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这个病之前，跟大家介绍一个人：丁福保（1874年-1952年）。看丁福保的生卒日期，大家知道他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清代末年出生，经历了甲午战争（1894年）、辛亥革命（1911年）、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1949年），然后3年后就死亡了。丁福保不是个医生，但他做了很多跟医学有关的事情。他自幼体弱，患有“痨症”，怎么治疗都不好，后来自己翻译日本的西医书本在国内出版，一边翻译一边学习，算是一个西医知识的传播者吧，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医生。他翻译的最多的书本是关于肺结核的。比如1908年翻译了《肺痨病预防法》，1910年编译《肺痨病学一夕谈》，1911年出版《肺痨病救护法》，1912年翻译《结核菌物语》，1913年翻译《肺痨病之天然疗法》，1933年还出版了《肺痨指南，1940年出版《肺痨斗病术》......他真的是孜孜不倦。痨症、肺痨都是我们传统医学的叫法，后来西方医学有了巨大进展，发现这个病的病因是由一种细菌导致的，这个细菌叫结核杆菌（1882年，德国人罗伯特·科赫（R.Koch）发现），所以西方医学称这个病为“肺结核”。我为什么要把丁福保单独提出来讲，并不是因为他翻译了很多关于肺痨的书本，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命运很悲惨。从丁福保介绍自己的话可知道，他自幼多病，身体孱弱，手腕细小，筋肉柔软无力，久咳多痰，消化不良，面无血色。28岁时去了上海，身体更弱，步行一二里，则气喘力竭，精神亦疲乏不堪。小时候他看过医生，诊断为“痨症”，用了很多办法（具体不详），都没办法治愈，那时候的痨症，基本上就是绝症，尤其是当病人开始有咯血时，意味着活不久了。丁福保的悲惨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患有痨症常年不愈，更要命的是，他一家子，几乎都命丧于痨症。他的父亲、嫂子、妹妹、两位侄女都死于肺结核（后来知道这个病叫肺结核），而他自己的朋友当中也有5位死于肺结核。到了1926年，他的族底郎西也因为肺结核死在无锡，1930年，三儿士康因患有肺结核、肾结核也去世了，年仅22岁。现在看这段文字的朋友可能感觉不到肺结核的恐怖了，因为你的身边似乎病人不多（事实上最近肺结核病人又越来越多了），没办法感同身受，但丁福保的遭遇足以表明那个年代肺结核（肺痨、痨症）的可怕。还有，我最近也有在阅读一些出生在晚晴或者民国时期的医学大家的传记，包括林巧稚（1901-1983年，中国妇科奠基人）、裘法祖（1914-2008年，中国外科奠基人之一）、吴阶平（1917-2011年，中国泌尿外科奠基人）等等，在阅读这些自传或者他传当中，我深切的感受到，那时候的结核病真的很常见，因为传记里时不时就说某某某因为肺结核（肺痨、痨症）死掉了，更夸张的是，吴阶平自己就是个结核病病人，他有肾结核，并且为此切掉了一个肾脏。我还查到一个文件，是清末宣统年间（1910年左右），北京市城区死亡人口和死亡原因的统计，这个统计方法有些特殊，作者是调阅了当时人们抬灵柩（棺材）出城时所登记的资料来统计的，人死了，要抬出城外埋葬，出城时官兵要检查，家属就得填写一些死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命、年龄、死因等等，其中死因这块，最多的就是“痨症”，差不多50%！以至于人们常说“十病九痨”，可见痨病（痨症、肺痨）在当时多么普遍，又是多么可怕。丁福保的遭遇并不是唯一的，跟他一样悲惨的人太多了。又由于痨症（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经常一家子全部得病，然后一家人先后都死掉了。