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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后期，整个社会以朱熹的理学思想为正统，但在朱子理学一统天下的表层之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王阳明心学的诞生，朝堂之外的思想界变的极其活跃，而活跃的气氛之下必定诞生一些新奇的思想，出现一些另类的人物。 在万历朝，有一个人由于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格格不入，行事作风率性大胆，被不少士大夫称为名教异端，万历皇帝则亲自在圣旨中说其“敢倡乱道，惑世污民”；但称赞他的人却说他是开宗立派的大宗师，拥有寻求大道的真智慧，是天纵奇才；后世的人则高度称赞他为封建礼教的对抗者，中国杰出的思想启蒙家。 这个人就是因另类的思想和言论而轰动了整个大明朝野的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李贽，李贽的叛逆道路是逐渐形成的，而在李贽真正的成为“圣教叛徒”的异端之前，他也在大明的官场中沉浮了二十多年，历经了人世沧桑。  楔子：王艮的泰州学派要讲李贽就必须先了解其门派泰州学派。 假如把明代中叶的思想界比喻为门派林立的江湖的话，那么宋明理学（也称道学）绝对是正派的代表，其次就是王阳明创立的心学。而从心学中分化出来的泰州学派则被很多士大夫们视为魔教邪说。 泰州学派的开山老祖是泰州人王艮，他是王阳明的弟子。如果大家读过《传习录》的话，肯定对那位常常与王阳明争辩的心斋有印象，这个心斋就是王艮的号。 与老师王阳明不同，王艮本名王银，出身于社会底层。王家世代靠从事煮盐工作维持生活，属于贱民阶层中的 “灶丁”。王银这个人呢，文化程度并不高。就是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认识几个字而已。后来由于家境艰难，便早早的辍学回家，从事劳动生产。但这个人是很有想法的，他并没有在繁重的劳动中变得麻木，而是一直对自己在私塾接触 的儒家经典念念不忘。 一直到十九岁的时候，王银借着外出经商的机会，前往山东拜谒了孔庙。见到至圣先师孔子的塑像时，他很激动。他这样说：'孔夫子是人，我也是人。那么我也该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一个圣贤。” 之后，王银就随身带着《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每天都在诵读，遇到读书人就与他们讨论这些经典。虽然自己是个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但依旧想做孔子那样的圣贤。其依据就是“孔子是人，他也是人。” 这种想法现代人看来没什么，但在那个年代可是很大胆的。因为在道学家眼中，孔子是神，不是人，后世的人只能依据他的教条来得到进步，但要想与神平级那是不可能的，简直是痴人说梦。但王银作为一个来自下层的普通劳动者，思想里可没这一套条条框框。他具有与士大夫阶层不同的活跃朴素的思想和见解，这也为其开创的泰州学派带有与封建正统道学迥异的见解埋下了伏笔。 之后的十多年时间中，王银靠着经商发家致富，摆脱了繁重的劳动。他并不甘心只做一个富家翁，而是富而思学，正式开始了自己追求圣贤之道的人生旅程。经过多年自己对儒家典籍的研究和感悟，成为了一个对孔子之道很有新奇见解的儒商，他根据《礼经》的记载，自己制作了古代的五常冠、深衣、大带、笏板，穿着打扮也和古人一样，用自己的话说就是：“既然儒生遵循着大尧的教导而说话做事，又怎能不穿尧时代的衣服呢？” 王银古言古服的作风加上自己的能言善辩，在文人中逐渐声名鹊起。有人对他说：“您所说 的和王阳明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何不去拜见阳明先生呢？”王银听完后很开心，于嘉靖元年前往江西拜见王阳明，此时的他已经三十八岁。《明儒学案》中这样描述王艮与王阳明的初见：
王银穿着古装去拜见王阳明，经过两次辩论后，才心服口服，正式拜在王阳明的门下。而王阳明也很看好这个脾气略显狂傲的人，收了这个弟子，并替他改名为王艮，字汝止，号心斋。意思是要让他能够做到平心静气，从对内心的反思中寻求大道。  在王阳明门下，王艮依旧不改本色。他像王阳明请教孔子当时是如何周游天下传播儒学的，阳明先生笑而不答。于是王艮自己制作了蒲扇，穿戴着自己设计的古装四处游走，像人们宣扬他的学说。 面对着这样一个奇装异服 的怪人，大家都视为怪物，但是很多人也被王艮的学说所吸引。王阳明知道这个弟子做出如此出格的举动，连忙写信把他召回，生气的一连三日不见他。王艮在阳明的门口跪了三天，王阳明送客出来，依旧不理睬他。王艮厉声说道：“孔夫子是不会做太过分的事情的。”王阳明只得接受了他的认错。可见，王艮还是很有个性的，面对这个叛逆的学生，王阳明也是没招了。王艮就这样追随着王阳明学习心学，一直到阳明死后才回到泰州老家，开始了自己的讲学生涯。 