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LicorneUnique”关注我们并点亮文末的“在看”，
第一时间获取小鹿最新的推文和资讯 
明朝万历年间，来自教皇国马切拉塔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几经辗转来到澳门，一路北上进京面圣，成为近代中欧交流的先驱。自大航海时代伊始，来自罗马教皇国的耶稣会教士便乘商船出海，以期在遥远的东方将基督教义发扬光大。面对中国这样的古国，利玛窦一行的耶稣会教士以文化为切入口，将西方的精湛工艺、先进机械带入中国宫廷，希望通过上层阶级的接纳，开展一场自上而下的传播。这一范式，后来也被称为“利玛窦规矩“，得以沿袭。 及至清代，西方传教士仍纷至沓来。他们投清朝皇帝之所好，早期的顺治和康熙皇帝急于巩固政权，像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这样精通历法、天文的博学之士备受器重，西方的精密仪器 —尤其是实用的钟表— 也逐渐成为紫禁城内不可或缺之物。 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 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 —— 康熙·《自鸣钟诗》 乾隆则不遗余力地收集各种西洋奇钟异表，并多次下旨广东海关官员以重金购买，并在宫中亲自指挥制作，使钟表的收藏和制作达到了高潮。而这一时期活跃在清宫里的西洋钟表匠人虽鲜有人关注，却是这中西交流网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清宫里的西洋匠 左：郎世宁作《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轴》之“正月观灯” 右：郎世宁（1688—1766）
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以传教士的身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11月获皇帝召见。康熙对于郎世宁的绘画才能十分看重，任其为清宫画师，此后历经三朝。此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一波三折，已不为统治阶级所容，如前代传教士那样与皇帝交流教义的场景不复存在，传教事业不得不转入地下。电视剧《延禧攻略》的场景图中摆设着楼阁式更钟，体现着乾隆对钟表的喜爱与此同时，传教士带入的西洋知识也让清廷忌惮，来自紫禁城的需求渐渐被洋画、钟表这类逸乐之物所取代。乾隆年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钟表购进者。乾隆授意购买、制造、改造钟表的谕旨比比皆是，西洋使臣则纷纷向宫廷献上当时世界上最新、最好的钟表。
钟表虽易购得，维修、养护却是难事，富如清廷也不得不依仗洋人的技艺。康熙年间，造办处内已转设此职位，遍寻身怀匠艺之人。但此时赴华传教士中，精通钟表者始终寥寥。在华传教士抓住了这一机遇，以匠人为媒介，维系着统治者对于天主教事业的宽容。 艺悦圣心 电视剧《延禧攻略》中，乾隆在富察娘娘寿辰时送的布谷鸟打更祝寿钟，也可作妆奁乾隆一朝，造办处中最受器重的西洋钟表匠包括沙如玉(Valentin Chalier，1697-1747)、杨自新(Fr Gilles Thebault，1703-1766)、席澄源（Sigismondo Meinardi，1713-1767）等人。后者与乾隆帝关系极为密切，乾隆十六年葡萄牙使团进京时还曾担任翻译，在宫中被尊称为“西老爷”。
