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观｜书札尺牍中的苏轼
苏轼诗、词、文、书、画俱佳，乃宋代文学艺术的标志性人物，其一生屡遭贬谪，坎坷多难。苏轼只在元祐年间，有过一段短暂的意气风发的时期，从七品入侍延和，继而擢升三品翰林学士，抵达仕途的顶点。然而，乌台诗案与元祐党争，几乎陷其于死地。
绍圣元年，新派得势，苏轼开始万劫不复的贬谪生涯，一路自定州，而英州，而惠州，而琼州，而雷州，直至人迹罕至的天涯海角——儋州。他如一枚棋子，被政敌玩弄于股掌之间。元符年间，虽蒙朝廷宽赦复官内迁，但多年的流放生涯，已耗尽其生力，最后客死常州，时年六十六岁。
樵归路远，宦冷怀高。他一生蹭蹬宦海，几度沉浮却不失乐观之心，去井离乡却能优容自处，冲淡随性的人生态度，让他能以苦为乐，泰然处之，正所谓一蓑烟雨任平生，吟啸且徐行。
苏轼书札尺牍多有生趣。这生趣不是来自心忧庙堂之高的忠臣孤怀，而得于身处江湖之远的寻常百姓，丈夫慈父，家长里短，人情往还，乃至油盐酱醋种种不上台面的小事小情。
痔疮复发，吃遍百药皆无效，后吃“淡面”，即用去皮的黑芝麻晒白，茯苓捣碎，加以蜂蜜、胡麻，味美且有奇效（《淡面帖》）。侄儿去世，他一面怪其生前挥霍无度，放贷甚多，但用钱时一无所有，一面贴补丧葬费，并嘱咐其遗孀，侄儿欠自己的二百千钱不必还了（《十六姪帖》）。还有替朋友儿女撮合姻缘（《求访佳婿帖》）。托人买丝绸，颜色不如意，想请代为调换，自嘲聒噪（《奉喧帖》）。写信祭奠亡友，宽解友人节哀，死生，不过聚散之常理（《人来得书帖》）……都娓娓写出，真是生趣盎然，如见其人。
《人来得书帖》
作为名重一时的人物，求文求字者踏破门槛，难免盛名之累。苏轼对自己的字心中有数，对意气相投者，从不吝惜笔墨，所赠皆有缘人，多以“施山中有道者”，写字送得最多的是和尚道士，甚至只是萍水相逢一面之交的乡野百姓。如柳十九用太官米作饭款待自己，王元直送来腌制的芥菜供其下酒，苏轼便喜不自胜，欣然挥毫赠之。对于那些有备而来，心有杂念的乞书人，则“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他还有一副侠义心肠，常主动周济贫苦的读书人：
宗人镕贫甚苦，吾无以济之。昔年尝见李驸马璋以五百千购王夷甫帖，吾书不下夷甫，而其人则吾之所耻也。书此遗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书赠宗人镕》）
王夷甫，就是西晋清谈误国的王衍，人品虽恶，但书法倒很不坏，当时有人出重金求购。苏轼见宗人镕贫苦，便写字赠之，让他换钱度日。并嘱咐他，自己的字不比王衍差，至少开价五十万钱。反之，如果遇见别有所图的求字者，即使熟人故交，苏轼也婉言回绝：
徐十三秀才相见辄求字，度其所藏，当有数千幅，然犹贪求不已。今日方病，对案不食而求字不衰，吾不知此字竟堪充饥。已病否？此弊殆不可解也。（《徐十三帖》）
《徐十三帖》
这段杂记大概写于元丰六年（公元1083），苏轼时在黄州。徐十三是黄州太守徐大受的儿子，应该是个尚在读书的少年。因父辈的关系，这个徐秀才得以经常见到苏轼，每次碰面都百般纠缠，索要墨宝，竟然积攒有千副之多！当然，苏轼可能是夸张了，但也足见此人之心机。苏轼当时病体未愈，吃饭都没胃口，还要应付这些俗人，心情恶劣到极点。又如《答谢民师论文帖》：
苏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
这个谢民师就是著名的《答谢民师推官书》中的广州推官谢民师。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谪居琼州的苏轼遇赦北还，路过广州，谢民师多次携诗文登门求教，故而交善。谢推官不仅与苏轼谈论诗文，还多次求字。这回想让苏轼写大字，苏轼以大字不佳，且船舱局促，书写不便，婉拒了他。
翻看苏轼书札，命运不能自主的愁苦也有，生活拮据，病体难安的烦闷也有，但不是主流。嬉笑怒骂，乡谊友情，亲朋问询等反倒随处可见，充盈着一种乐观恬适的情绪。但宦海沉浮，壮志难酬的愤懑，“寒灯相对计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的孤寂，总得有发泄的途径，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心境，在《黄州寒食帖》里有另一番体现：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此贴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时苏轼48岁，因乌台诗案牵连，受贬黄州团练副使。遭此人生中的重大打击，诗人穷愁潦倒，悒郁寡欢，寒食节触景生情，写下这一杰作。初见此帖，便觉得眼前光彩流动，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在。
全帖17行129字，前小后大，先工整后跌宕，字体大小反差强烈，错落参差，章法非有意为之，纯然随情绪的流动，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雨势”、“破灶”、“途穷”用笔凝重滞涩，如横空堕石，力有千钧。“年”、“中”、“苇”、“衔纸”的最后一笔，似利刃，泛着寒光，割开书者的心，墨瀋淋漓处，内心的苦楚与惆怅展露无遗。
最动人的是“花”“泥”二字之间牵连婉转的游丝，细若发丝，似断未断，气脉相连，像极了书写者剪不断理还乱的愁思。前尘往事，真有却对酒杯浑似梦的怅惘，这恐怕才是苏轼最为真切的心境写照，是真正写给自己的。
帖后原有黄庭坚题跋（后被裂为二帖，别名《黄州寒食诗帖跋》），说“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确实，书法是一种即兴的艺术，如雨过无痕，不可复制，当年王羲之酒醒后再写《兰亭序》，用尽气力，再难及原作神韵。
《黄州寒食帖》
文人不仅相轻，还多记仇，所谓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不在少数，苏轼不然。一入俗世，便蒙俗尘，成俗吏。挣脱官场尘网的羁绊，反倒看得开了。也许是经历了太多世态炎凉和党祸纷争，苏轼对人生人事都看得淡，对政见不合，甚至曾经欲陷自己与死地的同僚故人，他都不计较，在其落难时绝不落井下石，还能雪中送炭，好言慰籍。如《归安丘园帖》：
苏轼启。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候康胜，感慰兼极。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时怨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人还，不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
这里的子厚，即章惇，早年苏轼任凤翔府判官时，章惇为丹凤太守，两人为故交。在凤翔时，有一次，苏章同游仙游潭，路遇一独木桥，下为深涧，苏轼不敢过，章惇却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还正崖壁上题了字。苏轼笑言，你如此大胆，不顾惜自己的性命，将来一定会杀人，不料竟一语成谶。乌台诗案发，章惇虽为新党，但还是顾念旧情，竭力奔走营救苏轼。后来元祐年间，新党被谴，章惇与苏轼反目结怨。哲宗新政，章惇获重用，官居宰辅，便开始报复迫害苏轼兄弟，欲除之而后快。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命运给两人开了大玩笑。当苏轼获准离开海南时，章惇自己却被罢黜，流放雷州。苏轼此信即正是写给流放途中的章惇，没有幸灾乐祸，而是真诚的同情和宽慰，落落大方，一笑泯恩仇，随他去吧。
能做到这一点的，能有几人？
