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吾祖吾亲】堂姐碧群

新用户20563a3r 2022-10-12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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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姐碧群

文|覃炜明

当时堂姐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话已经不多，什么事情也已经帮不上手，但是我看得出，堂姐此时心里的高兴，被一层不容易被人发现的迷茫和孤独混合着。大概是因为她此时的百感交集，已经没有谁可以听她倾诉了。

堂姐碧群也是我母亲的知己。

父亲排行第九，五伯是父亲的亲哥哥，我知道的父亲的兄弟，除了五伯就是十叔了。还有堂伯父和父亲同派（建），相信五伯也有一个“建”字。因为祖父祖母死得早，父亲十二岁就离乡，到一个叫“下乡”的地方帮人家看牛，十叔则被卖到了戎圩一冯姓人家，而五伯也因为好赌，把家里的一点田地卖光了，还打五伯母，堂姐就是在襁褓中被伯母带着改嫁他乡的。

大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堂姐带我到西江边的一个小镇，看过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就是堂姐的母亲，也就是我的伯母。老人那天见到我们兄弟，泪水淋漓，她一口一声：“侄子，我对不起你们！”拉着我们兄弟，说当年我的伯父怎么样在赌输了钱以后，把她踢倒在门槛下，“我是带着你姐，哭着离开村里的。”那时候，听伯母的话，感到那么遥远的事情，伯母仍然提起来还泪水淋漓，我们有些茫然。

堂姐后来是怎么和家里联系上的？我不知道！听母亲说，堂姐先嫁了一户李姓人家，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姐夫病故，堂姐改嫁西江边上一个小岛的邓姓人家，我见过这个姐夫，还在那里住过两星期左右。

记忆中的堂姐和母亲是很好的朋友。有一年堂姐来探亲，带来了两个外甥，他们比我大十多岁，过村子的独木桥的时候，他们可以走着过去，我只能够爬着过去。但是堂姐和母亲的年龄应该差不多。晚上她们睡在一张床上，我隐隐听到堂姐的声音：“九婶，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很多人说，个新抱（媳妇）天天跑那么一个河滩挑水，怎么过下一世啊！”我隐约明白，她们在说我母亲先前的不幸婚姻。因为堂姐生活的地方和母亲原来生活的小镇是一江之隔，他们原来就对对方的情况有些了解。难怪她们聊起天来，经常就是通宵达旦。

小时候最高兴两件事，见到堂姐和见到外婆。

在所有的亲戚中，堂姐和母亲可以说是亲戚加知音。因为这个缘故，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堂姐来探亲。堂姐每次来，都会抱着我很亲切地叫我的小名，帮我洗澡。而母亲也告诉我，爸爸一九六〇年故世时候，有人劝我母亲改嫁，是堂姐哭着要我母亲无论如何要“骑马带鞍”（即带上我们兄弟）。妈妈最后和我们兄弟不离不弃，堂姐的话是起了作用的。因为我听到堂姐经常和母亲说，每次来探亲，到一个叫“旱瑭”的地方，想起我们兄弟，想起九婶（我母亲），就会泪水淋漓。而七十年代因为粮食不够吃，家里也曾经到几十里外的堂姐那里借谷子。

大约是一九七二年，我和哥哥初中毕业了，都不能够升学。堂姐来探亲的时候，提议母亲让我们兄弟跟堂姐回去住住。我们兄弟和堂姐走了三十几里路，然后到一个小镇上，坐上了堂姐生产队过来赶圩的小舢板，到堂姐生活的小岛上去。记得在舢板上，堂姐向同舟的人介绍，说我们是她的弟弟。舟上的人不相信：“是你的侄子吧？年纪这么小？”堂姐说：“真是我弟弟，我九叔结婚晚，晚年得子！”堂姐这时候的脸上有些自豪。

堂姐生活在内河一个不过一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岛。这里有很高的竹林，有不少沙田柚，经常有大船鸣着汽笛从河里驶过，笛声穿过竹林，又消失在另一边的江面上。那是我第一次在江边生活，自然对这里一切都感到新鲜，所以每天都从岛的这一头跑到另一头，看船，看船浪冲洗在沙滩上。