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也不管你多么位高权重，只要你得了痨症（肺结核），那基本上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并不是说得了肺结核就必死不可，也有一小部分人会自动痊愈，但多数都是悲惨结局。我们要承认，传统医学在面对肺痨时是没有很好的办法的，那时候痨症死人是一批一批的，骇人听闻。传统医学也是一门技术，是技术它就不是神话，就有优缺点，要能明白这点，才能往下看。传统医学认为肺痨很复杂，因为证候很多、症状很多，说句难听的话，那么多医生，大家都搞不清楚这个病到底是啥，有时候是咯血、胸痛为主，有时候是乏力、消瘦为主，有时候是咳嗽、咳痰、身热为主。在没有确切知道这是结核杆菌引起的肺结核前，医生给病人的定性有很多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在讲现代医学（西方医学）治疗肺结核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传统医学怎么对待这个病。宋代以前，反映结核病的传染性名称有很多，比如尸疰（zhu）、劳疰、虫疰、毒疰、鬼疰、传尸等。听名字很恐怖，反正这个病就跟尸体、虫子、毒物等有关，都是恐怖的东西。（来源：结核病中医药治疗研究.香港医药出版社.2000年）而根据症状特点的名称有肺瘘疾、劳咳、急痨等。从宋代开始，痨瘵（zhai）作为统称，代替了其他名称。而从晚晴至今，传统医学则称之为肺痨。下面我们把历朝历代医学家们关于肺结核（或者类似疾病）的描述抄出来，大家对比着看，其实挺有意思的，就好像我们在时光穿梭机里走了一遍一样。东汉张仲景（约公元150-215年）在《金匮要略》中描述“虚劳”有“手足烦热、盗汗、虚烦不得眠”和“马刀侠瘿”等，都与肺结核和淋巴结结核相类似，虽然不一定就是肺结核，但应该包括肺结核。华佗的《中藏经·传尸》（相传这本书是华佗写的，真假难辨了）描述：或因酒食而遇，或问病吊丧而得....钟此病死之气，染而为疾，故曰传尸也。这说明当时我国的医学家已经能够辨认这个病的传染性了。晋代葛洪（公元281-361年）在《肘后备急方》中论及“尸疰”一病：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这里也可以看出，著名的医学家葛洪也知道这是个传染病，但局限于他当时的知识，他认为当病人死后才有传染性（死后复传之旁人），而没有提病人生前有传染性，事实上肺结核病人多数是活着的时候传染他人。到了隋朝时，当时的太医巢元方（公元550-630年）在他的专著《诸病源候论·虚劳咳嗽候》里有记载说肺痨是以咳嗽、胸痛、喘息、咯血为特征的一种病。
唐朝孙思邈（公元541-682年）的《千金要方》已经把尸疰、毒疰列入肺脏病篇，起码知道这些所谓的恐怖疾病的关键是在肺脏。同时期的医学家王焘《外台密要》指出：肺痨热，损肺生虫......生肺虫，在肺为病”。这里开始提出肺虫致病说。但那时候医学家认为的虫，仅仅是理论上、想象中的虫，并没有人有真凭实据，但起码他们能够想象到，导致这么严重、又这么有传染性的疾病的，应该是有“虫子”在作祟，这个想法在当时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先进了。到了宋代，当时杰出的医学家许叔微（公元1079-1154年）在他的著作《普济本事方·诸虫飞尸鬼疰》记录：肺虫居肺叶之内，蚀入肺系，故成瘵疾，咯血声嘶。许叔微继承了唐朝医学家关于肺虫治病学说，但病名改为瘵疾了。而同时代的其他医学家则把痨瘵作为专篇记录，并且把肺痨和一般的虚劳区别开来。这是正确的，虚劳概念太广泛，很多消耗性疾病、肿瘤性疾病都可能会虚劳，不仅仅肺痨。宋朝还有个医生，杨仁斋，他在他的医书《仁斋直指方》里直接提到“治瘵疾，杀瘵虫”的治疗方法。以上充分说明，唐宋期间，肺结核这个病，医生们已经认定病灶在于肺，而且其传染性是跟某种虫子有关，虫子就是致病媒介，要治疗这个病，就要杀虫子。这个观念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先进的，但由于不认识这个虫子，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杀虫药”。
