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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孟德斯鸠要给本书取名为论法的精神？在大多数人眼中，“法”是理性和严谨推导的化身，是逻辑和严密规则的产物，为什么“法”会有“精神”？是作者有意把“法”人格化和图腾化了吗？又或者，如果真有的话，“法”的“精神”又体现在哪里呢？ 首先，是法律人自身的精神一个好的法学研究者，仅仅懂得死板的法律条文就够了吗？ 孟德斯鸠和他洋洋洒洒的皇皇巨著给出了答案：要研究法律，必须要对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对历史进程的蜿蜒曲折、对政治体制的好坏优劣、对人类情感的基本诉求、对自然地理的附加影响、甚至对科学发展的前沿成果，都要有一定甚至精到的掌握。 其中尤其需要了解的，是对人类历史上各个阶段不同政治制度的研判，借此深入讨论法律和统治权术、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之间的关系。法律既是自然法则在有社交属性的人群之中的对等物，具有某种先天的权威，同时也是由人不断总结精炼而逐步发展的，她绝不像自然法则那样，从起初就已定型。 当然，对于不同的传统，其在法律研究中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有些纯粹提供了反面教材，让有理性的人明白，愚蠢的法律和粗暴的体制能带来怎样可怕的恶果。 在政制的发展上，唯有希腊-罗马-日耳曼和基督教世界的传统，才具有历久弥新的永恒意义。这一部分提供了法学研究所需要的绝大多数营养。 此外，由于法律总是和货物的交换息息相关，那么自然所赋予某地的产物，以及地理所决定的通商环境，甚至包括相应的气候条件和神祇崇拜，也都会成为某地法律形成的渊源之一。 正因为法律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仅仅只掌握专业内容和枯燥的法律条文，对一个真正的法学大师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在欧美教育中，通识教育是非常重要。没有简单粗暴的文理分科，也不以成绩和分数为终极和唯一的标准，而代之以培养兴趣、开拓眼界、陶冶情操等人文素质的训练。 在这一过程中，既没有特定理念的灌输，也没有某种主义的限定，在自由的学习中，学习者自然学会了自由。 最重要的是，广泛的涉猎及优秀文化（欧洲古典文化）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格包括：
这两点无论对于科研工作者，还是法律从业者来说，都不是无关紧要的，没有伦理的科学会走向毁灭，没有良知的法律呢？孟德斯鸠这样说：
法律奠定社会前进的基础 从论法的精神中，很容易看出，资本主义是诞生在理性法律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则不会有之后的大踏步前进 在孟德斯鸠的作品中，无疑还保留着对古典共和国精神的缅怀和继承。比如，他和古典大师一样，非常推崇“节约”这一品质。在他看来，节约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保持共和国纯洁的平等的前提。对此，他是这样描述的：
同时，奢侈导致的财富的差距，显然会带来公民间的不平等，并由此腐蚀共和国赖以为生的根基。 仅仅从道德的角度出发，奢侈显然会带来伦理的败坏以及人心对虚荣的渴慕，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人可以置许多原则于不顾，当凯撒可以用面包收买罗马的市民时，古典的共和国精神已处在崩溃的前夜。 更重要的原因是，孟德斯鸠虽然身处17世纪，现代科学已经诞生，但仍未展现出令人震撼的生产力。 在他的年代，总体上和古代共和国一样，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想要富裕，必然是以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的被掠夺为代价的，社会财富的此消彼长，始终是残酷的零和游戏。 即便作者再富于智慧，也很难想象在200年后，人类的财富可以如此迅猛的增长，想要发家致富，可以不再通过掠夺，而是通过创造而获取。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一脉相承的推崇节约的精神，并奉之为共和国诸美德的基础。他所设想的，因为奢侈而造成的财富不均，也确实发生了。 但如今，一个稳定的真正的共和国，需要的正是大体上在收入和财富上平等的中产阶级，如果没有庞大而稳定的中产，沦落为极少数富人和绝大多数穷人的组合，那么这样的共和国，其实根本只是徒有其名而已。 这样的情况，在如今的非洲比比皆是，它们之所以顶着共和国的名字，唯一的原因是它们被告知：这是现代国家应该有的名字。 可以说，以财富的平等作为公民美德的基础，产生并维系共和国的这一原则，在现代社会仍发挥着可观的作用。 一旦公民们将对自由的珍惜转化为对享乐的憧憬，共和国的基础也将随之崩溃。 以美国为例，更倾向大政府的民主党，更喜欢用福利来换取选票。而一旦人在物质上依赖不需要靠自身劳动获取的来源，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她就会越来越依赖于这种福利。物质上的依赖，也必将导致精神上的附属，失去了精神的自由和独立，共和国精神只能成为无水之源，共和国也终将名存实亡。 因此，不止孟德斯鸠一位大师强调：共和国需要美德来支撑。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资本主义前夜的法学大师之一，孟德斯鸠并未能预见到科技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爆发，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奢侈和节约含义的重新定义，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为资本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制度保障。 