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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术成为一种“职业”,就难成为一种“志业”

 小元元 2022-10-18 发布于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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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志,作者:如月

现在的高校里,不少讲师给本科生上课的形式是:让学生讲TOP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从同行的角度看,其中用意自是明了,也不新鲜。不要说当下学术界这种论文和知识水平有几毛钱关系因而能让学生受益多少。本科生教育只是一种通识和专业基础教育,就算是研究生、甚至博士生,不属于自己研究方向的,也不见得能看懂吧。这些人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背负着科研的压力,却又承受不了阅读的孤独,便打着为学生好的名义,实质是让学生帮自己。

高校老师和学生之间这种利益关系,在当今的社会已经不新鲜。比如,研究生和“老板”是一种存在很多年的普遍现象了。但是,当“老板”需要至少熬到副教授,而现在科研压力最大的不是副教授,是讲师。那讲师去剥削谁,去使唤谁呢?于是,本科生就被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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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一种摆明的交易关系,在双方完全自愿条件下进行的,另当别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或许还会感激导师呢。然而,如果双方之间没有建立交易关系,那这算什么呢?

众所周知,当下的教师考评制度是唯科研论的。所谓科研,就是论文。因此,科研能力的提升被等同于论文制造。对于那些非常“上进的”人,论文、职称成了压在他们心脏上的大石头。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更不用说能静下心来读书了。据说很多人玩微信,却连看篇稍长一点文章的耐心都没有。几年前我曾亲遇过这样一个景象:某“211”大学的副教授看到旁边的人在看书时,突然大呼:“现在还有人读书啊?大家现在不都玩儿手机嘛。好多年没摸过书了。”我当时很惊讶,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说出这句话时,就不觉得羞愧吗?然而,副教授非常“努力”,现在已经是教授了。一个同行跟我说,他给自己的期限是7年内评上教授(现在刚成为讲师)。他的水平,我是知道的;他的智商,我也是清楚的。如果他的愿望真的实现了,不知道又有多少纸张会被浪费。然而,论文水平可以短时间提升,知识和思考却不可以。因此,这些人往往是徒有其表,肚里没什么东西的。

做学术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现在,学术圈的竞争却越来越激烈。全球范围内普遍如此。过度竞争造成了学术垃圾的大批量制造。能引起人们思考、推动社会进步的研究越来越少。学术成了追名逐利混饭吃的工具。很多人理所当然地把学习等同于开会,自己不读书,还认为别人是闭门造车。所谓开会,绝大部分情况下,用钱钟书的话说,就是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读书是和作者交流,写作是和读者交流,思考是和自己对话。没有谁是一个人,只有能不能静下心来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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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当大量的时间被用于外在的竞争,就没有时间进行自身的储备。因此,高校里有一种现象:忙于论文的老师讲课一般都比较差。当然,这并不说明不写论文的老师讲课就好。事实上,有不少老师既不写论文也不读书,只能讲一些自己当学生时学过的东西。而我们这一代人啊,说实话,没有从学校里学到太多真正的知识,更多是一种应付和形式。比如,考试的知识和如何制造论文。不对,由于转型期过快,一代人的知识结构特别容易被社会淘汰,因而无法给予下一代人契合当下社会流行的知识体系,所以就连这些形式,都有很多是我们自己摸索的。

事实上,那些早期上大学的人都是非常爱读书的人。尤其是刚恢复高考的时候,考上大学所需要的那些知识在现在看来虽然容易得不值一提,但至少那些被录取的人多是之前偷偷钻在什么地方嗜书如命的人。那些被下放在农村仍偷偷读书的人,他们读书无关竞争无关功利,完全是一种求知欲的驱动。所以一旦有了书,他们的知识就会增长得非常快。而我们这一代则不然,尤其是那些温室里长大的孩子,早就被伤透了。博士毕业,那是刑满释放。我弟弟说,他现在和别人谈话时,只要对方比较长时间的嘚吧嘚吧,他脑袋就自动关上了。不要奇怪,这是长期以来被迫接受灌输而不调动大脑的后遗症。他一路以来都不爱学习,却被我父母逼着关在屋里学习,我就是那个一直在嘚吧嘚吧给他讲题的人。而实际上,他非常喜爱科学,从小动手能力就很强,到现在都特别喜欢看发明和探索类节目。同理,有些人一看到铅字,就头痛。很庆幸的是,我从小一直野蛮生长到现在,孝而不顺,认真而不听话,没有成为应试教育竞争的胜利者,因此也没有被它完全打垮。但是,仍然会感到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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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吧,“累”是80后一代人普遍的心态。多可怜,没学到什么真正的东西,却心力疲惫。我们这代人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或许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从头到尾都是转型的一代。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仍然有少量的集体主义烙印。但是从我们开始,个体主义崛起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强的生存欲,也不会因此做出卖人格之类的事,是没什么“大出息”、无知、也无害的一代。

话说回来,当这一代人当老师了,作为知识的传承者和思想的启蒙者,我们能带给下一拨人什么?能为我们扎根的这个社会贡献什么?

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时候,涌现出一大批有“士气”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包括鲁迅,都是值得尊敬的。但自此之后,知识分子就死了。作为新一代职业知识工作者,我们的无知、浅薄,以及血管里流淌着的犬儒血液,都让我们小心翼翼地不敢把“知识分子”这个词和自己联系起来。当然,这说明我们的良知在醒来。跟以前那些大言不惭的人比,我们好多了。

当我在想“我能带给下一拨人”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社会和人文学科的教育,从来不只是具体知识的教授,更是一个社会“正”的标尺的传承,所谓“道”。而几十年来,知识工作者们身上最缺失的,不就是“道”吗?他们的“贪婪”(“上进”?)“假大空”“装腔作势”,让知识界越来越不接地气,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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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人师表”,虽然没有定量地描述,但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人心自有一杆标尺。为人师表者,肯定不会教学生如何投机和不分好赖地适应社会风气,肯定不会钻营如何利用学生和侵占学生的劳动成果,更不用说那些利用权力侵犯学生的人了……为人师表者,当有理想主义情怀,当有独立思考能力,当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当有悲天悯人的爱心……

是时候,我们这一代人醒来了。勇敢地剥离掉那些被灌输被洗脑的概念,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让自己接一接地气,不要活在概念里。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人,或许出不了什么大师,但我们至少可以用真心、讲真话,挤一挤水分,活得更真实一点。为下一拨人塑造一个更健康更干净的知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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