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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1775年2月10日，孟德斯鸠逝世，孟氏距今已200多年。 (1689一1755) 孟德斯鸠是法国政治哲学家，三部最重要著作的作者。他在32岁时发表了其中的第一部，即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该书大力渲染色情，然而其文笔优美高雅,语言隽秀，深刻隐喻了爱情、道德、政治和宗教，这使这位原先默默无闻的作者很快名闻遐迩。人们迄今未能对这一令人入迷的神秘作品作出任何恰当的解释。
我们姑且可以认为,该书表现出孟德斯鸠哲学的否定性方面或清扫地基的方面:即他以贝尔、洛克和斯宾诺莎所体现的精神，对犹太基督教和亚里士多德式自然权利，这些支配性的传统所展开的批判。他在被流放的贝里克公爵的庇护下被招进宫廷，并于1728年(尽管有许多人反对)被选入法兰西学院，孟德斯鸠作为一个细心的观察者在随后的四年中游历了欧洲大陆和英格兰。回到法国之后，他在自己的外省庄园中过了两年的隐居生活，然后发表了《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年)。
这部著作也许最好被理解为是一种与马基雅维里达成妥协的尝试。马基雅维里所开辟的前无古人的新道路(《论说集》第一册，导言)导致人们对美德或优点产生了一种新的和大大降低的观念，它不仅反对基督徒的博爱，而且反对亚里土多德的“道德”及其“思辨性的”美德。与人的自利本性相符合并使这种本性能实现其真正需要的真正的“美德',体现在残暴的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中。在那里,公民们在为安全、统治以及——最罕见然而最动人的——为永久的荣耀而进行的严酷竞争中，磨砺自己的情感和理智。
盂德斯鸠既不保护圣经传统也不捍卫古典传统以反对马基雅维利的攻击。他只限于对马基雅维里关于人性主要是自私的激情这种说法提出疑问。孟德斯鸠实际上认为，罗马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许多扭曲性偶然事件的产物，因而不可能是人类本性得到解放或允许以一种鲜明自觉的方式自我表现时所倾向的东西的明白表达。罗马所表现的是人的本性的一种令人迷惑的变态——是共和政体最易发生的一种病态。就这样，孟德斯鸠为其新的、后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政治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概述体现于他的杰作《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的政治理论之前，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由于孟德斯鸠的写作方式所造成的困难。自从伏尔泰对这部著作加以评论的时代以来，大多数读者和评论家都无法在其中找到秩序、计划或连贯性。孟德斯鸠自己在该书前言和正文中，在写给批评家们的个人答复中，坚持说他的著作具有一-种严密的但却隐藏着的计划，而他的思想只能被那些发现了这种计划的人所理解。
达兰贝尔在对《论法的精神》进行了长期研究之后，坚决赞同这一点。孟德斯鸠进一步声称，他的隐蔽的表现方式在先前的政治哲学传统中也并非不具典型性;在他的各种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关于著述和著者的思考中，他特别提到柏拉图、斯多噶派主要人物、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就是以这种隐藏自己主要思想的方式进行写作的哲学家。这样一种传播方式的一个明显的但却是次要的理由是检查和迫害的威胁(孟德斯鸠认为他的三部主要蓍作全都不得小匿名在国外发表)。
在孟德斯鸠看来，更重要的是锋芒毕露的哲学会给许多体面社会的基础造成危害，因为它必然会提出和探讨一些破坏性的和滋扰性的问题。但孟德斯鸠又说明,非直接的表达方式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出于教育上的考虑。哲学教育不是由教师轻而易举地传送. 条信息而奏效的，而是要由他努力激励自己最优秀的学生去反思他产生疑难的过程和他自身经历中发生的困惑。