王艮将自己对心学的理解和感悟发展出泰州学派，虽然其源流脱胎于心学，却有所不同。王艮的泰州学派思想主张更为激进和接近下层普通民众。 泰州学派崇尚后天学习，认为人无论地位贵贱，只要学习就能成为圣贤。而普通人的日常劳作中既包含了所谓的圣贤大道，而对于人的七情六欲和个性，应该随其天性而发展，不应用所谓的礼法与规矩去改变。 王艮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讲学的时候更注重通俗易懂，再加上其理念主张个性的解放与接近下层劳动人民，所以数年间吸引了许多贩夫走卒，渔樵农夫成为其门人，也受到一些开明的士大夫的欢迎。而这些门徒中再次继承和发展了王艮学说中的民主和个性解放思想，逐渐成为明朝中后期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派。最后不光信奉道学的人们将泰州学派视为邪说异端，就是正统的阳明心学流派也否定泰州学派。于是，大明思想界的江湖中，泰州学派成为了势力庞大的“魔教”典型。王艮死后， 他的儿子王襞继续讲学，泰州学派的影响仍然一天天壮大。  而离经叛道的李贽正是这个门派中的佼佼者，可以说是“魔教”中的集大成者。 一，苦难造就叛逆我们回到本文的主人公李贽。李贽这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子何自可尊。”真是从小就有异端思想。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将《论语》中记载的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结果被孔子说成是胸无大志的小人和子路遇到荷蒉老人，老人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两个故事结合到一起，写出一篇《老农老圃论》，借此讽刺孔圣人轻视劳动，热衷功名的思想。这在将孔夫子视为万世圣人的明代社会中是一件很大胆和标新立异的事情。 李贽为何会年幼的时候就孕育了与社会主流思潮相反的异端思想呢？这还要从他的家庭背景说起。 李贽原名林载贽，福建泉州人氏，出生于嘉靖六年十月。李贽虽然是汉族，但宋元时期海运发达，李贽的祖先就曾靠出海经商而发家致富，并且到过海外，娶外国女人为妻，信奉伊斯兰教。这种大胆的行为遭到了族内的反对，故此李贽的的祖先才改姓林氏。后来由于禁海政策的推行，李贽的家族逐渐破败。到了李贽的父亲白斋公的时候，已经弃商从儒。白斋公并没有获取功名，所以光宗耀祖的重任落到了李贽的身上。李贽考取功名后，才还宗改姓李，后来为了避明穆宗朱载垕的名讳，又更名为李贽。李贽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一直跟随父亲读书习字。 受到家庭的影响，李贽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儒者，故此从小就埋下了与正统理学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李贽生活的时代，正是泰州学派思想广为流行的时期，故此他又深受泰州学派的影响。一个本来就不按正统思维想事情的人接受了当时被封建士大夫斥为邪说左道的学派思潮的影响，就养成了李贽更加愤世嫉俗，反抗正统的绢狂性格。  为了维持生活开支，李贽二十岁的时候便开始四方奔走，给人当私塾教师补贴家用。嘉靖二十六年，父亲李白斋做主让李贽迎娶了黄氏为妻。此时李贽二十一岁。李家的贫困现状并没有引起黄氏的反感，相反的是孝敬公婆，时常帮人做针线活赚钱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李贽作为一个穷小子，能取到这样的贤惠的妻子，是他的福气与幸运。然而，这一切仍旧不能改变家庭中人口众多却一贫如洗的面貌，全家人都把改变的希望寄托在了李贽的身上。 李贽对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观点是很不屑的，他读着当时儒生都研读的朱熹的《四书集注》，越看越来火，干脆直接抛弃了理学经典。而当时是用八股取士，要想获取功名，必须熟读《四书集注》和精通八股。李贽对这样的考试方法很反感，但毕竟自己家境不好，为了吃饭，还是得硬着头皮搞这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在考试前，他背诵了五百篇八股文，到了科举考试的时候，把这些文章又重新编排一下，居然考中了。 李贽曾晚年回忆自己当年考科举的情况，直白的说自己之所以考试求官就是为了养家吃饭，要是自己家境富裕的话他才不想当官呢。这样的的表述够率真，比起动不动就是为了家国天下的道学家们真是可爱了许多倍。 李贽二十六岁中了举人，之后两次会试都落榜，他求功名的心本来就不浓，所以有了不愿做官的想法，而是四处替人当私塾教师养家糊口。二十八岁的时候，由于生活贫困，自己的大儿子夭折了，这让李贽很是伤心，也让他的思想更加的偏激和愤世嫉俗。 