到了明朝，明朝时医学家李梃（生卒日不详，大概公元1500-1600年）在他的《医学入门》里指出肺痨六大主症：潮、汗、咳嗽，或见血，或遗精。这个认识跟现代肺结核的主要症状很接近了，说明当时的医学家对肺痨病人观察还是很细致的。同时代的著名医学家张景岳（公元1563-1640年）在《景岳全书》里说道：至若劳瘵之有不同者，或以骨蒸、或以干咳、甚至吐血吐痰，营卫俱败...本末俱竭而然。认为肺痨是慢性消耗性疾病，这点跟现在观念也是符合的。同时代还有一个杰出的医生，李中梓（1588-1655年），这个人原本也是体弱多病（类似文章一开头的丁福保），后来才学医的，并且自成一派。他的书《医宗必读·痨瘵》确立了“补虚补元，杀虫以绝其根”的治疗方法，认为“能杀其虫，虽病者不生，亦可绝其传疰耳”，强调了为预防传染，杀虫十分重要。杀虫即便不能救病人，但起码能杜绝传染给其他人。到了清代，医学家李用粹（1662-1722年）在《证治汇补》中对结核病的描述“痨瘵外候，睡中盗汗，午后发热，烦躁咳嗽，倦怠无力，饮食少进，痰涎带血，咯唾吐衄，肌肉消瘦”，清朝医学家对肺结核的描述又更进一步了，尤其是“睡中盗汗、午后发热、倦怠无力”这几个词语，现在任何一个医学生、医生都是很熟悉的。从上述文献来看，中国传统医学对痨症（肺痨、肺结核、痨瘵）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后代在前代已有的资料上，结合自己的实践认知，一步一步完善这个知识体系，对这个病的临床表现有了基本的概括，而且现在看起来他们总结的都很准确、到位。另外，对这个病的传染性也有认识，最初大家对疾病存在恐惧，还有很多神话色彩，有鬼怪之说，但随着医学家们不断探索研究，唐代开始有医学家提出是虫子治病，虫子导致传染，虽然没有证据，但这种认识也是空前的。后来人们提出要治这个病，要切断传染性，就得杀虫。而不再是妖魔鬼怪之说。看了这些文献，我很感慨，对事物的认知真的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然，虽然我们传统医学医生们对肺痨的认知不断加深，知道要杀虫，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效果很好的杀虫药，各种方剂、汤剂等等我就不贴上来了，总之在1940年以前，不管是我们还是西方国家，对肺痨（肺结核）都是没有很好的办法的。我们再举个例子，单独讲一个人，陈果夫（1892-1951年）。陈果夫和我们文章一开头的丁福保，俩人所在的时代是一样的，都是晚晴出生，经历了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近代史里的重要人物。陈果夫是蒋介石那边的人，政治敏感性之类的我们就不讲了，他官位很大，最高好像做到了民国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管党务。1948年去了台湾，没两年就病死了。因为陈果夫是典型的肺结核病人，而他那个时代特别有意义。民国时期，西方医学已经传入中国，但当时还没有很好的抗结核药物，所以西医对肺结核的治疗并不显著高明于传统医学。
陈果夫20岁（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第一次吐血，60岁死亡，他患肺结核整整40年。1911年他吐血那次，住进了协和医院，医生诊断是肺结核，当那时候西医什么药都没有，链霉素、异烟肼都还没研发出来，他们治疗肺结核的办法就是疗养----找一个风景优美的疗养所，呼吸新鲜空气，或许会对病情有帮助。后来的几年、十几年，陈果夫的病情持续在进展，几乎没一年是消停的，不断咯血。传统医学开了很多方子，西医也一直建议到疗养所静养，各种名贵药材要吃了不少。但效果都不是很好，大家想一想，以陈果夫的地位和势力，他的医疗资源必定是非常丰富的，但那个时候的医生，不管是中医、西医，都拿肺结核没办法。当然，不少人开方子之前都是信誓旦旦的言必治愈云云，但我们看的是效果，而不是口号。陈果夫都如此，更别说丁福保，更别说远远比不上他们俩地位的普通人民百姓，所以当时北京城死亡病因有将近一半是痨症也的确不无可能。