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三书随扎 《大学》

（一）

朱子曰：“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故为学要先识其外面规模如此之大，而内用工夫以实之。”今按：程朱表章四书，其义在此。如《大学》一篇，明明德亲民以止于至善，此即其规模之大也。然尽在外面。至于舍此而仅求独善其身，则本末内外先后大小之辨，便已失之。近人疑程朱理学偏重内，可于此知其非矣。朱子又曰：“吾儒必读书，逐一就事物上穷理。异端之学，一切扫去，空空寂寂，然乃谓事已了。若将些子事付之，便都没奈何。”则谓程朱内究心性，看轻外面事物实用处，必误无疑。若以当前中西学术相比，则可谓西学重外，中学重内。中学内究心性，而西学不之及。此又所从言之各异，当加明辨。

（二）

朱子曰：“虚灵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于中，无少欠阙，便是性。禅家则但以虚灵不昧者为性，而无具众理以下之事。”今按：中国传统文化可称为人本文化，以其一切以人为本。人间众事，是非得失，不衡量以人心，则何由而判。故曰，虚灵不昧，此理具足。万物各有理，岂能具足于人心。西方科学家各就物处求理，尽可与人无关。如生物学研究一切生物之理，钻寻无微不至，然与人生之理，则有相距甚远、渺不相关者。人生当何去何从，生物学家转置一旁，不加理会。亦可谓有得于物性，却无得于人性，此与禅家有何不同。

朱子曰：“人只一心为本，存得此心，于事物方知有脉络贯通处。”今按：人生以己之一心为本，此语无可怀疑。人心与外面事物之脉络相通处，中国人即谓之理。若略去人心，必从客观来外求物理，则原子弹可以多杀人，亦是物理。但人理中决不许其如此。今日西方文明多从物理来，但不求人理。原子弹发明，特其后起之一项而已。其他机械，有害人理者，多可类推。兹不详论。

（三）

朱子曰：“悚然一念，自觉其非，便是明之之端。”今按：可见《大学》言明明德，乃指明人道，非是明物理。

又曰：“明德统言在己之德，本无瑕垢。至善指言理之极致，随事而在。”又曰：“善字轻，至字重。”今按：科学发明亦可谓是人之明德，亦未尝不有善。但不得谓其皆是至善。今日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皆赖科学发明，其事岂尽属至善乎？中国人非反科学，但科学亦须止于至善始得耳。

（四）

朱子曰：“静是就心上言，安是就身上言。静安颇相似，安盖深于静也。”今按：是心静了，还求能身安，则身之安更进于心之静。何得谓宋儒重言心，轻言身。理学家语语必归落到实际人生上，亦岂空作哲理高论，便算能事已尽。

又曰：“公但能守得块然黑底虚静，不曾守得那白底虚静，须将那黑底打成个白底，使其中东西南北玲珑透彻，虚明显敞，如此方是虚静。若但守得黑底虚静何用。”今按：朱子此处分别黑的虚静与白的虚静，可谓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道家好言虚静，庄子书中并屡引颜渊为说。周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颜子之学，先有外面一套规模。庄老道家亦不得谓其非有外面一套规模，则其言虚静亦应是白底非黑底。孔门四子言志，孔子有吾与点也之叹。亦因三子志于外，而曾点则有一番虚静之意。但曾点心中决不能如颜子般白。宋明儒中亦多重视与点一叹者，不先存黑白之辨，则终有病。西方人绝少言虚静，此亦中西文化一相异。

又曰：“定静安，是未有事时胸次洒然。虑是正与事接处对同勘合也。”今按：西方人只注意与事接处，事后乃觅一段休闲娱乐时间。然仍与事接，特转换一对象耳。不似中国人要一胸次洒然时。