没有这一切，生产力也许仍会爆发，但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 三种政体的区别如果要细分，古今中外，可能有不下成百上千种各式各样的政体。但孟德斯鸠将其大致归为了三类： 民主-共和政体； 君主政体； 专制政体； 这样的分类实属司空见惯，和古典作家不同的是，他从法律为这三种政体作了区分，总结如下： 共和政体以法律为最高准绳； 君主政体虽然是独夫统治，但这位独夫却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以确定不变的法为执政的手段”； 对于专制政体，一切以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情绪为转移，没有任何规则和法律，在这样的社会中维持秩序的，往往是约定俗成的习惯和宗教力量的干预。 他举例道，在中世纪西欧的君主政体中，原则上，国王是不能参与对大臣的审判的，路易十三曾被最高法院的院长如此告诫：
他进一步援引惯例：
甚至一直被认为是暴君的尼禄，在登基之后，也公开宣言：
君主参与审判，不仅会带来极大的不公，也会让君主所宠幸的人找到更多的寻租空间，在金钱的腐蚀下，进一步破坏原有的法制。 但罗马进入帝国之后的问题在于，只能通过君主的良好意愿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已有的机制很难对皇帝做出可靠的约束。 在中世纪，由于贵族和教会势力的庞大，形成了明显的制约结构，国王不以法官的名义参与审理（大臣）的惯例，才逐渐稳定下来。因此，孟德斯鸠认为：
一旦君主消灭了中间的过渡势力，那么，君主政体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也就得出了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间的另一个重大区别：
是不是很熟悉？在门阀政治终结之后，天朝皇帝们正是通过消灭世袭贵族，来进一步加强皇权的。 残暴的法和愚蠢为伴从来没有君主不得干涉案件审判的观念，甚至将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个人意志随时左右着审判的进程和结果，这就是专制。 在孟德斯鸠看来，土耳其、波斯、莫卧儿和以东地区，无一不是专制国家。就法律而言，它们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惩罚犯罪，不如说是发泄和报复。 当社会趋于动乱时，它们习惯于用严苛甚至残暴的惩罚来解决问题，企图用野蛮和粗暴一劳永逸。事实上，恐吓和威胁是它们维系统治的唯一武器。 此外，由于专制政体缺乏可以依赖的法律，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都活在一种不确定之中。君主在位时，需要用恐惧让王位觊觎者心生胆怯，这其中无疑会使用各种各样的酷刑作为威慑；这样做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当权力的宝鼎迁移之时，此前施加于他人的残暴，都会毫不留情的被施加于自身。 在这样的情况下，父子君臣后宫外廷，每个人都处于不稳定的恐慌之中，皇帝也不能例外。 因此，每当有风吹草动的时候，他们倾向于先发制人，以暴制暴。人和人之间，既因为最高权力的诱惑而缺乏信任，也因为平衡机制的缺失，而处于一种非常脆弱的动态平衡之中。 只需要一句谗言和一个眼神，这点可怜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落败者则将面临异常可怕的命运。 这样的法律，就好比恐怖分子的虐杀，也好比墨西哥毒贩之间的战争：他们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杀害竞争者，但也让自己处在了这样一个毫无底线的环境中，并有很大的几率自作自受。 在很多人看来，只有残暴粗野的法律才能解决问题，在他们看来，寻求程序正义只会让作恶者逍遥法外，他们既非常鄙视给予嫌疑犯的辩护权，也非常热衷于对犯人的额外惩戒。 能够一刀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那么麻烦？但效率高的背后，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对生命的“浪费”，是以生命为代价，来追求所谓的“效率”。 在这些人眼中，用省力的办法去除帝国的障碍，对皇帝的江山社稷更有利，自然也对社会发展的“大局”有利。 在这种逻辑中，良知约等于愚蠢，程序正义约等于无所作为，现代法律体系的繁文缛节约等于讼棍的自我吹捧。 其实，这正是一种典型的强权至上的丛林法则思维，在此环境中，没有一个人包括其拥护者是安全，也没有一个人是有尊严的活着的；每个人都在恐惧中畏缩求生。即便对当权者来说，这样的社会也一样令人窒息。 要避免这一局面，唯有通过理性的基于良知的法律体系的保障。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粗暴的一刀切式、但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意志-法律，看上去效率很高，但实际上是远离人类理性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良知、美德这样的“无用之物”，绝不会和真正的理性相悖。 人类想要变得完善，必须让自己遵从良知的指引，这样才能沐浴在理性和平的光辉。 法的精神的第一个精神，也许就是良知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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