第一个对结核杆菌有治疗价值的药物是链霉素，1945年开始用于临床（后面我们会讲到）。陈果夫那时候也用了链霉素，还有各种办法，但都没能治愈他的肺结核，甚至病情还越演越烈，以至于陈果夫当时最大的希望是：希望科学能赶上我肺病的进展，以治我的病。可惜，陈果夫没能等到科学的进展，他就结束了一生，那年是1951年。西医治疗慢性结核病取得显著疗效要等到1952年，那年异烟肼出来了。1967年利福平也开始用于临床。那时候才可以说是真的有办法可以治疗肺结核，并且可以治愈肺结核（不总是能治愈）了，可惜陈果夫没等到那一天的到来。直至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医学家开启了病理解剖学时代（大概是公元1500-1600，约当于我们明朝时期），他们才逐步认识痨症（肺痨）这个病。
我们唐代开始医学家就猜测可能是肺虫治病导致的肺痨，但一直也是猜测而已，由于没有工业革命，没有解剖学发展，没有成体系的医学理论，没有显微镜等设备，一直没有人真正找到这只所谓的“肺虫”。而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医生可以解剖尸体了，他们就开始通过解剖痨病死者的尸体来寻找痨病的原因，很快他们就发现痨病病人体内产生了某种特殊的病变。比如16世纪中叶，医生Jean Fernel发现痨病死者肺部烂出了空洞。这是了不起的发现，如果没有解剖学，人们是不可能知道病人的肺烂了，并且烂出了空洞。1679年，法国医生Franciscus Sylvius在他的著作《Opera Medica》中描述：在死于痨病的尸体肺部发现了颗粒状的“结节”，这些“结节”会化脓并且溃烂。他将这些“结节”称之为“结核”。1700年，Manget医生在尸体解剖时发现了遍布肺、脾、肠系膜和肠子的像“粟米”一样的“结核”，后来把这种病理特征的结核病称之为“粟粒性结核病”。1790年，Matthew Baillie医生描述了一种“干酪”样的“结核”，痨病尸体肺部有一种像干酪样的改变。上述种种，包括结核、粟米、干酪、空洞等等名词，都是医学生、医生们耳熟能详的病变描述，但医学生、医生们学习肺结核这章书时一来就被告知这是结节、这是粟粒、这是干酪等等，却不知道为何会有这些名词的出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道是谁先发现并且报道这些病变的，这不利于系统化的学习。另外，上述都是医生在给死亡的痨病患者尸体上解剖而得到的信息，当时他们也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痨病患者会有这些肺部改变。那时候西方医学家们甚至认为痨病是遗传的。虽然有人提出过痨病可能是某种微小的生物传染的（类似我国唐代提出的肺虫致病学说），但因为缺乏确凿证据没人信服。直到19世纪（相当于我们清朝末期），法国军医Jean-Antoine villemin（1827-1892年）用实验证实了痨病患者的传染性，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实验证实，而不是根据观察得出的结论。Villemin从已经死亡的结核病人的病变器官中取得干酪样的物质和液体，将其注入兔子的皮下，三个月后，兔子都死掉了，并且在兔子肺部和其他器官找到了大量的结核状病变。很明显，痨病人的病变器官内含有一种微小的生物，这些微小生物在病人体内繁殖，导致了结核病，并且可以传染。随后他有花费了几年时间，证明了结核病可以通过接种的方式传染给天竺鼠、狗、猫及其他动物。1865年villemin在法国医学会公布了他的发现，并且1868年出版了相关著作，进一步阐述了结核病的传染性。可惜的是，他的发现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因为当时人们还不是很相信所谓的微生物能致病。为什么不相信？很简单，知识局限性、历史局限性。