堂姐的房子和我们乡下的房子不一样。她住的是生产队的房子，一排过有七八间。都是砖房，有楼，估计洪水来了，人就跑到楼上。姐夫（一个没有生育的本地人）说，这个岛有一个很好的名字——托洲。说是原来洲下有一对宝鸭，每年洪水来临，宝鸭就把洲托起来，以前洪水是不会漫过这个小岛的，所以叫“托洲”。姐夫说，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把托洲下边的宝鸭偷走了，之后，西江洪水就经常漫过洲面。因为这样，岛上不能够种谷子之类，只能够种沙田柚之类水果和红薯，种田要坐舢板到对岸一个叫“出米寺”的地方去。姐夫还说了这个“出米寺”的故事，和母亲说的当地流行的罗隐的故事一样。说是当地有一叫罗隐的神童，小时候已经显示了非凡的本事。一天他邻家一万姓人家里养的一只鹅被人偷了，万姓人怀疑是罗隐偷了，罗隐的母亲听了非常生气，说儿子大了一定要杀死万家人。神仙听到罗隐的母亲这样说，想：“罗隐大了要杀一万家的人？这还得了吗？”就下凡要废除罗隐的本事。童年的罗隐，把一双牙齿死死咬住，神仙把罗隐的所有功力都废了，唯独一双牙齿没有换掉。后来罗隐就靠这说话特别灵的牙齿谋生。

话说当时这里有一个寺庙，寺庙的一个洞口，经常自动流出谷米，罗隐每天听到庙里打钟，就回到庙里吃饭。一年一年过去，一天，一个和尚对罗隐听到打钟就来吃饭十分反感，就故意改变了先打钟后吃饭的习惯，改为吃完了饭再打钟。罗隐听到钟声赶到庙里，饭已经吃光。罗隐大怒，叫一声：“铜秤下海，铜镬上西天！”庙里的“出米洞”从此再也捣不出米来。

姐夫除了给我们讲罗隐的故事，也很认真安排我们兄弟的伙食。他自己划舢板到圩上买来两大只猪头皮，回来焖好，我们可以吃很多餐。在那个物质特别缺乏的年代，能够餐餐吃上猪头肉，对我们兄弟来说，已经是美味菜谱了。

当年到藤县看望我的外甥，当兵回来的外甥已经是县革委会车队的队长。

大约在托洲住了十天，堂姐就带我们去看她的母亲，之后我们又到一个县城，看已经从部队转业回来地方车队的外甥。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外甥已经在筹办婚事了。“女方在邮电局！”姐夫说这些时候很自豪。

一九七五年，母亲病故，知道消息以后，那年冬天堂姐再来探亲，我已经看不到她脸上的微笑。她默默地帮弟弟准备洗凉的热水。大约住了几天，堂姐就回去了。之后，因为外甥结婚，堂姐到县城带外甥的孩子了，我也因为到外地做民工，后来读书，也很少见到堂姐了。就是堂姐偶然再来探亲，也没有谁再和她通宵达旦的说话了······

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在一家学校教书，有一天堂姐突然来到我的学校，和我一打招呼就泪水横流。堂姐告诉我，大外甥得病“不在了！”，我如雷劈顶……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知道堂姐和我妈之所以特别聊得来，和她们都有相同的身世经历有关。两个外甥是堂姐能够经历生活变故以后仍然坚强活下去的依托，现在正在盛年的外甥竟然英年早逝，白头人送黑发人之痛，放在堂姐这个有着特别的生活经历的人的心上，是不能够用任何言语形容的啊！

白发人送黑发人，让堂姐后半生经常流露一脸的苍凉。

这一次堂姐来家里，已经是很少说话了。眼里流露的是无尽地迷茫。之后，堂姐这样的表情，几乎伴随了她的后半生。

我一九八四年到梧州读书，堂姐也到了梧州，帮我的小外甥（也比我大七八年）带小孩。那时候外甥已经离开了工厂，到外边自己做散工。堂姐随外甥住在北山脚一个非常简易的板房里，我去看堂姐的时候，堂姐叫外甥的孩子叫我“老舅”。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听这样的称呼有些别扭。堂姐说，应该这样叫的，因为我辈分高。

但是堂姐在梧州生活的时间不是很长。因为大外甥的孩子也要人带，大外甥去世以后，外甥媳一直没有改嫁，带着一对儿女，外甥媳对堂姐也亲如母亲。所以堂姐的大多时间是在县城。九十年代，堂姐带着几个外甥孙来我家看我，我知道堂姐的心愿，希望亲戚之间，能够认识，经常来往。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来往已经越来越少了。我因为谋生的缘故，离乡背井到了广东，有时候回去也打听堂姐的情况，但是知道她仍然是在县城居住得多，回去又往往是来去匆匆，所以一直没有再见堂姐。

这张照片大约也是我最后见过堂姐的时候照的。

二〇〇〇年，大外甥的儿子结婚，正好我和单位的同事正在梧州，便匆匆到县城喝了喜酒。当时同去的有单位的几位同事，当天晚上大家要赶回广东，喜宴酒席上人也很多，这次见面我几乎没有和堂姐说上一句关于大家近况的话。当时堂姐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话已经不多，什么事情也已经帮不上手，但是我看得出，堂姐此时心里的高兴，被一层不容易被人发现的迷茫和孤独混合着。大概是因为她此时的百感交集，已经没有谁可以听她倾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