《译丛》或《译文》），她还对我说，这组译诗对朦胧诗有过影响，北岛以前也读过。有关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诗歌对朦胧诗的影响，张枣在前不久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过：“朦胧诗那一代中有一些人认为陈敬容翻译波德莱尔翻译得很好，但我很少听诗人赞美梁宗岱的译本，梁宗岱曾经说要在法语诗歌中恢复宋词的感觉，但那种译法不一定直接刺激了诗人。实际上陈敬容的翻译中有很多错误，而且她也是革命语体的始作俑者之一，用革命语体翻译过来的诗歌都非常具有可朗读性，北岛他们的诗歌就是朗读性非常强。”张枣这段话可谓说到了要害上。的确，不同的翻译语体对创作会有不同的影响。有一句老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换言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翻译，犹如王了一曾用文言文译《恶之花》一样，梁宗岱曾以宋词感觉译波德莱尔，卞之琳似乎对梁这种典雅的翻译文体也不甚满意，他曾说：“我对瓦雷里这首早期诗作（按：指瓦雷里的《水仙辞》）的内容和梁译太多的文言词藻 （虽然远非李金发往往文白都欠通的语言所可企及）也并不倾倒……”而陈敬容用“革命语体”翻译波德莱尔，我以为与当时的中国语境极为吻合，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须知波德莱尔诗歌中的革命性与中国的革命性颇有某种微妙的相通之处。据我所知，陈的翻译不仅直接启发了朦胧诗的写作，也启发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地下诗歌写作。看来翻译文本的影响力是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当时这些外国文学的翻译文本为北岛等早期朦胧诗人提供了最早的写作养料。在一篇访谈中，北岛也提到，这些翻译作品“创造了一种游离于官方话语的独特文体，即'翻译文体’，六十年代末地下文学的诞生正是以这种文体为基础的，我们早期的作品有其深刻的痕迹……”这一痕迹不仅在北京诗歌圈中盛行，在上海同样盛行。陈建华在一篇回忆文章《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此文是为纪念朱育琳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所作，发表于《今天》1993年第3期）中也有过详细记述。朱育琳是当时上海地下诗歌沙龙中的精神领袖，他精熟法语和法国文学，陈建华也属这个沙龙的一员，其中还有钱玉林、王定国等人。陈建华认为朱育琳是一个天才的译家，他把波德莱尔译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把译波氏认真地当作一种事业，他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但他留下的八首波德莱尔译诗却成了陈建华手中一笔小小的文化遗产。据陈建华回忆：“一次谈到波德莱尔，他问：'艺术是什么？’看到我们都愣了，他神秘兮兮地说：'艺术是鸦片’。并引用波德莱尔的诗句，认为艺术应当给人带来'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接着陈建华还谈到一次私下朗诵会：“最难忘的是1967年秋天在长风公园的聚会，老朱、玉林、定国和圣宝都在。我们划船找到一片草地，似乎真的是一片世外桃园。大家围坐着，由定国朗诵老朱带来的译作——波德莱尔的《天鹅》。这朗诵使我们感动，且显得庄严。我们称赞波德莱尔，也赞美老朱的文笔。” 一个下午马星临流着泪对我们朗读巴乌斯托夫斯基《雨蒙蒙的黎明》：（下面这一大段有必要全引，他是马星临“美”的核心，这核心呼应着“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 …… 桌上真的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库兹明站起来，弯下身子俯在书上，一面听着门边那急促的低语和衣服的蟋蟀声，一面默默地念起早已忘却的句子： 不可能之中的可能， 库兹明抬起头四处打量。低矮的温暖的房间又引起了他想在这小城留下来的愿望。 这类房间给人一种特别淳朴而舒适的感觉，即如那悬垂的在餐桌上的灯盏，没有光泽的白色灯罩，一幅画，画着生病的女孩、床前有一只狗，画上面挂着几只鹿角，一切都这样古色古香，早就不合时尚了，但它使人进来就想微笑。 