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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你可能会说自己能够享受孤独，但当你说“孤独”的时候，你已经在表达它的对立面——陪伴——才是人的天然需求。是的，人类是群居动物。群居是人类在千百万年的演化中获得的生存策略，所以我们总是喜欢旁边有人陪伴。这种对陪伴的天性需求动力被我们命名为“情感”。情感是把人捆为群体的“挂钩”。当然不仅人类，所有的群居动物都有情感。情感可能跟动物的“亲生命天性”有关。如果你养过猫，你可能发现，你明明不是它的同类，但它总喜欢在你旁边，因为你是一条生命，比冷冰冰的物件更让猫喜欢。人类养宠物也是这个道理，当没有人可以亲近时，可以与动物相依为命。可见，人类的亲生命天性比情感更早演化出来。当然，人类的不同在于进入“大群居”时代，在那些本能的基础上，产生许多与抽象概念相关的新东西。“荣”和“辱”就是这样的。若你一个人隐居山野，你不会有荣辱体验。荣辱感是你认为的、是否得到别人认可或否定的情感反应。在小群居时代，荣辱感并不强烈，因为彼此之间太熟悉了，就像我们现代的家庭内一样。在大群居时代，人与人不能尽数相熟，声誉成为简化不熟悉人之间相互认知的符号。有好的声誉就意味着更多可以使用的资源，在群体中必然具有更大的优势。荣辱根本上是跟竞争有关的，实际上，文明的所有元素都与竞争相关。那么，你得到荣誉了，你自然就很愉悦，因为你有更多的竞争优势了；反之，你被别人否定或者贬抑了，你就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宠辱若惊”是人的天性反应，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为了得“宠”而不择手段也很容易发生。“惊”也是因为在大群居时代，人们很难取得和保持“宠”，而“辱”常常无可预料地发生在自己身上。这进一步推动了人的竞争压力，从而才会对宠辱惶惶恐恐。老子说的很对，如果我们没有身体的话，我们就不会在乎宠辱了。他碰巧说出荣辱感来自人的本能的生物学事实。个体一切行为的驱动力顺序是：基因延续＞个体生存＞繁衍＞育幼＞护亲人＞拥友＞顾及熟人＞近某团队＞近某大团体＞拥护所属大群体＞拥护自己国家＞拥护人类。一个人的“文明水平”高度，体现在他能够将多少后面原本引起弱驱动力的人当作前面强驱动力的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为什么是“教化”，因为这是在教导个人把更多人纳入更近的爱护中。显然，每个人都知道，那是非常难的，因为不符合天性中的动力顺序。然而，那个动力顺序中也隐含着“微弱的”超越该顺序的因素。例如，为了基因延续，个体必须有死亡，这便与生存冲突；为了生存，必须与人合作；为了繁衍必须与异性合作；为了养育后代，要与长辈和亲友合作，最好在一个能够提供安全保障的团体中。国家的产生就是因为两个与协作紧密相关的需求：（1）建设共同需要的事物，（2）抵御共同面对的侵犯和威胁。群体经历越多，这样的需求和记忆就越多，对群体的接受和认可也越强烈。所以，协作才是文明的根本内容。一个群体的文明程度高，其协作水平就高。经济领域就是一个体现协作重要性的例子，经济繁荣的群体文明水平通常更高。相似地，一个人越文明，他越愿意且能够与更多人协作。能够被“托天下”的人显然是一个极其文明的人。老子虽然认识到可以“托天下”的人一定是把别人都当作自己看待，但是他同时要这些人“无身”，这显然是矛盾的。实际上，可以“托天下”的人是有能力在庞大的合作网络中兼顾到所有人的人。所以，虽然道德要求确实对国家管理者有作用，但是在这个网络中失去了多少连接才是管理者是否称职的标准。而事实上，无法自我保全的管理者都是那些丢失了大多连接的人。人类历史一直在更新群体管理者的产生机制，世袭制之所以被抛弃，就是因为它无法持续产生“身为天下”的人。帝王们从来认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或祖宗传下来的，没有人“委托”给他们。即使在苏美尔城邦、希腊城邦、罗马共和国，参与选举和议事的都是上层公民，还有许多不能算人的人——奴隶，更是直接被忽略，所以历史上的国家管理者从未曾被整个群体“托天下”。这是混乱在历史上总是发生得极其频繁的原因。其实“身为天下”也是“宠”的一种方式。人不可能无死，但因文明社会产生了众多抽象世界，人在抽象世界中有了永生的需求，而抽象世界又为这个需求提供了满足的机会。人与群体结合是个体“永生”的唯一方式，中国的“青史留名”文化正是因这个“宠”而产生的。“可托天下”是宠，自己与群体因“宠”实现了结合，这才是个人推动群体发展的原因，就像老子因自己的学说而被铭记一样。可惜，老子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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