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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那英 白天不懂夜的黑 孙梦秋 ◑文 千万不要以为黄土店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村庄或干店。它是个村庄不假，但不在荒凉的黄土高原上，也不在南方偏僻的十万大山里面，它在北京西北部一个叫做昌平的地方。北京有很多村、庄、店之类的地名。中关村是一个村。车公庄是一个庄。黄土店是一个叫店的都市村庄。坐地铁到回龙观下车，往前走一段就是黄土店。那时候，地铁只通到回龙观。连接黄土店到中关村的是运通205公交车，全程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下雪或者堵车的时候，两三个小时也是正常的。 我那时在中关村一个大院里上班，那里有一家很有名气的杂志社，我在杂志社做编辑。我住在黄土店，跟我的同事夏宇一起合租。 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半个小时的时间内要洗漱完毕并且赶到公交车站，坐5:30的公交车去上班。一般情况下走进单位大院差不多快7点了。冬天的早上，这个时间点单位食堂最好的早餐基本上卖完了，晚到的人只能逮住啥是啥，匆匆忙忙填饱肚子，又匆匆忙忙到办公室里忙活一天的工作。 夏宇跟我面对面办公，他是宁夏固原来的一个小伙子，身材魁伟，沉默寡言。夏宇有一部小灵通，信号时好时坏。我有手机，双向收费，通话费每个月差不多要600多元。夏宇一看到我充话费就皱眉头，他劝我买一部小灵通，说那样能省很多钱。后来我就买了一部华为生产的小灵通，用了一个月，感觉信号太差，就不用了。夏宇和他的小灵通不离不弃，他每天下班回来都抱着小灵通说个没完。有时候半夜一点多了，我上卫生间路过他门口，还能听到他在黑咕隆咚的屋里对着小灵通说个没完。我们下班差不多17:30，在单位吃过饭能赶上19:00的公交车，回到黄土店差不多20:30，堵车的时候晚一两个小时到家也正常。匆匆洗漱完毕，人就如同散了架的一堆物件，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夏宇每天都抱着他的小灵通跟黑暗虚空中的某个人聊天。一开始我以为他在撩妹，后来有一次听到他对着小灵通怒吼，我觉得不对。再后来才听同事说他是在跟西吉老家的媳妇聊天，他媳妇在西吉县的一家民营企业上班。夏宇在老家的时候曾经贷了一笔款，创办了一个什么企业，企业红火了一阵子就失败了，夏宇欠了一屁股债，在老家呆不下去了，他就跑到广州打工，想发一笔财还债，然而打工的日子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好，也不挣钱，恰好他的一个本家叔叔在北京做一个文化系统的官，就把他介绍到杂志社来做后勤。虽然也挣不了大钱，但体面，轻松，重要的是能够接触和积累一些人脉。夏宇想靠着这些人脉资源完成他还债的心愿——这当然是后话。跟我同住的时候是他最艰苦的时候，除了每天疲于奔命的挤车，工作，挤车，回到家里还得整夜应付那个在老家的媳妇无休无止地纠缠。有时候白天她也打他的小灵通，夏宇都是匆匆看一眼来电，脸色一沉，顺手就挂了。然而小灵通不解人意地又叫唤起来……夏宇只有飞跑下楼躲到三楼卫生间去……夏宇的小灵通就一直这样不分昼夜、不分时段，随时随地地叫唤着，这让办公室里的同事不堪其扰，每次夏宇的小灵通开始唱“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大家都感到无形的纠缠和压迫。夏宇在这样的摧残之下沧桑的速度日新月异，心力交瘁，无处可躲。 有一次，我记得是周末，我们在住处烧饭吃。我从超市买了一些鱼罐头、凉拌菜、肘子之类，还有一箱啤酒，想放松一下。我们俩一人一瓶对着吹，大概三四瓶啤酒下肚，夏宇突然哭了，那是一种奇怪的哭，没有泪，只有嘴角抽动，面容悲戚。我想他其实那一刻一直在心里绷着劲儿，跟自己说不能哭不能哭，可是他又忍不住，于是就呈现出一种怪异的哭相。屋里只有我俩，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我能感到内心深处的触动。 那个冬天，我有好几次想辞职，我实在受不了每天一来一回的颠簸和拥挤,夏宇一直鼓励我坚持下来。我觉得他没有垮下来只有一个原因：他的债没有还完。他跟我说过，他父亲的工资卡被媳妇儿收走了。父亲是一个农村中学的老师，在当地桃李满天下，人见人敬，就因为他的欠债使这位曾经人人尊敬的老教师蒙羞。他企业红火的时候父亲没有沾一点点光，倒是他那个媳妇上赶着嫁给他，挤进他的企业里当老板娘。如今，他穷困潦倒了，是父亲到处求人替他扛着山一样的债务，而他的媳妇儿却拿走了父亲的工资卡，没收了母亲全年的劳动收入。他母亲是农民，宁夏西海固地区是闻名全世界的缺水区，所有的庄稼都是靠天收，他家里的困窘可想而知。 那个冬天，我还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是甘肃的，跟夏宇是老乡。我问她甘肃的怎么跟宁夏的是老乡？她笑着说，在北京所有的西北人都是老乡。她叫红云，姓什么我忘了，她是夏宇介绍我认识的。她在清华大学旁听课程。清华大学离我上班的杂志社不远，走路也就十几分钟，所以红云常常来杂志社玩儿。她一来，夏宇的脸上才会有一点点快慰之情，话也比平时略多一些。 红云清瘦，干练，给我的印象是好学上进。我那时候办了国图的阅读证，只要有一点时间，我就往国家图书馆跑。杂志社离国图不远，走路也就几分钟吧。红云跟我说她也想去国图看书，夏宇就请我帮她办一张借阅证。有一个星期天，我看见他俩一起去国图，我就偷偷隐藏进匆匆人潮中，不想让他们看见我。