又曰：“定静安虑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节目。定静安三字须分节次，其实知止后皆容易进。能虑能得最是难进处。多是至安处住了。能虑去能得地位虽甚近，然只是难进。挽弓到临满时，分外难开。”今按：近人好言进步，实是要先知止，始能进。否则今日进了，若见为昨日之未进，即是退。明日进了，又见为今日之未进，仍是退。岂不永求未来之进步即见为以往之退步，进退漫无标准而永无止境乎。又功效与工夫不同。朱子又说：“工夫全在知止，能字盖滔滔而去，自然如此者。”又说：“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今按：此处却是中国文化传统义利一大辨所在。所谓事理，乃指其事该如此。所谓得，乃指此事达到该如此地位，亦即所谓义。非是其事要达到我所欲的地位，此则为利。为父当知止于慈，为子当知止于孝。知一止处，自能定，能静，能安，能虑，而后能得。所得仍是此慈孝止处。而对如何慈如何孝的功效次第，则逐步有进了。此与近代西方科学进步的观念大不同。

（五）

朱子曰：“譬如百寻之木，根本枝叶，生意无不在焉。但知所先后则近道耳。岂曰专用其本而直弃其末哉。”今按：今日号称为知识爆破时代。朱子则曰：“天下无一物非吾度内者，亦无一事非吾之所当为。”则知识爆破，亦非一害。但恨无人知其本末，审所先后，人各专家，惟我为是，则大病丛生矣。中国人言体统，能成体，斯有统。随时随地，各为所利，寻求知识，斯已失其大本，无体统可言，此则其病也。

又曰：“瑟僴赫喧，若有主于中，而不能发于外，不是至善。务饰于外，而无主于中，亦不是至善。”程明道言：“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今按：道家每多重内轻外。墨家兼爱，则饰于外，无主于中。明道之内外两忘，非主无内外，乃主不偏执一端以相争。如西方人，则专务外而忘内。

（六）

朱子曰：“理不是在面前别为一物，即在吾心。人须是体察得此物诚实在我，方可。譬如修养家所谓铅汞龙虎，皆是我身内之物，非在外也。”今按：此说非忘内外，乃是合内外。心与理一即如此。然亦非谓心即理。

问：“物之无情者，亦有理否？”朱子曰：“如舟只可行之水，车只可行之于陆。天不曾生个笔，人把兔毫来做笔。才有笔，便有理。”今按：此处说有理不必兼有情，舟车与笔皆人做出。许多理不尽自天生，尽有由人做出。西方科学发明了许多物，即是发明了许多理。今人争，有了飞机才始有飞机之理。抑是先有了飞机之理，始有飞机。如朱子此条，是主有了飞机，始有飞机之理的。但须因于其他理，才发明出飞机之理来。不能违逆了其他理，来发明出飞机之理。则仍是理在先，物在后。天在先，人在后。近代科学家乃欲凭发明来反抗自然，征服自然，此恐与朱子此条义不同。而亦引生出种种意外，如水污染、空气污染之类。此亦自然之表示反抗也。但究竟将来自然征服了人生，抑又人生征服了自然，则有待科学家之继续发明。

又说：“表便是那外面，里便是就自家身上至亲至切，至隐至密，贴骨贴肉处。”今按：此条亦可来说科学发明。如创制出一飞机许多理，他人都知。但有些处，是发明家内心独运，他人知不到。中国古圣先贤发明许多人文至善处，亦如此。如父慈子孝，举世人心莫不皆然。又说：“颜渊说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博我以文，是要四面八方都见得周匝无遗，是之谓表。至于约我以礼，又要逼向身己上来，无一毫之不尽，是之谓里。”今按：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乃大体言人类平等，彼可为我亦可为之意。但人类终有大慈至孝，非人所及者。科学只待专家去做，但亦有能与不能。朱子又说：“粗是那大纲，精是那里面曲折处。”其实科学亦只是外面大纲粗处，故可逐步推进。则科学亦等如博我以文。至要是在里面曲折处。须待人人时时地地去推极到至善处，乃是约我以礼。却无法说进步。如周公之孝，岂能说比舜之孝进步了。闵子骞之孝，又岂能说比周公又进步了。止于至善，是在精处，却不宜言进步。今人谓古人已过时，不及今人，是只知博文，未知约礼。但未细读《论语》，则于博文处仍为有憾。

