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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安县铁门乡农民 张宗子 我国的葡萄栽培始于何时？从近年来的学者研究来看，大致有三： 一、日本人桑原说葡萄在李广利伐大宛时带回①。 二、葡萄由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②。 三、汉使未至西域以前的周代中国己有葡萄栽培③。 仅就以上三种说法来看，依笔者管见，皆未确切。先谈第一种看法。认为葡萄在李广利伐大宛时带回，是以《汉书·西域传》④为据的。《汉书·武帝记》记载：“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四年春（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史记·大宛刊传》③亦云：“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以伐宛，是岁太初元年也。”“伐宛再反，凡四岁而得罢焉”。 《汉书·四域传》说；“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宿，宛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肯与，汉使妄言，宛遂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 汉使，虽不知是谁，但不是张骞，因张骞己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第三次出使西域后，因功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并于公元前114年卒⑥。而《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武帝纪》皆谓李广利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伐大宛，凡四岁，大初四年返。所以后人也就将此功记在李广利名下，如晋代张华在《博物志》中说：“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得蒲陶”⑦。 第二种说法，认为蒲陶是由张骞使西域携归的，源于《史记·大宛列传》。《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者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蓿苜、蒲陶肥饶地”。按这段文字位于张骞卒后李广利伐大宛之前，汉使谓谁，司马迁的《史记》没有明说，后人揆测，也就功归张骞了。故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种桃李第三十四中说：“汉武帝使张骞至大宛，取蒲陶，于离宫馆旁尽种之⑧”。 第三种说法谓在汉使未至西域前的周代，周代我国是否己经栽培葡萄，这里先姑置勿论， 而持此论者的夏诒彬先生所引的《周礼》场人注，是不足为凭的。因为《周礼》虽云：“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但未指为何物。东汉郑玄（公元127-200年）注经，谓“珍异，葡萄、枇杷之属”也不过打个比喻作解释罢了，不能作为事实来看。 从上面三种说法来看，最后一种观点因郑玄注《周礼》在司马迁、班固之后，史己明载葡萄入汉，故学者多不微信，这里也就不予赘述了。而持前两种观点以为葡萄由张骞或李广利带回的，但时间应在张骞使西域之后。张骞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应募使西域，儿经艰辛，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归汉。那么，元朔三年以前，中国当无葡萄栽培。然据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记载，当时汉武帝的上林苑@中已有蒲陶了①。有谓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作于张骞通西域之后，也就是公元前126-前118年之间②。其实不然，司马相如作《上林赋》的年代，早于张骞使西域归汉之前。 欲求《上林赋》的写作年代，我们不妨借求于《史记》和《汉书》。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司马相如……以背为郎，事孝景帝，会景帝不好辞赋，…客游梁，……乃著《子虚》之赋。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日：'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请候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成奏之’。…天子大说（悦）……以为郎”。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除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关于唐蒙通夜郎及西南夷的时间，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是建元六年（汉武帝刘彻，公 元前135年）①，同时在通西南夷的过程中，汉武帝也曾采纳过司马相如的意见。关于这点，我们可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⑤和《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得到佐证@。此时司马相如为郎已经数岁，如果司马相如以《上林赋》见幸于武帝并封为郎，那么，《上林赋》成赋的年代当然应早于建元六年，至迟也应该在公元前137年一前138年前后。 张骞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应募使西域，经匈奴被匈奴羁系十余年，在这期间，当然不能带苜蓿、葡萄归汉了。而葡萄这种水果既为文人司马相如所注目，这说明中国内陆葡萄的栽培时间还应早于司马相如作《上林赋》以前。另一方面，我国古代的医学典籍《神农本草经》据近代学者考证以为是秦汉时期的作品，其中有“葡萄味甘平，主筋骨湿痹，益气倍力，疆志，令人脏健，耐饥，忍风寒，久实轻身不老延年。可作酒，生山谷①”。《神农本草经》可能有汉人屏入之文，但既云“可作酒，生山谷”，则非离宫别馆之珍品，当是山谷之中别有葡萄之野生者。而见于周秦古籍的“蕊字，古今学者也多认为是葡萄之属。荔字，就字思意，当象果实累累之状，百果之中符合此形者莫过于葡萄之果穗了。同时，藟也可以造酒，《丽情集》中有“因各赐薰肌酒一杯，日：此酒千岁藟所造，饮之白发变黑，致长生之道”的话。 以上所说的葡萄栽培情况，系中原内陆，而汉初中国的边陲之地及其他各处是否有葡萄栽培，还未可知：但从《史记》和《汉书》来看，西域各国栽培的葡萄，除大宛而外，尚有安息@、难兜@、罽宾@、且末@诸国。汉时的且末国，后为我国的且末县，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南部，塔里木盆地东南部。这也足以说明中国的葡萄栽培早于张骞通西域之前了。 最后，就史论史，还须补充一点，这就是《西京杂记》中有关葡萄锦的记载。在《西京杂 记》中，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所献的名果异树中，虽无葡萄之名，但别有二条蒲桃锦的记述。 《西京杂记》卷一：“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距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 卷二的记述是：“尉佗（二十二）献高祖以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这里所说的蒲桃锦，是指用葡萄纹作装饰花纹的丝织品。以葡萄为文饰，说明当时中国必有此物，否则这种花纹是模拟不来的。当然霍光生当汉武之世，并受托辅弼汉昭帝，时间可能在张骞、李广利之后，故不足为奇，而汉高祖赐南粤王尉佗以蒲桃锦则早于张骞六十余年了。《西京杂记》有谓东汉刘歆所撰，后人考证多数认为该书作者是晋人葛洪，书中记述多为西汉遗闻佚史。从其所记史实来看，多属实有其事，如卷一所记的“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型如铠甲，连以金缕”。据现代考古发现，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的两座古墓中，墓主人刘胜及其妻窦绾皆身著金缕玉衣，与《西京杂记》的记载一样。因此，《西京杂记》即使是葛洪所撰，也必以西汉所传旧籍为依据，故颇有史料价值。高祖既赐尉佗以葡萄锦，而汉以前中国即有葡萄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葡萄栽培，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时间是见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即公元前137年以前，而不是张骞通西域（公元前126年）之后。