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草药花园，在龙华创新实验学校，有60多种中草药和30多种蔬果
友邻嘉顿花园和世界之窗一样，是集锦的世界 地中海风格的四季果园，柠檬树下是孩子们的涂鸦 
袁振宇（左）和黄彬凌（右）在上围村自家院子里 穿过密集的握手楼和电瓶车流，一座小院出现在眼前。 花园包围了整个院子，青草在风中摇头晃脑，踩着拖鞋的年轻人有说有笑地走出来，正准备去地里干活。唯有头顶上坂澜大道的车流，提醒我们仍身处城市之中。 去年，黄彬凌和袁振宇跑到上围村，相中了几间瓦房，一栋5层小楼，一方花园和菜地，签下8年租约，定居下来，带着20个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工作。
友邻嘉顿花园改造前后，位于世界之窗员工宿舍 黄彬凌和袁振宇在3年前创立了“草图营造”，致力于为城乡社区和学校做共建花园。 为什么要做共建花园？这要从黄彬凌的小时候说起。
大城市人口流动快，邻居之间碰撞频繁又陌生，这种人与人间的隔阂感，是黄彬凌希望破除的。
同时，他们试图过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20个年轻人自己先创造“熟人社会”的样本。 最大的成员92年，最小的00年，这是很多人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上班时间，他们是同事，跑到别人家门口，拉着居民下地干活，亲手造出一个个小花园。 回到上围村，他们一起回家，是邻居和室友，“不想下了班就关上门独处”，在宿舍做饭、聚会，到屋后头浇花、种菜。 
生命花园，位于龙华大浪实验学校，在屋顶建造了14处自然场景  诗经楚辞花园，位于罗湖洪湖学校 在台阶上种植了《诗经》《楚辞》里的植物  2年的时间，他们在深圳造了80多个共建花园。
友邻嘉顿花园位于世界之窗的宿舍区，原先是一片巨大的荒地。 700个租户中，有的来自维吾尔族、佤族，也有20几个国家的60多位外籍人士，多是收入不算高的演职和后勤人员。大家虽然同在一个地方上班，但来自天南地北，也没有一个接触彼此的契机，各过各的生活。 “其实建立起人与社区的关系，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为这里付出一些。然后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归属和认同。”黄彬凌说。
花园一半的面积是51块菜地，制定了居民公约 得知大家都想要在家门口种菜后，他们先解决了地里面最实际的排水和灌溉问题。 然后，把花园的一部分地划分为51垄菜地，通过抓阄的方式，分配给居民开垦，每一年会重新抓阄。居民中的意见领袖，被任命为园长和园丁。 居民一起下地干活 几乎每一座花园的诞生，都伴随着居民的意见相左，每个人有不同的利益和观念。比如有孩子的家庭希望儿童区域多一些，低楼层的住户觉得很吵闹，距离花园近的居民担心有虫子。
城镇化的进程滚滚而过，打工者和随迁儿童居住的城中村和小区，其实是深圳的底色。 友邻嘉顿花园落成一年多后，我们在下班时间去了这里。 狗狗们在树下撒欢儿，奶奶带着孙辈在庭院里闲逛，孩子们穿梭在生境花园和石子路上，踩出“咔嚓咔嚓”的俏皮脚步，东北来的大叔和阿姨在地里边浇水边聊天，广西来的男孩帮妈妈撒种子。
其实最开始，黄彬凌和袁振宇做的是“爆改校园”。 在北大的时候，他们俩下了课就拿起锄头和铲子，去地里播种，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没花一分钱，改造了一个雨水花园。 那个小花园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一边挖土，一边学习，太美好了。我们当时想，要是以后能一直做这样的事情该多好。”黄彬凌说。
学校鼓励孩子们参与到测勘、设计、施工的全过程 爆改校园的核心就是带着孩子们建造花园，不光让他们有一个玩的地方，也想在这个过程里实现自然教育、素质教育。
他们会选择适合的环境，建生境花园，里面放置蚯蚓塔、昆虫屋，种植浆果类的植物，吸引昆虫和鸟类前来，作为它们的栖息地，给孩子们一个亲近自然的窗口。 还有“劳动菜市场”区域，由孩子们自己动手种碰碰香、薄荷、紫苏，配合学校的劳动课程，孩子们定期去照料，能够看到他们种下的植物长出果实。 孩子亲手铺石子路，画装饰物，平坦的地面花了不少功夫 一个儿童友好的花园，并不是越精致、越有观赏性就越好。
植物的高度要照顾孩子们的身高，想象从他们的视角看出去是什么样的。 在植物的选择上，只开一季的时节性花卉就不合适，优先选择多年生的，花期尽可能久的，容易存活的品种，因为太过繁琐的维护工序，很难让孩子自己动手来做。
袁振宇常说：“花园里平平无奇的小土坑，其实地底下是国际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 比如几乎每一个草图的花园都有一处“雨水花园”。雨水花园看上去就是堆着石子的旱溪和凹凼，但它是一个高效利用雨水的系统。
月出花园，位于盐田区 比如月出智慧花园，一方街区边小小的隙地里集合了创新科技元素，并优先考虑了夜晚的市民活动。 地上的透光混凝土月相灯，用程序控制灯光，模拟月相变化。植被间点缀的芦苇灯，由太阳能供电。有弹性的地面，满足无障碍通行，其实是海绵城市的透水铺装。
工作室门口便是花园，轮流照顾，老板也在值日表上 前年年底，黄袁二人入选了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正蜗居在一个不到五平米的房间里，睡着上下铺。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我们是不是这个精英榜里最穷的两个啊？”说完笑成一团。 团队最初的几个人，都是北京高校圈发起校园营造的毕业生，他们放弃了相对高薪的、父母能认同的工作，黄袁二人也因此拿不到北京户口。
刚到深圳时立体办公，上完班就收拾好东西，就地打地铺 在建外SOHO，他俩一起租了一个两室一厅。客厅做办公室，一个房间做会议室，另一个房间搭两顶帐篷睡觉，过天天在CBD露营的生活。 遇上节日同事们出门聚餐，距离市中心不远，生活也很便利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有着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正在寻求一种新的人生可能。 1999年生的杨一，毕业后被父母要求留在家里考公。有一天，他离家出走到深圳，“就是想摆脱那种强烈的窒息。”来上围村的这一年，“生活愉悦、松弛，没有被社会异化。”他是社恐，不太敢和陌生人说话，工作是对着SU和CAD画图，聚会的时候负责烧烤，没有人逼他去社交。 1992年生的美希，以前是电子厂的女工。黄彬凌给了她实习的机会，这是她第一份不是流水线的工作。“最大的不同是，这里的人都希望我过上好的生活，有不懂的话每个人都会教我。” “这里没有螺丝钉，也没有领导。我们在北大受的教育是，一群有自我教育能力、有理想、有行动力的年轻人在一起，是不需要老师的。 部分素材由草图营造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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