第二年，李贽被朝廷授予河南辉县共城的教谕，教谕的职责类似于今天的校长，负责文庙的祭祀和教导当地的生员。一向反对神话孔圣人的李贽，却做了专门负责祭祀孔子的工作，他的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但现实的情况是父亲已经老迈，家中的弟弟妹妹都已经到了婚假的年龄，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了自己的肩头，现实逼迫他得赶快去做官拿朝廷的俸禄养家糊口。  共城远离家乡， 违背了李贽想要孝顺父亲，照顾弟妹的想法。但令他高兴的是共城这个地方是宋代大学者李之才和邵雍谈论大道 的地方，昔日邵雍为了追求大道，不远千里从洛阳来到河南辉县向李之才求教，并在辉县西北的苏门山百泉之上开荒种地，其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安乐窝”，最终邵雍终成精通《易经》的大学者。这样的前辈先贤让李贽心向往之。回想起邵雍刻苦钻研学问，到了四十岁才返乡结婚，自己却总是忘不了夭折的孩子，沉浸在丧子的悲痛中无法自拔，这让他很惭愧。 李贽常常到邵雍居住过的百泉附近游玩，并开心的说：“我是泉州人，如今又到百泉做官，这辈子跟泉字真是有不解之缘啊。”由于死思慕邵雍的为人与学识，遂自号曰：“百泉居士”，自称“百泉人”。很多的概念中，李贽是反对儒学的，但其实他并不是对儒学一概否定，而是专门针对宋明理学和士大夫阶层虚伪的不切实际的迂腐思想。对于儒家中真正的才学之士，李贽还是尊敬并引以为师的。 李贽在共城做了五年的教谕，随后被擢升为南京国子监博士。在共城的五年时间中，李贽自己评价是：“落落竟不闻道。”意思就是自己自己举止孤高，和人合不来，并且也没有像邵雍那样参悟大道。 其实李贽的性格本来就不随大流，他在任上一反传统，不接受生员们的见面礼，也不结交上司。只是守着微薄的俸禄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为了博取清廉之名，而是天生就是这性格，改不了，没办法呀。难道他不懂得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么？他懂，只是他觉得恶心罢了。 李贽调任南京国子监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就病故了。按照当时的规矩，李贽需要回到泉州守孝三年。李贽的父亲李白斋先生从李贽七岁的时候就教他读书写字，虽然李白斋先生一生都是个穷儒，但他可以说是李贽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李贽伤心的走上返乡的道路，此时正遇到倭寇肆虐。沿海的道路上到处硝烟弥漫。李贽一路上都是夜晚赶路，白天则到处躲避倭寇和强盗。从南京到泉州的路程他走了半年才到，一路上目睹了太多的民不聊生和地方官员平时高谈阔论，面对倭寇来袭时却手足无措的丑态。  回到家乡的李贽穿上孝服，带领着李家和林家的族人们拿起武器，登上泉州城和当地官府一起抵御倭寇。随着与倭寇的战争，泉州城内粮食匮乏，面对着高涨的粮价和家中三十多口人，李贽心力交瘁。 但是就像俗话说的：“福无双至从来有，祸不单行自古闻”，在嘉靖四十一年，泉州一带爆发了瘟疫，当时的惨象在《泉州府志》中有记载：
等到守孝期满，李贽带着妻子儿女搬移到北京，以此来逃避战火和瘟疫。李贽带着家人在北京住下来，等待着朝廷的补缺任命，但一等就等了十个月。所带的钱已经快要用完了，他只好借别人的馆舍教书赚取生活费。教了十个月的书，终于被补缺为北京国子监博士，这个和他在南京的官职一样。无论如何，自己家人的生活有保障了，因为又可以领俸禄了。要知道，李贽在等缺的这段时间里，最难熬的是冬天居然断粮，一家人饿的快死的时候幸好房东送来了粮食，这才保住了性命。 但老天似乎并没有打算让李贽缓一口气，在重新获得官位的不久，他的二儿子就病死了。这让李贽痛彻心扉，为什么上天这样待自己？还没有从失去儿子的悲痛中缓过来的李贽很快又收到家乡族人的来信，他的祖父去世了。李贽痛哭着感慨自己的不幸:
是啊，一个快四十岁的人，先后失去了父亲，两个孩子和祖父，这样的人生还能说不苦么？人人都追求功名利禄，光宗耀祖。可是自己虽然做官了，却丝毫没有改变穷困的局面，而且由于自己的无能，接连使得亲人死去，这是为什么啊？当官当他他这个份上的，真是古今罕有了。当时，李贽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回家乡把祖父安葬，并且已经挺棺五十多年没有下葬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这次也一定要把他们安葬了。原来，由于李家的贫穷，无力买坟地，所以曾祖父和曾祖母一直没有下葬，而是摆在祠堂中。这是多么悲哀的现实啊？他哪里像一个在朝中做官的士大夫，分明是人间炼狱中一个受尽折磨的可怜人罢了。 李贽把同僚凑的丧葬费分了一半给妻子黄氏，让他带着三个女儿在共城买几亩薄田度日，等着自己回来。