比如这两个例子：1848年维也纳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观察到不洗手的外科医生组的产妇患产褥热的概率更高，而经常洗手、注意卫生的助产士这边的产妇患产褥热的概率低很多很多，塞麦尔维斯当时就提出了，洗手能降低产妇发生产褥热的概率，虽然他不能说明是有微生物导致的，但最起码他知道洗手能洗掉微生物（当时还没有微生物这个概念），有助于预防感染，但人们就是不相信啊，后来他还被开除了，最后郁郁不得志而死在精神病院。直到1867年，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才进一步提出洗手消毒能降低手术后的感染率，并且他有具体的临床研究表明，从那以后，医学家才真正重视洗手、消毒这个步骤，但当时人们还不是很认识微生物这个东西的，所以1865年Villemin提出他的见解时才会不受到重视，毕竟新生物出来总是坎坷的，更关键的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让人们真正看到那个所谓的微小生物，他没有分离出来。时间到了1882年，比villemin幸运的人终于来了。
这是个德国人，叫Robert Koch（罗伯特·科赫）（1843-1910年），科赫是相信肺结核病患者是由微小生物治病并且传染的，当时也越来越多人相信了，苦于没有人能找到这个微小生物。显微镜很早就发明了，1652年荷兰人列文虎克就发明了第一架显微镜，后来他又研制出很多更精致更完美的显微镜，并且迅速在欧洲推开。列文虎克后来在雨水中发现了很多微生物，并且说这些微生物可能可以治病，但一直没人相信。科赫是个医生，他相信列文虎克（发明了显微镜、发现了微生物），也相信villemin（认为微小生物导致肺结核），所以一直做这方面研究（据说他妻子送给他一台很先进的光学显微镜），当时做这方面研究的人不少，但只有科赫成功了。科赫在发现结核杆菌之前，先发现了炭疽杆菌，那时候他已经轰动世界了。后来他改进了自己发明的染色方法，终于在痨病病人尸体器官组织内发现了一条清晰的蓝色长条细菌，那年是1882年。他给这个细菌命名为“结核杆菌”，因为在这之前，人们已经知道这个病叫肺结核了，死者肺部有很多结节、结核、空洞、干酪等等病变。科赫发现结核杆菌是一个里程碑事件，中国传统医学从唐代开始就认为痨病是肺虫致病，但由于没有解剖学、显微镜等手段，没办法真正找到这个虫子，思路是对的，但局限于技术层面。那时候西方医生们对肺结核几乎就是束手无策，肺结核还被称之为“白色瘟疫”，因为尸体解剖时候发现死者肺部的结节都是白色的，看起来很恐怖，所以称之为白色瘟疫。
当时西方医生治疗肺结核的主要办法是疗养。对，大家没看错，就是疗养。就是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休息、营养、空气和阳光这些自然的方法提高病人的抵抗力来治疗肺结核。这个办法后来也传入中国，1900年后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郊区新建了很多疗养院（1909年美以美会在西山福寿岭创办了同仁疗养院，是北京最早开办的肺结核疗养院，后来陆续有红十字会疗养院、西山八大处天然疗养院、平民疗养院等等），就是专门用来治疗肺结核病人的。疗养时间少则一两年，多则十几年。对于一些病情轻微的肺结核病人来说，足够的休息、放松、营养或许会有帮助，但对于病情较重的患者来说，并无卵用。何况，普通人是疗养不起的，去疗养院的都是达官贵人。西方医生们当然也知道疗养不是完全有用的，所以后来治疗手段更激进一些了，直接采用外科手段，比如人工气胸术、肺叶切除术等等。气胸大家应该听说过，肺泡破裂了，空气进入了胸膜腔，那就是气胸。最早提出人工气胸术治疗肺结核的医生是意大利医生Carlo Forlanini（1847-1918年），1880年，他观察到24例肺痨患者发生自发性气胸之后，肺痨症状竟然有所缓解了，后来他索性直接给肺结核病人造成人工气胸（用针刺破肺泡，注入气体），发现对病人有一些帮助。这其实就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气胸是种病，没想到这个病还能用来治病。但Forlanini的发现没有引起很大关注，直到30年后的1912年，他在第七届国际结核病大会上报告人工气胸术后，才得到广泛的应用。