葡萄一名系外来语之译音，在这之前的周秦古代典籍，虽无葡萄之名，而有象藟这样的葡萄属植物，汉武帝时，张骞，李广利或其他汉使，确实带回了某些葡萄的珍异品种，但我们不能遽断中国 的葡萄栽培始于此时。至于张华的《博物志》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因既作于司马迁、班固之后，中国固习每有功归圣人的想法，后人多袭其说，遂使中国的葡萄栽培历史，自张华而后，承其误者已经一千七百余年。今天，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研究和总结中国果树栽培的历史，真实地反映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果树栽培情况和技术水平，促进我国果树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注释： ①见辛树帜编著的《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第98页。 ②见《中国果树史研究》（辛树帜编著，伊饮恒增订，1983年7月第1版）第128页“中国过去栽培的葡萄，都是欧洲种，其裁培起源，据《史记·大宛传》载：'宛左右以葡萄为酒，富人酿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年不败，外国使来众，则岗宫别馆旁，尽种葡萄，（按这段引文有错简，故与下面本书作者的语意不符)。按上述汉使，即至汉武帝使张骞通西域而言，大宛是现在的土耳其斯坦。由此可知，中国的葡萄是张骞传进的，约在记元前128年”。亦见孙云蔚主编的《中国果树史与果树资源》1983年6月第1版第10页。”我国葡萄栽培历史，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是在汉武帝时代张骞出使西域期间（……），从当时的大宛国引入的”。“根据文献资料，我国古代葡萄（欧洲葡萄）是由张窍出使西域期间由中亚细亚一带引入是可靠的。当时引入的可能是葡萄种子(也可能有些是苗木）。引入的人，可能是张寿本人，也可能是张骞同行的其他人员。因为张骞是正使(总领导)，所以文献上当然以张骞为代表”。 ③见夏治彬的《种葡萄法》（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引魏文之诏及《周礼》注，谓：“……汉使未至西域以前，我国已有葡萄。总之，大宛之葡萄与中国者，虽无由考其异同，但已设场人掌司其事，似周代亦盛植葡萄矣”。 (④我所引据的《汉书》是金陵书局光绪丁亥(1887）年刊行的汲古阁本，下同。 5、我所引据的《史记》是金陵书局光绪四年(1878)刊行的汲古阁本，下同。 ⑥据《辞海》张骞条，参见《中国果树史与果树资源》第11页。 ⑦转引自《文选》潘安仁《闲居赋》李善注。（中华书局1981年7月成都版）第二二六页。 ⑧见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第191页。 ⑨《史记·大宛列传》：“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应募使月氏……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赛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垃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徐广日：元朔三年)，……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太夫，堂邑父为奉使君。……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10、《史记·秦始皇本记》：“（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除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人多，先王之宫庭小，乃营作朝宫湑南上林苑中”。是上林苑秦时已置，而武帝时复茸修之。《西京杂记》云：“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 11、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樱桃、蒲陶……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12、见《中国果树史研究》第56页。该书说：“司马相如（西汉人公元前179-118年)是在哪一年写成《上林赋》和《子虚赋》的，我们无从肯定，大约可推测在张骞自西域归来之后。否则此赋中决不会有蒲托(皙）。相如死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张毒是元朔三年归的，因此推知他的成赋时代当在公元前is5-(前i18年这八、九年中”。 13、《史记·孝景本记》“中六年……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皆薨” 14、《史记·西南夷列传》曰：“建元六年(汉武帝刘街，公元前135年》，太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都阳令唐蒙风指跷南越。南越食蒙罗构酱，紫问所从来，日。'道西北牂间，牂河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只：'独罚出构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河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亞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日：'南越王黄屋左蠢，地县东西万余里，名为外，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熙，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 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简糙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夔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作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 15、《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日：“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城，士卒多物故，费以臣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之君长闻西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日：'邛、律、丹、胧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那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那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16、见附注十四。 17、见黄澳辑本《神农本草经》，中医古籍出版社，1982年5月影印本第136页。 18、《史记·大宛列传》：“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 19、《汉书·西域传》：“难兜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种五谷、蒲陶诸果”。20、《汉书·西域传》：“罽宾国王治循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地平温和，……种五谷落陶诸果，粪治田园”。 21、《汉书·西域传》：“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去长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有蒲陶诸果”。 22、《汉书》卷九五：“南粤王赵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十三岁，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器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日：'闻陈胜等作乱，豪杰叛秦相应，南海辟远，恐盗兵侵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疾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 1984年8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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