黄氏向他哭诉说：“我是一个妇道人家，你要带走一半的钱去安葬祖先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度日艰难不说。我的母亲年事已高，在家乡思念我而哭瞎了双眼。我只想同你一道回家，看看母亲，你要替祖先尽孝道，难道我就不能去侍奉母亲么？”但是李贽很生气，为什么一个女人却有这么多的要求呢？于是板着面孔不看她。黄氏眼见丈夫生气，知道自己是不能回去了，便擦干眼泪向他道歉，请求丈夫回家后去看望一下自己的老母亲。之后李贽买了几亩田地给黄氏，准备收拾启程。当时一个贪官因为盘剥当地的地主没有成功，就想了个阴招，假借漕运河道用水，把农民的灌溉用水都引向了漕河中。全县上万顷田地没有了水源，李贽去请求这位官员给百姓放水，但那官员说：“我可以给你家的田地一些灌溉水源，但要我给全县灌水这不成。”李贽的犟脾气上来了：“既然你不给百姓们灌水，那我家的田地也不要你的水。”说完就丢下老婆孩子回泉州老家去了。 李贽离开的那一年，由于贪官的祸害，当地颗粒无收，黄氏的田地只收获了几斗草籽，由于吃的太差，二女儿和三女儿先后病饿而死。多亏了与李贽交好的推官邓石阳多次送钱接济，黄氏才带着大女儿熬过了三年艰难的岁月。  话说李贽回家乡呆了三年才返回共城。一进门就看到消瘦的妻子和大女儿，另外两个女儿却不见了。在询问中他才知道原来是饿死了。黄氏诉说着自己这三年的苦难，流下眼泪。李贽得知这些情况后僵住了，妻子赶快收起眼泪转而安慰他并询问家乡的情况。那一夜，夫妻二人在点着蜡烛一直谈到深夜。 而李贽这时候才真正的明白了：原来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男人会因痛苦而悲伤，难道女人就不会么？在此之前，李贽虽然看不惯道学家那套嘴脸，然而自己的思想中依旧受到传统男尊女卑的大男子主义的影响的。假如他当时肯听妻子的请求，带着家人一起回泉州，自己的女儿又怎么会饿死？假如他当时真的把妻子和儿女的性命看重一点的话，又怎么会为了所谓的道义而使得自家田地丧失了灌溉的机会？李贽那一夜失眠了，他强作镇定的安慰了妻子。但是内心却掀起了波澜。 这夜可以说是李贽痛苦的一晚，也是改变了他思想的一夜。我们知道，后期的李贽，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尊敬女性。这一切的根源都是自己用两个女儿年幼的生命和妻子三年的心酸才换来的。男女平等的思想在现代人看来并没有难么难以理解，但如果放在几百年前理学占据主流的明代社会中，就会发觉一个男人在那种时代要真的能悟出这个思想是多么艰难。 那个年代对于女人是不公的，对于女人，几乎整个社会都认为应该遵守三从四德，女人们应该对丈夫逆来顺受，并且还应该以死殉夫，换一个贞洁烈女的美名。但李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终于悟出了男女都是一样有悲喜的人，这是他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虽然这样的转变是用残酷到极点的现实激发出来的，叫人反观这段历史时只想流泪。  李贽的苦难史是造就他异端思想的重要原因，命运对李贽是不公的，但这些不公却也造就了大明第一狂人的超前思想，苦难向来是激发新思潮的主要原因，李贽这辈子最缺钱，最不缺的就是贫穷和苦难。真不知这到底是幸运呢，还是不幸？ 二，什么是大道？李贽回到北京候补，得到了礼部司职一职。当时这位孤僻的李先生饿死孩子的事情已经被许多人知道，再加上李贽平时多次对功名利禄表现出不屑的态度。便有人讽刺他说：“礼部司职只是个穷官，比国子监博士还穷，既然到哪里都是穷，你咋还要来做官呢？”李贽回答说：“我所理解的穷困，是一辈子不能明白何为大道。我这十多年来被现实生活逼的四处奔走，却丝毫不明白什么才是道，我知道京师人才济济，只是想要学习人生的大道罢了。” 他的朋友也劝他说：“老李啊，改一改自己心胸狭窄的毛病，别只盯着别人不顺眼的地方不放。”李贽说：“是啊，我这个人切实看不得不顺眼的人和事情，我应该改正啊。”于是，自称“宏甫”，希望从今以后心胸广大。但是对于当时的道学家，李贽依旧看不惯，对于朱熹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他更是听不得。  李贽依旧这样愤世嫉俗的活着，追求着自己心中的真正的大道，也就是他说的“真道学”。 李贽在礼部做了五年的官，正式研究了王阳明的心学。心学的思想本来就带有一部分否定理学的因素，愤世嫉俗的李贽更是对这部分内容兴趣十足，他崇拜王阳明和王畿这样的心学大家，立志要像这两位圣贤一样追求真正的大道。这就更加让他对于社会中主流的朱熹理学厌恶到极点，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反对道学的思想体系。如果说之前李贽的思想只是偏激和愤世嫉俗，那么此时李贽已经将那些杂乱的反传统思维逐步进行了系统化升级，开始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 在礼部做官的五年，李贽看不惯官场中“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诞；一毫不谨，则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的黑暗和腐败。