四周的一切，连那浅绛贝壳做的烟灰碟，都说明了那种和平的、久居的生活，于是库兹明又想了起来：假如留在这里该有多好啊，留下来，象这所老屋的住户一样地生活下去——不慌不忙，该劳动时劳动，该休息时休息，冬去春来，雨天一过又是晴天。 …… 旁边，是那本打开的书——勃洛克的“道路轻轻飘向远方。”钢琴上有一顶小巧的黑色女帽，一本用蓝色长毛绒作封面的贴像簿。帽子完全不是老式的，非常时兴。还有一只小手表，配着镍表带，随便扔在桌上。小表悄不出声地走着，正指着一点半。还有那种总是带着点儿沉郁，在这样的深夜格外显得沉郁的香水气味。 一扇窗子开着。窗外，隔着几盆秋海棠，有一丛带雨的紫丁香闪耀着窗口投下的微光。微弱的雨丝在黑暗中切切私语。铁溜檐里，沉重的雨滴在急促地敲打。 库兹明倾听着雨滴的敲击。正是在这时候，在夜间，在陌生人的家里，在这个几分钟后他就要离开而且永远不再来的地方，一种时光一逝不复返的思绪——从古至今折磨着人们的思绪——来到了他的脑中。 “我这样想，怕是老了吧?”库兹明想，把脸转过来。 房间门口站着一位年轻妇人，穿的是黑色的连衣裙。…… 马星临反复读着这一段，对我们侃侃而谈，让我们一次再一次体会生活中不易觉察的美，即使这美是常见而易逝的：奔波的旅人，书中的库兹明在一个深夜走进一位素不相识的妇女的家里，他那种神秘莫测的激动、突然的惆怅、和平的温暖和即将成为往事的会面，这一切仿佛就是生活中难于启齿的悄悄流逝的爱情。他情不自禁地对我们费力而执著地倾注着，恨不得一个下午就把他一生的全部艺术心血——一个有血有肉的巴乌斯托夫斯基注入我们的心田。这其中当然有着他那个时代特有的性压抑的敏感联想，一种以私人情感发力的对抗美学激情或杰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的升华。随着这中苏互文的热忱联想，马星临颤抖起来，轻轻重复道：“道路轻轻飘向远方”（勃洛克），虽然，“最索然无味的俄国大诗人就是勃洛克”（布罗茨基），但他却深深地陶醉于这轻飘的远方。我一贯激烈流动的血液似乎在他的催眠下开始慢了下来，我天生快速的诗行也受到他那“轻飘飘”的缓冲。他“衰老的”独白已接近黄昏，突然，他做了一个相当夸张的手势，长长的手指猛地将长发向后一梳，当众站立，一只细手高举起来：“俄罗斯、俄罗斯……”然后又用他已出汗的神经质手指轻轻触动我的膝盖（已示提醒）。马星临变着戏法达到了他的目的——抒情或刺人心肠的目的，而不是本来“雨蒙蒙的黎明”的目的。他当时的年龄正直逼50岁，他的周围是一些20多岁的青年。 不久，我避开马星临阅读着巴乌斯托夫斯基，注意到他那不连贯的散文中流露出二流蒲宁式的抒情风采（关于巴乌托夫斯基对蒲宁的模仿，我多年后在柏林还问过一位俄罗斯文学教授，他是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斯塔姆专家，他与我的理解一样，既然有了蒲宁，巴乌托夫斯基就失去意义了）。他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家，一个从不疲倦地把女人理想化的作家，一个对大自然充满兴趣和对人怀有好奇心的作家。按照他的看法，哪里有女人的爱，有对儿童的关心，有对美的崇拜和对青春的忠诚；哪里的善行、人性和团结气氛被认为具有最高的价值，新社会就会在哪里出现，他追随普利什文的“大自然的理想化”，并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中断言：“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样的草生在林间空地和沼地里，不知道天狼星从哪儿升起；不知道白桦树叶和白杨树叶的区别，不知道蓝帽鸟是否在冬天迁徙；不知道黑麦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样的风带来雨，什么时候发生干旱，他是写不出书来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日出前的风或十月露天里漫长的夜，他是写不出书来的。” 他这些浪漫主义观点贯穿一生，明显地吸引了众多读者。他的书在前苏联销售量创下了高纪录，他的新书一出版，人们象过节一样争相购买、欢呼雀跃。而且他对50年代的苏联年轻作家影响很大，并对中国50年代以来的青年也产生过极大影响，他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现在并不年轻的终身追随者。譬如当年重庆野草画会创始人之一张奇开，有一次就对我说：“现在已是21世纪了，但马星临仍然始终认为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文学感受力绝对是顶尖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 《金蔷薇》是一本很有趣的文学ABC一类的书，一本浪漫主义的优秀普及教材，作者在其中阐述了他对小说艺术的看法。