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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方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 “后生，你是不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此时已是志愿军三十九军115师师长的王扶之，定定地看着眼前鬓发斑白、面容憔悴的老人，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和激动。 1953年，抗美援朝暂时告一段落，王扶之思乡心切，恨不得马上见到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故乡和亲人。他趁着停战间隙，决定回乡去看望自己多年不曾陪伴、不能尽孝的老父亲。 王扶之 其实，按照王扶之的级别，是可以配备专职司机的。 但他认为这是自己的私事，且战况多变、局势复杂，不知何时会再生变故，也没打算在家过多停留。因此就没想给组织添麻烦，最后便独自回家去了。 然而那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捷，王扶之的家乡当年还没有通车，当他在最后一站下车时，距离家乡还有十几公里的土路要走。 就在这时，王扶之看到一位拉着牛车的老人，便上前诚恳地问道： “老人家，能麻烦您拉我一段路吗？我这还有十几公里才能到家。” “上来吧，小伙子”。老人笑呵呵地答应着。 王扶之就这样和老伯一路有说有笑，乘着牛车到了一个村子。 期间老伯还提到了自己有个参军的儿子，现在生死未卜，早就和自己断了音讯。 王扶之听了之后，内心五味杂陈。 奇怪的是，老人自他走路回家起，就一直跟在他身后，直到他凭借记忆找到自家门口，老人也没有离去。 就在王扶之心生疑虑时，老伯接下来的一句话犹如石破天惊，让王扶之身躯一震，目光变得深沉。 王扶之和老人到底有着怎么样的故事？ 一切都要从王扶之参军那天说起。  年轻时的王扶之 多难小儿，参军入伍王扶之参军，不仅是时势造就的结果，跟他父亲的一个决定也有很大的关系。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陕西省子洲县破败又潦草，经常有反动军出没，王扶之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在他五岁的时候，母亲就因病去世了，而这对整个家庭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但生活还要继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赋予我们坚韧不拔的品质和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 迫于生计，五岁的王扶之被父亲送到延安的远房亲戚家打工，从此成为了一个放牛娃。 牛背上看世间，小小的王扶之身上背负了太多时代和生活给予的苦难。  放牛娃（素材来源于网络） 尽管生计窘迫，但王扶之的父亲从来没有一天不想让年幼的稚子，坐在明亮的私塾里，和其他孩子一样念书识字，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 终于，他咬牙攒够了一笔钱，将王扶之送去了私塾念书。 那时的私塾教授的课程都是《三字经》、《百家姓》一类简单易懂的书籍。 王扶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了从乡野小儿到“小知识分子”的转变。 虽然这段求学经历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给他留下了巨大的人生财富。 可以说，正是父亲将王扶之送去私塾的这个决定，使得他日后成为红军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进而影响了他的一生。 王父本希望王扶之可以读书改命，然而天不遂人愿，现实往往和理想背道而驰。 三个月后，王扶之因为家庭穷困，不得不辍学去打工，给富贵人家开垦荒地，还经常在有野狼出没的地方干活，生活的重担又有一次压在了他稚嫩的肩头。 