他也渴望真正理解自己的朋友出现，但试问一个思维已经僵化的阶层中，又怎么能与“异端左道”和睦相处呢？ 他在礼部和上司及同事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这不难理解，李贽看不惯道学家虚伪的面目，也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正所谓曲高和寡，一个思想已经与大众相左的人又怎么会不孤单呢？  对于士大夫们动不动就说孔夫子称赞颜回安平乐道的精神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套理论，李贽从心底里痛恨，颜回只是个傻子，自己把自己穷死了；而这大明的朝堂之上，哪一个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巴结上司，搜刮民脂民膏。却偏偏要加上一套套冠冕堂皇的理由，真是一群虚伪的假道学。 至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则更是荒唐。人吃饭穿衣服这些都是欲望，要是灭人欲的话，那这世界上哪里还能有人，“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脱离了人的正常欲望的所谓道学思想都是欺世盗名。 历尽艰辛的李贽知道这个时代一文钱难死英雄汉的真像，他直截了当的说自己就是爱钱，自己就是渴望高官厚禄。孔夫子当年不也是四处周游求官职和富贵么？圣人尚且不能无视金钱和地位的重要性，这些自称是继承圣人衣钵的士大夫们却总是做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样貌，其实肚子里尽是些男盗女娼的龌龊勾当，这群人却总是说自己的言论是圣人的道学，其实都是一群假道学罢了。只有自己这样能重视人的欲望，能以真实的面目应对世界的人才是真正的圣人的衣钵传人，而自己所宣扬的与士大夫们截然相反的思想才是“真正的道学”。 京城的官员们热衷于讲学，喜欢聚在一起讨论自己对道学的感悟，当时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早以进入融合时期，故此士大夫们虽然名义上以朱熹的理学为正统，但私下的聚会中常常是三教的思想都探讨的。在这样的气氛中，李贽也随参加官员们的讲学和讨论。而在礼部做官的期间，他听说了佛教的《金刚经》可以解脱生死，充满了大智慧。饱经沧桑的李贽于是开始研究佛学，因为人生真的很苦，他希望能从佛经中找出解脱的法门。他曾这样说过自己研究佛学的初衷：
李贽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徒，但由于接触了佛学典籍，这一切都成为他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替之后李贽引佛家及各家学说攻击理学打下了基础。 对于那些高谈阔论，表里不一的道学家们，李贽则直言不讳的称他们做“大头巾”，言外之意就是这群人根本不是人，只是一个个大官帽，压根没有灵魂。  李贽从二十九岁任共城教谕到四十五岁北京礼部司职任满，这十五六年中其职责都是负责祭祀等工作，也可说一直跟孔圣人的塑像打交道。对于这位被当时的道学家眼中的天生圣人，李贽也有了自己的认识。 之前的许多观点都认为李贽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孔子儒家学说的人，但这是不正确的，与其说李贽是反对孔子，倒不如说李贽是把后代给孔子披上的神话的外表给无情的撕掉了，还原了历史上一个要穿衣吃饭，渴望权势和地位的真实的孔丘的形象，并借着自己所理解的孔子的思想来抨击朱熹学说的荒诞和虚伪，这种用儒家经典的话推翻儒家思想的做法真可谓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李贽认为自己并非是要离经叛道，不过是弘扬真正的孔子之学罢了。不过他真的是儒家的门徒么？这却不然，李贽后期的思想已经脱离了宋明理学的范围，甚至也脱离了原本儒家的思想范畴，但这种分离并不是直截彻底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力产生新的完全可以替代传统儒家影响的新的思想流派，故此李贽只能以传统否定传统。这也造成了李贽思想的复杂性。 由于与身边的人相处的很不愉快，在第五年就“厌京师浮繁，乞就留都”，京城并不像自己之前想象的有才之士云集，而是挤满了虚伪可憎的大头巾，还是回南京任职去吧，不在这里受腌臜气。虽然自己也渴望高官厚禄，但由于自己是举人出身，根本不可能入内阁。原来明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官员中只有进士出身的人才有资格选入翰林院，而只有翰林院出身的人才有选入内阁的机会。李贽并非“科班出身”，要想出将入相是不可能的了。李贽认为这样的用人方法是不合理的，但面对现实也只有无奈。而且官场中的腐败与道学家的虚伪他看够了，已经厌倦了。还是回到留都南京去熬岁月吧，并且放下功名之心，自己也能潜心治学，追求真正的道学，做真正的圣人。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 )，李贽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在南京刑部一呆就是就是七年。这七年的时间中，李贽仍然是一贯的看不上大头巾和假道学，与上司的关系仍然很紧张。