（七）

朱子曰：“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万变，都只是随其分限应去，都不关自家心事。才系于物，心便为其所动。其所以系于物者有三，或是事未来，自家先有个期待底心。或事已应过去了，又却长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应事之时，意有偏重，便只见那边重。都是为物所系缚。到别事来到面前，应之便差了。圣人之心，莹然虚明，无纤毫形迹，一看事物之来，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随事顺应。此心元不曾有个事。”今按：此条论忿懥好乐忧患恐惧诸情绪诸事，均不可留于心中。心空无物，才能应物得当。又说：“孔子畏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圣人元不动心，处之怡然。”今按：孔子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孟子言四十不动心。此心仍须学来。

朱子又说：“有心于好名，遇着近名底事，便愈好之。有心于为利，遇着近利底事，便贪欲。”今按：这便要看此心之志。故曰志于学，曰志于道。若只要心中无一事无一物，又差了。朱子又说：“此等处须是存养体验，自做得些工夫，当自见之。难以浅识悬断。”今按：中国学问，主要便在自做工夫上，却不宜专在文字上去求。西方科学家脱离不了一间实验室，中国人文之学则以人间世为其实验室，主要实验者，即是吾此心。

又说：“圣人之心周流应变而不穷，只为在内，而外物入不得。及其出而应事接物，又不陷于彼。”今按：孔子曰：“贫而乐，富而好礼。”贫富只是外面事变，只在物一边。遇贫当求心能乐，遇富当求心能好礼，所求都在自己心上。若贫必求富，则求在外面物上，不在自已心上，自己又如何作得主。却先把己心丢了。

又说：“忿懥之类，在心上理会。如亲爱之类，又在事上理会。心上理会者是见于念虑之偏，事上理会者是见于事为之失。”今按：西方人多用心在事上理会，却忽于心上理会。念虑偏了，事为自多失。故西方人亦多忿懥。不于心上理会，故少亲爱。中国人则多知忿懥在心上有差了，但更知亲爱在事上亦有差，此处更当学。

朱子曰：“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可与能，彼此之辞也。”今按：人孰不亲爱其子女，但为父母者不能教，非子女之不可教。人又孰不亲爱其国，但非在下者之不可治，乃为之上者之不能治。明于此，彼此之间则无不可亲之家，无不可爱之国矣。今日国人不亲家，不爱国，而徒生忿懥，是皆不明于彼此之辨耳。孟子只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未说人皆能为尧舜，此亦彼此之辞。

朱子又曰：“能使人兴起者，圣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兴起者，圣人之政事也。”今按：此惟中国人有此观念。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只论下一项，再不及上一项。朱子又曰：“只我能然，而人不能然，则不平矣。”今按：西方人则只在法律前求平等，不在人与人间求平等，此又是双方文化大相差异处。

（八）

朱子曰：“吾儒唤醒此心，欲其照管许多道理。佛氏则空唤醒在此，无所作为。”今按：西方人尽忙在有所作为上。无所作为时，则不见有此心。

又曰：“圣贤说，行笃敬，执事敬。则敬字本不为默然无事时设。”今按：西方人终日忙于事，何以不言敬。此因中国人言行事，皆指在人群中与人相处，对方有人，故须言敬。如孝弟忠信，修齐治平，对方皆有人。西方人如经商，乃为牟利，非为对方。小心细心谨慎即可，不须有敬。如为政，能保持权位即可，亦不须言敬。如治学，如科学，对方尽是物，亦不须有敬。如哲学，乃从客观求真理，超一切人事上，亦不须言敬。只进教堂礼拜，对耶稣上帝须有敬，但亦对神，非对人。程子言：“写字时一心在写字上，非为要字好，只此是敬。”此乃为养此心之敬，非对字之有敬。若在西方，写字时一心在写字上，不为要字好，要写得快，勿写差，说不上敬之一字。

问：“理在气中发现处如何？”朱子曰：“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着。”今按：普通只言理寓气中，此条言气不结聚，理亦无所附着，此义似少注意。万物亦从气之结聚生。气不结聚，物也无法生，哪来有理。心属气，心不结聚，理亦无所附着了。敬只是心气结聚，故能见理。心不结聚，理于何见。家人相处，亦须其心结聚，乃见有家有理。家人心不相结聚，家亦不见，理于何存。朱子此条义，大值发挥。西方社会群奉个人主义，人心不结聚，惟赖法律为之维持。一集团即有一集团之法律，一厂家亦有一厂家之法律，甚至一个家庭一对夫妇亦然。倘无法律，人生便分散成个人的。中国人生则重礼不重法。此又是中西文化一大异。

