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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沈娜:中国高等教育如何改进“严进宽出”

 高教课堂研讨 2022-10-24 发布于江苏

      我国高等教育与西方国家不同,采取的是“严进宽出”的教育模式,对于即将进行高等教育的人们进行严格筛选,再将接受并能将知识充分运用于与实践之中的人才予以宽松对待,将其送入社会之中。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严进宽出”的教育政策也开始展露出了弊端。下文从人才类型的角度,分析如何坚持并改进“严进宽出”政策。

普通型人才“严进宽出”:

普及化阶段保有精英教育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马丁·特罗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三个阶段,根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的比例将高等教育分为精英教育、大众教育、普及教育三个阶段。而在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过50%这一关键节点,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历史性“转段”。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马丁·特罗也说过,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机构不仅存在,而且更加繁荣。当前的高等教育普及化,并不排斥精英教育,此阶段的精英教育不仅是指着力培养国家所需的高层次学术型人才,也是指要精心打造既有一流管理又有一流学科的精英型高校。打造精英高校的目的,不是要培养少数人,而是给国内更多高校做出示范,成为模仿学习的对象,以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在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是一种高水平、高规格、高标准的教育。在当前的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我国一贯施行的“严进宽出”政策需要继续坚持,这跟坚持“高考”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中国教育的主流色彩,是适合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之道。

技能型人才“严进严出”:

工业化强国依赖高级技工

      技能型人才处于社会总体劳动链环的终端,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是社会运行过程的具体操作者,其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对技能型人才的忽略和轻视,都会导致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就我国社会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是有限的,而大量需要的是中等专业技术人才。现在我们学生大都以“一”字型人才即综合水平平均但缺乏专业技能,可以更好服务社会的“T”字型人才。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对于技术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以严把严,“严进”提供了基础水平较好的生源,而“严出”保证了进入社会的人才的质量。树立以“应用”为主导的人才教育理念,其培养目标对接现实,注重满足社会需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生产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我国作为工业强国,必须注重高级技工的培养,越是尖端工艺越需要人才培养的“严进严出”。

通识型人才“宽进宽出”:

创新化生存基于终身学习

      现代教育注重培养“完整的人”,因此,教育改革应积极创新培养模式,造就一批“才学通天人,睿智识古今”的通识人才,这样的人需具备四种能力:有效思考的能力、能清晰地沟通思想的能力、能做出合适明确判断的能力、能辨识普遍性价值的认识能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大学教育引进了“通识教育”理念,并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希冀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体制,以培养具备文明自觉、政治自觉以及全球化视野,且能够把人文、社会、自然等多学科理论知识融会贯通的“通识”人才,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教育基础。而终身学习理念强调教育要面向所有人开放,保障所有人的学习权益,满足广大社会成员在人生各个阶段的学习需求。通识型人才“宽进宽出”满足了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提升了全民素质,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通识型人才追求的是创新化生存,他们的成长不限于大学阶段的校园生活,最终需要终身学习来修炼成才,“宽进宽出”的模式更能“不拘一格降人才”。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路,高等教育更是如此。在世界大环境巨变的当下,高等教育模式的改革更是迫在眉睫,如何使高等教育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作为一种改进的思路,未来可以考虑“一体两翼”的结构,即主体上继续延续“严进宽出”的传统,然后一方面在高精尖技能人才培养中坚持“严进严出”高标准,另一方面通过“宽进宽出”为部分人文社科人才培养留下自由发展空间。

高教课堂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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