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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晔︱ 《长物志》为明代文震亨所撰。文震亨，字启美，长洲(今苏州)人。文徵明之曾孙。生于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卒于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崇祯中官武英殿中书舍人，以善琴供奉，明亡殉节死。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文震亨被追谥为“节愍”。《钦定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子部十《长物志》书前提要中写道：“震亨捐生殉国，节概炳然。” 所谓“长物”，提要中是这样解释的：“其曰长物，盖取《世说》中王恭语也。”此典故出自《世说新语》：“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即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王恭，字孝伯，太原晋阳人(今山西太原)。曾为五州都督，青、兖二州刺史诸职，史传其“清廉贵峻，志存格正”。其身无长物，足见其品格高贵清廉，当为世范。因此，“长物”即多余之物。 承继了文氏家族几代人的文化积淀，文震亨多才多艺，对造园、建舍、家具、陈设及书画等无不精通。《长物志》成书于1621年，共十二卷，分别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等。其中卷六“几榻”及卷十“位置”，对榻、短榻、曲几、禅椅、天然几、书桌、壁桌、方桌、台几、椅、杌、凳、交床、橱、架、佛橱佛桌、床、箱、屏、脚凳等二十种家具的式样、材质、用途、摆放等予以一一评述。至于作者的用心，我们或许能够从沈春泽在《长物志》原序中引述作者的那句话窥见一斑 — 启美曰：“不然。吾正惧吴人心手日变，如子所云，小小闲事长物，将来有滥觞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编堤防之。” 明代是中国传统家具制作的黄金时代。后世所谓“明式家具”通常指明代至清代早期所生产的，以花梨木、紫檀木、红木、铁力木等为主要材料的优质硬木家具，由于制作年代主要在明代，故称“明式”。王世襄先生曾对明式家具的艺术风格进行了高度概括，总结出明式家具的“十六品”与“八病”。“十六品”即简练、淳朴、厚拙、凝重、雄伟、圆浑、沉穆、秾华、文绮、妍秀、劲挺、柔婉、空灵、玲珑、典雅、清新;“八病”则是烦琐、赘复、臃肿、滞郁、纤巧、悖谬、失位、俚俗。 我们从文震亨在《长物志》卷六“几榻”开卷的一段话中不难看出作者之于家具的品评准则：“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又坐卧依凭，无不便适。燕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簟，何施不可。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古雅可爱”透露出作者的审美偏好;“无不便适”则表明其讲求功能实用，反对奢靡浮夸的价值观;而“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则将作者日常生活中的文人意趣展露无遗。 一、古雅可爱 文震亨在《长物志》卷一“室庐”最后的“海论”中提出了“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的审美思想，而雅俗之辨则贯穿于全书始终，作者尚雅卑俗的审美观不仅体现在包括几榻家具在内的器物等形制上面，对于材料的选择及装饰工艺等方面亦是如此。“自然古雅”“古朴”“古雅精丽”“奇古”者为之赞;不古不雅者，则一概被斥为“恶俗”“最忌”“不入品”“最可厌”“断不可用”“俗不可耐”，等等。 尚古，是中国传统文人士绅审美趣味共同的特点。尚古的理念由来已久，源自古代宗法制度下建立起来的祖先崇拜，简而言之就是“崇尚古制，推崇古道”。就书中被文氏称作“几榻”的家具而言，材料的“自然古雅”，装饰工艺的“古朴”“无脂粉气”，以及是否遵循“旧式制成”，均是评判雅或俗的关键所在，缺一不可。 榻“有古断纹者，有元螺钿者，其制自然古雅。忌有四足或为螳螂腿，下承以板，则可。近有大理石镶者，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树、以粉填者，有新螺钿者，大非雅器。他如花楠、紫檀、乌木、花梨，照旧式制成，俱可用，一改长大诸式，虽曰美观，俱落俗套”。从“忌”与“可”、“可用”与“落俗套”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材料“自然古雅”，但如果非“旧式制成”仍有可能落入俗套，并且美观并非等同于雅，而很可能是俗。 天然几“以文木如花梨、铁梨、香楠等木为之，第以阔大为贵，长不可过八尺，厚不可过五寸，飞角处不可太尖，须平圆，乃古式。照倭几下有拖尾者，更奇。不可用四足如书桌式，或以古树根承之。不则用木，如台面阔厚者，空其中，略雕云头、如意之类;不可雕龙凤、花草诸俗式。近时所制，狭而长者，最可厌”。 椅“之制最多。曾见元螺钿椅，大可容二人，其制最古。乌木镶大理石者最称贵重，然亦须古式为之”。凳“亦用狭边镶者为雅，以川柏为心，以乌木镶之，最古”。 如此种种，在文震亨等看来，几榻之美的就在于“古”，只有“古”才“雅”。此外，还有一个“奇”，是为其几榻审美之另类，在述及倭制或日本制天然几、台几、箱与橱等均用到了“奇”。可见，只有“古雅”与“奇古”才是“可爱”或“可观”的。可能就如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说的那样：“所有的古物都是美的，只因为它们逃过时间之劫，因此成为前世的记号。”