午餐时间，我看见红云一个人低着头在看书，我走过去问她吃饭没有，她说中午不吃饭，这样看书记得牢。我本来想夏宇会跟她一起吃饭的……晚上回到住处问他，他说他根本没去国图看书，他不爱看书，他陪红云走到国图，她进去看书，他就在街上溜达，找零活挣钱。我忽然明白，红云不吃饭应该也是为了省钱。 清华文学节的那个晚上，我跟几个同学去听几个当红作家的演讲，发现红云在讲堂门外一棵大树下摆摊卖水。北京的冬天虽然冷，但由于气氛热烈，人又多，买水的就多，红云应接不暇。一瓶水两块钱，她不停地拿水、找零钱，一边还偷空儿扭头望望大教室——教室外面站满了人，红云什么也听不见。 元旦前的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被一阵呻吟弄醒。侧耳细听，黑暗中痛苦的呻吟声从夏宇的屋里传出来。我睡觉的时候他还在小灵通里跟媳妇争吵，这是怎么了呢？我起床到他屋里，看见夏宇躺在地上呻吟着，已经神志昏迷了，那些呻吟声是本能地发出来的…… 夏宇死了。我也说不清楚他的死因，但我忘不了他最后的样子，我从他的样子推断他的死与他所遭受的压力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崩溃了。我以前一直认为人的生命是非常强大的，就像杰克·伦敦、海明威、奥斯特洛夫斯基描写的那样，最不济也该是尼采说的肉体柔弱精神强大的样子。夏宇用生命告诉我，我错了。生命的崩溃跟雪山的崩溃是一样的。从外部看，雪山巍峨雄壮，好像亿万斯年都不会有一丝变化的样子，可是，熟悉雪山的人知道，它的内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崩溃与坚守的斗争，只要机缘到了，一个小小的震荡就有可能导致一场惊天动地的雪崩…… 夏宇死在我们合租的屋子里，房东说是要去去晦气，单位给房东赔了一笔钱。我只好在中关村附近找了一家公寓，非常贵。 我搬家的时候红云来了，我请她在黄土店的一家小馆子里吃羊蝎子，喝啤酒。她不喝酒，慢慢地说着她的故事，偶尔吃一两口菜。我一直以为她跟夏宇有点那个意思，她说不是那样的。她告诉我她在清华大学的一个食堂里做清洁工，这工作是夏宇求他叔叔帮忙找的。她老家是甘肃平凉一个农村的，穷，全家人勤扒苦做一年，勉强填饱肚子。她读高中二年级家里就供不起了，父母把她许配给一个饭馆老板的儿子，收了人家两万块钱彩礼。她不愿意，从家里跑出来，坐着火车漂流到北京，打过几份工都被人欺负。遇到夏宇之后才算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她一边做清洁工一边读清华的自考，她想拿到学历之后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夏宇死了，她在北京好像缺少了一个保护，一个希望，一个理由。她说夏宇不死，要是他老婆不要他了，也许她们能慢慢发展下去……这想法还没来得及跟夏宇说，他就死了。她说她也是在夏宇死了之后才明白，自己心里是有过这样的想法的，只是以前自己了不明了，每天都是不断重复着忙碌前一天的事情。除了担负自己的悲苦生活，在能做的就是偶尔来杂志社看看，安慰一下夏宇——不过那时候心里一直觉得他是个哥哥，是个老乡……红云说在他们那个地方，农村里的男人如果被老婆戴了绿帽子或者休夫了，对男方都是辱没祖宗的事情。他的话多少让我窥见夏宇之死的真相。 冬天的北京，户外特别冷。从餐馆出来，我看到红云清瘦的身子瑟缩在旧羽绒服里，她浅笑了一下，摆摆手，朝公交车站走去，轻忽得就像一朵雪花，来去无痕，无人在意。 2005年元旦的凌晨，我在新搬的公寓里写信。我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太阳照常升起，城市依然拥堵，汽车的尾气和滚滚的人潮塞满了嘈杂的空间……可是，我却看不到新年的喜悦。夏宇死了，红云走了。这两个人离开我只有几天，却好像从来没有在我的生活里出现过一样，没在这个城市出现过一样。只有现在，只有我，知道他们曾经那么真实地、痛苦地来过这个城市，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海子说：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夏宇、红云还有许许多多漂在北京的人们，他们读到这句诗歌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呢？他们带着梦想欢天喜地的来到北京，感受到的欢欣和惊喜是短暂和虚幻的，承受的却是韧长的疲累和无望的沉重…… 信写完了，我不知道发给谁。可是，在那一刻，我奇怪地想起了《梵高传》里面的一段话。想起了梵高流浪在巴黎的大街上，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敲开了一个绅士的门，想讨口吃的。绅士彬彬有礼地对梵高说：“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在故乡的土里去，你将于此生根发芽，别在巴黎的人行道上枯萎掉。”“梵高，你要明白，对你来说，饿着肚子比脑满肠肥更能激发艺术的灵感……”哈！多么堂皇的说辞！多么真实的饥饿！ 春节过后，杂志社筹办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请专家们讨论中国的农村问题，鼓捣着鼓励农民进城的各种措施，为资本化了的医疗、教育、住房等产业提供取之不尽的财源。当然，他们不会说出真相，他们的说辞跟巴黎的绅士们一样堂皇、高大、无懈可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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