朱子曰：“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若刘康公所谓天地之中所谓命者，理也，非气也。所谓人受以生，所谓动作威仪之则者性也，非形也。礼运之言，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阴阳之交，鬼神之会者，气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周子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谓真者，理也。所谓精者，气也。所谓则者，性也。所谓物者，形也。上下千有余年之间，言者非一人，记者非一笔，而其说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牵联配合，而强使之齐也。此义理之原，学者不可不察。”今按：此为朱子答黄道夫书。谓其所持气与理之说，千有余年来，言者非一，如合符契。余近曾草为《质的世界与能的世界》一文，大体本朱子义，谓西方人重气重形重器重生之具，而不言理与道与性，故西方重视质世界，轻视能世界。重视具体，而不知抽象。亦可谓西方社会气不结聚。故中国人所言各项道理，在西方社会中亦无可附着。此乃双方思想体统上一大不同。不得谓凡属西方尽是进步，而中国则滞留不前。惟所言多不直引朱子语，读者试加参考。

问：“先有理后有气之说。”朱子曰：“不消如此说。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能无种，而白地生出一物，此皆气也。”今按：如此条，朱子并不坚持理先气后之说。前引余之《质世界与能世界》一文，辨质能，就近代西方发明电子，乃由质转能，明此世界一切万物皆由能来，不由质来，或更贴近。电子亦分阴阳，则理已在其中矣。此等处，或更可证成朱子此条所说。至朱子天地生物莫不有种之说，则西方生物学发明已有一规模，然亦正足证成万物之生各有其理，不能白地生出也。中国古人旧观念，当改从近代西方科学新发明另加阐申者，此则后人之责。不当专凭西方新发明来驳斥中国前人，则所失益远矣。

（九）

朱子曰：“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盖仁有流动发越之意，而其用则慈柔。义有商量从宜之义，而其用则决裂也。”今按：仁义刚柔之辨，古已有之。朱子此条极允惬。《小戴礼》言，东方之人仁，西方之人义。今日中西文化正可以此说之。惟中国人重仁，又重刚，故闻朱子说而喜。西方人重义，亦重刚，则闻扬子云仁柔义刚之说而喜矣。但不了解仁的境界，便觉义即是刚。进而了解到仁的境界，则知义仍还是柔了。故持论者，不贵有先入之见，此则学者所宜注意也。

问：“妙众理而宰万物。”朱子曰：“道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所以谓之妙众理，犹言能运用众理也。运用字有病，故下妙字。宰，宰制也。无所知觉，则不足以宰制万物。”今按：此条有两要义，一言理，须知方出。言运用理，有语病。如马克思在伦敦创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得谓其全无理。抑且彼乃根据当时英国之工厂及劳工制度，而发此理论。果使当时英国人能知觉，能接受，把其当时之工厂劳工制度能加改进，则资本主义不致继长增高。当时英国人所以对马氏理论无知觉，不接受，则实有一甚深道理。因西方人一切重运用，其寻求发现真理，亦为要运用真理。不知真理发现，惟当依循服从，此即中国一顺字。若求运用真理，便有私意存其间，已失却了真理之真。如中国人讲孝弟忠信，此乃人生真理，惟当顺而循之。若求加以运用，便非孝弟忠信之真了。孟子义利之辨即在此。但当时英国人若因马克思言来改革其工厂劳工法则，便会失却了资本主义之运用，于是遂对马氏所言一若毫无所知，毫不接受。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之为病于世界已曝露。若能因此改进，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不再起。但于帝国主义有何运用可言。于是祸因终不能革，转益加深。可见对真理不该存运用意，然后其理始见大用。朱子此条言运用字有语病，语气若甚平浅，而涵义之深，实属大可发挥。至如中国提出此理字，在西方人意识中，乃可若毫无知觉。此诚今日研讨人类文化问题者一大值注意之事件也。