而这本书在马临星不遗余力的渲染下却成了我及许多重庆年轻诗人们的艺术圣经。可惜两个月后，这本艺术简易读物就被蒲宁彻底替换了，就象我和彭逸林及其他诗人一样，两个月后我们也彻底抛弃了马星临。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却在《金蔷薇》的“变形记”中被我们铭记，一个时代（60年代及70年代）最终被浓缩在这句诗中。 1983年10月我买到第一本蒲宁的短篇小说集，那一年我应该是幸福的。我渐渐发现巴乌斯托夫斯基，包括马星临推崇备至的《雨蒙蒙的黎明》全都是蒲宁的翻版。 马星临的短暂出现搅乱了我的艺术判断力，阅读的阶段性错觉延误了我对真正艺术品的认识。但马星临(他有时使我想起萨特笔下那位古怪的自学者)也带给我一个非同小可的好处：我第一次开始警觉传统的重要性。从毛泽东时代出发，从俄罗斯出发，我开始“逆流而上”，正本清源。直到1993年9月的一天，我在成都王建墓茶园与付维闲谈时才重新认识到“古老的”契可夫是真正无与伦比的，从总体上说蒲宁遗憾地在他之下，更何况巴乌斯托夫斯基了。 时代为马星临打下了顽强的50年代的烙印，一本书在他决定性的年龄决定了他的一生——他如梦的永恒的“金蔷薇”的一生。现代主义的“毒素”只是为了他爱说话的口胡乱准备的，俄罗斯或“金蔷薇”才为他的心而沉醉。这使我想起1985年10月一件令人感动的往事：10月30日是美国诗人庞德的生日，由张枣发起的庞德纪念会在重庆两路口、重庆图书馆二楼举行。一位艳丽的摩登女学生正在潦草地翻阅一本巴乌斯托夫基小说选集，她告诉我是马星临推荐给她看的，尤其要让她看《雨蒙蒙的黎明》这一篇，她一边随意地说着，一边把一张男明星的照片夹在书中，她血红的小唇叽叽喳喳，一会儿对我说话，一会儿对我一个肥胖的朋友，希特勒崇拜者大声嚷嚷。她翘起二郎腿不停地打着点子，似乎在当众告诉大家，她在读一本高深莫测的书或不屑于这本高深莫测的书。书已经翻得很旧了，无辜的巴乌斯托斯基不知在多少少女懒散的小手中传来传去。马星临的心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疼痛、紧缩和无助，但他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终生不渝的热爱和传播(尤其对少女的传播)的确令人深为感动、肃然起敬。80年代的西风压倒了俄罗斯的东风，公司报表代替了“金蔷薇”的抒情散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坚硬地塞进了浪漫主义的生活。虽然诗人是不会退休的，金钱更不会退休，金钱的自由颂高于俄罗斯的夜莺颂，梦中的“白夜”被逼得只好与公司的发票厮杀一番，马星临在80年代中、后期，在他黑暗年龄的尾声也创办了只属于“青春”的公司。而在我与“马星临”交往的那个阶段，我游出了曾令我心醉神迷的现代派的海洋，我感到一个人的思想只停留在当代，停留在新的、时髦的书中，对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有欠缺的，会使人患贫血症，只有和过去的事、历史的以及原始的事维持联系才可能存在真正的精神生活。于是我在最初的“先锋”文学满足之后，又游回到了昨日的传统（注意：这里的传统不是指中国古典传统，这一点对于马星临那一代老人来说是完全无知的，但他们那代人有他们那代人特有的传统，即俄罗斯文学与中国底层或地下生活的一种复杂而奇怪的混合之传统）。这是“马星临”馈赠于我的苦口婆心的良药，这些“药”在我身上也还起了一点小作用。 我的诗风发生了改变，有意偏向那个“复杂而奇怪的混合之传统”，潜在地想获得更多的普通读者，暗中向50年代的马星临或“金蔷薇”屈服。的确，我第一次稍有一点为了讨好读者而放慢了或停止了我曾经大胆而锐利的诗风。 不久，我甚至写下《纪念一朵死去的小花》这样的诗，简直象马星临的“纤纤的金足”。这个时期我还写了大量这一类不忍卒读的矫揉造作的“伪诗”，这是我个人诗歌写作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一小段时间。那“小花”，似是而非的小花，从来不属于我生活经验的范畴；那“小花”，并不存在的小花，是传说中、书本中早已约定的、用滥了的典型经验，是传统西方抒情诗固有的以柔克刚的爱情标签。《纪念一朵死去的小花》是提供给现代主义诗人们作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这首诗后来的确受到了批判，这是它应得的下场。而我的现代性却在某些诗人眼里打了折扣，被戴上一顶抒情诗人(这里的抒情诗人有浪漫主义的嫌疑)的帽子，这是我同马星临相交两个月所付出的高代价，是我生活中一个让人尴尬的插曲。 但《抒情诗一首》无疑包含了我当时生活和心情的真实写照。在我学习那个“中苏混合传统”的同时，依然保留了我一贯的现代核心。