这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活动就在延安一带进行。 王扶之看到红军不仅不欺压百姓，还给老百姓挑水扫院子，一个想法逐渐在心底发芽。  “我想跟你们一样当红军，行不行？” 12岁的王扶之仰着头，明亮的眼睛里满是希冀，满心期待着红军战士肯定的答复。 红军战士看着他矮小的身子，不免有些疑惑：“你多大了？” “你看我有多大？”王扶之人小鬼大，灵机一动，顺着红军的话反问。 “我看你有十六七？” “还真差不多。” 就这样，王扶之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成为了一名只有12岁的红军战士。 1935年7月，12岁的王扶之从来没有卸下过肩上的使命。 从谋生到参军，从参军到救国，他身体尚且幼小，骨肉却已初成。 而波澜壮阔的一生，从初出茅庐便屡立战功，开始缓缓拉开了序幕。  年轻的士兵（图片来源于网络） 初出茅庐，才能初显王扶之所在的红军“少共营”里，大部分都只是十四五岁的孩子。 由于物资短缺，王扶之他们连武器都没有。 不光他们，战士们尚且不能每人配备枪支，使用的都是冷兵器，更何况他们这些小红军呢？衣服、兵器虽然短缺，但王扶之坚定的意志却越来越强。 条件艰苦，心却不苦。 王扶之不抱怨、不埋怨，而是另辟蹊径，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结合日常经验，剑走偏锋地制作出属于自己的武器——梭镖。 那段时间，他常常看着自己的梭镖，眼里炽热的光似乎马上就要迸射出来，手掌越握越紧，迫不及待想要和真正的红军战士一样上阵杀敌。 很快，王扶之的机会就来了。  1935年，徐海东、刘志丹定下了围城打援的方案。 东北军110师很快被红军切割成好几段，营长简单明确地给他们这些“娃娃兵”布置了任务，要求他们攻打一个小高地。 没有武器，王扶之就扛着他的梭镖冲锋陷阵。 少共营的娃娃兵一阵风般冲到高地底下，正准备包围东北军时，便听到上面的东北军大声喊道：“底下都是些小疙瘩，不成气候。” 王扶之看反动军不把自己放在眼里，顿感内里一股火焰正在熊熊燃烧，但他并未因此而失去理智，他牢牢地锁定了敌军中的一员。 “冲啊！” 随着一声怒吼，王扶之蓄足力气，猛地将手里的梭镖扎在了一个反动军的脖子上，那个反动军又惊又俱，浑身抖如筛糠，连自己的武器都丢掉了，成为了王扶之的俘虏，还被缴了枪。而王扶之也因此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支“马拐抢”。 王扶之不但会自制梭镖，骑自行车也不在话下。  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对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王扶之被调到这里的测绘集训队学习。 部队在河北平山县缴获一辆自行车，这在当时的年代可是一个十足的稀罕物啊！ 王扶之十分喜爱，经常在空闲时间练习。 过了一段时间，他的车技已经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 只是此刻的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会因为一辆自行车，跟我军的一位高级将领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位将领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新四军三师的师长兼政委的大将——黄克诚。  黄克诚 抗日战争时期，王扶之是黄克诚的参谋。 黄克诚近视非常严重，眼力不好，每逢行军，王扶之便和侦察排长惠汉良，轮流用自行车载着他。 有人曾经打趣说，王扶之的后座上载着新四军三师的指挥部。 1981年，总参谋长张爱萍到新疆检查工作，见到当时已经是大军区副司令的王扶之，问道：“王扶之呀，你还记得你用自行车驮上黄老的事吗？那时你的自行车上可带着三师的司令部啊。”  张爱萍 王扶之微微一笑，不做应答，继而望向远处，似乎随着总参谋长的回忆，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王扶之不仅是个英勇的战士，也是个优秀的情报人员。 抗日战争时期，王扶之经常化装后潜入苏北敌后，争取伪军。 