三，人生于世上有几多知己？李贽七年的刑部员外郎官场生涯中，有孤独的时候，也有开心的时候。因为在南京，他遇到了到东南讲学的泰州学派首领东崖先生王襞，王襞崇尚自然，推崇自我的思想给半生劳苦的李贽很大的震撼和抚慰，而王先生虽为布衣百姓，却器宇轩昂，从学者络绎不绝的景象也让傲气十足的李贽深深的折服，从此李贽心甘情愿的拜王襞为师，并拜会了心学龙溪学派的首领王畿，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先生。“人人皆可为圣贤，做圣贤的资格每个人都具备，不以知识和地位的高低而增减，只靠一个悟字”的观点对李贽思想的最终形成取得了很重要的作用。 南京是明朝的留都，相对于北京来说，讲学的气氛更浓厚，人们的思想也更加活跃。李贽开始积极的参加讲学活动，而李贽对待追求大道的问题一丝不苟，提倡儒家经典中的义理之道并不能因袭前人之说，而要靠自己的学习和参悟才能真正的明白，这样的严肃的治学精神也让同僚们刮目相看。 李贽也在南京找到了两位终身的挚友，焦竑和耿定理。焦竑比李贽小了十五岁，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大才子和有名的思想家，而且后来考取了状元。他的思想深受泰州学派影响，提出了“学道者当扫尽古人刍狗，从自己心中辟出一片天地”的大胆进步的治学方法，这与李贽是相通的，李贽早在北京时就听说南方有一个大才子焦竑，只是无缘得见。等到调任南京后才亲自拜访，二人一经谈论便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结为忘年之交，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互相截长补短，彼此都获益良多，逐渐成为知己。 而李贽与耿定理的相知则更有伯牙遇子期的味道，有一次，李贽参加一场由官员和学者参加的讲学会，他对于如何治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让参会的人们都议论纷纷，只有一个人默默的听着，一言不发。当李贽正讲的天花乱坠时，那人忽然发问道：“学贵自信，故又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试看自信与自是有何分别？” 李贽听到这人的问题后回答说：“自以为是，故不可以与入尧舜之道；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与入尧舜之道。”那人听闻后和李贽一同相视大笑起来。这个人就是李贽一生最好的朋友耿定理。耿定理是湖北省黄安府人氏，与哥哥耿定向，弟弟耿定力合成“天台三耿”，他的大哥耿定向和弟弟耿定力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也都在朝廷中高官厚禄，门徒无数。可是耿定理却与兄长和弟弟的志向不同，他这个人喜欢四处求师访道，对于任何事情都要穷究其理，对八股文章一点兴趣都没有，也无心功名。他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又精通释家之学，最后形成了自己“以禅入儒，直求本心”的独特思想和治学方法。他一生追求真我，而是潜心研究学问，成为当时是著名的学者。 他对李贽的发问引用了孔夫子关于自信与自是的名言，看看李贽如何区分这两种治学的态度？李贽却回答了治学者如果自以为是，固然不能接近大道，但是如果一味不敢怀疑，不敢拥有自己的观点，这也不能接近真正的大道。言外之意就是敢于怀疑和推翻前人的窠臼，只有通过自我的认知才是真正的求道态度，这与耿定理的真我精神是一致的。就这样，仿佛上天注定的一样，两个人一言定交，这或许就是缘分吧。 之后的岁月中，李贽与焦竑，耿定理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讲学辩论，互相影响着，李贽也真有了一种“吾道不孤”的感觉，虽然自己不容于大众，但至少在南京的时候真的找到了朋友和知音。他们的思想和治学方法虽然相近但绝不是相同的，但大家能够互相包容，不像那些高高在上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大头巾们，动不动就要搬出圣贤来打压不符合自己理念的新思想，而只有焦竑和耿定理这样肯面对真心真性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只有与真正的人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学道，也才能悟出大道之所在。