那时，我有一种一切都已结束，一切都不可挽回，一切都是烟云的诚恳的痛楚。我有感而发，绝非无病呻吟： …… 张枣曾在春风吹拂的歌乐山反复吟咏这一行：“我幻想过深夜浪涛的拍岸之音”，陷入久久的幻美和沉思。黄彦、老木背诵这首诗，享受着这首诗带给他们的温暖和幸福的力量。是的，这首诗抑制了我的极端性，扩大了我的读者群，这其中也有马星临和“金蔷薇”的暗助，但它的本质是属于我的，而不属于那个“复杂而奇怪的传统”。在这首诗沉郁悲凉的旋律里，孤独的冬夜预示了来年春天的不幸。我的无所作为而又满怀热情岁月流逝了，我曾经高不可及，傲岸独立的思想已化为“无名的雪花轻轻地下吧，轻轻地低述你寂寞的话语。”我的生活即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改变的音乐已经响起： 今夜我知道有一种幻想是无法变换的 科技情报所带给我生活、文学双重焦虑，统一的办公室令我头昏、失神、烦躁，我一刻也不能适应这个环境。《科学》杂志、读报、喝茶、呵欠与聊天、同一格局与同一颜色的桌、椅、门、窗，准时的上下班制度、工间休息时千篇一律的羽毛球或买菜、随时可见的甩手疗法法、“延年益寿”的气功或太极拳、集体食堂统一的饭菜、集体宿舍大小统一的房间、整齐的床，个人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混为一谈，个人的时间和空间被一个庞大而无形的组织掌握、管理，写诗成了道德问题，“你居然喜欢《恶之花》。”一位曾留学过美国的老模范科技工作者对我露出惊惧的表情。 终于我在1983年10月永远离开了这个单位。就在这一年盛夏的一个夜晚，一场偶然的大火，真象“震颤”之火，把科技情报所这幢灰色办公室烧为灰烬。那一夜我亲眼目睹了照亮天空的壮丽大火，并没有象所里其他人那样端着一小盆水去奋力抢救。机关之“美”终于毁灭。 在我动身去北碚西南农业大学教书前一周的一个阴雨天，我专程到四川外语学院见我的朋友，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当时在川外日语系读研究生的武继平(他后来成了著名的日本文学专家、日本现代诗歌翻译家、日文教授)，他那时正在翻译我的《震颤》。他告诉我，黄瀛教授，他的导师很赞赏我写的《震颤》，特别惊叹其中一句“明年冬夜用手枪杀死一只野兽”。我觉得很奇怪，一个80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诗，这样的句子。“黄老师年轻时在日本用日语写诗曾轰动日本诗坛。他是日本大诗人白原北秋、草野心平、川端康成的朋友，他整个人就是日本文坛的一员，对有关日本文坛当年的内幕、秘闻、诗人的怪癖、隐私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他还在上海见过鲁迅，送给鲁迅两条三五牌香烟，并亲聆过鲁迅的教导。”听完武继平的介绍，我才豁然明白。仍然在武继平的介绍下，在这天中午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枣，这位刚从长沙考来川外的英语系研究生。他从他零乱的枕边或“多年布衾冷似铁”（杜甫）的被窝里掏出几页诗稿念给我听，听着听着我心里吃了一惊：“这人怎么写得与我有些相象。”我现在已无法记得他当时对我念的是些什么诗了，而他的稿纸有几页又找不到了，潦潦草草就结束了朗诵。我很矜持地赞扬了几句，但对于他和我的诗风接近这一点，我还不太情愿立即承认。他的出现，我感到太突然了，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得迅速离开。”我的内心在催迫。这次见面不到1小时，我就走了。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匆忙的最初印象：梦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闪烁着惊恐、警觉和极其强烈的敏感，复杂的眼神流露难以形容的复杂(它包含的不只是惊恐、警觉和敏感，似乎有一股近乎璀灿的疯狂)；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诗人才具有的——自信、雄浑、有力、傲慢而优雅，但当时他太年轻了，这一特点才初显端倪，他不能象日后那样自如地运用这一魅力。 我很快地把张枣的情况告诉了彭逸林，要他对这位年轻诗人给予注意。但我们三人一起第一次碰面(也是我和张枣第二次见面)一直推迟到第二年四月。在这期间我处理了一些纯粹个人琐事：调动、适应、安顿以及无聊。 1984年4月我和张枣正式结下难忘的诗歌友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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