人工气胸术治疗肺结核的原理不复杂，就是注射入气体，气体压缩肺组织，导致肺组织萎陷（所以也称之为萎陷疗法），进而减轻咯血、咳嗽等症状，也延缓病情进展。这办法不是很高明的，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即便到了现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人工气胸疗法仍然会被用到，尤其是对于耐药肺结核病人来说，人工气胸法仍然有用武之地。（源自：2011年唐神结出版的《临床结核病学》）。1915-1930年是人工气胸术治疗肺结核的全盛时代，一经诊断为肺结核，医生就会考虑给病人用人工气胸术（指的是西方医学医生）。资料显示，在1915-1945年，疗养院中约有90%的病人接受了气胸治疗（源自：上海市1950-1954年人工气胸治疗肺结核病的总结.中华结核病科杂志，1957年）。甚至一段时间内，人工气胸术都“滥用”了。很多原本不适合气胸的病人也做了气胸，气胸后还可能发生一系列并发症，包括胸膜渗液、脓胸、肺不张等等，每一个都足以让病人深受煎熬。西方医学提倡的疗养院、人工气胸法，并不能根本上逆转肺结核的治疗颓势。甚至很多信奉西方医学的达官贵人都不愿意用这些办法，转而用中国传统医学的药方。但前面我们也讲了，如果传统医学的药方对肺结核真的有帮助，那我们中国人也不用闻痨病而色变了，也不会死掉那么多痨病病人了。我们必须要承认，1945年之前，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没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即便明知道是结核杆菌惹的祸，依旧没办法。当时治疗梅毒已经有了六零六（含砷的抗梅毒药）、治疟疾已有奎宁，但治疗肺结核，依旧没有特效药。陈果夫在自己记录的文字中说到：自我生肺病（肺结核）以来，亲戚朋友告诉我能医好的肺病的药，把它们统计出来竟有三四十种之多。1928年，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青霉素真正广泛运用是在二战期间，1940年左右。青霉素的发明是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明，以前很多死于感染的病人、伤者终于可以痊愈了。但可惜的是，青霉素并不能治疗肺结核。结核杆菌并不怕青霉素，由于结构的显著差异，它们就像两个世界的矛和盾。但医学家们相信，只要持续找，总能找到杀结核杆菌的其他的药。1930年左右，医学家们又发现了一个事实：结核杆菌掉入土壤中会很快遭到破坏。所以土壤中显然存在某种能杀灭结核杆菌的物质。这是个振奋人心的发现。
美国防痨协会，在1932年委任瓦克斯曼（Selman A.Waksman）这位土壤微生物学家，研究一下结核杆菌为什么会在土壤中遭到破坏。1939年，美国最大的制药厂默克公司资助瓦克斯曼研制抗生素，这并非药厂好心，实在是利益太大，谁先第一个研制出能治疗肺结核的抗生素，并且迅速铺开全球市场，回报有多丰厚不言而喻。研究进行了好几年，做了无数次研究，终于在1943年苦尽甘来。瓦克斯曼的研究生萨兹（Alfred Schatz）终于分离到了一株灰色的放线菌，它能产生一种抗生素，对多种革兰阴性杆菌有抑制作用，包括结核杆菌。瓦克斯曼迫不及待，给这个新的抗生素命名为“链霉素”。1944年，他们的研究成果发布了。1944年底，他们已经通过动物实验证明链霉素对豚鼠体内的结核杆菌有明显抑制作用。1945年，有医生就发表了34例结核病人应用链霉素的临床报告。1946年，美国已经取得了1000例临床试用结果。而到1948年，美国和英国的医学界已经达成共识：