《论法的精神》一开头， 简要地讨论了“一般的法律”，或“源出于事物本性的必然关系',他向我们保证，根据普鲁塔克的神学权威性，甚至造物主上帝也必须遵循“如同无神论者所说的命运一样不可改变的规则”。人类行为的“自然法” 直接来自人类最有力和最无法抗拒的需要(确保生存和繁街);这样，它规定了我们生存的根本限度、目标以及规范。人类既不同于纯粹的动物，也不同于神，因为其生存主要不是委之于本能的驱使，而是委之于一种常犯错误的“理智”的指导。它的理智能力如果没有偶然的或外部的压力使之进行活动，将永远不会发展起来。
人类按其本性往往不能辨识最佳的道路,甚至不能辨识比较适当的道路，以满足他们的自然法发出的指令.具体地说，自然法先于和不同于“先于人为法的平等关系”，因为平等或公正以社会的“理智”为前提，而人类在本性上缺乏这二者。我们的自然结构的核心是一个完全不连贯的、非理性的个体性，充满了焦虑,绝望地渴求着和平与安全。
孟德斯鸠先于卢梭抛弃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及其好战的对荣膂和统治的渴望,认为它仍然过于社会化。但他与卢梭相反,而且与霍布斯有更根本的共同之处。孟德斯鸠教导说,自然状态是一种恐怖的和悲惨的状态。部分地作为一种结果，自然状态并非一种静止的状态。人类很快会意识到来自杜会性的乐趣和好处。不幸的是,这种对社会的自然欲望的最初产物是破坏性的，它使人类脱离了自然状态，直接进入“战争状态”。一旦我们失去了对别人的压倒性的恐惧,我们对安全和物质利益的自私需要就会占上风。我们开始剥削自己的同类，或者根据预见保护自己免受他人的剥削。
与对战争状态的恐惧相对应，理性发现了某些或多或少普遍有效的相互关系规则，它们如果强化为人为法，就能维护每个公民社会内部的和平、安全和一定程度上实质性的公平,极端情况例外。合法的政治法律的实质于是就表现为出于安全考虑(自然法的压倒的必要性)而设立的理性的规则。然而理性所能发现的少数准普遍性法律，仅仅提供了极少量的规范。这些规范告诉我们，专制统治或以恐饰为基础的政府是反自然的;但并未告诉我们哪一种(如果有的话)非专制(或“温和的')政府形式按本性来说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是最好的。
理性的法则甚至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一种普遍有效的合法性原则,如社会契约或被统治者的许可。这是因为我们所知的社会中的人类事实上并不仅仅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极其不同的历史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产物.每个民族的“普遍精神”向它的人民提供了一种第二类的、准自然层次的需要，或一种表达他们与所有人们共有的需要的独特方式。理性目的和慨念依据“每个民族的普遍精神”而调整和改变一这就是孟德斯鸠所谓的“法的精神”之科学意味所在，也是他所想给予我们的教海。
由于孟德斯鸠前所未有地强调形成社会的各种非政治性影响(如气候)的作用，因而他往往被尊为社会学和社会历史学之父或主要的先驱者，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夸张。孟德斯鸠继缕将政治、法律和法最重要的是构成“政府形式'的根本法看成是任何社会中首要的决定因素。
在对每一种形式的政府进行归类时，孟德斯鸠首先论及它的“本性”(“统治权力”的制度属性)，然后论及它的“原则”(为居民所需的，作为使每一制度机制发生作用之“源泉”的特殊激情，“灵魂的样式')。非专制形式的政府,以一-种不同于恐惧的原则为基础，只在西欧才得到繁盛。它有两种非常不同的样式。
首先是公民共和制,以古代城邦和少数现代共和国如威尼斯为典型.第二种是封建君主制,在这种制度中，君主、贵族和教士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变化奠测的均衡。君主制的原则是荣耀,或是来自等级和地位的一-种骄傲和敏感。共和制的原则是“美德',孟德斯鸠用该词(他强调说)既不是指道德，也不是指宗教,而是指一种熬烈的不假思索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能在一段时间内诱导公民服从国家，或引导他们自私的能量趋向于一种严肃的和平等的博爱精神。