波士顿大学历史系学者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曾研究席澄源寄往欧洲的多封书信，从其中所述可知，偏好复杂奇巧功能的乾隆常常提出新的要求，让教士们疲惫不堪，而制作这类享乐玩物本身也与其教义相悖。尽管如此，为了保持天主教会与紫禁城方面微妙的默契与平衡，化身为钟表匠人的传教士们不敢懈怠，以取悦帝王的方式换取众教士的生存空间。左：搧扇机器人表；右：黑漆彩绘楼阁群仙祝寿钟；均为故宫博物院藏 席澄源与杨自新等人尤擅制作活动人偶，这一点深得乾隆皇帝欢喜。这类通过发条驱动的自动机械装置在中世纪的欧洲早已出现，早年学习风琴制作的经历也造就了席澄源的一双巧手。乾隆十六年皇太后六旬万寿，席澄源与杨自新等在京传教士共同打造了一款「万年欢」的机械装置，引得一片赞赏。直至其去世，仍在研发乾隆要求的双自行人，由接任的汪达洪(Jean Matthieu de Ventavon，1735-1787)负责。 盛景过后 故宫藏《十二美人图》之“持表对菊”里，美人手持西洋表 作为宫廷钟表匠，席澄源等人也积极笼络八旗贵族，和亲王弘昼、孝贤纯皇后之弟富察·傅恒都与之交往甚密。一日，因家仆疏忽忘记准校时钟，竟导致傅恒进宫面圣时迟到，这样惊险的轶事，也间接表明此时西洋钟表及钟表匠人的受欢迎程度。
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可互相印证，宜其不爽矣。一日御门之期，公表尚未及时刻， 方从容入直，而上已久坐，乃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者累日。 —— 清·赵翼 ,《簷曝杂记》 然而这样的盛景终究还是走向式微。嘉庆对钟表的热情不似乾隆那般积极，而罗马耶稣会的解散、国内趋严的宗教环境让愿意来华的接替者锐减。嘉庆十六年，以钟表匠身份服务于清宫的西洋传教士全部离开，这场以钟表为纽带、跨越150余年的中西技艺交流宣告中断。洋金壳嵌珠缘双面活动人物怀表，英国，19世纪，故宫博物院藏 在西方，钟表技艺的发展仍在持续。乾隆晚期的1770年代，曾让这位皇帝痴迷的活动人偶工艺已经开始出现在精巧怀表之上，而此后的清宫内虽有类似收藏，但往日造办处的那番繁荣之景，终究是过去了。澳门钟表博物馆藏的一件三问活动人偶怀表，约1890年瑞士制，机芯来自LeCoultre（积家）
小鹿这款精巧的古董怀表整体以18k金打造，机芯推测来自瑞士顶级钟表品牌积家，其尺寸适宜，打磨极为精致，大小表盘设计经典简约，深蓝色罗马字母刻度传递尚古之风。匠人以绚丽的画珐琅技艺描绘出穿着华美服饰的敲钟人物形象，结合三问报时与活动人偶，将最为复杂精密的钟表工艺融于一身，是极难得的典藏之选。
这款怀表拥有令人惊叹的复杂细节，无论是造型的刻画，亦或是画珐琅与活动人偶工艺，无一不呈现着精湛的制表技术，展现出令人欣喜的活力。活动人偶钟表，在18世纪就深得西方帝王的喜爱与推崇。这枚怀表上以当时经典的敲钟摩尔人（Jacquemarts） 为题材，配合三问报时机制进行敲钟动作，妙趣横生。
同时，这枚华丽精细的怀表还是一枚三问报时表。三问怀表工艺极其复杂，大多只有经验丰富的瑞士顶级钟表匠人能够完成制作。其制作部件不下百样，要在小小怀表中安置妥当，必须要有极其精确的技艺。
17世纪末，两问钟表开始出现并日渐成熟，18世纪末，宝玑完善了报鸣装置，以卷盘音簧取代表铃，节省了钟表内部，更可发出不同音调，至19世纪末，三问报时装置才得以完善，成为今日资深藏家熟悉的样子。而早期的敲钟报时活动人偶工艺多与两问功能（可报时与报刻）结合，可精确至分钟的三问报时表存世极少！
这枚瑞士三问报时怀表，正是19世纪末的作品。积家作为瑞士顶级制表行业的先驱，在这件怀表上，将精确计时技术与精湛艺术美学进行了糅合统一，兼顾每一细节，更为难得的是，这枚怀表还结合了动偶功能，其内部装置之复杂、精密，可作为当时瑞士钟表制作的绝佳典范。
这枚精湛的古董怀表整体品相上佳，今日仍可正常走时，表壳内带有编号“1974”与瑞士18k金钢印，三问报时加上活动人偶的设计，则代表着钟表世家卓绝出众的制表能力，堪称是极为少见的钟表收藏珍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