链霉素能够有效治疗粟粒型肺结核、结核性脑膜炎这些急性结核病，但治疗慢性结核病的效果欠佳，因为结核菌很容易就对这个链霉素耐药。尽管链霉素不能治愈慢性肺结核（陈果夫也用过链霉素，但效果不好，陈果夫1951年病逝），但链霉素还是给人类带来了希望，起码重症结核病患者不需要死亡了。从1882年科赫发现了结核杆菌开始，到1944年链霉素的发现，时光走了60年。每一个成就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的。1946年中国药理学教授祝维章把瓦克斯曼他们的文章《链霉素---来源、属性和特性》这篇文章翻译出来，并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算是给中国人引进了链霉素这个药。链霉素出来时，价格也是很昂贵的（具体价格现在查询不到），1947年山东大学附属医院已经使用链霉素治疗了5例结核病脑膜炎患者，但因为药价太贵，很多病人经济能力跟不上，只能断药。同一时期，国内很多文章都出来了，都是用链霉素治疗结核病人的报道，这说明当时国内西医水平是紧跟国外的，毕竟很多医院都是教会医院，职工不少欧美教授。发现链霉素的那对师徒，后来也因为争抢谁才是第一个发现链霉素的人而对簿公堂，现实就是这样。在巨大的名誉、经济利益之前，几乎没有人能无动于衷。医学家们仍然在进行广泛的药物筛选工作，大家都快马加鞭，希望自己能出成绩，找到新的治疗肺结核的药物。1952年，第二个治疗肺结核的药物出来了，异烟肼。异烟肼对比链霉素有很大的优点，它杀菌力强，副作用小，剂量小，价格低廉，生产容易。正由于这些优点，异烟肼很快就爆发了，而且迅速传入国内。1952年国内吴绍青教授（我国治疗肺痨方面的元老）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最早合成异烟肼，并且迅速推开国内使用。有了异烟肼后，结核病的治愈率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治愈率高达90%。1949年建国后，国家采取了很多手段来治疗肺痨（肺结核）病人，由于当时有了链霉素、异烟肼，治疗效果已经较为满意，很多病人都能得到治疗，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有一个小细节可以看得出当时肺结核的常见、重要性，当时中华牌杂志有一本叫做《中华结核病科杂志》，是在1953年创刊的，一本杂志就以一个病的名字命名，并且重点讲这个病，这是很少见的（后来也有了专门讲高血压、糖尿病的杂志），后来这本杂志改名了，叫做《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也是我读研究生时候常常阅读的一本杂志。利福平的面世，使得结核病的治疗又发生了一次更大的飞跃，很多专家学者对利福平的评价非常高。并且更重要的是，利福平安全性好，副作用轻微。在这期间，吡嗪酰胺（1954年上市）、乙胺丁醇（1961年）也出来了。我们医学生、医生读书考试时要记在脑子里的几个抗结核药物：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乙胺丁醇都出来了。而这都是80年内的事情，历史走了几千年，真正对肺结核治疗有本质改变的也就这80年。1979年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当时全国人口9.6亿，抽查了888个调查点，共抽查了133万人。结果显示：肺结核患病率为717/10万，估算全国有690万活动性肺结核病人（新疆最高）。当然，上述是肺结核患病率，而不是结核杆菌感染率，感染的人数更多，只不过很多人感染了并不发病，而且以后可能会自愈。当时调查显示全国农村平均感染率是27.5%，接近1/4的人感染了结核杆菌，数目庞大让人瞠目结舌。到了1984/1985年期间，全国又进行了第二次的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统计，第二次统计沿用第一次（1979年）的抽样方法，当时全国人口算10亿，共抽查了110万人，结果显示：全国肺结核患病率550/10万，现有活动性肺结核病人数约570万人。比1979年那次下降了23.3%。肺结核病人减少，当然跟卡介苗的使用、治疗药物增多等多方面因素有关。但570万仍然是个巨大数字。并且14岁儿童感染率为20.7%。