孟德斯鸠对这种“美德”及其产生的自由.安全和平等的显而易见的宏伟壮观推崇备至，特别是与他在18世纪的法国环境中看到的那种堕落的或有些奴性的、几乎是畸形的荣耀相比较而言，就更是如此了。但是随著他的分析的深入，这种“美德”的非人性和非理性默默地但却坚定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美德需要盲从。需要在严格的审查强制下的盲从，以抑制人类的某些最强烈的自然冲动。在一段生动的论述中(见第5卷第2章),孟德斯鸠将处于最佳状态的公平的共和制城市比作一座修道院。
随着读者对这种美德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便能.开始正确评价孟德斯鸠对侵蚀某些共和国的商业精神偶尔发出的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赞誉。这种精神侵蚀了一但由于同样原因它也缓和了一美德的活力(比较第3卷第3章与第5卷第6章)。同时，君主制的荣耀或虚荣一-它会增强而绝不会窒息个性一却开始表现出一种更为有利的面貌。我们的情感就这样逐浙适应了孟德斯鸠对英国宪法和商业生活方式的有名的赞美。
英国,至少在其渴望中或在一种多少理想化了的想象中，代表了历史上第一个(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致力于自由的国家。这种自由应被更恰当地理解为每个个人的生命、家庭的安全。是对财产和平的或非剥削性的追求，而不是政治上的参与或权力。在英国，根植于荣耀的旧君主制政府，已被结合到一种更广泛和更有效的制约与均衡制度之中(在著名的分权学说中达到顶点).这种制度解放了和有效地调动了每个个人的自然欲望和和平要求，以便为全体人民带来更大的繁荣。
盂德斯鸠所描绘的英国建立了指导每个国家的改革的理性标准。其某些制度上的特征(如独立的司法权)是可以(慎重地)移植的。但是英国标准的任何应用要求人们努力熟悉那些即将被改造的国家的历史。孟德斯鸠的伟大著作的最后部分正是致力于这样一种历史,而他所研究的是他自己国家的历史.这部分地是出于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行为，部分地是为了给其它具有哲学精神和政治家才能的“立法者”提供一个样板。
能以巨大的成功可能性而被普遍传播和散布的，能赖以改变人类生存，使之向着平等地保护所有的人的方向发展的，是在新的财政学或经济学指导下的“商业精神”。该书致力于研究商业，研究商业过去的历史及其在未来世界的历史意义。它表明孟德斯鸠哲学“法律”的真正革命性的含义。因为在书中他认为，商业精神会使人类摆脱掩盖着自己真正需要的种种偏见。人类只要承认构成自己本性的共同需求，就会发现一种“人性”感，从而取代从前在宗教上、种族上和国家上的种种宗派主义。
一旦被和平贸易的诱惑所迷住，人们就会愈来愈厌恶军事掠夺和战争冒险。他们就会学会追求国家多样性和个人独特性的魅力。如果说商业使艺术受到庸俗化和浅薄化的威胁的话，那么它也同样会把艺术(与其它任何东西一起)从地方主义和道德审查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另外，商业还带来了它自身的种种美德:“节俭、经济、节制、劳作、谨慎、安定、秩序和规则”(第5卷第6章)。更确切地说，商业精神“使人们产生了某种严格的公平精神，一方面反对掠夺，另方面也反对那些束缚人们使之不能永远坚韧不拔地追求自己利益，反对那种让人为了别人的利益而不顾自已利益的道德要求”(第20卷第2章)。孟德斯鸠这样归纳了他关于这种伟大选择的观点:“希腊政治思想家除了美德的力量外不知道任何别的可以支撑人民政府的力量;今天我们却听到工业、商业、金融、财富甚至奢侈”(第3卷第3章)。由于最充分地意识到问题所在，孟德斯鸠站在了现代的立场而反对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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