而如今在大明朝堂之上的官员们，大部分都是“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假人，跟这些假人在一起久了，怕是自己也会失却“真心”。 李贽求道之心越重，辞官的心就越重。到了万历五年，李贽在南京刑部的任期已满，被授予云南姚安知府一职。 李贽带着家人启程南下的时候路过耿定理的家乡黄安，于是舍舟登岸，去拜见自己的知己耿定理。耿定理热情的接待了这位老朋友，又引见他认识了自己的大哥“天台先生”耿定向。李贽在耿定理家住了几日，谈及自己对官场的厌恶以及自己追求大道的急迫心情时，不禁萧索惨淡。一方面他厌恶官场，想要辞官；另一方面，自己家境贫寒，远远没有耿定理这样好的生活条件，可以抛开一切，专心治学。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让李贽很痛苦，耿定理看着这位好朋友说：“我也知道卓老（李贽号卓吾，人称李卓老）的心情，但是我辈既然都是真性情的人，就要考虑现实的条件。官场虽然污浊，但是离去了生活的资本确是连性命都保不住的。况且人人都是圣贤种子，做官也罢，为民也好，其实都是一种求道的过程。卓老为以后长久打算，且去做那姚安知府，这是朝廷的任命不可贸然违背，也能取那四品官员的俸禄以为衣食之计。等卓老任满致仕后，你我一同切磋，同求不死之学岂不快哉。” 一番话让李贽打消了辞官的想法，他与耿定理说：“待我三年满，收拾得四品俸禄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于是李贽把女儿女婿留在黄安，托耿家照顾，带着妻子黄氏奔赴云南去了。他下定了决心，三年任满后，再也不做官了。到时候自己辞官退休，这样还能领一份正四品官员的俸禄作为生活的保障。而耿家兄弟对李贽的女儿女婿也是视如己出，这样李贽可以安心的去做官了。 四，此时之我方是我姚安位于今云南楚雄州境内，在明代称“姚安军民府”，当时的辖境“北抵金沙江，南控大凉山，西接大理苍山洱海，东望五百里滇池”，当地有大量的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对于中原一带的官员来说，是 不折不扣的蛮荒之地。当时朝廷往往派遣一些汉族官员到姚安定期任职，与当地的土司一起治理。而就在李贽出任姚安知府的前几年，姚安刚爆发了彝族叛乱，刚刚经历了战争的姚安军民府，一片残破，各族互相猜疑。 李贽到任后，由于水土不服，大病一场，这更让他对人生的苦痛很厌倦，对佛学更加痴迷。当他目睹了当时姚安府的情况后，采取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与民休息，顺其自然的政策，并且能礼贤下士，倾听各族的意见，逐渐使得各族百姓和睦相处，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人民都对李知府很感激。至今姚安还保留着李贽当年题写的一副对联：
这其实也是李贽的执政理念，他以真性情对待百姓，而百姓也以真心 的敬爱回报他。但是李贽依旧不得上司的欢心，这在李贽的官场生涯中可是一段固定的戏码了，做官二十多年，李贽总是和上司合不来。首先，云南巡抚王凝就不喜欢他，这个王巡抚是出了名的贪污受贿，欺上瞒下，遇到李贽这种不懂规矩的怪人，他是打心眼里不舒服。李贽更看不上王凝，因为在他眼里这又是一个假人，一个面目可憎的大头巾罢了，要收礼钱么？没有。我李卓老自己还穷困潦倒呢，没钱孝敬你们这些大头巾，就算有钱也不给。 李贽热衷讲学，常常在处理公事的空闲聚众讲学，吸引了不少人听讲；而且李贽痴迷佛学，经常和身边的人谈禅论道。最开始他的直系上司云南右参议兼道员骆问礼还挺看好这个下属的，因为这个人清正廉洁，而且处理公务很认真，后来发觉这个李贽并不爱干涉和教化老百姓，反而随着百姓的性子来，又喜欢讲学参禅。这让信奉：“以华夏治蛮夷”的骆问礼不满意了，在他看来李贽不去按照儒家标准去教化老百姓，简直是无能，是混日子。于是他禁止李贽讲学，责备他的无为而治。 李贽向他分辨说：“治理百姓要根据实际情况，姚安府各族杂居，只有顺百姓之意使各族共享太平。而不应该拘泥圣人之说，让百姓得不到休养。”骆问礼才听不进这套呢，治理不懂礼教的山野之民，就该来硬手段，这样才能有效果，有政绩。不光老百姓得治，连李贽这样的无能之辈也得好好修理才是。于是凡事都开始刁难和针对李贽，李贽的日子又不好过了。幸好当时与骆问礼平级的云南按察司佥事顾养谦很欣赏李贽，多次帮他调解与骆问礼的矛盾，这才免于受害。 李贽感到孤独，他敬重骆问礼的为人，因为这个人确实是个能干的官员，而且学问也是很不错的，但是为何心胸如此狭隘，容不得一点别人的建议呢？由于政见的不同，居然把自己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这让李贽感到无比的孤独和痛苦，现实的痛苦让他更醉心与佛经。李贽游览了佛教圣地鸡足山，看着法相庄严的佛祖，不禁有了看破红尘之感。