到了1990年，全国第三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报告显示：调查146万人，肺结核患病率523/10万，估计全国有593.2万肺结核病人。2000年，全国第四次调查结果显示：调查了36万人（比前三次少了很多），全国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为367/10万，估算全国有活动性肺结核患者451万。2010年，全国第五次调查结果显示：调查了25万人，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1310例，患病率为459/10万，估计全国有499万肺结核病人。调查都是估算，估算我们国家目前起码都有几百万肺结核病人，这个数据只会多不会少。我查阅了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但即便如此，我们目前仍然认为肺结核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耐药肺结核太多了。以前效果很好的药物，很多病人都用不了，因为他们体内的结核杆菌是耐药的，耐几个药，甚至全部耐药，这就棘手了。所以现在用来治疗肺结核的药物越来越多，有十几个，而且经常是好几个药联合使用，不是专门搞肺结核的医生都搞不清楚这些用法。任何一个传染病，都得预防。最经典的就是天花，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由于牛痘接种的铺开，天花在世界上灭绝了。这就是疫苗的力量。还有慢性乙型肝炎，在没有强制新生儿打乙肝疫苗之前，儿童感染乙肝病毒率高达10%，而最近几年的数据显示为不到1%了，甚至更低。这都是强制推广疫苗的好处。但凡在医院出生的孩子，24小时内就给打上乙肝疫苗。24小时内除了给新生儿注射乙肝疫苗以外，还有一个疫苗，卡介苗。我左胳膊处还有一个几毫米大小的疤痕，就是接种卡介苗留下的卡疤，我儿子现在上臂也有一个卡疤，那也是出生时注射卡介苗留下的印迹。现在的人可能觉得接种卡介苗平平无奇，按照医生的要求走就对了。殊不知当时卡介苗出来时有多轰动。限于篇幅，我不准备多介绍卡介苗了。科赫1882年找到了结核杆菌以后，人们就没停止过找这个传染病的疫苗，就好像天花有牛痘疫苗一样。1921年，两名医学家，一个叫卡尔莫特、一个叫介兰（都是音译）共同研究出了一种疫苗，试验表明，这个疫苗的确能预防结核杆菌的感染，动物实验成功了。便以他们的名字共同命名，所以叫卡介苗（第一个字母的合成）。卡介苗的发现、使用不是一帆风顺的，1930年左右还发生了德国吕城惨案，就是接种卡介苗的孩子，有不少死于结核病。这件事搞得人心惶惶，这卡介苗到底行不行。后来人们调查清楚了，是接种疫苗的人搞错了，把结核杆菌混在疫苗里，给孩子接种了，孩子不得病才怪。我国从1928年开始引入卡介苗，过程也比较曲折，这里不讲，真正全国大规模推广卡介苗接种的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了。到了1988年，一岁以内婴儿卡介苗接种率达到90%以上。可惜的是，卡介苗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绝对地预防结核杆菌的感染。有不少孩子接种了卡介苗，但仍然可能感染结核杆菌并且发生肺结核。这可能是接种不成功，没有激发免疫保护，或者其他的原因。但无路如何，卡介苗还是发挥了效果，起码能保护一部分孩子。从卡介苗的出现到现在，又过去了差不多100年。我们仍需继续努力研发，争取能有更好的疫苗，最好是能够跟牛痘疫苗一样，一针一个准，最终把天花消灭了。肺结核离我们并不远，身边可能就有病人，希望大家更了解这个病。为了跟大家分享、交流，我们启用了另外一个公众号（Dr家庭医学），可以说是我的小号吧，那里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科学有趣、有料的家庭医学知识，希望能帮助到每个家庭、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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