这是十分凶险的任务，一旦被日军发现，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王扶之曾好几次陷入险境，但最终凭借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化险为夷，成功完成组织布置的任务。 有一次他刚和内线人员联络完毕，完成任务后正准备离开，一辆载满日军的卡车缓缓驶来，王扶之立即知道有人走漏了风声。 怎么办？面对有备而来的日军，是先躲起来观察情况，还是静观其变？ 王扶之十分冷静，迅速进行了一番缜密的思考，料定他们未必知道自己的身份。 于是招呼旁人坐下，开始拿起桌子上的麻将装作打牌，准备掩人耳目。 “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 日军发现王扶之是生人，招呼跟随日军的翻译盘问道。 “我是一名商人，来这里办点事。”王扶之从容不迫地回答。 闻言，日军并没有离开，而是坐下来继续盘问。 面对日军的嚣张气焰，王扶之不卑不亢，每个问题都回答地滴水不漏，愣是没有让日军找到一点破绽，最终化险为夷。此时的他才不过二十多岁。 然而战场无情，王扶之滚烫的鲜血，曾无数次洒落在硝烟弥漫的战场。  1949年1月14日，攻占天津战役打响。 115师343团首先攻占了天津城，将飘扬的红旗挂上了天津城头。 时任343团团长的王扶之在指挥攻城的过程中，被敌人的反射火力将大腿打了个对穿。 但他坚持指挥，重伤不下火线，一直坚持到当日15时30分，天津城全面突破。 除去这次英勇负伤以外，王扶之还经历过一次极其危险的意外，几乎让他丢掉了性命。  战功勋勋，大难不死抗美援朝时期，王扶之随39军于1950年10月21日首批入朝作战。 先后任志愿军115师343团团长、副师长、师长。 率部参加了1至5次战役、1951年阵地防御战、1952年春秋夏季巩固阵地作战、秋季战术性反击和朝鲜西海岸反登录反空降防御作战准备。 而此前，他已经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夏秋季攻势、辽沈、平津、横宝、广西等战役战斗，先后荣立大功三次。  此时的王扶之还不到而立之年，就已经战功累累。 可这次他却差点在异乡的土地上马革裹尸。 1952年抗美援朝时期，王扶之任115师代理师长。 敌军派出精锐部队攻占临津川以东阵地，王扶之率部队坚守，敌人的重磅炸弹一次又一次落在志愿军的阵地上，却不能进一毫一厘。 不仅如此，王扶之还率军打下了一个由敌军精锐驻守的高地。 这是一次伤亡少、作战方式灵活的军事行动。 志愿军总部指示他们总结战斗经验并上报，且派出《人民日报》记者刘鸣到王扶之部队进行采访，协助整理文稿。 王扶之 8月2日，王扶之协同5名参谋，正和记者刘鸣一起，在指挥部坑道整理文稿。 突然，“轰”的一阵巨响，王扶之七人被强大的气流推进了山洞里，石头和土块纷纷掉落，山洞塌了！ 王扶之顿感耳旁一阵轰鸣不止，大脑仿佛停止运转，然后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浑身疼痛无力，一条腿被木头和周围的石头压得严严实实。 他用力试图抽出他的腿，但根本无济于事。 他们七人被埋在了山洞的碎石乱木堆里，记者刘鸣和三名参谋不幸当场殉国。 面对牺牲的战友，即使已经见惯了生命消逝，王扶之等人却依旧无法淡然处之。 一时悲从中来，可是现在还不是他们放声痛哭的时候，王扶之明白，当下最重要的，就是活着出去。 只有活着，才能继续坚守脚下的阵地；只有活着，才能继续完成未竞的事业。 他对另外两名参谋苏盛轼和陈志茂说道：“快，我们得爬出去，不然都得交代在这里！” 王扶之三人花了三个小时，挣扎着从一堆废墟中爬出。 本以为可以脱离危险，但却绝望地发现，事情比想象地要严重得多。 他们被封闭在洞内，无法传达信号，只能不断敲打脸盆、水桶、饭盒等物品，可依旧无济于事。 这信号实在是太微弱了，无法穿过厚重的山体。 就这样过了一天，没有食物，也没有水，王扶之他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一刻。 洞内的氧气越来越稀薄，王扶之等人感觉胸前像压着个大石头一般，呼吸越来越困难。 他们越来越绝望，似乎下一秒就要饮恨当场。 王扶之并不惧怕死亡，他只是觉得，事业未竟，就这样死去，未免太憋屈。 “我们不会真的要死在这里吧。”恍惚之际，不知是谁喃喃自语。 忽然，机器的嗡嗡声传来，有人在他们附近实施营救！ “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 他们重新燃起了希望，用尽全身力气大喊，可是由于氧气稀少，机器的声音过于雄浑厚重，谁也不能保证外面的人可以听到。 此时，外面的救援队已经开展了三十多个小时的工作，可是这工作越进行就越令人心惊。 三十多个小时，就算王扶之他们没有遇难，恐怕也早已经窒息而死，救援人员心中的希望之火已经快要熄灭。 志愿军在挖掘坑道 然而，彭德怀司令坚持救援，他对救援人员说：“要想尽一切办法，将王扶之他们抢救出来，万一牺牲了，也要将其遗体挖出，运回国内！”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救援人员一筹莫展之时，突然，洞内飞出了两只苍蝇！ “太好了！有苍蝇飞出说明洞内一定有氧气，王师长他们肯定还活着！” 终于，挖掘机挖掉一堆石块后，发现了王扶之等人。 绝处逢生，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纵横。 有了这次的经历，王扶之从此对苍蝇的印象也发生了改观，认为它们对自己有“救命之恩”，从那以后就不再拍苍蝇。 这也算是一段趣闻，可见王将军也是个性情中人。 1953年，抗美援朝告一段落，王扶之作为115师师长，被批准放假一段时间。 王扶之想到自己已经二十年没回家了，沧海桑田，不知家中老父现在如何 ，也不知故乡是否还是记忆里的样子，他决定回去看看，这便有了开篇的那一幕。 老年时期的王扶之 偶遇老父，对面不识王扶之下了客车，发现还有一段十几公里的土路要走。 这时，一个拉着牛车的老伯走了过来。 老伯一看到他就觉得十分亲切，不仅因为他穿着军装，还因为王扶之看起来跟自己的儿子年龄相仿。老伯看到他，就想起了自己在外打仗的儿子，于是主动跟他攀谈起来。 “后生，你这是要回家去吗？不嫌我这牛车慢的话，我倒是能捎你一程。” “太好了！谢谢大爷。” 王扶之就这样坐着老伯的牛车，走上了回家的路。 一路上，王扶之讲起自己在战场上发生过的事，老伯听着听着，就湿了眼眶。 “小伙子啊，我也有个儿子，十几岁就参了军，二十年没回家了！唉，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要是活着的话，也跟你差不多大喽！我想他想的紧，你也是红军，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他的消息，也好给我留个念想！”说罢，老伯嘬了一口烟。 “大爷，您放心，我回去以后就给您打听！”王扶之郑重地答应了老伯的请求。 老伯心酸地笑了笑。 一牛两人，很快到了傅家新庄——王扶之的老家。 “小伙子，我可到家喽！” 老伯看他没有下车的意思，心里生出一丝疑惑。 “这个老伯跟我是同村的？”王扶之心里想着。 可是面前的老伯看起来起码有七十多岁，自己的父亲才不到六十，王扶之觉得怎么也不可能，于是无奈地笑了笑。 时过境迁，家到底在哪里？ 他的记忆已经斑驳了，王扶之踌躇着，靠着曾经的记忆找到了老家。 奇怪的是，老伯却没有离开，而是定定地跟在他身后。 半晌，老伯才发出风箱般的颤声说道：“后生，你是不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这就是我的家啊！” 仿佛终于印证了自己的猜想，老伯眼含热泪，颤颤巍巍地上前，一把抓住了王扶之的胳膊， “扶之啊！我的儿，你终于回来了！” “爹！” 王扶之悲喜交织，再也忍不住，抱住父亲，两个人埋头痛苦，哭这二十年的生离。 老父亲因为常年从事体力劳动，身体衰老很快，这也导致王扶之没有将对方认出来。 十年尚且生死两茫茫，何况是二十年的时光？ 王扶之将自己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却不能在父亲的身边尽孝。 舍小家为大家，何等伟大，又是何等心酸。 王扶之晚年旧照 其实，革命战士里有无数个王扶之，他们或许埋骨沙场，或许扬名立万，或许战罢归隐。 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们应当铭记于心，接好时代的接力棒，继续先辈们的伟大事业——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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