(清) 黄花梨圆直棍四出头官帽椅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二、几榻有度 尺度是家具设计与制作的关键要素。事实上，由于我们的祖先最初都是席地坐卧的，随着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家具也有一个不断“升高”的高足化过程，大约到了宋代，中国传统家具的尺寸才逐渐确立了“和谐比例”的概念。沈春泽在原书序中是这样夸赞文氏的：“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自然，当时所谓的“度”与“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尊古或尚古的审美逻辑，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没有唯古，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到了家具的使用功能如何能够更好地贴近人，即在满足审美愉悦的同时，使家具更加世俗化与人性化，也就是近现代家具设计所注重的人本主义与人体工学。 “删繁就简”与“无不便适”是文震亨等对于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主义审美态度的重要主张。就几榻而言，虽然作者最看中的是古雅，但几乎每种类型的几榻不仅给出了形制，还都提出了具体的尺寸，如，“榻，坐高一尺二寸，屏高一尺三寸，长七尺有奇，横一尺五寸”“书架有大小二式，大者高七尺余，阔倍之，上设十二格，每格仅可容书十册，以便检取，下格不可置书，以近地卑湿故也，足亦当稍高;小者可置几上，二格，平头方木。竹架及朱黑漆者俱不堪用”。论及朱黑漆，文氏在“佛橱佛桌”中做了更详细的说明：“用朱黑漆，须极华整，而无脂粉气。” 最有意思的是几榻卷最后提及的脚凳：“以木制滚凳，长二尺，阔六寸，高如常式，中分一档，内二空，中车圆木二根，两头留轴转动。以脚踹轴，滚动往来，盖涌泉穴精气所生，以运动为妙。竹踏凳方而大者，亦可用古琴砖，有狭小者，夏月用作踏凳，甚凉”，凸显了作者对于家具器物等实用性的诉求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及生活情趣 三、燕衎之暇 保罗·福塞尔在其著作《格调》中引出了一个有关生活品位的话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分析社会等级的视角。他在书中以美国为例讽刺了中产阶级的虚荣与浮夸，批判了大众品位的贫民化趋势，同时标榜了一类人——并称之为“另类”，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无阶层”的阶层，他在否定原来的社会分层体系的同时又建构了一个新体系，暗示了一个新标准——品位的标准，但这绝对不是大众的品位，因为大众没“品位”。布尔迪厄在《区隔》中提出，鉴赏的区分体系与社会空间的区分体系在结构上是同源的。他认为：“有一种文化商品的经济，但它具有特殊的逻辑。”但这种逻辑是，或只能是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它是日常生活逻辑的体现——品位在被分等的同时也划分了为它分等的主体。社会主体有等级上的差别，由于他们根据自己制定的标准进行美与丑、优与劣的划分，从而反映了他们自身的等级差别。 有明以来，随着工商业经济的逐渐繁荣，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迁，特别是到了明代中晚期，江南一带奢靡之风盛行。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阶层的“士绅”，其社会声望与权威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生长在万历年间的文震亨必然感同身受，而他作《长物志》真正意义上的初衷，也正是对于“吴人心手日变”的担忧。而“古”之于“今”，“雅”之于“俗”的“品位”则正是以文氏为代表的晚明文人士绅阶层捍卫其儒家正统、社会威望与履行社会责任的最有力武器。而“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簟”等燕之暇的文人意趣就是最能彰显其品位的日常活动。 尽管《长物志》中已经显示出作者对家具实用性的诉求，但不同阶层的人群不仅使用家具的目的不同，在选择与使用方式上亦有差异。通过文氏对于几榻等家具的品类、制式、工艺要求、使用、摆放等的叙述，透露出的不仅是文震亨等士大夫对于此类知识的精通，更是这些文人阶层之于几榻等寻常之物之不寻常的、超凡脱俗的品鉴能力与掌控能力的体现，亦是他们日常生活态度与方式的真实写照。同样一件家具，其功能与实用目的可以是完全不同的。《长物志》中对短榻有这样的描述：“置之佛堂、书斋，可以习静坐禅、谈玄挥尘，更便斜倚，俗名弥勒榻。”又如方桌：“列坐可十数人者，以供展玩书画。”但这些几榻的实用性并不是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所追求的。 对于异国或异域情调的追逐在《长物志》中也是显露无遗的。如前文提到过的天然几“照倭几下有拖尾者，更奇”。台几“倭人所制种类大小不一，俱极古雅精丽，有镀金镶四角者，有嵌金银片者，有暗花者，价俱甚贵”。橱“小者有内府填漆，有日本所制，皆奇品也”。佛橱、佛桌“有日本制者，俱自然古雅”。箱“倭箱黑漆嵌金银片，大者盈尺，其铰钉锁钥俱奇巧绝伦”。 综观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于二十种几榻的描述与品评，可以肯定的是，它既不是一本用以流传的“家具营造法式”，也不是一本用以规范当时四方百姓家居生活的指南。面对明朝中后期商业的繁荣与消费的兴盛，《长物志》所表达的是一种文化态度，就好像文氏在卷十“位置”中写的那样：“位置之法，繁简不同，寒暑各异;高堂广榭，曲房奥室，各有所宜;即如图书鼎彝之属，亦须安设得所，方如图画。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若使堂前养鸡牧豕，而后庭侈言浇花洗石，政不如凝尘满案，环堵四壁，犹有一种萧寂气味耳。”“一几一榻”，长物者，不长也!如此这般，无非是以作者为代表的一部分明代江南文人士绅阶层的生活理想在其现实生活中的投射罢了。
(明) 黄花梨草龙纹券口玫瑰椅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作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研究馆员 (编辑：刘谷子)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㉜期︱ 图文版权所有，如需转载，务必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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