朱子曰：“昔杨龟山问一学者曰，当见孺子入井时，其心怵惕恻隐，何故如此。学者曰，自然如此。龟山曰，安得只说自然了便休。须其知其所自来，则仁不远矣。此语极好。”今按：此条辨自然与所以然。自然指气，所以然则指理。朱子理先于气之说，即由此等处来。道家崇尚自然，却不好追问其所以然。故道家言天，只言其自然。而儒家言天，则必追问其所以然。老子太过崇尚自然了，凡属人文演进，老子意多鄙弃。不知人文演进亦从自然来。如老子言，“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不知原始人类本无所谓六亲之和，亦未有国之建设，六亲与国，已不是自然，早是演进之人文了。实乃是先有了孝慈，乃始有六亲之和。有了忠臣，乃始有国之建立。老子说得颠倒了。今试问人类何以有六亲之和，何以有国之建立，此在自然之中还有一所以然。孔孟高出庄老处，即能在自然之中又追问一所以然，却非不顾自然来空言一道理。惟孔孟所言道理主要是人本位的。西方人则忽视了人本位，只从非人文的自然中来寻求所以然，则又与人文不相干。耶稣从自然中寻出一上帝来，与西方希腊罗马传统不同，但亦与中国儒道观均异。今国人欲崇尚西化，却该从孔孟庄老所言指出其不是处，不该只根据西方人看法来加驳斥。

（十）

朱子曰：“人知鸟喙不可食，断然终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而犹或为之，是特未能真知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缘于道理上只就外面理会，里面却未理会得十分莹净，所以有此一点墨。这不是外面理会不得，只是里面骨子有些见未破。故大学之教，使人即事即物，就外面看教周匝，又须里面理会体验，教十分精切也。”今按：阳明言，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朱子已先言之。但如何去求真知，朱子分外里两面言。阳明太偏从里面了，斯失之。又若撇弃人事，专从外面去求事物之理，则其理易见。若从内面心性外面事物和合求之，则其理难见。故理会这事，须兼人文自然联合理会，使得莹净。苟若弃置外面于不顾，则里面亦不得莹净矣。

又曰：“见道理分晓，便处事不错。此与偶合者，天渊不同。如私欲气禀之累，若这边分明了，那边自然容着他不得。盖观理分明，便胜得他。”今按：此言事物理会得真知，则私欲气禀不为害。与言先求私欲气禀不为害，则事物之理自会知得，两义大不同。切须明辨。

又曰：“大学之道，必以格物致知为先。而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书，无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求造其义理之极。然后因吾日用之间，常行之道，省察践履，笃志力行，而所谓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忠恕之道一以贯之，乃可言耳。盖其所谓孝弟忠恕，虽只是一事，然须见得天下义理表里通透，则此孝弟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死底孝弟忠恕，虽持守终身，不致失坠，亦不免为乡曲之常人，妇女之捡押而已。何足道战。”今按：此为朱子《答曾无疑书》。《论语》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为小学之教言。朱子此书，则言大学之道。陆王之徒，似有误以小学为大学之嫌。然而不以小学建基，狂言空论大学之道，则亦非朱子所许。

又曰：“理之所存，既非一物所能专，所格亦非一端而尽。”今按：近人或以西方科学来比拟朱子格物，读此条自见有差意。西方科学分门别类，由各家分任。朱子格物须一人会通。此其异。

又曰：“讲论文字，应接事物，各各体验，渐渐推广，自然宽阔。”今按：中国传统乃主人本位，故事物重在日常所应接者。而古人著作亦须讨论，故读书亦格物中之一项。此等皆须从自己文化传统着眼。

又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习既多，自当脱然有贯通处。乃是零零碎碎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今按：此条言零零碎碎凑合，却非无体统。其体统所在，即人本位是也。亦可谓之心本位己本位。故曰醒悟，亦即其一己内心之醒悟。西方知识求之外。中国人之人本位心本位己本位，又与西方个人主义大不同。此层须细参。前既说当察物理，不可专在性情上。至此又言，莫若得之于身为尤切。皆是互相发处。后人误解朱子，皆为其不知内外双方之须互相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