既然上天让我李卓吾一生抑郁不得志，何不弃了这红尘污浊？去寻找那解脱之道呢？宦海沉浮二十多年，自己不光没有尝到半点做官的快乐，反而是经受了各种苦难，李贽啊李贽，你一生孤高愤世，只为活出真我，难道在这阴险难测的官场中，就能活出真我么？ 光阴易逝，转眼就到了万历八年三月，李贽的三年任期到了。他将知府的大印封好，停止了政务处理。他听说负责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巡按御史刘维正在楚雄府，于是赶到楚雄向刘维辞职。刘维对此大惑不解，搞不清这个以怪异出名的李贽葫芦里买的什么药。哪有政绩不错的官员急着辞官的？ 原来，明代的官场风气很坏，许多官员常在任期快到时候主动辞官，其实是为了营造自己高风亮节的名声，辞官待命的期间仍然不放权力，干着官员的事情。一直要到上司挽留，才装作无可奈何的留下来，其实内心欢喜的不得了。 刘维以为李贽也在玩这套把戏，于是按照套路对他说：“李知府你别慌，待本官将你治理姚安的功绩上报朝廷，领了朝廷的旌表再走也不迟嘛。” 李贽有些生气，又有些无奈，他怎么不知道刘维的心思呢？这官场的虚伪作风居然让真的也跟着变成假的了，哎，无奈啊。于是他很真诚的对刘维说：
李贽认为自己不是做官的材料，不愿意有负朝廷与百姓，也不愿意受朝廷的旌表，做欺世盗名之徒。自己是铁了心的不干了。刘维还是不敢相信李贽是真心不想做官了，让他回去等消息。李贽回去之后，便不再管官府的事情，而是去了鸡足山。在寺庙中研读佛经，与和尚们讨论佛法。此时刘维才真的意识到，李贽这个怪老头是真的不想干了。他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可敬也可惜啊。而李贽的对头骆问礼此时才发觉，自己这个下属还真是与众不同，他试图留住李贽，但都被拒绝，心中不禁升起一丝丝遗憾的感觉。毕竟，在大明的官员中，这样任性的人已经不多了。 李贽的辞官申请批准了，他回到姚安收拾行囊，李贽离开的那天，许多官员和学者以及少数民族的土官们都来送行，百姓们也纷纷来送李贽。他们是真舍不得这样的好官走啊。而李贽如释重负，带着行囊和妻子黄氏，离开了姚安。他并不向别的官员一样致仕还乡，他要去黄安找耿定理，一起寻求大道。黄氏虽然反对李贽这种行为，但是她知道自己这个丈夫是个怪人，甚至是个疯子，也罢也罢。走吧，你爱上哪就上哪，反正你都疯疯癫癫的五十多年了，还能怎么办呢？ 万历八年七月，五十四岁的李贽辞官，带着妻子黄氏奔向黄安府。此时他真的感觉空前的自由与舒畅，二十四年的宦海生涯结束了，李贽终于是真正的李贽了。而他的身边是无奈的黄氏，她疑惑的看着丈夫，夫妻几十年，但她真的不明白眼前这个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要追求的是什么大道，值得如此的疯癫痴狂呢？黄氏不明白，明朝的许多人也不明白。 摆脱了官场束缚的李卓吾就这样义无反顾的走向了背离当时时代的道路，最终成为轰动朝野的“狂人”。 闰土氏点评：初识李贽，还是十多年前在中学课本上，当时只知道这是明朝中晚期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后来又过了许多年，偶尔得到一部李贽的《焚书》，又对李卓吾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才知道这位著名的狂人和离经叛道者的思想在当时是多么具有超前性，李贽的狂与离经叛道主要体现在辞官之后的二十年中，本文只是大致勾勒出这位怪才与“左道妖人”的前半生经历。李贽是诞生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的一位思想启蒙家，他的思想与主张其实与几百年后的现代人是一致的，这更能说明这位疯子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而造就这了不起的杰出人物的根本原因其实是现实的苦难与封建社会中种种的弊端，由此可见：天才往往是被磨难逼出来的，李贽虽然是明朝人，但他的思想可以说超越了自身时代几百年。 我想写李贽的故事已经很久了，因为我觉得，李贽的很多思想对现代的我们仍然有着启迪作用，但是李贽也很难写，复杂的经历，复杂的思想以及后世褒贬不一的评价。正如一万个读者心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贽。他或许是疯子，或许是大圣大贤，或许就是彻头彻尾的神经病。而截取李贽宦海沉浮的经历写出这样一篇小小的文字，不过是写出了我心中那个李贽罢了。回顾李贽的官场生涯与人生遭遇，我们现代人是不是也该把苦难当成一种磨练，最终寻找到心中的道呢？正如李贽那句名言所说：
善哉斯言，可以为座右之铭。 参考资料： 明· 黄宗羲《明儒学案》 明·李贽《焚书》《续焚书》 明·袁中道《李温陵传》 鄢烈山《文化怪杰李贽——告别中庸》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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